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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西藏(回忆录·中)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十四
1953年五月，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这是工商界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资本家都要参加。中央要求西藏派代表，也要求有工厂的人参加。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提名让我参加，说，恰巴·格桑旺堆比较年轻，将来工商联这边还有许多工作，就推荐给阿沛。阿沛和达赖喇嘛汇报同意：我、帮达羊陪、察珠昌、旺久啦，还有后藏两人、昌都三人，西藏贸易总公司经理罗加昌等十个人组成工商代表，当时，帮达羊陪和察珠昌在印度，我们首先到了印度。
印度有两个西藏商会，他们说，这回西藏的贸易和工业方面都好了。在印度的雅帮桑，也一个个请我们，说，你们可要给西藏贸易方面多做工作呀。
我们带着达赖喇嘛给陈淑同、沙千里、业继庄的信，带着大家的希望，上路了。
我和归夏巴带着达赖喇嘛的礼物和信，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当时，我带着只有九周岁的大女儿，她要到中国上学，把她一个人放在那里，我不放心，就带了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以后，佣人和我女儿一块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毕业后，也当了干部。我们家的几个佣人后来都当了干部，都是我们介绍到妇联或青联的。
到北京时，全国工商联的主任委员、中央政务院的副院长、副总理陈淑同、国家民委负责人、达赖喇嘛住北京办到事处，都到车站迎接我们。
那年，我二十六岁。代表中帮达羊陪年龄较大一些，五十四五岁吧，归夏巴也有五十岁了。全国工商联接待了我们，接待得非常好。比如，我们藏族喜欢喝牛奶红茶，吃西餐，每天的早餐就都是西餐，中午和晚上是中餐，这个中餐是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按照我们的口味做的。
有一次，还拿来了好多料子，要给每个人做一套衣服，藏装、西装、中山装都可以，我们想，藏装都带来了，西装也从印度卖了，就都要求做中山装，他们用一样的料子，给我们做了，后来，我们一出现，很像一个新型的部队。
原来工商联会七、八月份召开，又推迟到了十月份，工商联民委说，推辞没关系，你们可以在中国参观。我们就去了东北，到了沈阳、大连、抚顺、旅顺；又去了西南，在康定，帮达多杰也来欢迎我们。
帮达羊陪和弟弟帮达多杰好多年没见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不久，土登贡培被流放，引起了帮达仓的不满，帮达羊陪曾在春都杰措上发表言论，引起了噶夏对帮达仓的警觉，远在康区守卫边防的帮大多杰，听说哥哥将会遭遇麻烦时，便在康区起兵，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噶夏的一个代本团部，击毙了几个士兵，夺取了这个代本团的所有枪支弹药。后来，在西藏政府军进攻之下，帮达多杰带领自己的部队和战利品逃到了巴塘和波密地区。消息传到拉萨，噶夏政府下令逮捕帮达羊陪，他在拉萨的房屋被查封。噶夏政府甚至通过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要求冻结帮达昌家族在印度的资产；还通过南京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一封信，要求引渡帮达多杰。国民政府没有答复，但也没有帮助帮达多杰进行反攻，从此帮达多杰一直留在汉人控制区。
现在帮达多杰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专门到康定和我们见面。给我们请客。
我们开了座谈会，发现当地的活佛也参加了政府工作，比如追古叶桑，还介绍了当地的情况。
我们朝拜了康定的多几喳、拉姆孜等几个寺庙，参观了解放以后的康定。代表中帮达羊陪和归夏巴旧社会都到过康定，还呆过一些时候，认识的人不少，他们说，过去的康定虽小，但热闹极了，西藏的好多生意人都要来，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又回到华东地区参观：到了上海、南京、杭州。中央说，过去中国和西藏就有贸易往来，西藏的茶、绸缎，都是中国运去的，这几年由于战乱，中断了，这次你们一定要给西藏人看一看新中国的绸缎，为中国与西藏贸易做贡献。
我们就凑了资金，帮达羊陪凑了六万，我凑了三万，归夏巴和察珠仓每家一万五，我们共凑了十二万，和上海一个丝绸公司定了货。当时和我们一起的有几个夫人，颜色、规格，都是由她们选的。
绸缎在杭州织的，很便宜，一公尺三、四元，现在是太贵了，可能涨到几十元了吧？绸缎从上海运到昌都，然后帮达多杰用马驮到拉萨。
我们跟中央提出来，西藏的地毯都是手工的，产量低，最好有一个织地毯的机器、洗羊毛的机器和技术员。
十月份，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进行了二十多天，选举产生了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淑同，几个副主任委员，如罗干、荣毅仁等。荣毅仁，是上海市副市长。中央也照顾得很好，比如西藏代表在一个小餐厅里吃饭时，我发现荣毅仁也在这里吃饭，是一个人在一边的一个小餐桌上，大多数都是吃西餐。西藏代表十七八个人两个桌子。
另外，帮达羊陪选为全国工商联的常委，我为全国工商联财务委员，归夏巴为业务委员，当时还有个任命书。工商联会议期间，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也照了相。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及西藏工委的张经武、张国华，也多次小型地宴请了我们。
西藏国庆观礼团由多喀尔带队，也到了北京，中央在怀仁堂专门宴请西藏观礼团、工商联代表、西藏青年参观团。那天，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他是第一桌的主人，我在第二桌，我们桌的中央主人是邓小平。
那时，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好，每天晚上看戏回来，房间里都摆好了蛋糕、点心什么的，自己随便吃。回到祖国的怀抱是不错。
离开北京时，陈淑同给达赖喇嘛送了一对花盆，我们带着这个礼物到了广州。在广州，我们住在埃群大厦，那是三十号晚上，楼上的人跳舞，我们也去跳了，一直跳到新年到来，春节就在广州度过了。
在香港，原计划住一周。飞机起飞时，肩膀着火了，帮达夫人首先发现了，就说，哎呀，飞机着火了！她在飞机的肩膀旁坐着。我们以为她害怕了，有个英国人说，不要叫，他起来说，请坐，请坐。但飞机上跑道时，火越着越大，飞机停了，当时，梯子也撤了，用了一个软梯，大家急急忙忙地下来，我坐在前面，差不多最后下来，软梯两边把我的手都烫坏了。这是英国的BBC飞机，起飞前没有很好地检查。后来人们才来救火，我们害怕得很，决定坐轮船回印度，不过时间长一些，要半个月左右。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香港新华分社和香港亚洲公司，都是共产党办的。他们说，如果坐轮船，得请示中央。这样在香港又住了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山上，要经常下来上街，那时亚洲公司和香港分社就怕出问题，来了好多人，我们每人的后面都派一个人陪着，说是负责安全，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呀什么的，很多很多。
这时，其他代表又急着回去，决定还是坐飞机。不巧，我们坐的飞机正是着火的那个，肩膀黑黑的，是十九号。大家又害怕了，可是，都到了机场，也没办法了。发动时又说电力不够，让我们下来，大家都怀疑起来，还能不能回到西藏了？能不能中途把我们掉下来？谁都不敢说话。
路程很远，从香港九点或十点起飞，天黑时才到达缅甸的仰光，飞机要加油，停了一个多小时。仰光的中国大使招待了一顿晚餐。
到加尔哥答时是晚上十点左右，差不多夜里了。大家这才高兴起来：没有从飞机上掉下来，又能回到西藏了，多好。
从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就快过藏历新年了。噶伦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像故乡。可是，我却觉得印度很穷，城市、住房、道路，一看就不想住下去。那时，我和罗部长及后藏的代表，住在帮达仓家，察珠仓住在自己的家，归夏巴住在桑杜仓家，他的老婆是桑杜仓的女孩。
帮达仓家接待得很好，我住四楼。1951年达赖喇嘛到了亚东，如果来印度的话，就是住在帮达仓家，上面都画了黄色。
过了噶伦堡，就开始骑马了，牲口走得慢的话，要二十天才能到拉萨，但是，我们只花了十六天。从拉萨到北京，我们花了二十八天，要是从昌都走，得一两个月。
我们在上海定的绸缎，1954年夏天到了拉萨，我们四家在帕廓街开了一个商店，卖了一部分，剩余的根据自己的资金，就分了，自己处理自己的，送人啊什么的。
织地毯的机器也运进来了。中央从天津派来一个技术员，这个人后来找了一个藏族老婆，还培养了织地毯方面的技术员，几年后，才回去。但是，洗羊毛的机器太大了，一直没有运进来。
地毯厂先安排在查几林卡，就是今天西藏军区的西边。西藏地方政府派了一个四品官多底负责管理地毯厂，后来，地毯厂给了“青妇联”，再后来给了我们单位，由我负责。等归夏巴（54年从中国回来）当了我们察西列空的总管助理时，地毯厂就由他负责了，直到1959年。文化大革命中，归夏巴去逝。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向青妇联会议传达了在中国的感受，尤其是去全国各地参观的看法，经济的发展、民族政策……归夏巴和我分工，会议的过程我说，他传达了中国参观的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传说西藏牧区有八个部落，我虽然是这个头头，但是我的头头在家里。我的头头是妻子的意思。说明家里女人权力大。当时擦绒夫人生气了，说，你们传达的很好，再传达一次，结果我们再没传达。
十五
1954年秋天，我最小的儿子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为甘孜寺的嚓嘎活佛。甘孜寺向地方政府写了报告，请我们参加坐床点礼。地方政府完全同意。这样，我和老伴、岳父、老伴的小弟弟及接我们的寺庙管家，沿着昌都的北路，去了甘孜寺。
小活佛和母亲坐了两个螺马拉的轿子，一前一后。我们一天天搭帐篷，看哪个地方草好，就停下来，从拉萨到昌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昌都到四川我们坐了汽车，西藏工委也写了介绍信，昌都解放军派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另外，还有十几个佣人和东西派了一辆解放车。过了却儿山，就是二郎山，然后到了甘孜，我们从多多寺骑马到了甘孜寺。
坐床典礼后，在甘孜住了一个多月，我和老伴还有她的弟弟和一个佣人，到北京看望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的大女儿。国家民委接待了我们。先住在一个饭店，后来，我们搬到了鼓楼那边的达赖喇嘛办事处。民委又安排我们到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参观。还派了接待员和翻译，达赖喇嘛办事处的江坚·次仁旺姆和我们一起去了，参观结束她返回北京。
1955年5月，我们回到甘孜，老伴的弟弟留在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小儿子嚓嘎活佛、岳父，还有老伴和我以及佣人从甘孜回到西藏，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回来时已有车子了。但路不太好，到波密时出现了泥石流，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把车子放在这边，寻找没有泥石流的地方。
十六
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到了西藏，噶夏在西郊搭起了帐篷，达赖喇嘛也参加了，西藏所有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后来，陈毅到了日喀则班禅那里，其他代表团的成员也分别访问了牧区、农区等地方。
代表团的副团长有个叫宫无明的人，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沈阳工商联主任委员，他召开一个工商联大会，介绍全国工商界的一些情况，我和帮达羊陪就组织开会，当时打算贸易公司来负责，跟我们协商准备成立西藏工商联，后来决定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工商联的事就暂缓了。
1956年秋天，成立西藏青年联合会，我被选为青联委员。中央派了青年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之一孙福林，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到我家里访问，也讲全国工商联的一些事情。
1956年夏，我参加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商处，当了计划统计科科长。五六年冬天，召开第二届全国工商联会议。由拉萨、日喀则、昌都的代表组成了十个人的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工商联大会。我和帮达羊陪及翻译坐军用飞机到北京，其他的代表、佣人及陪同的干部都走青藏公路，坐汽车到青海，然后到北京。
到北京时，都在敲锣打鼓的，赶上了公私合营。
第一届工商联会议时，是三反五反，会上、小组都是讨论这个问题。那时西藏刚解放，我们也不懂，就找翻译，让他好好看汉文，给我们说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哎呀，你们西藏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上，是讨论公私合营。工厂的经理、厂长和工人在一块，和过去不同了，他们谈思想改造、谈定息……无论是小组会上还是大会发言都是这些问题，我们又不明白了。
会后，我们十个代表组成一个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翻译是帮达吉米。到了杭州以后，遇上西藏国庆参观团，我们就合并了，一起到了华东的一些地方。到上海时，去了荣毅仁等几个资本家家里。了解了过去的经营情况，公私合营以后的情况及安置的情况。那时，荣毅仁不在上海，五六年，他调到了北京工作。西藏工商代表分别去的资本家家里，都准备了晚餐。他们的经理还是经理，只是官方派了一个代表，他们定息拿百分之五，可以拿十年。
1953年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住在一个花园里，叫东福路招待所，窗帘及桌布都是黄缎子的，在一个花园里。那年，参观团长是桑颇·次旺仁增。名誉团长是帕帕拉·格列朗杰，当时，他十七岁吧？
1956年，我们住在上海大厦。
在北京时，全国工商联孙福林等人，还请我和帮达羊陪吃了饭。饭店在西单，据说非常有名，毛主席也在那里吃过，是吃烤肉。
吃饭时，孙福林让我们到苏联参观旅游，说，苏联现在挺好的。我和帮达羊陪商量一了下，觉得还是回西藏吧。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怎么想去，苏联么，没什么意思，就拒绝了。那年，工商联组织去苏联的都是民族资本家，和其他的接待不一样，非常周到。
在中国呆了五六个月吧，就回西藏了，还是我和帮达羊陪、帮达吉米坐飞机，我的两个佣人、帮达的两个佣人就坐火车和汽车沿青藏线回来了。
我们在中国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去了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好多西藏官员陪着去了，也有的是自己请假去的。好多贵族都去了。
我们回来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也回到了西藏。
有的官员说，哎呀，我们都到印度朝佛，你们却都去了中国。
1956年到中国以前，拉鲁夫人央宗次仁请达赖喇嘛讲授《金刚经》。三大寺及其他寺庙的喇嘛尼姑——僧俗群众都到罗布林卡听《金刚经》。所有的大活佛、呼图克图、白教、萨迦教等都参加了。就在演藏戏的那个地方。
人们纷纷送礼，发酥油茶、发措玛哲希，向达赖喇嘛敬献茶、米、绸缎、银子、金子，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
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回来后，决定六年政策不变。好多机构就撤了，西藏的干部职工凡是有希望的、年轻的都派到中国学习，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了。我们有个女佣人央吉，是1956年时我老伴介绍给妇联参加工作的，1959年精简后，叫她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然，回家也行，反正没有工作了。她回到了我们家，她说，她还要供养妈妈。她妈妈是个瞎子，是我们一个庄园的老百姓。我们说，你这么年轻，还是去学习吧，工资我们照发给你，她就去了中国，民主改革后，她回来当了拉萨市统战部副部长。
十八
1957年7月，团委良风叫我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
派了一个美国吉普，送我从拉萨到青海，然后，我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好多省、市、自治区的青年代表都集中了，团中央组织报告会，学习会，提前训练了一个多月。
我是西藏代表，住在和平宾馆，其他代表住在小旅馆，中央给我派了一个翻译，叫益西措，是德格人，团中央干部。几天后，青海的一个代表——塞赤活佛搬来了。
代表们天天听报告，学习讨论，当时代表团团长是胡耀帮，还有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吴学谦。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对国际某某问题的态度。结果，专有一个题目是西藏问题，谈西藏将怎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写了。我把稿子交给益西措翻译成汉文，中央肯定后，就共同来学习。
团中央给男代表发二百元人民币，女代表发三百元人民币，因为她们要买一些化妆品，做一些衣服。
我们都带了很多很多纪念章，像和平鸽什么的。
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坐飞机去了。其他的人坐国际列车，通过满洲里到苏联。
在火车上我跟塞赤活佛在一个包厢里，我们的包厢最好，软席，有沙发，有卫生间，有淋浴。塞赤活佛是塔尔寺的主持，塞赤在藏语里是金座的意思。
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共用了十七个昼夜，每到一个站，都有迎接和跳舞，最少也要停十几分钟，也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
到莫斯科后，都住在诺什山根旅馆，是专为联欢节盖的。我和青海的塞赤活佛住一个房间，苏联给我们派一个小伙子扫地，整理屋子、被子、倒茶、倒水，那个小伙子是穆斯林，星期五下午就不来了，他去做礼拜。当时，连团长都没有派人伺候。
一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参加，四万多人。国内去的有党员、干部、军官、科学家、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艺术家、运动员、民主人士占的比较少，虽然是青年代表团，七十多岁的老头也有。
联欢节进行了十五天，有体育比赛，文艺比赛。西藏民族歌舞团也参加了，他们跳了热巴舞，得了铜质奖章。跳热巴舞的时候，跳不开，台子小，有一个人摔了。中国的其他项目得了好多金质、银质奖章，我记得一个搞体育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敬开，就得了金质奖章。
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和斯大林遗体，当时他们两个都在水晶棺里。苏联的一个记者采访塞赤活佛，说，你们到苏联看了列宁、斯大林的遗体，有什么感想？活佛说，列宁和斯大林生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只留下了遗体，其他什么都没了；我们宗教上就是讲这个道理，地位再高再大也要死，死了以后都是一样的。
记者立刻不采访了，生气了。记者走了以后，我说，哎呀，你这个活佛用宗教的道理回答不行呀！
后来，参加过联欢节的人来教我们怎么回答。第二天，有个记者采访我，列宁、斯大林的事都没提，只说你到苏联有什么感想？对你的一生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了苏联怎么好怎么好，大街呀、建筑呀，卫生呀、美呀，我说，一生最深刻的就是这次联欢节。
记者乐了，不停地记笔记，说，你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我们应该照个像。还说，采访的东西写成稿子后，要征求你的意见，对，发表，不对修改。就找了一个印度人和我照了像，后来，报纸登出了我和印度人的照片，还谈了我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
青联节的口号叫：和平友谊。一见面就交换纪念章及我从西藏带的布达拉宫照片。男女青年拥抱接吻，中国青年男女都很害羞，其它的国家不害羞。
在莫斯科，就中国青年穿得最整齐，排队去，好像部队式的，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其他国家都是随便的，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没什么区别。
我们有个规定，晚上都要回来，不能在其他宾馆、饭店留宿。要五六个人一块上街，不能单独行动。结果呢，苏联同志提出意见，说态度最不好的是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我们就开会了，说咱们中国青年像保温瓶一样，里面热，外面看不出来。从此，要大家表现出来一点热情，也可以单独行动了。
联欢节期间，在苏联的一个公园里举行了大型酒会，除了团长副团长，还有十七八个人参加，我也参加了。赫鲁晓夫来了，跟大家握手、敬酒。
中国住苏联大使馆也请了中国代表团，说，今天你们回家了，平时，你们吃西餐，今天你吃中餐。
参加联欢节的接待人员包括炊事员，都是各大学的学生，培训了一两个月吧。招待得很好，说是一天四十五卢布的标准，那时候算非常高了；吃的都是自助餐，餐厅里摆着柜子，大盘子里装几个小盘，要吃什么就选什么。早餐是牛奶、咖啡、茶，都是装在保温桶里，自己倒。吃饭时，门口都是大学的学生，不停地说，请进、再见等。
各国都在举行联欢。我陪胡耀帮同志参加了印度等几个国家的青年联欢，联欢时大家一块儿跳舞。团长胡耀帮从不穿西装，只穿中山装，开幕和闭幕时，我都穿了缎子的藏装。
听说莫斯科大学很大，一个人生下后，一天住一个房间，活到一百岁才能住完。
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参观后，就从西伯利亚坐国际列车回来了，艺术团的红线女、杜尽芳、魏喜奎及日本青年代表，也和我们在一个车上，我们在火车餐厅里也开了舞会。演员们都说，和藏族喇嘛一块儿照像光荣。抢着和塞赤活佛照像，还有的和活佛拥抱着照像。活佛才二十三岁，连芭蕾舞都不看，他说妇女太露了，这个不好，他是很有宗教规矩的。但是，演员们由不得活佛同意不同意，也说，恰巴同志，给我们照个像吧！
1959年，塞赤活佛死在了监狱里。
我参加世界联欢节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会了一些歌儿，像中日友谊歌，世界青年友谊进行曲……红线女还教了我一个广东戏。跟我一块的荣毅仁的弟弟荣宏仁，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说他喜欢西藏，他想自己开车到西藏。
那一年日本的好多人要求到中国参观，国家同意的就到北京来了。
我住在北京新桥饭店。有一天，团中央通知，在我住的地方，周总理参加接待外国朋友。宴会前，先把周总理介绍给了我，当时我穿的是藏族官员服装，有点像蒙装，周总理说，你是蒙古人吗？团中央干部介绍说，不，是西藏的。酒会上周总理给各国青年敬酒，也让我跟周总理一起敬酒。听说周总理懂许多外语，可是，他从不讲外语，只讲汉语，都是通过翻译。
回来时，在兰州呆了几天，等待拉萨派来车子和一个陪同的干部，后来我们坐汽车回到拉萨。
青妇联让我传达参加世界青联节的情况，当时，拉萨有个大礼堂，我给传达了，这个地方后来着火烧掉了。另外，西藏军区政治部也让我给部队传达，我给五十二师等几个地方及社教办传达了大致情况和我个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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