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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方发
清理奥革阿斯牛圈(文论·下)
——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
◎ 李亚东
先锋文学的国家话语
由于灰色地带人的模棱两可，因而造成“蛋，就是这么扯的”（韩寒《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生活在这样的同行中，要寻求突破，要回到人性本身，是非常困难的。”（余世存《致先生书》）我这样描述，是否愤世嫉俗？
想考察另外一些作家，80年代的“先锋”们。
基本上现在人们公认，进入90年代后先锋不再先锋。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随着1989年的美术馆的一声枪响，形式革命从此没落了。……从创作的实践来看，已经成为了权威的先锋作家们大多采取了形式弱化、故事通俗、模式定型的保守主义文化立场，虽然他们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但创作手法缺乏创新，思想浅白复制，是否还处于先锋的前沿值得怀疑。”（宋世明《文学体制转型与当代先锋小说精神变异》，《扬子江评论》2008年4期）用报端的语言，就是“现实主义开始大规模回归，先锋作家重走现实主义的老路”。以曾经的先锋自己的话，则“我们同现实主义达成了和解”（格非），或“现在应该说，先锋文学成了权威。”（余华）
为什么会如此？起意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一度，把问题归结为泰山压顶的暴力，造成了作家的内缩和探索性的覆灭。我想时代背景变了，一切都要重新安排。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很快又想到，这道题有没有别的解？就是说，先锋“变脸”的背后，有没有水落石出的因素？变来变去的后面，有没有其实不变的东西？
还是回到历史现场，看图穷如何见匕首。前面刘宾雁的意思很明确，可他着眼的是“1979年初，某些1957年的受害者刚刚告别悲惨命运，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关于1985年及其后的“纯文学”、“先锋”，我没有见到他的评说。手头的现成材料，是高尔泰先生80年代后期，对“文学与启蒙”的强调、及对“看客的文学”的抨击。
《“看客”的文学》，援引《桃花扇》中的尖锐话：“清流欲向浊流抛”，来概括看客般冷漠的当代作家，同样尖锐地指出：
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体验着种种困苦，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当前这样一个国步维艰，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本应当呐喊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成为人民要求的代言人，成为时代精神的喉舌。但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目睹流氓、扒手、骗子以及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势力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所欲为而噤若寒蝉；目睹社会的黑暗，官员的腐败，以及被新闻封锁掩盖着的无数骇人听闻的事实而无动于衷。……“看客文学”的错误在于放弃生存努力，游戏人间而听凭“必然性”或既成事实支配。这不仅是文学的死胡同，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及其能源的窒息和浪费。（高尔泰《“看客”的文学》，《书林》1988第10期）
《文学与启蒙》一文，也值得今天重温。文章纠正“纯文学”的见解，指出艺术是超越、不是超脱。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该是从非人的东西向人回归，而非人向非人东西回归。尤其痛切陈词：
说封建社会在“五四”时期已经结束是不对的。当然，说８０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来得及在思想文化领域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论价值取向如何“多元”，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阻力和危机是共同的。在它巨大的阴影下任何“多元”都笼罩着一层惨淡虚幻的和暂时的色彩。当“纯文学”论者们宣称封建主义已经在“五四”时期结束，我们没有可能再像“五四”时期那样进行单一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时，他们本来是应当注意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的。
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无论如何，这个非文学的事实终将通过支配作家个人的命运和影响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进入文学，迫使作家们做出文学的选择。（《人民日报》1989年5月2日）
这篇文章，后改成《“文学本体”一问》，并添加了一些话：
我认为，文学不是政治的奴仆。但是我不认为，因此就可以说，“文学本体”的追求不同于人生的追求，文学的价值可以和人生的价值无关。……有那么多人不遵守语法，写作谁也看不懂（我怀疑作者自己也不懂）的东西，无异买空卖空。有那么多的编辑发表没有看懂的东西，是一场文字的灾难。许多宝贵的才华，由于诺贝尔情结压倒了对暴政的仇恨，果实越结越酸，我感到十分痛心。（高尔泰《文学本体》一问》，见“文心社”网2008年1月13日）
“买空卖空”啊、“文字的灾难”等，是否太过言重了？你可以争辩，只是审美趣味的不同。更可以说，文学无关“对暴政的仇恨”。但不管怎么说，8964都证明巨大阴影下“多元”的惨淡虚幻。此后的转型也证明了巨大阴影下“先锋”的暂时色彩。
林贤治《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一文如是写：
从大的方面而言，中国文学基本上在1981及1987前后两次“反自由化”及1983－1984的“清除精神污染”之下作“自律化运动”。80年代初，“朦胧诗”及“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这一范围）的出现，与“思想解放运动”是同步的；比起前后的文学创作，以暴露和批判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这些作品，开始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直面人生，思想是激越的，情感是充沛的。然而，这条刚刚踏出来的创作道路——以几代人的创伤记忆为题材，表现为对高出于革命原则的人道主义的认同，对历史和社会的重大主题的发掘——未及深化，就很快被打断了。这是中国文学惨重的损失。至80年代中期，作为文化偶像，博尔赫斯代替了萨特。“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后朦胧诗”、“纯诗”等等相继出现，文学内卷化，文本至上，艺术至上。这种现象，可以看作对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一种切换，或者一种反动。不过，此时毕竟还存在着某种探索的热情，即使是形式上的探索。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迅速犬儒化，在作家中间，“去政治化”倾向抬头。……（《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西湖》2010年03期）
这是事后的看法，旁观者清的观察。确实，“未及深化，就很快被打断了。这是中国文学惨重的损失。”至于“某种探索的热情，即使是形式上的探索”，今天又该怎么看呢？可以说它体现了某种“热情”，也可以说它暴露出一种冷感，属于“远离现实，躲在象牙之塔里编织一些五光十色的梦幻，而又要避开封建势力雄赳赳的猫须，以为这样能够实现多元”（高尔泰）的表现。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在1984年12月作协“四大”后宽松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85新潮”的多姿多彩。不可一概否定。但是否应该一味美化呢？
评论家张柠在分析“叙事异端中的赝品”时指出：“十几年前的‘先锋小说’看起来也好像是一种叙事异端。实际上他们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一直领到了意识形态通行证。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自由，不是对正义和良知的表达自由，而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的、技巧上的自由。……正是他们，把中国当代文学带进了一个咒语般的叙事圈套中，以致十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回避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大家都在玩一些文学叙事的‘空手道’，既漂亮、前卫，又像带着安全套一样保险。”（张柠《想像的衰变——欠发达国家精神现象解析》第217、21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他尤其抨击“重返80年代”的冲动是“自我撩拨”，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痴迷症：
……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强行遗忘曾经有过的创伤经验，来实现‘乌托邦叙事’的完满性。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作为80年代的文化先锋，他们曾经试图将历史变成碎片。今天，他们却用遗忘的材料将历史断裂的缝隙抹平。他们貌似与现实经验格格不入，但他们与‘八十年代’，或者与‘历史’之间似乎没有任何格格不入之处，仿佛沉入甜蜜的梦幻，借此缓解现实焦虑。难道回忆往日梦境、压抑现时经验，是期待未来的唯一方式吗？（张柠《想像的衰变——欠发达国家精神现象解析》第30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
学者王利芬则通过系统考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无论是先锋小说的内容还是新写实小说的追求，都是工农兵文学的一个极端，只不过它们是同一土壤上结出的两个不同的果子罢了。”她进而发感慨：
由此我们深深感到一种思维方式对作家甚至是几代作家的深远的影响力，根除这种思维方式的困难也许正是中国文学所要真正面临的一场革命，否则我们的所谓先锋文学永远只是外在花样的翻版，而文学的发展也难以出现质的变化，而更像一个模特在不同舞台穿着不同的服装在做时装表演。（《变化中的恒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主义透视》第2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再看另一个人的观察：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的看法。作为大陆译本，我想难免有所删节。可他已经说出了大陆的修史者不敢或者不屑说的话。比如他在“展望：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一章开头就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更愿意把1985年当成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而不是1989年。”（第345页）看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之类，他们有着与我们大陆学界不同的看法。
与我们这边对《棋王》、莫言等的表扬式修史不同，顾彬的发现和指摘很有意思。他说《棋王》“小说主题并非下棋本身，毋宁说是中国的生活艺术，并且完全是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对既成事物的委身。这在眼下情形中导向了一种对于无意义事物的意义赋予——无论如何对西方批评家来说是如此。”（第343页）莫言这样“一位畅销作家”，“他在每一场合都得心应手，懂得该如何分别操作。……作为党员和军人的莫言不仅利用市场，也利用国家意识形态。”（第345页）即如《天堂蒜薹之歌》：“……不管怎么去批评官僚阶层，主人公们还是完全懂得为改革者邓小平唱一曲赞歌。”（第350页）他尤其注意到写作者“超我”以及“叙事者的暧昧态度”——“一种模糊性能够产生美学上的张力，但只是当对立各方的立场都赋有力量时才有可能。”（第329页）
——依我看,他说的正是“灰色地带”及“肖洛霍夫”。
再看他对“先锋作家”的评点。比如《迷舟》：“……格非在政治上处理得面面俱到。谁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站到了错误一边，而且为了一桩昔日恋情疏忽了他的职责，就只能从历史中‘消失’。”（第348页）比如苏童，喜欢标新立异地重写民国年间故事，“……尽管如此，他的绿林小说也能站在党的路线上。”（第355页）再如《活着》：“在某些方面，作者是从底层视角来重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然而必须说到的是，对于大跃进的批判视角同1979年以来党的路线完全一致。……”（第352页）看来“先锋”云云,先锋多少堪疑。
看到这些，想到唐达成的话，“中国人太容易默认现状”（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387页，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5
年）。如果先锋都流于“对既成事物的委身”，除了名头外有多大意义？当然先锋们虽然变脸了，他们对年轻时的“风光”不会放弃。或者通过“重写文学史”，来巩固自己的“经典”地位。我想对于这种情况来说，8964是尖峰时刻，却不是出生入死。
说到八十年代的“光荣”种种，我赞成李劼先生的评估：
不错，八十年代确实是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以前长不出来的文化庄稼，在八十年代一茬一茬地长了出来。八十年代让人回想起“五四”当年，只是“新青年”一类的尝试，被当局严厉禁止。然而，八十年代也是个相当戏剧化的年代，也是个相当泡沫化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也罢，文学先锋也罢，很少能够经得起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的磨砺和风蚀。（李劼《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
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
——写作史上的“八九一代人”
从另一方面来讲，8964也是个契机。
当我这样讲时，未免小心翼翼。是的，“国家不幸诗人幸”。
先举两个身边的例子。一个是廖亦武，8964使他转变了写作方向，他本人“由极端的个人主义疯子转换为传奇式的殉道角色”。正像王力雄所说的：“廖亦武的写作道路是被他自己的生命轨迹决定的。而他生命轨迹的转捩点就是监狱。如果没有监狱，他可能只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诗坛嬉皮士。监狱的经历使他从此变成独一无二的历史证人，成为今日中国千万不为人知且不能发声的的底层贱民的代言人。”（《从嬉皮士到反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成全了他。
——不，我无意于说，他由以前“非政治的”，变成了“政治的”。不是那样。廖亦武8964前的那些“史诗”，谁说没有包含“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那在8964以后，就从此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艺术家吗？不管国家如何分类，诗学需要仔细辨分。我以为在许多人自弃后，他没有放弃自己。用他《证词》里的分辨：“不，我不是政治犯，即使触怒了当权者我也不是。我只是一个顺从自己本性的艺术家，在一个具有几千年集体主义传统的种族里，无论谁当政，做一个遗世独立的艺术家都很难。”仔细想想，道理并不难懂。
再一个例子是王怡，1989年他才上高一，可他说1989对他是个个人主义的关口。《美得惊动了中央·后记》略显粗暴地写：“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没有。没有总要付出代价。”在另一个地方他沉痛回顾：
……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没有人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人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的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的苦难。……(《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总之“1989”像一个魔咒，不断在他的内心生出冲动。那是他难以摆脱的。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即如著名的右派“归来”诗人流沙河先生,在回答1989年后为什么不再写诗的提问时老实说：“我写的最多的诗都是歌颂的。1989年以后，我就没有脸再歌颂了。”（《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三辑第46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限于本文篇幅，无须举更多例子。已够说明问题了。就像索尔仁尼琴的“埃克巴斯图兹”，也像哈维尔《第二口气》中的“从下面”：“因为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from
below）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的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的最好起点。”
“1989”作为起点或背景，影响着许多人的思考和写作。我想把这样一些写作者，无论他出生在哪一个年代，统一命名为“写作史上的八九一代人”。深入、细致、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只有等待以后的人们。我只能略带偷懒（只限大陆）、而且不无势利（比较有名）地列举一些人名，以引起人们对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注意：
丁子霖、蒋培坤、陈子明、胡石根、刘京生、李海、叶文福、于浩成、王若水、许良英、李慎之、刘军宁、戴厚英、何家栋、沙叶新、流沙河、张先痴、包遵信、高瑜、刘晓波、周舵、江棋生、戴晴、王鲁湘、陈小雅、章诒和、王力雄、唯色、吴思、崔卫平、肖雪慧、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廖亦武、野夫、胡发云、杨春光、郭小林、傅国涌、周忠陵、汪建辉、李必丰、冉云飞、樊百华、秦耕、张博树、任不寐、华欣远、余世存、赵晖、周勍、浦志强、笑蜀、王康、师涛、欧阳懿、欧阳小戎、王怡、余杰……。
上面有的人，已经过世了。可在我心目中，还是那么鲜活。好像文字确实，能够让人活得长久。正如一位六四诗歌的研究者所说：“与六四的对错无关，与政治纠葛无关，与将来的道德审判无关，与未来历史学家怎样为六四定性无关……50年后，500年后，当六四已成为记忆的尘埃，这些诗歌仍将存在，六四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留给后人的只有文学作品。”（明迪《六四诗歌20年回顾》）
关于八九一代人的写作，我不敢指望自己能概括。概括只能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我目前没有可能那么做。我只能说，他们不是什么。八九一代人的写作，与其说是用墨水写，不如用目前在狱中的行动诗人李必丰的话说，是“用生命写诗”。也就是“断在浓墨处”、“我写故我在”。说到八九一代人的写作，“真有思维路绝、言语道断之感”（陈寅恪）。
就借用作家北明的盘点，——他们沉痛地意识到：
……虽然家国不幸诗人幸，但被人出卖了还帮着点钱，点完了，将数量可观提成存入银行私人帐户。这样的手和脑，如何可以写出文学杰作？五十多年以来，过眼云烟一样的一茬茬标题命名文学过后，是否有堪称伟大的作品浮出水面？被“文艺为政治服务”强奸过的中国当代文学，从强暴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揩净身上的政治荒淫污秽，发誓独立。但同时它把生命的真实一同抛弃了。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赢得国际声誉的西方名著到中国地下至今默默无闻的杰作，从那些文学大师的生平，到他们的自我认同，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当代这样惧怕政治，铲除真实，切断背景的文学作品。这实在是政治强暴中国文学的最大成功，是中国文学因此高位截瘫而不能站立的证明。（北明《风的色彩》）
八九一代人的言说，当然从“国王没穿衣服”开始。也即他们的写作，是去除奴性、自尊自爱的写作，也是践行独立、张扬生命的写作。从世界文学史的路数看，当是继承了“萨米兹达特”（Samizdat）传统，而在网络时代发扬光大了的。意思是，拒绝戴铐跳舞。你不妨说，还是一种“反抗的美学”，却要比他们的反抗对象博大。就是恨恶罪、却不恨恶罪人，是“有敌意”而“没有敌人”的写作。可能在有的人难以理解，我想慢慢会理解的。一个现成的例子，是1979年到1983年监禁后，哈维尔回答“你是否恨那些狱吏”的询问：“不，我不懂得如何去恨，这点让我感到满意。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便是仇恨会遮挡人的视野和使得寻求真实变得困难。”
在充满生机的野地，活动着八九一代人。
在这里，我只想引用胡平的话，以表达我对他们的理解：
中国的文学必须要有真正的突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创作。……人生很短。如果我们还不肯放开喉咙，大声说出我们心中的一切，如果我们还不肯努力夺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权利，我们将永世蒙羞。面对历史，面对我们的后世子孙，我们将无地自容。（《从自由出发》第五部分：“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陈子明先生《我与“八九学潮”——〈我的辩护书〉节选》言：
在我看来，“八九学潮”是一个感情真挚、动机良好、思维偏执、处置失当、结局悲惨、后果深远的历史性事件；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真正决定“八九学潮”的悲剧性质的，是与导致罗米欧和朱丽叶死亡的因素类似的某种心理上的东西，某些支配着学生和政府双方行动的全社会共同具有的思维定势，某些长期以来已经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接受的并不具有真理性的信条。
……
他这话说得沉痛，值得一再思忖。我知道他的反思，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在这里，仅想表达个人的认同，就是在雅斯贝斯的意义上，“六四我们都有责任”。此外，我还赞同卢跃刚的观点：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吸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有一个人，叫刘宾雁》）
这里我想说的是8964后，在多数人“渴望堕落”、“躲避崇高”的同时，有一些人发现了内心的幽暗，开始向上帝认罪。如按照官方的老话，叫“一小撮人”。按照《圣经》上的话，叫“进窄门”。
陈奎德《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一文写：“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
——他的话是否夸张？我觉得可以讨论。毕竟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个民族的苦难可谓多矣。远的且不表，诸如“土改”、“镇反”、“反右”、“三年灾害”、“一打三反”……哪一个不是“严重的时刻”（里尔克）？我想再怎么强调8964，也得承认它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有人会提出一些反题，类似“奥茨维辛证明上帝并不存在”等。
我想这方面的问题，靠争论不容易有结论。毕竟心灵的问题与逻辑无关。正像一个人肉体的痛，不是发现“公理”就能缓解。灵魂啊拯救啊之类如果有，也不靠“少数服从多数”。在上面的问题上，我以为美国作家詹姆斯·克莱恩的谈论入情入理：
邪恶不善的事早已不是新闻，如果眼前的种族灭绝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明，许多已牺牲的无辜生命早该写下没有上帝的结语。我不相信我们能靠一个数字来作为有无上帝的指标：五十人、一百人、一千人，或是1937年南京三十万人被屠杀时，我们都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到了六百万人丧命时，我们就宣布上帝并不存在，这完全地不合情理。如果非要等到奥茨维辛的惨案发生了我们才能相信邪恶的存在，人类也实在笨得不必活下去了。（出自《历史不会重演吗？》一文，见《我们选择的前途：21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全球公众推荐的文字》第68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且让我从经验事实出发。
相对来说，8964与以前许多次不同，在于它是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从“高峰体验”直线下坠的。不是不留痕迹的消失，也不是容易接受的温水煮青蛙。正是这一点，让人们感到难以接受。暴力的施展赤裸裸的，让人感到瞒与骗的艰难。人们的自我感被摧毁了。
正像苏晓康披露的心路历程：“……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生死与人神之间》）相似的还有远志明，其《爱与爱》一文披露：“祖国的爱，党的爱，人民军队的爱，曾经激励我为之献身。但是六四那一夜之间，这些爱统统变成了恨，变成了血，变成了恶梦。……”在另一个地方，他生动真切地描绘自己的经验：
“悬崖绝壁是人生最好的地步，因为此时人会百倍清醒、四面环顾、蓦然回首；这是人蒙上帝垂顾的时候，这是柳暗花明的时候。那些正在‘春风得意马蹄疾’或‘坐地日行八万里’的人们，哪里能理解和领会此时的福份呢！……”（《信仰乃是一种经验》）
简捷地讲：“人的尽头，神的起头”。神要开道路。
远志明因此得出结论：假如中国人，首先是他们的先导者，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举起什么旗号、走上什么道路，都结不出好果实。从相反的方向上，表达了“失了大地，得了天空”的观点。——当然他这句话，引起很大的非议。我以前也不赞同，现在注意到它的语境，那是自“两个城”的意义上说的：
“……我信主以来，所蒙的福份莫大于内心的改变。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但内心一变，万事万物对我的价值和意义都变了。”（《心理与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5月6日，80多位华人基督徒发表《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坦白自己寻求信仰的过程与64有关：
我们中间一些出身中国大陆的学人，今天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其寻求信仰的历程，多与六四事件密切相关。一方面……专制暴力的罪孽更粉碎了我们在人间寻找天堂的梦想。另一方面，这一悲剧也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看见自己并不是站在这一罪孽和悲剧之外的全然无辜者。一切社会层面上的苦难，虽然往往被归结于制度与政治的丑恶，然而，究其根本，它无不源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性。就这一罪性而言，我们与杀戮的决定者、指挥者和执行者，并无根本的不同。……
这是成为基督徒的。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又如何？就说现在狱中的刘晓波先生，自8964后被负罪感困扰。在“六四”十一周年时，他表示“以忏悔和赎罪的心情面对心灵和天安门母亲”。当看到廖亦武在长诗《屠杀》的结尾自问自答：“谁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刘晓波说面对六四受难者遗属这些年来的不幸，“我这个幸存者连他妈的狗崽子都不如！”（刘晓波《来自坟墓的震撼——“六四”十一周年祭》）
还有一些著名作家与诗人。如诗人杨炼说：“‘我’正是通过不停探寻自身内黑暗的极限与存在对话的。”“对我来说，周围的‘黑暗太多了以至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诗人北岛说：“我想流放给了我许多去面对‘黑暗之心’的机会，那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小说家马健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我觉得这种忏悔意识在中国人是最缺少的東西，……你不能老是指责別人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也在自己里面。”年轻诗人宋晓贤表现得言简意赅：
为了我们的民族
我常吟咏苦难
发出略含夸耀意味的悲叹
却忘了，苦难的背后
罪孽之深重
（《日悔录•22•苦难》）
有人说“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王晓华《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中国文化的转折》，《探索与争鸣》2002年1期）。果真那样的话，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有望出现一个深刻的“转型”，一个迷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国家或者会灵性上觉醒。汉语写作、汉语思想中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东西。甚至会出现类似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康拉德、莫里亚克、艾略特、里尔克、梅尔维尔、斯坦贝克、C.S.路易斯、托尔金、辛格、马拉默德……那样对人性有洞见的文学大师。其中的关键，正如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所表达的：
“由一位基督教小说家讲述人类历史，不消说，不能使用田园诗的抒情方式，因为他绝不能回避罪恶的神秘事物。但是永远被罪恶萦系心头，同时也就永远被纯洁无瑕和童稚天真萦系心头。……”（莫里亚克《一线光明穿透了我所描绘的黑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第13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当然我也不认为，认罪就是动不动劝人受洗，认为受洗就一劳永逸。而且我还认为，虽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没有义人”，也即“就罪性而言”，我们与杀戮的决定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无根本不同，可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或许我没有完全走出来。就是有些事情上，我比较纠结。个人比较认同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说的话：
“我知道，刽子手确实存在，不仅仅是在德国，今天也还存在，或者退休了，或者仍然忙于屠杀；如果把他们与他们杀害的人混为一谈，那会是一种道德上的疾病，或是美学上的虚饰，或者是不祥的狼狈为奸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会有意无意地帮助那些否认真理的人。……混淆这两个角色意味着要模糊我们对公正的需求。”（《灰色地带》，见《我们选择的前途：21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全球公众推荐的文字》第621～62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大体上可以说，8964被“打回原形”。天若有情天亦老。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在海内外出现“文化基督徒”，更出现了一些基督徒写作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仅就个人涉猎、阅读而言，目前比较重要的基督徒写作者有：
何光沪、艾晓明、远志明、谢选骏、范学德、郑义、北明、刘光耀、施玮、余杰、王怡、李必丰、任不寐、郜元宝、安替、北村、贺雄飞、昝爱宗、鲁西西、齐宏伟、谢有顺、华姿、宁子、林鹿、吴茂华、刘青汉、周伟驰、苏小和、宋晓贤、阿吾、李建春、沙光、黄礼孩、李浩、黎衡、桑克、蓝蓝、杨键……。
正像圣保罗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当然从写作来看，一切也还是开始。周伟驰《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一文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尽管基督教文学在现当代中国已有了一点积累，但我们很难夸大它的成就。作为文学，人们会用一般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作为基督教的，它又必须向但丁、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样的最伟大的作家看齐，不能沦为一般的文学。以此理想来衡量，中国尚没有出现基督教杰作。”（《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总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或许可以说，在别的写作领域同样如此？
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开始。有了开始，本身就是安慰。
就引用北岛的几句诗，结束这篇长文：
是笔在绝望中开花
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
是爱的光线醒来
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2012年6月
2日，山中定稿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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