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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关键词：一个索引(随笔)
◎ 刘漫流
原定题目忒大，可以写成一部书。我就从题目里抠几个关键词，先写上几句，作为一部可能之书的索引。
1．1978
对我来说，1978是学习之年、阅读之年，记忆与见证在5月1日有过一次交汇点。
凌晨，懵懂中三哥叫醒我，匆匆洗漱后，骑车驮我沿建国路、思南路一直弯到新华书店淮海中路门市部。等开门的人已从书店门口，排到了隔壁弄堂里。眼看人越来越多，队越排越长，等我们哥俩赶到时，长长的队伍已穿弄而过。弄堂到底是南昌路，沿街一直排到瑞金二路。等于说以淮海中路新华书店为圆心，顺时针绕了差不多一个街区！
这一幕确实令人难忘！——后来听说，当局决定重印35种中外名著，统一安排在“5•1国际劳动节”发售——“报于百花一处开”。当年当月当日这种夤夜排队购书的壮观场面，出现在整个大陆各家新华书店门市部前，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说，这一代诗人，我将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排在这个长长的队伍中！
35种书，排成方阵，踏着正步，开始夜晚的行军。
啊，“新华书店”，这种国家的权力美学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但一个人、一种艰难漫长的文学生涯可能就从这一类“夜晚的军队”开始！
就在这个队伍中，我听到有人如数家珍地报着雨果的“四大名著”：《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
那个时代的读者尤其喜欢显摆“四大”、“十佳”之类世界文学知识零碎。
35种书，以5种为一组，形成古今中外不同的排列组合，排队者每位限购一组。按此规定，我们哥俩一共可以购入两组共10种书。一周之内，通过换购又得到了另外一些花色品种。
此刻，记忆试图记住这些当日之书：《战争与和平》（四卷）、《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我记得是一种合订本）、《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艰难时世》、《大卫•考坡菲》、《猎人笔记》、《契诃夫小说选》（上、下）、《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家》、《子夜》……等。
三哥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大多属于近年来网上颇为走俏的“网格版”，一册册用牛皮纸细心包裹起来——一个夏天的阅读书目、一个阅读的夏天……
2．记忆
我知道我开出的书单并不完整。一些书、一些人与一些事，渐渐笼罩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常常自以为记住了该记住的、却忘记了不该忘记的。关于时间，我倾向于某种不可知论。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过去时代的幽灵，现实喧嚷的人群，穿越时间的未来相互重叠交叉或擦肩而过。所谓记忆，不过是一系列追索与辑佚、重构与书写，失而复得与不可企求的混合。时间和地点或者不难一一取证，难以确定的恰恰是事实或史实，最变幻莫测的是无过于人与人心。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或目睹了字里行间的闪烁其辞、当众撒谎、偏面强调、有意无意的省略、歪曲、小心眼、轻描淡写或移花接木、自我美化与自我加冕……回忆之光在幽黯的虚构与公开的捏造之间摇曳不定，
记忆是不可靠的，这几乎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想到的是一回事，说出来常常又是另一回事。是以，我也不敢以最公正者自许，不能保证不堕入其间任何一种恶趣。我不大相信所谓记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拒绝记忆或不去回忆。有关八十年代的所有记忆，多少已被美化了。因此，很少看到有一本令人足够信服的诗歌史，这并非意味着诗歌没有历史。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个人的诗歌史。
3．见证
我能见证什么呢？
我就来扯一扯《海上》是怎么炮制出炉的吧。
84年秋冬之交，老同学张志平（“海客”，后用笔名“张远山”。）来找我，说已联络一些人想搞一个联谊性质的艺术沙龙或者叫俱乐部）。从小学开始，张就是我同学，比我晚半年，后来一起考入华东师大。《夏雨岛》创办后，我们嫌它学生会气味太浓，我与志平加周泽雄三人自已刻蜡纸油印了二期《广场》（根据我的一首同题诗）。毕业后我被分配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张志平分到市少体校，都有意结识同道办诗刊，志平当时提名叫《海韵》，我觉得听上去太软，加之广东已有一种同名诗刊，遂提出不如就叫“海上”——一次词序颠倒，这就是《海上》的由来。
张志平又介绍认识杨晖与龚建庆。杨晖，诨名巴海，时方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回沪任教上海轻专，画画这一摊由他牵头联系。那时我住校，地处市中心，靠重庆南路那座三层砖红色老楼朝南的一间办公室成为聚集点，人一多坐不下就过一条马路搬到复兴公园茶室。后来又联络了政教系的杨伟民，在他承包主持的华师大丽娃沙龙聚过几次，本地一些写诗的画画的先后都曾在这儿露过面。我记得有一次聚会，每一位到场者被要求填一张“海上俱乐部成员卡”，再交三元钱（我听说陈东东后来承认借上厕所躲掉了交钱），具体凑了多少不归我管。我只知道，一部分作为聚会费用，一部分就用来编《海上》。每期有执编，编委、美工一应俱全。基本阵容就是三拨人马，华师大三位[我（刘漫流）、海客（张志平）、天游（周泽雄）]；上师大四个（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还有默默、孟浪及其联络的郁郁、京不特、吴非、冰释之、阿钟等。
编委碰过几次头，我记得第一期稿子先在我的办公室里统了一遍。付印前又在旧仓街张志平家，由我跟志平两人一首一首斟酌排序。内页目录栏作者名字与作品实际排序不一致，当时确定原则上一切从阅读效果出发，主编者不打头条。默默少年老成，责备书生意气不够策略，外界会以为谁打头条谁就是人人都服贴的代表人物。后来想想，默默这么说也有道理。不到一年趁热由孟浪、我分头主持编辑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孟浪跑去深圳参与徐敬亚等策划的86’诗歌大展，“海上诗群”就这样被作为一个整体推出。
其实从一开始就阴差阳错，很不整体。貌未必合，神亦分离，自我中心，互不买账。有讲团结顾大局的，有爱捣蛋闹独立的；有口语派、风花雪月派、好走极端派，折衷调合派；有活动家、有不活动家。
比如，大家都知道大展时“海上诗群”有我跟孟浪分别撰写的两个“艺术自释”，就是因为颇有人不买孟浪的账，拉我执笔搞个版本，所幸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与孟浪日后的交情。又冒出一个《大陆》、一个《撒娇》，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回答，其实就是同一拨人，扯不同的旗帜。明眼人其实不难看出《大陆》亦无非是《海上》的镜像之一，两者的互文性，可谓一目了然。
“撒娇”——据默默解释，当初是他随便一说“傻叫”，京不特错听成“撒娇”。大展时因为版面有限，每一“流派”入选的作品数量有限，不特就操刀写了那几句名噪一时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艺术自释”，“撒娇派”的旗杆子就这样竖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夜我正好也在场。所以说，其实就是同一拨人在一起或不在一起撒撒娇。
“海上诗群”是一个大箩筐，所谓“地下”，更像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桌面回收站。我曾多次强调没有什么“海上诗派”，倘使一些人写一些诗办办杂志就算一个流派，说有亦未尝不可。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诗歌创作团体就此诞生。吊诡的是，拒绝抱团可能正是这些人有限冷淡合作的初衷之一。如果说彼此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我想至多只能以“个性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之类来概括形容。
4．地下
必须声明，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地下诗人。我也不是什么地下诗人，是不是诗人那是另一回事。无名诗人、被遗忘的诗人、甚至前诗人之类都比这更靠谱。我觉得地下地上这种说法，就像两个泼妇面对面戳着鼻子骂街，是商业阴谋加政治迫害的产物。
我查了一下词典，诸如“秘密的、不公开的”；“反传统社会或现存体制的”；“先锋派的、实验性的”；“不遵奉准则的，不落俗套的，与众不同的。”等等，可能是大多数现代艺术家都愿意接受的词义选项。
与其将1980年代的现代诗歌描述为走入地下，不如说它一直企图浮出水面冒泡，来到地上或暂时潜伏。很少会有一位艺术家愿意自始至终接受一种名字叫“地下”的状态、因此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地下”是远远不够的。
东西方作者，都必须面对某种出版制度。而在东方，除此之外，你还得面对审查制度。如艾米莉·狄金森那般决绝视“发表，就是出卖！”只是一种理想主义、一个诗歌的高级珍稀品种。
虽然，诗人从来不会为市场写作，除非写诗之余为了谋生去写广告文案。发表的动机与写作的动机相差何啻千里，但每一位作者都有起码的发表欲。最终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具体的文本发言，哪怕是从未发表过的手稿或草稿。拒绝沦为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宣传的扩音器，或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领域的牺牲品、不等于拒绝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地下难得成为一种应该坚守的艺术理想，常常只是一种曲线救国的可疑策略。作为地上的一种镜像，“地下”时刻潜伏着窥伺着等待资本的青睐与收买、或体制的招安与收编。
纯粹的“地下”（这种说法本身是否成立值得探讨）状态只是一个秘密、一种传闻、一种道听途说……体制外、民间、在野、非主流、边缘、异端、亚文化、非卖品……只是林林总总标签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说穿了其实不过意味着某种可能性，而可能性是无边无际的。任何描述，只是在可能性之上再添上一种可能性。如果存在着某种极端的地下状态，只是纯粹的可能性。甚至是拒绝描述的。
也因此，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地下”的面目一直歧义多分，模糊不清。而在亚细亚式专制独裁主义统治之下，地下，是一个贬义词。与“地下”相关的一切事物，被视同非法、犯罪、捣蛋，属于必须取谛、惩罚、没收的违禁品。在前苏联，被指为地下诗人就可能以寄生虫罪遭起诉、判处流放、置于无何有之乡。拥有一张作协会员证就等于拥有了一张营业执照，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各种福利，从房子到汽车、四处游山玩水，至少可以帮助你在毕业分配时留在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否则你就是一件没有经过合法认证的产品，一个徘徊在作协大门口的文学小青年，跟一个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比，没什么差别！你甚至不具备写诗的资格，连个诗人都算不上！
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一位四川诗人来上海时问我有没有加入作协，他说他已经加入了，好像说被某某某老诗人拉进去的，为了某种工作与生活的便利，比如出版、出国等等，我表示了完全的理解。跟我被分配在社会主义大学执教鞭性质差不多。所以，别跟我扯谈什么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地下诗人了！我们全部都被攥在党的宣传与文化控制机构的掌心里，在体制的夹缝里觅食、写作，这就是真相！这一代“作家”或“诗人”，大部分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青团员，红卫兵、红小兵，海陆空各个兵种全齐。有的早早入了党、有的89年退了党——所以，89才会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有人自杀、有人出国，有人入狱、有人改行、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加官晋爵。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也是中国地上或地下文坛与诗坛的众生相。不是没有坚守者，是以，我要将最大的敬意奉献给体制外所有坚持不合作人士、游离分子、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者、在狱作家、良心犯、诗歌烈士，献给一切真正致力于捍卫创作自由与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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