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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幸存者的光(散文)

雪  迪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于一九八八年四月,最早的倡议者是芒克、杨炼、唐晓渡。开始时,北京一些诗人自发聚集,经过共同商谈,大家同意成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幸存者〗第一期刊登着俱乐部的宗旨:

 

1. 本俱乐部为纯民间性的艺术家群,但不是一个艺术流派。

2.本俱乐部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诗人的独立探索,并通过诗人间的交流,促进这一探索。

3.本俱乐部注重艺术本身的价值、诗人人格的力量、艺术思想的交锋和立足自身重创传统的努力。

 

诗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后,大家推选五个人为俱乐部的负责成员:芒克、杨炼、晓渡、多多、雪迪。

 

    〖幸存者〗出了二期。第一期(创刊号)油印,出版于一九八八年七月,执行编辑杨炼。第二期铅印,执行编辑唐晓渡、林莽。第三期拟定雪迪编,但发生六四事件,杂志没有再出。〖幸存者〗还出版一本为「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编的铅印专辑,第一部分为〖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员简介,附照片,每人并有题辞;第二部分为文学界人士为艺术节写的祝词;第三部分为诗歌作品。

 

    自一九八八年四月成立,诗人俱乐部成员每星期定期在一位诗人的家中进行诗歌创作交流,参与者念自己新作,大家讨论,谈对诗歌的看法,对诗艺的评判、追求。〖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主要标志是它的名称:〖幸存者〗。这不是纯粹政治意义的〖幸存者〗,是诗人面临生存具有的众多困扰、苦难,对于自身命运的探求、思考,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揭示〖幸存者〗的含义。当时最经常进行的是关于诗歌的讨论,〖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完成的最大一次文学活动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日,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演出厅举办的大型诗歌朗诵会: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

 

    这是群策群力的诗歌朗诵会。俱乐部成员自己报名,然后挑选作品。大部分朗诵作品发表在「首届 〖幸存者〗诗歌艺术节」铅印专辑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一些人帮助美工做舞台道具,一些人帮助找音乐,每人练习自己的朗诵节目。美工王立锋,绘画表演林墨、皇甫秉忠等;铝琴演奏、音乐设计梁和平,舞台效果童东海,导演任呜、吴慧珠、余立杭;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大庆班学生表演了做为诗歌朗诵背景的现代舞蹈。诗人俱乐部向外界发出大量邀请。除接受邀请的个人之外,当时的法新社、英国BBC、香港电台、日本电台记者、美国新闻报导机构及许多外国使馆驻京大使及外交人员均出席朗诵会。

 

中央戏剧学院剧场到底能容纳多少人,我始终不清楚,也许五百至六百人,也许容纳更多人。当时剧场坐满了人,外面的门关上以后,有很多人拥挤在门外,希望进入剧场。同时大批警察和便衣在剧场内外监视。当时计划把整台朗诵录影,作为艺术资料保存下来。警察威胁:如果你们录影,他们就强行切断电源,使朗诵不得进行。因此录影没有做成。

 

    参加朗诵的诗人有芒克、多多、北岛、雪迪、黑大春、林莽、大仙、刑天、维维、张驰,郭睛丽朗诵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刘东朗诵杨炼的诗(诺日朗)节选,吴犀朗诵根子的诗(三月与末日),大庆班学生朗诵郭路生的诗(热爱生命),唐晓渡在朗诵会开始念了<献辞>

 

    雪迪用七只鼓组成的架子鼓做伴奏,朗诵一九八八年写的长诗【回忆】。有的诗人朗诵伴有舞蹈,大部分诗人的朗诵都有变换的灯光和彩布做背景,并用特殊音响效果渲染气氛。芒克一般都是纯粹的朗诵,他不太用背景音乐。但那天芒克用一支古怪的器乐曲做伴奏,音乐如台风的声音,大约是模仿自然。他朗诵了【群猿】第二章。一开始,大春想用的也是架子鼓。在听过雪迪【回忆】的排练之后,大春改变主意,放弃用鼓做伴奏。他后来用磁带为他的朗诵做伴奏。这场朗诵很成功。

 

    现场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朗诵之后,大量听众涌到台前与诗人们交谈。像这样大规模、带有很强艺术效果的诗歌朗诵,一般很少见到。尤其在正式的演出剧场,有很好的音响效果,伴随先锋派音乐、变幻的彩色灯光和具有强烈现代风格的午台美术布景,演出效果极佳。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在诗歌上的贡献是继〖圆明园诗社〗之后在北京民间最大规模的诗歌团体。(〖圆明园诗社〗活动于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在十多所大学举办过诗歌朗诵会。创建人:代杰、刘国越、刘清正、黑大春、雪迪。主要成员还有刑天、大仙、殷龙龙、萨百聪、莫非、何三、李路等。社长:代杰;主编:雪迪;财务:刘国越。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诗社唯一的一本油印杂志【窗囗】,编选者雪迪。诗社于一九八六年春因严重意见分歧解体。)诗人俱乐部聚集了北京的现代派诗人。当时,俱乐部还有一种想法:随着时间推移,把全国各地优秀年轻诗人都吸收到〖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从而使其成为全国性诗歌团体。〖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是一个诗歌同仁团体,团体中的诗人认真、严肃研究现代诗歌、现代艺术,探讨个人在一九八九前后的生存境遇、状态、感受。由于当时政治原因和各种各样背景,〖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未经宣布而告解体,但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里,它留下有文字记载的那次文学活动。那次文学活动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杀之后被官方称为当时影响和导致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的三大政治事件之一。此外,〖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使更多诗人有机会聚集一起,创造固定场合,使他们技术性地探讨当代诗歌;交流深刻的人生感受;提出尖锐的关于生命在专制体制和社会里面对的问题。

 

    在大陆生活过和仍生活在大陆的人们十分清楚,「人生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制度中生存的问题。作为诗人,选择写作做为职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学习、探讨诗歌的写作技巧,更是揣摩、把握怎样在生活中表达内心感受,表达最隐秘、最真实、最深刻、最个人化的内在感受。这需要敏感、智慧,更需要勇敢和真诚。在那个制度中,勇敢和真诚总是被历次的政治运动首先摧毁,这两样品德也总是使拥有这种品德的人在大众中活得艰难和孤独。因此,诗人在当代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把握文字的能力及选择准确的文字去表达复杂、微妙、深刻的存在感受的挑战,更强大和残酷的挑战是表达自己的哪些感受?怎样去感受个人在闭塞及专制的社会中的生存?在中国这个不自由、不能够畅所欲言、不会因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而免于迫害地生活,在不能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的情况下,作为诗人,以言论及自己的胆量、技艺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危险人所共知。这就是作为艺术家所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它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经验,而且深刻敏感地牵扯到整个社会。

 

    当时,雪迪和一些年轻诗人并不是很同意用〖幸存者〗称呼这个诗歌团体。他们认为〖幸存者〗这个名称带有较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因而倾向用一个文学性较强、较为独特的名称。当时大家都在想,一些人赞同用〖独角兽〗做为俱乐部名称。独角兽,一只角尖尖向前,充满穿刺和努力向前的欲望和决心,具有极强的动物性和生存感。

 

    〖幸存者〗是杨炼起的,当时分歧很大。年轻诗人想给这个诗歌团体起纯粹文学性的名字,杨炼和其它一些诗人坚持用〖幸存者〗,后来其它的诗人没有再争执下去。〖幸存者〗作为诗歌团体的名字被确定下来。当然〖幸存者〗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幸存者。我们能够在那样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生存下来,活过来,度过每一天,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都可以称自己为幸存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在〖幸存者〗第一期油印杂志第一页和第二页,有一篇唐晓渡撰写的文章:【什么是〖幸存者〗】:

 

〖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死亡的人。这种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面对肉体的死亡我们无话可说,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死亡:现实和精神的发展,就其趋于「熵」的运动态势而言,均具有死亡的指向。而这正是人类生活最一般的状况。两堵宿命之墙彼此呼应,内外夹击:打破这种夹击,顽强地呈现生命新的可能,这就是〖幸存者〗的真义。对于〖幸存者〗来说,生命的过程不止是,或根本不是一场是非纷争,而是一次存在的启示。

 

    其它几段具体从政治和生存的意义解释什么是幸存者。其中一句说:「诗人就是那些通过语言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幸存者”。他幸存的可能存在于创造性进入和把握住语言的瞬间」。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唐晓渡写道:

 

    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才说:「只是要活。只是要活下去,活到底」。王维才长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而这正是〖幸存者〗。

 

 

 

 

 

    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底接到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当时正是中国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与和平请愿的学生之后不久,北京充满恐怖、绝望的气氛。我每天都在恐惧地方警察带着持枪武警闯进我在东直门中医研究院的住处将我带走。我极深地参与那场民主运动,只不过我当时病休在家吃[劳保]。(当时许多年轻艺术家都采取病休在家吃劳保的形式,获取更多创作时间和人身自由。当然病是装出来的,我“得”的是高血压,当时朝阳医院几个内科大夫提供建议长期病休的正式证明书)。许多年轻现代派画家也以不同的病假方式待在家里画画,搞画展。我拿很低的基本工资,在家写书。那也是我创作甚丰的年代。我应〖作家出版社〗之邀写作【骰子滚动: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分析与批评】,二十万字,分析五十位大陆现代派诗人五十五首诗作,曾在当时的安徽 【诗歌报】连载。三校完毕,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订,准备开机印刷之际,六四屠杀在北京发生,此书被〖作家出版社〗自动取消出版。一九九三年,北京〖朝华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又是三校完毕,胶片已拷出,出版社因出版【左祸】一书被查封,此书再度胎死腹中。我在那几年还写了诗集【内心挣扎】,出版散文诗集【颤栗】,并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在报刊发表。正因为那时我待在家中,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我一直单独活动,没和有组织的活动搅在一起。公安局与「片警」的手里没有我参与那场民主运动的第一手资料。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底获得布朗大学英语系邀请信后,马上申请护照。申请护照的过程用了四个月,历尽磨难与风险。我的工作单位「电光源研究所」坚决拒绝为我出具办理护照的一切证明信件,我被迫辞职。户口转到街道,由街道派出所出具证明信件,这样我就落到国家警察的手里。为了获得我参与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证据,北京市北新桥派出所、东城分局、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在一起,对我进行长达三个多月几乎每日的调查及讯问。我在三个警察办事处之间轮流报到,接受近乎审讯的提问,我必须记住我以前的所有答词。一旦回答与以前有出入,他们就出示讯问记录。他们要去我的诗集、文章,仔细阅读,希望找出某些言论证明我对国家不敬或有对抗情绪,因而可以拒绝办理我的护照,或者把我抓起来。在我和女友宋玲出门时,我们遭到跟踪,最严重的一次竟是二辆摩托和一辆「跨子」跟在我们乘坐的电车后。我那次不得不在电车上销毁电话本,以防万一出事不会连累朋友。我未跟许多朋友提及我在办理出国,也几乎切断和朋友的联系,以免一旦出事连累他们。

 

    布朗大学是美国的著名学府,有许多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文学活动,世界各地的名人来大学讲演。学校有极好的图书馆和充满青春及自由气息的校园。这七年我专致于写作。早期的几年是困难、痛苦的调整过程。从习惯向外释放、有具体反抗目标、经常处于团体式生活方式骤然转向了向内凝视、一切对抗都在自己内心之中、自己与自己相持、似乎永远在孤独、独自一人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转变曾把我扔进绝望与空虚、迷侣的深谷。再从谷底痛苦地坚持往平地爬,重新站在新地平线上,感觉自己实在和以前不同。更成熟,更内向,更持续深刻地生活在内心世界中,更加注意力集中。我的创作风格也在变化,作品展示着所有挣扎和喜悦的时刻,从一个水平升向另一个水平的过程。展示身处异乡的诗人在内心与外界的黑暗中看见的光,你会看见坚持的努力,听见笑声。技巧更加成熟,不做作,不强迫:象人,诚实、专注、新鲜。觉得越活越明白,深刻地个人化。

 

    一堵围困、具体的墙消失,那是一堵在社会制度中围拢、压迫的墙;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和制度,我们充满选择和行动自由,但在法律范围内,另一堵压迫、抽象、围困的墙出现。在内心中,我认为这是堵更残酷和结实的墙。这是一堵无弹性的透明墙,你在墙里看见的是你自己。你拥有自由去打碎这堵墙,或仅凿出一个门,但你打击的将是你自己。自由的含义就是让你更真实、更直接地面对自己。你能否通过「自我」到达另一个境界?

 

    重新找到写作支点,重新认识自己。这是八年来重复出现的过程。在不同距离、背景中看待、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找到新的写作动力;把力和注意力集聚,不是向外,是向内,向内部的深处运行,更清晰和深刻,充满智慧、力量的声音就会从下向上的升起。你会看见一道光劈开黑暗,在黑暗的包围中向四个方向运行。感到爱,在困惑和绝望中,引领你走出迷地。找到那个新人性和灵性交叉形成的支点,你站在那儿看见一片清澈、干净的土地,你就在那里写作。你感觉置身家园。家园远在千里,但你在努力与向内的凝视中,从未离开过家园。

 

    在不因为写作而感到恐惧的气氛中,自由的写作;更深刻、清晰地进入内心,寻找到在精神中生存的方式。在美国这个狂热消费和极度物质化的国家,自我关注、追求的生活是强大的挑战,也是痛楚和孤独的选择。在美国,消费的欲望弥漫,充满物质感的广告处处皆是,时时皆在;表演者处处受到欢呼。因此选择宁静就是接近孤独。我坚持用中文写作,与自己的文化、根、思维方式保持最密切联系,让自己仍旧生存在母语中,用新的态度和经验使用母语,发展母语。注视自己的变化,不断推动自己到达新高度,这一切都是挑战、对抗,也是享受,是我在异乡生活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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