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那次聚会起，以及从后来的种种交往中，或只言片语，或高谈阔论，或举手投足，或行事为人，在我内心对他逸士的印象上，刘迪都又厚重地添加上一种侠客的色彩，用那种大丈夫般对家国天下朋友的仗义，用那种对不公无耻的嫉恶如仇。
八七年夏秋，我们住在香山上撰写“中国政治年鉴”，刘迪飘然不期而至，又在发了些神仙般的高论后，暗夜里骑车独返京城。他在那曾是梅兰芳旧居的“香山别墅”的廊下，灯光暗影里打坐舞拳的侧影，至今难忘。两年后风云激荡中，有一段未见的他，却连续数日在广场上盘桓，为其安全也为少给有关方面可能的借口，我强迫他离开，分手时他紧握我双手眼含热泪所说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别语，让我感动，也让我见识他对朋友的性情。
其实，我知道，在我认识的各种人中，对人生世事、中国政治的险恶有刘迪那样洞察的人或许并不多见，但他却毫不犹疑地在他认为该参与的时候以他的方式参与政治，介入人事。也许，正是那种出淤不染的超然，那种魏晋遗风般的隐逸，与世无争，不计名利，淡漠物欲，甘于清贫的风格，让人觉得他得了某些中国传统的逸士真传；而那种路见不平，仗剑而起，敢做敢当，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又让人觉得他与古代侠客一脉相传。中国的侠客古来多有，在我看，刘迪兄属于“逸侠”，那逸士和侠客中都属最上流的一种。这两种人的结合需要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的才能成就。
最近这些年，我常常想起王国维投湖那一幕，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