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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潜流到诗界主潮(诗论·下)
——我看中国当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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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十一
每一代人都在追求着现代性或曰当代性。
太阳每天都要升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人类的最高目标就是精神、自由、生命和尊严，人类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会锲而不舍地、更高地追求着她们，像永远地追求着一个最实在、最完美的梦。这个梦对人类心灵有着永恒的魅力，吸引着人类以舍生忘死的崇高激情、痴情和诗情去追求。如果有人说，“呵，她真美，留住她”，他马上就会停步落伍，成为病树沉舟，转瞬放眼一观，前头才是千帆竞驶、万花争艳的春天。
每一代人对自由的追求，对个性的锻造，对生命的思考，对道义的承担，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对理和道的思辨，对超验世界的猜想，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关切，这些问题和思考永远具有现代性或曰当代性(Modernity)。这是文学和诗的灵魂、内质，是文学和诗的高贵性所在。外现的文字技巧、表达的艺术方式、探入的美学角度并不是现代性或当代性的根本表征。问题和思想的现代性或当代性，无论用明洁的语言表达还是用象征的方式表现，用理性的沉思、意象的跳跃表达还是用意识的流动表现，都同样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正如一位美女，不必描眉画眼、贴金缀银，素面尤见丽质，不必长裙拖地、步摇晃动，超短裙更显俏丽，洗尽铅华更见纯真自然之美。艺术技巧非常重要，但过分的雕饰、故弄玄虚、语言艰涩，则未免舍本逐末。心灵境界的崇高、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感受的深刻、对民族苦难和人类道义的关切，是诗的崇高精神品格。诗人不拓展眼界、升华灵魂、广博深潜于人类文化，难臻艺术大境界。从这一点看，七零年代地下诗人及其作品缺乏更大更高更远更辉煌的后续性、发展性和创造性，青春时期诗的灿烂火花化为一阵星雨即消逝难继，则显示心灵和文化的局限。
创造者每天都应当有心灵的伟大日出。
思想者应当有理性的激情、诗的语丝。
十二
诗近于哲学。诗思近乎哲思。本体的思考、主体的反省、现象界的沉思、对宇宙天体、自然万物、世道人心的审视，诗思和哲思一样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它自由地飞腾、勇敢地超越、轻灵地出入于表象与实质之间、流动与永恒之间、时间与空间之间，徜徉于人伦、自然、天体、宇宙之间，在心灵中建立起独特的天理逻辑、心理逻辑、情感逻辑和形象逻辑。
诗使人的心灵走向自由、走向宽广、走向纯真、走向思想。音乐使人的心灵敞向苍穹、敞向自然、敞向美好、敞向崇高。青年而不爱诗，就像少女不爱青春。青年而不爱音乐，就像没有过爱情。然而，在一个从虚荣走向虚伪、从冷漠走向冷酷、从腐败走向全面堕落的又一个镀金时代，诗只剩下了躯壳、包装着满腹庸俗，音乐在红尘和金钱的污泥浊水中打滚。
尘嚣入梦、万籁俱寂、当我们仰望星空、心灵敞向苍穹，会忽然领悟宇宙的伟大、天理的深邃、道义的崇高，会忽然看透人生的迷误和人间的卑渺。浪漫青年郭沫若仰望星空、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性情思“呵，星空，我心中的道德律！”顿生共鸣，写出气质走向宁静的《星空》；红色歌手郭小川仰望星空、信念崩溃、偶像轰然倒塌、心中一片怅惘。
以人格、生命和真诚对待思想和真知，就会超越俗世、走向崇高。以人格、生命和真诚对待诗和激情，同样会超越俗世、走向崇高。思想和诗，是一母双生姊妹；思想家和诗人，亦然。思想通诗，诗通思想；崇高的思想和理性就是诗情，崇高的诗情就是思想和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真知、理性、诗，她们同样动人心魂。当遇罗克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挥笔荡涤一个民族的迷狂、与整个专制国家机器战斗、大无畏地走向死刑场，当张志新愤然抨击一个邪恶集团的罪行和欺诈、坐牢割喉赴死而终不悔，当林昭登上历史讲台、主持社会正义、向整个专制集团发出英勇挑战、义无反顾慷慨就义，这些人类英雄心中激荡着的就是思想、真知、正义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诗情，他们的灿烂生命、道义勇气和人格的磅礴大气就是天地之间的雄伟诗篇。
这些英雄人格和思想先锋，使一个愚昧民族觉醒，使一代迷惘青年觉悟。在民族觉醒的心灵历程中，这种人格和思想成为反抗专制的心灵沃土，发出愤怒的吶喊和反抗的声音成为内心的需要和诗的尊严，七零年代中国地下诗应运而生。他们的诗，上承遇罗克们英雄人格和思想先锋的精神火炬，下启一代新诗潮的思想叛逆，成为“文革”后思想解放潮流和诗歌重建辉煌的文学先锋。坚守正义、追求自由、走向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前赴后继的伟大历史事业。当代中国人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在这一历史事业的环节中辉煌展开、大呼猛进的，人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会从这一伟大事业中获得思想、勇气和诗情。
十三
中国一九七零年代的“地下诗歌”“地下诗人”成为人们回忆的话题，我们需要提出与此密切相关的“地下文化”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地下文化负载和体现着这个黑暗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思想和深层文化、开拓并且昭示中国文化的主潮和历史的方向。地下诗歌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是政治专制时期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与地下阅读、地下传播、地下写作、地下交流、地下杂志构成一个完整的地下文化系统，代表着民意、民心和文化的未来，与地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专制文化宣传、红色话语系统截然对立。
专制势力霸占了从政权、法权、财产权到思想权、话语权、阅读权、交流权等等全部社会权利，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最大剥夺，尽丧这些基本权利。专制者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人民需要拿着大顶、倒立蜻蜓，来看这个是非颠倒、美丑倒置、荒谬绝伦的世界。
“文革”十年，金石毁弃、瓦釜雷鸣，思考和叛逆的一代潜身地下，禁书禁言失学失业流放游荡歧视欺骗迫害谎言使他们展开思想的触角、睁开良知的眼睛，开始地下寻书、地下读书、地下写作、地下往来。婴儿总要出世，思想总要放光，血写的文字必定喷薄而出，给大地带来第一缕晨曦——地下刊物破土而出。为何要出版“地下刊物”，北京青年魏京生等人创办的地下杂志《探索》第二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指出，这是因为“中共不给予公开编印的权利”“中共的政策不允许公开出版的自由”。
诗人作家的出现和成长，要靠刊物和结社。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灿烂春天之出现，是靠洪波涌起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创造社作家群、新月派作家群等众多社团的纷纷创立，这些作家诗人有自己的社团创办的合法刊物或出版社作为发表和出版作品的园地，他们还可以向众多报刊自由投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立的创造社拥有多种文学刊物包括《创造》季刊、月刊、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编辑和出版以本社成员作品集为主的“创造社丛书”，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上百人的文学研究会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月刊）等文学刊物，胡适、徐志摩、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作家有《新月》月刊、《现代评论》周刊等杂志。这些社团、作家、杂志彼此竞争，使文学创作百花盛开、异常活跃。如果没有《新青年》杂志及其编辑钱玄同向周树人多次拉稿、反复力促，中国现代小说界就不会出现“鲁迅”及其小说。六十年后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们反而不能拥有自己的合法诗社和诗刊，读书交往探讨发表出版统统成了令人胆战心惊乃至豁上性命的地下活动，这代人的生存条件和中国的文化生态糟糕到如此地步。1978年12月地下出刊的《今天》杂志存在一年就遭取缔（其它众多政论杂志仅存数月、发起者被捕判刑），成员风云流散、浪迹天涯。这就是思想和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保持诗的独立、傲睨世俗威权、拒绝政治招安、拒绝成为官方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正确选择。没有玉碎的决心，就没有诗的尊严。思想无须批准，好诗无须认可。能否在官方刊物发表诗作，能否得到官方批准，这是一个令人耻辱的话题。一位外国作家说得好：“与其被混蛋赞扬，不如战死在他手里。”强权可以一时把持媒体，良知却永远植根民间。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文化功能如此强大，一条信息能够同步进入全球每个城乡、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手掌，人类的思想权、话语权、阅读权、交往权、发表权、出版权已成为每个人的权利。人类未来的话语方式、表达方式、通讯方式将出现怎样的奇迹，虽然现在难以准确预料，但是完全可以相信：人类必定愈来愈自由、愈来愈亲密、愈来愈抱团，为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目标—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
十四
史学家的责任，是直面对待史实、公正对待历史、准确勾勒历史情境、冷峻评断历史人物行为、昭示人们不要遗忘前代开路者的英雄性格、拦路者的丑恶行径、使后人的选择走向人道、理性和明智，虽未必名垂千古，但切勿遗臭万年。
1978年底、1979年初中国十年“文革”后出现第一次思想的春潮，中国再次石破天惊，大字报铺天盖地、民办刊物破土而出，核心主题是民主、自由、人权。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一针见血指出，“没有民主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等同仁创办《探索》杂志，该志3月25日发表魏京生执笔的社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犀利驳斥3月16日邓小平发表的压制民主运动的讲话。社论指出，中国必须改革社会制度，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而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入狱，证实四天前他对邓小平的政治洞察和判断完全正确。
1978年11月24日贵州启蒙社青年勇士在天安门贴出宣言，呼吁“起来吧！中国人。是时候了，是向一切专制者、独裁者进攻的时候了。我们要给他们作最后的审判，彻底清算他们。”我们要拆毁“秦始皇的徒子徒孙为了维持独裁制度所建立的精神长城，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体系。”“我们所向往的新思想——民主和人权的伟大思想”。1979年3月，贵阳解冻社杂志在李家华主持下发表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积极宣传人类的一切进步思想，目前特别要宣传鲁索的人权思想和孙中山的民主学说”“要求政治、思想、艺术、生活、个性多元化，反对一切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反对一切戴着‘民主’面纱的个人独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因为一切‘斗争’‘暴力’和‘专政’都是分裂人类的。”“要求国家摆脱古老的程序，重新探索适合今天和明天的新哲学思想、新政治结构、新经济理论、新道德原则。在重新修正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需要的新国学。”“要求国家建立和健全与现代科学与技术、现代文明生活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机构”、要求“实行民主竞选，由人民自由选择自己信任的政府。”“本社宣言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潮流，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人权、真正的民主和为实现四化扫清障碍而努力奋斗，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个时期，仅北京一地就出现五十余种民办刊物（地下刊物），文学刊物《今天》只是其中之一。从上面引述的几家自办刊物的社论和宣言，可以清晰看到三十四年前那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锐气、道义勇气以及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历史转折年代中国人民怀着怎样的憧憬和热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流中涌现出一批新诗人及其带有叛逆意志和挑战色彩的诗作（其中一些诗作写于更早时期）。
历史的激情会唤起新时代的勇气，新一代人的勇气会盛开灿烂的文学之花。
十五
我们是同时代人，早识人生忧患、深谙世道邪行，历经思想痛苦和精神反抗，有过心灵大沉痛、智慧大欢欣。我们走上不同的专业方向。玫瑰花和紫罗兰会发出各自的芬芳。
诗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友人，老年人的仆人。
也许，诗太苍老了，熟得近乎溃烂，无人需要它，像这个世代。
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似乎渐渐多了柔媚、少了风骨，多了雕饰、少了淳朴，多了尘俗、少了诗情。官方的摇篮，养的是乖巧牛羊，养不出英雄好汉。辽阔的荒原，独立的人格，才是伟大的所在。
中国的诗人和作家，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性格。我曾这样指出：“人格比艺术更重要，性格培育比艺术修养更具美学价值，深层人格魅力比表层文字形态更具审美意义。我们之欣赏一位古典或现代诗人的作品，是在欣赏诗人跳动在文字深层的人格魅力、思想境界、性格丰度、情感力度，而决非文字本身。”“技巧出匠人，性格出诗人。思想深度、情感强度、个性丰度出大诗人。诗乃天地之元气，人间之正气，心灵之至真、至情、至性。”（《诗可以怒》）
一个有高贵气质、道义勇气和正直人格的人，才可能脱略匠气、超越尘俗、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思想家。
2012年8月于多伦多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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