|
尘封的西藏(回忆录·下)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十九
由于康区进行了民主改革，1957年开始，四水六岗的好多人到了西藏。他们在拉萨集中后去了山南，在赤古县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四水六岗又到了后藏南木林县，抢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武器仓库，回到山南，流散打解放军。
西藏工委批评噶夏政府，让采取措施。噶夏就召开了西藏所有僧俗官员大会，在罗布林卡。可能是1958年夏天，提出了四水六岗打解放军、武器仓库被抢、工委生气等问题，然而，我们怎么办？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让达赖喇嘛到印度，因为局势不稳；有的要平息康巴叛乱，让中央高兴……最后决定各级官员派代表加强改良政策，具体措施在改良会上商量；还决定了噶厦政府派那木色林等两名代表，到赤古地方，进行说服教育。但是那木色林等人的话没有起作用，还是经常传来他们打解放军运输车子呀什么的消息，四水六岗采取的是游击战。
1958年春节，西藏工委、军区联合举办一个春节慰问团，我当团长，到林芝、波密这些地方慰问部队，我还带了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电影队。
这一年，达赖喇嘛考格西，他先到三大寺去辩经。1959年传召的时候，在大法会中，还要辩经。
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工委、军区一定要噶夏政府负责，每发生一件事，他们就找到噶夏，让噶夏处理。噶夏也生气了，说解放军威胁达赖喇嘛的安全。1959年藏历1月15日传召时，在桑颇的房子（后来成为贸易总公司）上，解放军的机枪都是对着讲经会场松却热。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都提高警惕，各说各的理。另外元月三四号时，从布达拉到祖拉康的路上，也发生了问题，有人说，西藏工委里面有个雕堡，当时机枪对着马路，而达赖喇嘛要从马路过来，本来这条路是不允许随便走人的，又突然过来一个了汉人，大家都怀疑是害达赖喇嘛的，就把这个人抓了。
发生了这些小事，局势更加紧张了。噶夏政府也提高警惕，比如传召法会达赖喇嘛的警卫员也增加了，再说喇嘛集会的地方当兵的不能来，那一年也来了。各种谣传都起来了，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1959年春节，贸易总公司请客，包括我和归夏巴，桑颇、占东。这以前，军区后勤部常请我们。我们的枪支弹药工厂不是给了他们吗？本来请我们的是徐爱明、牛青山，平时都是他跟我们打交道，后来，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政委，他说，现在局势很紧张，你们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呀？这个人说话挺强硬的，徐爱明也不好意思了。后来这个人走了。
请客的内容一般是打打牌，不睹钱，输了喝酒。这天归夏巴先说要回去，我说，我们一起走吧。可是牛青山（工作中我们常有联系）说，归夏巴他们先回去，等车回来再送你。牛青山又说，现在，到处是康区的叛乱，形势不好了。恰巴色，我们的看法还是一致的，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人也很忠诚，我们在工委（他是工委委员）分析了噶夏的官员，有人说恰巴色虽然到中国去了好多次，但回来后（我去中国时剪掉了头发），还是留了辫子，戴上了帕角，而另外的人没留辫子，这就是不进步啊。虽然别人这么说，但我们合作得很好，将来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我是公司的总经理，还有李正副经理。他们都很好，如果我不在，找他们谈，还是我们看法一致的好。
这是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想，区统战部下面有几个干部会说藏话，可能内部有分工，他们一个礼拜最少去两三次贵族家里，我这里徐宏山同志是懂藏语的，经常到家里来，随便谈一谈，吃一吃，将工委的一些情况通通气。
1958年，他也经常跟我们讲现在形势不好，还说，拉萨搞叛乱的话，就完了，都得要饭了，应该立场坚定，不要动摇，还是要相信共产党。
我和老伴说，平时老徐也说，这回牛青山也说，其实就是一句话：要么跟共产党，要么跟噶夏。老伴说，共产党对我们不错，并且叛乱的话，我们有小孩在北京和寺庙。我说，那就跟共产党走吧。我们的三个儿子都是活佛，传召结束，应回寺庙，但形势紧张，都留在了家里。
1957年底，康区的人（四水六岗）都到山南时，我们察嘎活佛的管家就住在这院子里，他说，我们康区的人都到山南去了，你们都是干革命的，我们去山南打解放军对你们不好，最好我们去印度。那时他们有银元。
我说，你们山南去不行，国外去也不行，还是在我们院子里好好呆着吧。
他说，有一天西康的人逮捕了，可我们不逮捕，对你们不好，我们还是去国外吧。
我说，我知道党的政策，不会抓不搞叛乱的人，如果抓你，我来说。
他就没去国外。
藏历元月，记不清是几号了，我去了区工委，跟牛青山说，我跟老伴商量了，还是坚决不参加叛乱，跟着党走，这样万一拉萨发生叛乱，我们家呆不住，就搬到你们那里。
他说，可以，我和几个副经理交待一下。
这时，我老伴准备生第五个孩子，已住进了四十九医院，这是军区医院的前身，我留在了家里。
3月10号这一天，本来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文工团的节目，他们从中国培训回来，有个新节目。
归夏巴来了，我们准备做机关的车一块儿上班。吃早餐时，有个女佣人突然进来说，祖拉康那边很多人都去了罗布林卡，有点乱。归夏巴也说，外面是有点乱，好多人在大街上跑。
我们就上了二楼往外面看，正好桑颇的车子开过去了。当时桑颇已任噶伦了。我说，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桑颇都去上班了。
我们就坐上车子，接索康·堪琼（当时，我们单位的占东已换成了索康·堪琼），快到军区门前时，桑颇的车子又从罗布林卡过来了，停在了军区门口，我从车子上下来，到桑颇的车子那里，发现桑颇已经受伤了，躺在一名小吏的怀里。我说，桑颇噶伦，出了什么事呀？
小吏说，在罗布林卡那边，被人打伤了，他在德吉林卡包扎了一下，打算到军区门诊治疗。
我说，我跟门卫说一下。
等桑颇进去后，我们就从林廓路接索康·堪琼了。门关着，他的一个亲戚说，他很早就去罗布林卡开僧官会议了。
我对归夏巴说，看起来，今天的形势不太好，上班那里可能不安全。
归夏巴说，是呀，我们单位那边有噶夏政府第二代本（算噶夏的一个部队吧），还是回去吧。
我们的车子就先到我家，然后送他回家了。
那一天，佣人到帕廓街看过，说有好多游行的人。晚上，我也把自己的手枪步枪拿出来发给佣人，让好好看门。我估计明天会通知我去罗布林卡开会，我对佣人说，如果通知，就说我不在。
这天晚上，军区的车辆呜呜地开着，一夜没停。
军区就建在我家的草坪、朗敦林卡、孜仲林卡上面，我听得清楚。
第二天很早给我来了一个纸条，一个俗官四品官说，昨天在罗布林卡开会，你没来，卓尼钦布叫我通知你，今天一定要参加开会。
我说，昨天我和归夏巴上班没去成，今天要去上班，处理一些着急的事情。
快到中午，归夏巴坐车来了，他也接到了去罗布林卡开会的通知，他说，我准备去开会，你怎么办？
我虽然决定了不去开会，但我没跟他说，我说，昨天没有去上班，今天是不是去上班呀？
他说，还是去开会吧。我们是不是一起去？
我说，你坐机关的车先走，等一会儿，我坐自己的车去。
他猜出来了，说，你要不去开会最好不要呆在家里。
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一会儿就来。
归夏巴走后，我给牛部长打了电话，我说，请你们来一下，我马上搬到你们那里。等了好久，他们也没来。这么在家呆着也不安全，就坐着我的车到阿沛·阿旺晋美家去了，那里有解放军站岗，安全一些，另外我也给佣人留了话，说我去阿沛家。
我和阿沛说一说情况，一块吃了中午饭，这样，贸易公司的几个人来了，说让我搬到筹委会去，说搬到贸易公司不安全，离帕廓街太近。
我跟佣人什么也没说，就带着三个儿子，在三月十一号这天，来到了自治区筹委大院。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女孩，南杰拉孜，她还在北京读书。
我们住了下来。筹委也忙得很，都在准备打仗，不停地挖工事呀什么的。
十四号，叫我到军区后勤部去，徐政委说，筹委和军区商量了，让你搬到四十九医院，因为你爱人正在那里住院。他说，坐你的车不行，卧车也不行，还是坐大车，带上几个解放军，才比较安全。因为我们路过布大拉宫下面，他们说布达拉宫上面经常往下打石头，让我和孩子都穿上军大衣。
我的车子就放到了后勤部，我们坐后勤部的大货物，我和孩子、两个佣人都带了枪，四周是解放军，他们也带了枪，就这样，到了四十九医院。
第二天晚上，我老伴安全地生下了拉珍。
医院里也忙得很，搞调堡呀、挖洞呀，堆粮食呀……院长跟我说，如果打起来，你们要住在洞里。当时有几个一代本的兵，病还没好，就让他们出院了。
医院内部都担心哲蚌寺，因为哲蚌寺在山上。如果正式打起来，哲蚌寺的喇嘛要和他们医院打。总医院很注意哲蚌寺。
我觉得这样打起来不好，对寺庙医院都不好，我说，要不要我到寺庙去谈判，双方打起来都没什么好处。
医院说，这不行，你虽然是好心，可是不能去。
3月19号夜里，北京时间二点吧，到处都是打炮的声音，好像是外面往医院打炮，我们觉得个个窗子都在响，后来他们说这是炮出扣，是医院往罗布林卡打，哲蚌寺只有几个喇嘛出来，但没打。
在打仗其间，我和老伴、老伴的表姐、表姐的女孩子，还有两个佣人，抱着孩子住在洞里，当时，还有一个贵族夫人，也住院了，我们一块住在洞里。
洞是一个钢筋水泥做的，在楼底下。
解放军有大炮和战术，而藏军康巴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战术、没有好的武器，两三天的时间，战斗就结束了。
我听说噶夏那边开了许多会，有人说恰巴·格桑旺堆投降汉人了，他的房子也没人住了，我们就借用他的房子。他的房子离军区近，从他的房子打军区方便。
我马上跟军区后勤部说了，后勤部说，你放心，我们派人保卫你的房子。打仗那天，解放军很早从朗顿那边跳墙过来，站领了我们家。我的房子对着藏军总司令英吉赤政喇嘛的房子，他的家藏了许多藏人，他们从那里打，解放军从这边打，解放军也伤了几个。
我在噶夏的职务被俗官然巴·南杰旺迥接替了，他是大四品官，原为第一任达赖喇嘛在北京的办事处处长，我就等于免了职，不过没有什么免职宣布，只是新任了一个人。
后来，像我这样到军队这边的人，都算没参加叛乱，财产也进行了赎卖。
二十
自治区筹委会通知我，回到自治区去。我就和老伴索南卓玛（当时她生孩子只有七八天），带着小孩子离开了四十九医院。这时，路上好多尸体都没有搬，大部分是四水六岗的，也有藏兵尸体，解放军的尸体，我一个也没有见到。
后来，尸体在罗布林卡围墙的南边，就是拉萨河这边，全部烧了。我去罗布林卡上班时，味大得很。我们在自治区筹委呆了一两天。
成立一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罗布林卡那个地方叫接管会。其中，有自治区筹委会派去的崔科·顿珠次仁、军区派去的徐爱民等几军官。
自治区筹委会叫我换崔科·顿珠次仁参加接管工作。崔科成为拉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曾是孜本。我带几个筹委的藏族干部，其中有朗顿·旺堆、执于、唐本等，接受接管会的工作，我既在文件组工作，又担任物质组的组长，后勤部的几个军官是副组长。要求我们把达赖喇嘛的卧室及殿里的东西进行保管和整理。
这时，我发现大炮直接打到噶夏的办公室，很准，首席噶伦的宝座上方有一个大炮洞，警卫喇嘛在屋里被打死了，他老家在西康。
在整理和保管罗布林卡时，我发现达赖喇嘛的一个手表盒子在，但里面是空的。我给这些东西收拾收拾，好好装一装，贴上封条。可是，早晨贴了封条，下午就开了，看管这些东西的是藏人，他们说，是解放军的军官来了，打开了……，他们阻止也没有用，人家不听。
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几次，我就采取了西藏办法，用皮子做一个绳子，在我的小印章上打了黑蜡，以后再就没有人动了。看管的人也说这个办法很好。
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期间，每年有一个噶伦住在罗布林卡，五九年这一年轮到了夏苏，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我看到了一个文件，是索康亲笔写的，盖了达赖喇嘛的印章，日期是藏历二月八号，是任命几个司令员，有功德林札萨、旭会巴、洛该、拉顶塞、夏格巴、堪琼·格桑阿娃……我记得任命了八个司令员。
在贵重的文件当中，有西藏独立国的宪法，一个大本子，内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是一样的，但有些相同，像男女平等呀什么的。
还有一个西藏党党章，就是所有信佛教的人都可以入这个党。
我估计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阿旺顿珠、阿旺僧格这些人写的。他们是僧官，阿旺顿珠还在，听说在美国。五二年他们到中国学习，后来当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五七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回来，他们在中央民族学院也搞了泛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本子通过没通过也不知道。
达赖喇嘛屋里有一个恰白·次旦平措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内容是恰白任南木林宗宗本，本来这个是六七品官，但恰白特殊地提为五品官了，这样，他要高桑结，是一种提拔仪式，在后藏，这个信就代表了桑结。他写道，本来我是六七品官的地位，这样特殊的照顾非常感谢，保证好好干，永不忘记达赖喇嘛的恩情，因为字写得很漂亮，我们看了几遍。
我和后勤部的徐政委等其它军官，工作了一个月，就撤了，留了两个人做长期工作，一个是朗顿，另一个是路易寒。
二十一
1959年9月，组织国庆观礼团，有一百二三十人，规模很大。是平叛以后的第一个国庆观礼团，往年的话，都是统战人士，即上层人士组成的。那一年平息叛乱刚建立基层组织，参观团就以基层的积极分子为主，统战人士只有二十几个，其他都是翻身农奴。
代表团团长，是崔科·顿珠次仁，副团长，李本善（黑河地区书记）、多吉次旦，另外，团里还成立了一个党组，有了党的领导。
代表团分拉萨、昌都、日喀则、那曲四个队。我担任拉萨队的队长。我们从拉萨出发，做轿车，到那曲、西宁、兰州，然后坐火车到北京。
有人说，以前西藏参观团大多数都是贵族，到各地参观时，火车上还要挂一个专门装行里的车箱，给中国留下了不好的影响，这次平息了叛乱，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了，国庆观礼团要改变过去不好的影响。这样就有一个严格的纪律规定：比如参观时，从车上一下来，就一个一个地排队，队长在前面，副队长在后面，稍微晚到都不行，好像部队。晚上还要开会，一方面谈白天参观的感受，另一方面谈出现的问题。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十大建筑后，马上到了东北、内蒙、华东，范围比较广，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吧。当时，参观非常紧张。好多从前到过中国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不习惯。
我们到北京那一天，班禅大师也到了北京参观国庆观礼，包括我在内，大该七八个人，参加了周总理举行的欢迎班禅大师的宴会。
参观团住在北京刚修建的民族饭店。正是大跃进、炼钢炼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潮，同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各方面都比较紧张，虽然我们吃得没受到影响，可是不停地参观，回来还要开会，会上总是说某某人士怎么怎么不对，经常有批评。
到武汉参观长江大桥的时候，西藏工委给我们团发来一个电报，让我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三次会议。就这样，他们送我到了火车站，平时参观团除了几个团长以外，我们都是坐硬卧，这次从武汉到北京给我买了一个软卧。上了火车，车箱时只有我一个人，很舒服，很高兴。到北京，全国工商联有人接我，住到民族饭店，从拉萨来的除我以外，还有九个人。我是西藏方面的团长。
那年工商联会议，在民族饭店召开。全国工商联的代表说，这次开会比较紧张，有的人带来了大字报、检讨书，我看，大字报就不要贴了，这次是神仙会，要和风细雨，自己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行“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大家尽管谈心，交心。
西藏代表单独一个小组，吃饭也在一个小餐厅，都是单独的，我参加国庆观礼团心情很紧张，一到北京也轻松了，另外我参加了全国工商联主席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多次做报告，主要讲阶级斗争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怕阶级斗争，我今天讲的阶级斗争你们怕不怕，我们都说不怕。
李维汉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刚经过反右斗争，大家不安时，使大家解除了顾虑。
工商联的会，开了两个多月，我们在北京过了元旦，过了春节，过了藏历年。那年，我觉得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差不多六个月吧。
最后选举产生第六届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委员执行委员等。我选为常委。
搞选举时，拉萨来的张同和，他是市商业局局长，跟我们打了招呼，他说，这次选举党委执委，要先有个准备，他提出让我选一个常委，工委财贸部的牛青山也选一个常委，昌都的选一个执委，日喀则的选一个执委，在小组内都先选出来，把名字交给大会，再进行选举。江萨多拉、拥珠索那是执委，一共是两个常委两个执委。
会议结束后，又组织参观，但我没去，其他人去了，我直接回到兰州。从兰州回到拉萨。
回来后，听说跟我们一起开工商联会的切玛康·顿珠被捕入狱，工商联的执委拥珠索那，过了一两年也入狱了，并死在狱中。
62年年初，全国工商联通知我，列席全国政协会。我带了一个翻译从青藏公路、兰州做火车到了北京。
还是住在民族饭店。
全国人大、政协正式召开，我列席了两个会议。参加政协会时，周总理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是你们回去都不要怕，有什么意见直接提出来，如果当地抓辫子、打棍子，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来担保。
会前，班禅大师在全国各地参观，并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所说的请愿书。
人大政协结束以后，开民族工作座谈会，西藏的部分人参加，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座谈会西藏小组的组长是洁吉美，副组长是西藏工委的夏付仁、张晨武。
参加这个民族工作座谈会的还有帮达多杰、达拉木·阿旺津巴、德格·格桑旺堆、姜措林、强资·僧根巴顿。
西藏小组民族工作座谈会，在民族宫召开。
这个民族会也是神仙会，让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也是“三不”政策。李维汉部长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区别很大，将来这个区别会慢慢缩小，以后共同的地方就多了。另外，还联系西藏的叛乱，说民族叛乱本来不该死的都死了，非常不好，像藏区的叛乱，当然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的一部分，人已经死了，想活也活不了，这是件让人难过的事情。还说到这次班禅大师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民族工作座谈会开了两个月，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意见。概括起来，西藏小组谈得最多的就是平息叛乱的扩大化、民族区域的自治、宗教信仰的自由、民族政策等问题。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以私人的名誉欢送班禅大师，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有三个桌子，那天，是统战部通知我参加的。
回到西藏后，中央根据班禅大师的请愿书，在自治区筹委会组织了四个小组，研究落实班禅大师的意见，主要是平息叛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等。
62年下半年，爆发了中英自卫反击战。战斗结束后，组织了两个团，一个到门达旺，一个到察隅进行慰问。我参加了门达旺这个团。我们团长是杨东生，副团长是帮达多杰、雪康·土登尼玛。就这样，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寺庙代表、群众代表、军区文工团、西藏歌舞团，来到了门达旺。
门达旺在麦克马洪防线以内，早被印度占领，但62年解放军把印度士兵从门达旺赶了出去，我们团部就在印度代表机构住的地方住了下来，这是个木头房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慰问部队，我和雪康·土登尼玛等年轻人到部队住的地方上山慰问，年龄大的到平原上慰问。
回到拉萨，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即62年12月份。我等五人增补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另外，我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到政协工作。
在政协，我主要为几个副主席服务。他们几个星期开一次主席办公会。政协有个学习小组，我担任副组长，组长是桑颇·次旺仁增，负责学习统战部的部署。经常在政协成员中征求意见，也到几个副主席家里听从他们的意见。
二十二
64年，我陪老伴索南卓玛到北京治病，回来时，正赶上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政协马上让我参加，我是列席。
当时，针对彭真的讲话（谈的都是反复辟斗争），上层人士都要学习，比如筹委会、政协、佛协，都讨论了彭真同志讲话。
自治区筹委会几个副主任委员跟张国华、谭冠三、张经武到林芝开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反复辟斗争问题，挽救教育班禅，叫他承认错误，大家都要帮助、批评。听说班禅大师没有承认错误，他认为那封请愿书不过是对中央和人民负责，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刚开始，自治区筹委开了一个宴会，宴会上班禅代理主任委员讲了话，然后，代表发言的时候，就批评班禅，说到大班禅、中班禅、小班禅。会上，班禅在中间，张国华等人在两边，我们列席人员在下面。第一个是拉美·索南顿珠（当时是班禅大师的私人秘书）斗班禅，说是后藏有个机械学校，一个技术员嘎杰望布，被关在监狱，后来死了，拉美说，死因是班禅打了辫子，班禅是凶手。后来僧沁也揭发说班禅打击寺庙的极积分子，是哭着批判的。佛协的姜措林活佛也批判了班禅，还有昌都等地的基层积极分子及各地的代表，都批评了班禅。
大家都谈反复辟的问题，专区的县里的积极分子，把班禅大师从中间的位子拉到了边上，然后又拉到下面的前排，下面的人都轰轰烈烈起来，主席让大家排队讲。
本来去会场的路上，班禅坐吉普车，有警卫员。后来他的车子换成了卡施六十九即部队的越野车，警卫员变成了看守员。又把班禅拉到了台上，这时有些群众还动手打他。有一次，姜措林上去用劲拉班禅，大师差一点仰面倒下。
当时，洁吉美（筹委副主任委员）在北京，马上把洁吉美叫来了，经师望久也来了。洁吉美一来西藏，就挨了批斗，斗了一天，公安人员给洁吉美戴上了手扣，逮捕入狱了，后来望久也斗了一天，结束时公安人员也给他戴了手扣带走了。
恰白·次旦平措发言了。当时会场不大，有的只能听广播，恰白自首组织爱国自由战斗队，配合班禅复辟，承认了错误，当时，其他五六个成员已经逮捕了。
就这样，筹委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了，但班禅问题还没有正式处理，软禁在班禅小楼，有人看守，班禅身边的一些爱国人士也遭遇了厄运。
当时，自治区政府有个学习小组，政协有个学习小组，佛协有个学习小组，拉萨市还有个学习小组，有时是分别，有时是合起来，也批斗了拉美，常常是四个小组合并斗他，还从日喀则叫来了四个对拉美比较了解的上层人士，一是批斗他配合班禅的复辟斗争，二是批斗他写了一本书《加琛普哪琼屋觉巴》，污蔑共产党。另外也给团岗、顶极活佛等人开了斗争会，这些人后来都降职或撤职了，但没有入狱。
我当时是政协学习小组组长，有一天统战部有个叫李做民同志到政协找我，说，反复辟斗争时，你一直不积极，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班禅的情况我不了解，怎么能随便批评呢？
他说，可能是你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的确，我不了解情况，但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批斗了班禅大师。
人是多么容易被发动起来啊！
65年年初，召开了全国人大政协会议，西藏新选了代表和政协委员。
西藏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变化很大，班禅大师仅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开会时，大师没有坐飞机，只是坐一辆轿子车，由部队护送到兰州，然后到北京参加政协会，那以后，直到1982年，班禅大师才回西藏。
完稿于2000年冬天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