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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志：从此和广州做爱(散文·下)
◎ 浪 子
中篇：诗歌志
在中国诗歌界，无论是“七0后”、
“中间代”
的横空出世，还是“女性诗歌”
的兴旺、“完整性写作”的倡导，都无法绕开黄礼孩这个名字。毫不夸张地说，有黃礼孩这样认真的写作、踏实地做事的诗人，是广州之幸、更是诗歌之福。正是出于主编黃礼孩对诗歌与人之关系的深刻体味，才造就了中国第一诗歌民刊《诗歌与人》。
来广州的诗人，设若没到过沙河项一带，不是说遗憾、至少也是失色的。《诗歌与人》编辑部，就隐藏在沙河项广州画院八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1999年底，黄礼孩在这里创办诗歌杂志《诗歌与人》，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其重要性已水落石出，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类民刊，这个评价已然获得公认。沙河项由此而来，成为一处新的“诗歌麦加”。
在此之前，广州的“诗歌麦加”不在这里，而是在老牌诗歌民刊《面影》哪儿、在主持它的诗人江城身上。说到广东诗歌，不能不提《面影》；说到《面影》，不能不提江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诗歌界，《面影》是南方诗坛一面引人瞩目的旗帜，对现代诗歌影响深远的《诗歌报》那些年在提及民刊时肯定要提到《面影》。而江城，是让这面旗帜飘展的那个人。因此，江城和《面影》，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十多年前我就说过：全国各地来的诗人，不管有否见过面，只要是知道对方的名字，到了广州就一定会找江城报到。江城就是天南地北的诗人们的公共汽车（迎来送往）、旅店（住所安排）和酒馆（以酒会友）。写诗的人，没有喝过江城的啤酒，就不算真正来过广州。
“在羊城东风中路大石街一个叫郑心发的青年人家里，啸聚着一群被诗歌的烈焰灼红了双眸的诗人。……那是1986年5月，在南方，这该是文学年景的最后一个季节。”
《面影》的发起人之一、现供职于《民营经济报》的潘铭萱描述过它最初的时刻。在最初的一群纷纷他去后，《面影》一度沉寂。
1990年，江城的加入使《面影》重新活跃并坚持了下来。在江城的主持和苦心经营下，《面影》成为广东青年诗人们最热心也是最爱护的诗歌阵地，它的活力和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份正规出版的广东报刊，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目前活跃在国内诗坛的数以百计小有名气的广东诗人，大多在《面影》上露过脸或在其中汲取过养分。
况且，《面影》的视野并不只限于广东，与各省区横向交流的广泛与深刻，使它的水面变得更是辽阔，全国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都在此亮过相，如陈东东、马永波、肖开愚、翟永明、小海、纪少飞、藏棣、非亚、叶舟、李亚伟、张执浩、秦巴子、海上、阿翔、卢文丽、伊甸等等。藏棣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杨克的《在商品中散步》、马永波的《诗艺》等一批重要作品，更是在《面影》上首发才流播开去的。
在高度商品化的广州，《面影》的存在是令人惊奇的。这个没有纲领性文件，没有统一的美学宣言的散漫的群体，只是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到了一起。现已经是《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的诗人陈朝华，早在1998年11月号的《广州文艺》这样描述过：
“他们是诗歌写作的实践者，没有功利目的，不以诗歌为安身立命的手段，只是一种生命的内在需要使他们坚持‘内心的写作’，对诗歌怀着一种敬畏的赤诚之心，比那些大肆宣扬自己除了诗歌一无所有的人的‘虚假悲壮’更让人觉得自然和可亲。”在这篇散记世纪末广东青年诗坛的文章里，陈朝华把江城喻为“广州青年诗坛的守灵人”，我以为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面影》这个集结和呈现的窗口，散兵游勇的广东青年诗坛相信只会更加无序与零乱。
1997年底，江城陷入了一场有心栽花的恋爱。想不到同时沦陷的，还有坚持了整整11年、刚刚出版了十年纪念专号的《面影》，而当时却没有一点迹象。……1999年8月，江城还拉上诗人祥子、陈珂、黃礼孩和我，到散文作家陈小虎在石牌村的家看稿，并编好了新一期的《面影》，记得我们还专门为因车祸早逝的诗人吕庆秋编了个纪念小辑。后来，因为大家生存的压力和由来已久的散漫，也因为主持者江城在忙着告别单身，己编峻的新《面影》胎死腹中。
那年国庆节，海南诗人纪少雄、纪少飞兄弟到广州渡假，温远辉、江城、陈小虎和我等一拔人聚集在华师招待所谈文论诗。就在那天晚上，我提议编一本广州诗人的合集，作为世纪的告别。当时我们就拟好了名单和安排了机关事宜：江城、世宾、东荡子、温志峰、巫国明、黃礼孩、浪子，合七人；全书由温远辉统稿并序，陈小虎写后记，广美毕业的雅高负责封面设计。后来，书名几经争持不下，是温远辉定了《如此固执地爱着——广州七诗人诗选》的名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这群与《面影》颇有渊源的诗人，一次不经意举动，冥冥中竟成了《面影》诗群最后的集结，在新世纪的曙光莅临之前，亲手拉下了《面影》的帷幕。
无心插柳的是，《面影》的结束或多或少催生了黃礼孩去创办目前在诗界有巨大影响的民刊《诗歌与人》；《如此固执地爱着》则有意无意领了一回潮流——2000年以来，黑龙江诗人张曙光、桑克、冯晏等结集《九人诗选》；福建诗人康城编《漳州7
人诗选》；湖南诗人远人编《湖南诗人6＋1诗选》……等一大批诗人以地域的名义结集亮相。
几乎在黃礼孩编辑《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第一回展、第二回展和《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同时，2001年秋我们在广东省作家协会郭玉山、温远辉两位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差一点就创办了一本拟名为《南方诗志》的诗刊，并进行了组稿、编辑、排版工作，万事俱备，只缺刊号。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原因，此事不了了之。
当时在澳门留学的广州诗人温志峰听闻此事夭折后，与在澳门大学任教的诗人姚风说起，并通过姚风找到了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博士，取得了他的支持。李向玉博士响应我们的建议，以该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拔备经费与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联合创办一份诗歌刊物，这就是《中西诗歌》的由来。
我设置了《中西诗歌》杂志最初的架构、参与了最初的组稿与编辑，以及承担了此后三年的执行编辑工作。后来，我因个人原因选择淡出，是诗人世宾、黃礼孩接手做执行编辑工作。那时，澳门的合作方已由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转到澳门基金会。不过，澳门方面出资金、广东方面编辑出版发行的模式一直没变。到今年，《中西诗歌》亦已然坚持了11个年头，它从半年刊到季刊再到目前的双月刊，对这样的一本半民间性质的诗歌杂志来说，实属不易。
夭折在筹办期间的《南方诗志》留下的惟一成果，是我和世宾、安石榴等人组织的一次对话，旨在梳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广东诗歌创作状况，后来发表在《中西诗歌》创刊号上。也因此由头，在2006年底出现了新世纪以来广东诗歌最重要的的集结：完全凭籍民间的力量，我和温志峰、世宾、黄礼孩几人主持策划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两书，一网打尽近40位生活在广东、活跃在当代诗坛的青年诗人。
而《诗歌与人》在主编黃礼孩的长达十多年的坚持与努力下，已由一本单纯的刊物，衍生出“诗歌与人奖”
——包括颁奖典礼、朗诵会及诗歌节一系列活动——以及相关书籍、专号的持续出版，使得《诗歌与人》持续对当代诗坛造成全方位的震撼。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说：“在一个惟‘物’是从的时代，黄礼孩及其《诗歌与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神话。”
2010年12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明飞龙所著《诗歌的一种演义———<诗歌与人>研究》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此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诗刊的整体面貌为背景出发，就《诗歌与人》的格局、编辑理念、人文立场、诗学建设、影响力等方面去探讨，试图勾勒出《诗歌与人》的整体面貌。在书中，作者还采访了诗歌界近一百名诗人，从旁观者的眼中去看《诗歌与人》的内在律动。这是第一本关于民间诗刊的研究专著，它以《诗歌与人》为实体，映照出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民间诗刊的镜像。
黄礼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充满孩子的天真和想象、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诗歌事业：“在广州，我越来越感觉到编一本民间诗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作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对于我来说，我编民间诗刊，是对我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的民间，是一个人对生活梦想的寻找，是一个人生活在广州的一种方式。”
生于70年代的黄礼孩，至今还单身。难道他完全忘记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同类叫姑娘？按理说，他也一把年纪了，该找一个女人了。可从身边走过的女人，他没有留下一个。偶尔，我们会取笑他：一个人不能太完美，太出名，要有一点缺陷，这样才会好找女人。
诗歌是一种病，染上了就再也别想离开。不管多少年过去，我想生活在广州这座城市的诗人们的诗歌道路还将会继续，而没有停下来的念头……
下篇：搬家志
欧内斯特·海明威《流动的盛宴》的题记这样写下：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对于广州来说，这样的说法我想也是合适的。
有人说：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又有人说：广州市民普遍以广州为荣；还有人说：离香港近，有事没事都可以去透透气；更有人说：离北京远。……
爱的理由总是相对的。而我独爱广州的，是它有烟火气！这是人间的、现实的、可以托付的城市。
我在广州这些年，我把我对广州的热爱表现在连续的搬迁上面：从这条城中村搬到另一条城中村、从一间公寓搬抵另一间公寓，在不断的搬迁中寻找自己。正如我的朋友安石榴所说：“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懂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懂自己在那里生存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我至少到现在还知道寻找！”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搬家，如我这般的异乡闯入者，每个人都有一堆五味杂陈的经历，因由各式各样、甚而千奇百怪，如影随形的与你的人生密切相连。
我最早住进的城中村是广州火车东站旁的林和村，在一场伤筋动骨的感情之后，匆匆忙忙找的一幢民房的一楼，不大的一室一厅但有独立厕卫，最大的特点是阴暗、潮湿，需要24小时开着电灯。清楚记得，一卡车的书和CD搬进去时1996年春节还未来。
稍为整理后，搬家当天就请了几个朋友来吃饭。当时在《作品》杂志做编辑的老哥温远辉带着夫人来了，还带了他们结婚时的嫁妆两张小木扳凳来送我，后来有一张坏了而另一张我用到如今；写诗的黄礼孩来了，还带来了写散文的陈小虎；好象做警察的诗人江城亦在，但我现在不能肯定，人到中年之后记忆是靠不住的。
我在林和村住的时间并不长，最初是房东的原因，后来就关涉到工作的变动了。因为隔三叉五有朋友来看我，又由于房子没有独立水表、水费是按照一个定额月付的，房东一直没什么好脸色，还当着我朋友的面吵过几次。其实，朋友来亦只是坐坐，吃过饭后都各自离开的，用不了房东什么水。
在我那留宿过的，只有跟我一样瘦的陈小虎。他曾这样写到——“浪子住在林和村时，有一个晚上在他那里过夜。我告诉他，八点钟叫醒我。我起来时，他转过身又睡了。我坐在床沿发了一会呆，歪歪斜斜又倒下去，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浪子已经把中午饭做好了。他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以后再也不叫你起床了。他起床时，见我还在床上，又叫我、推我，但我依然像一头猪。”
五月初，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做记者，跑社会新闻，天天忙得晕头转向。虽然之前就做过几年记者，但是到了新单位、总要采写几篇有轰动效应的稿子，才能立足下来和站稳脚很，亦才能对得起把我招入的副主编程益中老师。
因为工作的缘故，那段时间都是早出晚归，当月的房租迟交了两天。房东语气极为恶毒、接连怨念了好些天，我一怒之下决定搬走。但搬哪儿呢？根本就来不及去找。当时，陈小虎一个人住在华南植物园旁边一处单位的房子，知道我如此境况，就建议我暂时搬去与他合住。——于是，我们开始了睡在同一张床上的短暂生活。
那时的景况，陈小虎描述过：“每天下班回去，谁走在前面谁就买菜做饭，后面那个负责洗刷。有时，在从天平架开出的28路车上，我们会相遇。每人手里都是一个装着肉呀、鱼呀、菜呀的袋子，就笑了。”
第一次和诗人世宾见面，就在那屋子里，他是小虎的师范同学。我们用一个小木箱当成餐桌，就着简单的菜喝酒，谈着各自对诗歌的理解。用小虎的说法是，“那时世宾的诗歌写作正在转变，他的观念庞杂，但不失尖锐。浪子的成名要比世宾早。他们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浪子一只手指着世宾，一只手拿着筷子在箱子上敲。筷子就断了。他把筷子往地上一扔，手撩起散掉下来的长发，拿起酒杯，说，喝！仰起头，一口把一杯酒喝下去了。手在嘴角擦了擦，想夹菜，才想起没有筷子。他对着我，大声吆喝：小虎，拿双筷子来。”
那年8月，陈小虎的女朋友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植物园旁边的一间中专学校，频频在屋子里进出。我觉得我变成了妨碍他们拍拖的电灯胆，就决定尽快搬走。不久，我向报社申请了一个单间，拎着一点衣服就搬出来了。临走，我拍拍小虎的肩膀，跟他说了句：“兄弟，好好过。”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小虎站在走廊一直看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在那扇破旧的铁门消失。但是那天，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也很少再到植物园去看小虎。我们在广州的见面，变成了电话的声音，或者餐桌上的举杯。那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日子，更是不会再来了。
说到广州最著名的城中村，大概是杨箕村与石牌村了。
杨箕村靠着南方报业，是许多媒体人的长居或暂栖地。更多时候，杨箕村是活在知名专栏写手刘原的文字中的。前《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就这样评价过：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着杨箕村，感知着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成名。
水边吧的老板江南藜果至今仍记得歌手王磊曾这样对他说，即使富了，生活条件好了，他还是愿意住在石牌村。鱼儿离不开水，创作离不开底层生活，他需要在城中村“找感觉”。
这些年我至少搬过十次以上的家，可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两条最著名的城中村。倒是陈小虎，1998年8月与女朋友分手后就搬进了广州城赫赫有名的石牌村，住了整整5年，直到其迁居深圳。不过，陈小虎是对得起石牌村的，他写下的与石牌村相关的文字，就我所读过的、少说亦有20万了吧。不知道石牌村会不会在他的笔下成名？
我最近的一次搬家，是搬到广州大学城一水之隔的小洲村。
小洲村始建于元末明初，是目前广州城区内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落。它南临珠江南河道，隔江与番禺相望，东临牌坊河，峙对官洲岛和仑头，西北与土华村相接，境内河涌长达
10公里。村民世代以种果为生，果树成片，瀛洲生态公园与附近的果林共约2万亩，有广州“南肺”之称。
搬家时，我动用了三辆卡车，把临时书房、原公寓、原杂志社各处堆放的近万本书运了过来；搬来后，找师傅用掉138根角铁，焊接了六面与墙同高的书架。这一幢三层小楼，使我散落各处的书终于有了安置之地。
现在，我呆在这个我命名为「海客堂」的地方，每天品品茶、读读书、会会友、听听音乐，偶尔写下一些什么。
如无意外，我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好好活着，迎接每一缕新的阳光的到来。
2012年8月，写于小洲海客堂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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