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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奇人”梅白(散文)
◎ 李 盾
一
梅白，少时忘年交。结识他时，适逢平反冤假错案热潮的1979年冬，其方从公安部秦城监狱平反归来。他是因在湖北省委王任重领导时期、秘书长任上执行刘少奇、邓小平“三自一包”路线坐狱的，后“联产承包”路线再次推行，他自然获得平反。
那时，久闻梅白大名，他五十年代即是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副秘书长，在省委《七一》杂志以“龚同文”的笔名发表文章，超前传达毛泽东准备推行的方针和路线，是全国知名的“笔杆子”。他既是文官，又擅文学创作，发表杂文、诗歌小说多篇，1954年又和郭小川一起创作过电影《土地》，由北影张水华导演。可自他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后，本该高升的他回了老家，从省委副秘书长任上下放到黄冈地区任副专员，后“幸遇文革”，瞬即逮捕失踪，后闻关押在秦城监狱。
当时他夫人李芳在五·七干校当干部，儿子梅小武是我小学三年级班上语文老师。在所有老师中，就数他教风最为活泼，讲起课来，满口的武汉腔儿，眉飞色舞，课末总来几句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全家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我未识梅白，却和他儿子先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精悍的梅小武当时十七岁，人很削瘦，清癯的脸庞上一双大眼总是生动锐利的熠熠闪光，从无倦怠、畏怯之色，似乎从没受过少时失父、家庭出身的影响，常给人一种很爷们的印象。他常在课堂上跟我们讲：“我和我哥小时在水果湖省委旁边玩时，看到一个戴鸭舌帽、口罩的家伙在省委院墙边鬼鬼祟祟，我们急忙报告了派出所警察，警察一抓，那人果然是特务！”其实听他姐梅珊珊在我家说，文革初他根本不这样：“那时我家还住在武汉，‘革命组织’晚上翻天窗上我家搜查时，小武和大武吓得躺床上一动都不敢动，把被子蒙头上，还是靠我起床应付他们。”这种介绍，自然让很MAN的梅小武在我眼目中大打折扣。但我们师生交情还是很不错。当时，我是他手下爱将，虽小学跳读一级，一年级没读，但功课于我并无大碍，尤其是语文得心应手。只要班上办墙报，什么散文、评论、阶梯诗、诗词样样都来，为他省心省力不少。不过，他写的话剧《护田记》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由我另一位浓眉大眼、两眼深陷、长得尤如犹太人的哥们吕冈帮忙，他在里面出演一号反面角色孔复礼，常晚自习时间拍着自己屁股喊：“哎哟哟，秧苗全泡汤喽——！是谁干的！”其实就是他破坏的。这种背台词的训练对他高考帮助不少，后来他全国数字竞赛时常拿第一名。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平板电视，在美国和他老婆、女儿一家三口全变成了巨型大胖。
当时，就梅小武家藏书最多，他时不时将他爸文革前买的二十卷本精装书《资治通鉴》悄悄搬到我老爸书桌上，在那本精装书的扉页上，我看到了他爸的签名：“梅白”，字体简洁遒劲，算是头一次见识到了这位传奇人物文墨风采。当然，后院还住着一位新四军五师特工队长蔡群，也是地区副专员，年过半百，可夜行百里不带歇的。他黄梅县委书记任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贸然的将禅宗六祖慧能栖身的五祖寺金顶，融了一公斤金锭，拿去换粮食给黄梅饥民救急。后来“文革”因支持“老造”下放到五·七干校，常一人搬只小马扎闲坐我们后院发呆。1974年，李先念到黄冈视察时问：“蔡群呢？他在哪里？”黄冈地委组织部的人好一番支吾，好不容易总算支应过去。
那时，我有两位铁哥们：作文，有梅白儿子梅小武老师辅佐；打架，有蔡群儿子蔡四弟出手；蔡四弟告诉我：“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去揍他！”但他好血战，这种忙常常帮不上就关进了少管所。
时至1979年，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梅小武悄悄告诉我爸：“我爸快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身体很好，听说冬天坚持洗冷水澡；一手拎一只水桶不带气喘的。还坚持五禽戏，练气功！”当时，我真以为他爸身体不错。时至他爸放回时，已是年冬季了。他爸暂时不能回城，住进了干校南宿一处红砖红瓦的筒子房。梅小武对他老爷子回来反应平淡，说：“现在电影都假，一拍父子多年不见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其实根本不是，我见我爸时，就握了握手，说了声：‘爸，你回来了。’就算父子重逢了。”可大名鼎鼎的梅白总算终于回来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那时，老爸倒常上他家拜望，还从他那儿借来不少线装书，其中还有他送我爸看的用四开纸订的厚厚一本自撰格律诗词，诗词用独特何绍基式的“变体”在绿格纸上写就。同样精于格律诗的老爷子对这本诗稿佩服之至，尤其对他写的“双眸”古词，诩其为神作。此后，我爸又从他那里借来不少书，其中有“内部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从中，我总算头一次知道了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音协主席居然在他面前吓尿了裤子，还以此为荣，到处吹嘘。我看到这种书，感到梅白肯定是一名既古学渊懿、又思想开放的人。从此，想见梅白老先生的愿望更强烈了。
在一个阴霾四布的下午，我头一次进了干校南舍他家。终于见到了这位十年都在传说中的人物，王任重解放后的首任大秘书。一进那简陋的红砖瓦房，只见那堆满了各种精装书、平装书、线装书的大书桌边，一位年已六旬微胖结实、脸膛黧黑、黑发微卷、体态硕健的老爷子，在对我满脸和善的微笑。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梅白！圆脸庞的他和面庞清癯的儿子小武一点不像，不象书生，倒象是一名性情豁达、从戎多年的老军人。
初看上去，他身体似乎不错，可等他一拄拐站起来，却摇摇晃晃、举步维艰，仿佛有严重腿疾，我不禁生起一股痛楚的同情：这是文革批斗中被“小将们”打伤的么？当时我没敢细问，后来才知道是中风。为什么中风？听家里老爷子说：是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打游击时，伙食困难，不忌嘴造成的。那时，他任区委书记，军分区宣传科副科长，时常外出游击，吃不上饭，一回来就“偷”伙房里的猪油喝，一整碗猪油眼眨都不眨的喝下去，后又喜食肥肉，这样，血管长期淤积脂肪，也就中风了。
当时，我对他身体表示担心，他豁达的笑了：“别看你十三四岁，我身体比你强多了！你看我，立如松、坐如钟，声如洪钟，什么是声若洪钟？那就是象我这样儿的，说话声音‘嗡嗡’作响，余音不绝！你再揪揪我的脸，是不是跟铁疙瘩似的，揪不动，我的身体比你强！”看他挥笑自若的样子，好象十年牢狱之苦，没在他心里留下一丝一毫阴影痕迹。
接着，他和我聊起了写作文，我说我写作文有一毛病，那就是喜欢堆砌。他哈哈一笑：“堆砌没什么？年轻人写东西，就是要堆砌，材料丰富才好剪裁。”这使我宽心不少。他说：“你猜《红楼梦》为什么永垂不朽？”家里禁止我看这一类书，我摇头答不上来。他说：“细节，《红楼梦》细节写得好，你看他写十二钗那各种人物的区别。”接着，又拿出一本《复活》，大段的给我念起了一段聂霍留道夫坐那儿沉思默想的细节描写，强调说：“文学，主要是形象，唯有形象才构成文学。象《世纪儿的忏悔》，大段的议论，不行。”
接着，他又跟我聊起唐诗汉赋，滔滔不绝，任挑一段即倒背如流。听他说，他四岁即能读《封神榜》、五岁即能背《红楼梦》，四岁时还帮他爸破过案。当时，他爸做生意收的帐丢了，一回来就瘫椅子上哭嚎：“我该死啊我该死！”他觉得哭什么用，就问清了他爸回家的路线、所乘的黄包车，所遇人等，楞把这一百多块大洋的帐给找回来了。
据他讲，他四五岁即撰写大量诗词。1937年日寇侵占黄梅小池口，他才十三岁。那年，父亲梅四老携眷回家，与人合伙开“三太”杂粮行，叫他拟一对联好开张。他青白眼一翻，答道：“三天就倒，太不赚钱。”气得他的父亲直骂他，只好让别人代笔了事。他为什么不写？事后梅白向人解释：“国难当头，还在盘剥牟利，就是不写！” 1939年冬，家乡保长杨守廉被汉奸抛江杀害，尸体淌走了。死者的夫人设灵哀悼，来吕立野私塾求挽联，众先生力荐15岁的梅白，梅白谦辞：“老夫子们在座，我何敢为！”后实在推辞不过，应道：“那我就茅镰刀割鸡，不客气。”挥笔立就：“每日打开门，怕看大江东去。终宵愁杀我，忍听孤雁南来。”将妻子对漂尸江上的亡夫的痛悼追逝表现得意蕴悠远、蚀骨三分。他少时才情过人，以致他先生吕立野对侪辈说：“梅白天分大，学力强，像是前世读过好多书。”他最赞赏梅白《纪事》一诗：“一灯红透两心知，多少柔情足解颐。安得与卿同化蝶，双双飞上自由枝。”最让他叫绝的是这一首：“爱缘知己方能永，生小相怜奈尔何。道是销魂还记得，睨无人处唤哥哥。”吕立野称道：“韵脚‘哥哥’二字不容易压，唐诗里我是少见。”吕立野谙知，此诗并非写情，而是隐蕴呼唤革命同道。我听他说，他是十一二岁时，受他从妻兄李树藩处借来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的批判》的影响参加革命的。那时，他参加黄冈地下党组织以后，时常和和化妆成卖酒的、挑零担的地下工作者在无人处秘密碰头。这些，他后来都写成了回忆文章。他常对我爸说：“你9岁参加革命，我12岁参加革命，可我是36年参加，你42年参加，我的资格比你老！”
当然，首次见面，他还和我侃起了他修改毛泽东诗词《回韶山》。当时，他谈自己修改主席诗词的样子至今尚宛然在目，他神秘的凑近我说：“当时，主席《回韶山》最后一句是：‘人民英雄万万年’。我说，主席，这不对，‘人民英雄万万年’这不是口号吗？诗讲‘比、兴’，怎么能直喊口号呢？主席说：小梅，那你看如何修改呢？我就给他来了一句：‘遍地英雄下夕烟’！主席当场拍手：好！小梅，这句好，就用这句！所以你们写作文，千万不能直言口号，那是概念化！”此外他还将《回韶山》一句“别梦依稀哭逝川”的“哭”字改为“咒”，毛泽东诩其为“半字师”。
后来，看他发表在《武汉春秋》上的回忆文章，他和毛泽东的诗词交往不仅止于此： 1958年，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陪毛泽东视察三峡，写了一首诗《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毛泽东看了后，对梅白说：“小梅，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更显夜色之动态，也可为‘水晶宫’作伏笔，显得‘辉煌’而不露，诗贵含蓄、留有余韵。第三句‘几万’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糊’‘流倒影’则不如‘摇倒影’，更显夜影之动态。”毛泽东又说：“采取对比手法，写嘉陵江不平铺直叙，要写得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因此，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改后，这首诗就这样组合：‘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梅白后遵命从之。此外，毛泽东还曾与梅白在庐山论诗，当时他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你知道这是谁的诗？”梅白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毛泽东高兴颔首：“不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的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处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
从此，我算是不仅亲见其文，也算是亲见其人。
二
随着和他交往的加深。我不仅发现他为文的一面，也发现了他为人做官的一面。梅白虽在“文革”期间以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入狱，思想上似乎“偏右”，其实，据他自己讲，从他参加革命开始，思想是“偏左”的。
新四军五师时期，他受命师部到新洲县涨渡湖岛上搞过“肃反”，怀疑那里的县委书记叛变投敌，抓起来审。因无证据，就将该书记绑在长条凳子上用木棍狠敲，打得是血肉模糊，不成人样。后来，是靠后方同志弄清了原委，才将该县委书记从凳子上放下来，承认自己审错了、打错了。当时两人相拥、痛哭流涕！当时，五师副政委、后来中央会议决定批斗刘少奇唯一没举手的陈少敏批评他：“怎么能把人那么打呢？涨渡湖可是个好地方，你不要把那里搞得那么乌烟瘴气！”梅白当即点头认错。陈少敏当时喃喃说：“涨渡湖是个好地方，以后五师的妇女生孩子啊，就到涨渡湖去。”
解放后，梅白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期间，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其思想也一直“偏左”。当时，他在自己所创办的《七一》杂志上，以“龚同文”笔名发表了不少为“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推波助澜的文章。其中，湖北省鄂城县杜山乡的旭光一社，就是他扶持的典型，该社通过合作化办起了六厂（农具制造修配厂、颗粒肥料厂、农产品联合加工厂、土水泥厂、砖瓦厂、土炼铁炉）五站（农业机械站、沼气发电站、交通运输站、工农业科学研究站、卫生保健站）和五埸（棉花高额丰产试验场、稻谷高额丰产试验场、水产养殖场等），发展较快。他亲自在省委办公室接待了该社书记和社长，并鼓励他们第一个在湖北省成立人民公社，这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第一次在《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词。后来，人民公社这种农村体制被毛泽东推广为全国农村体制。
老实说，本来，农民在个体互助的前提下，通过合作，搞一些初级的乡镇企业本来也是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出路，可废除“分田到户”，片面的强调“一大二公”，什么都集体所有，平均记酬，还以为这是一条农村飞速发展的方向，这就错了。它不仅剥夺了农民拥有土地的基本权益，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严重的迟滞了农村发展，尤其是统购统销，导致有的社队农民年终分配，几乎家家户户都欠账。著名作家马未都曾说，他下放的社队年终分配的最多的一位，仅拿两分钱，就这熠熠闪亮的两分钱还引起了众人的倾慕。
梅白当时并不自知这种缺陷，当时一直在自己创办的省委《七一》杂志上推行这种“一大二公”的路线方针，并和其他两位秘书一起，以“龚同文”的笔名发表时评杂议，斐声全国杂文界，以其“文辞犀利”、“提前预见”成为当时全国时事杂文中的“翘首”，使《七一》成为全国颇为畅销的杂志，个人也因此获得了数万元的稿费。后来，在他的倡议下，他将这笔稿费全捐出来，办了省委办公室当时的第一个图书馆。
后来，他对这种路线的推行，从遥控指挥、理论指导，到亲躬力行。他亲口对我说：“你知道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麻城亩产三万六’的卫星是谁放的吗？我放的！当时，我一接到‘大跃进’精神就请来《人民日报》记者，直赴麻城。当场就和生产大队队长商量，让他们把全队最好的稻子全集中到这一亩田里，并请几个小孩谷堆上又蹦又跳，让记者拍了照。这样，各地在报上吹嘘‘亩产五万斤、十万斤’的奇迹就这样在我的带领下先后炮制出来了！从此掀起全国农业‘大跃进’的高潮。”
当然，后来这个“放卫星”的始作俑者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因全国农村到处都在鼓吹“亩产过万斤”，这样下达给农村各队的粮食征购指标就比往年多了几倍，可各队粮食产量又是虚报的，社员都拿不出来，怎么办？于是，全国地、县两级党委和政府，掀起了“反瞒产”运动。这样，社员不仅交了超额公粮，还将自己仅剩的一点口粮也上了交，导致全国性的农村饥饿，引发了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触动了他这个“亩产三万六”的始作俑者，面对一张张面黄肌瘦的面孔，他感到自己当时提倡的“大跃进”、“掀高潮”，的确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他就开始“背叛”了毛泽东，开始靠拢刘少奇路线。他先是将黄冈地区浠水县主管农科的老人南本农揭露“浠水大跃进饿死人”的告御状的信呈给了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对他笑称：“这个南本农好大胆，敢逆批我的龙鳞！”后来又在庐山会议上站到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边，致使毛泽东笑言：“你这个小梅好大胆，居然敢背叛我。”这一段历史，他和我父亲后来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当时湖北的风云人物陈天生创办的刊物《科学与人》杂志上。
当然，他真正背离了自己所崇拜的毛泽东，彻底的站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上，是在1960年他从省委副秘书长任上兼任荆门任县委书记期间的“三大纠偏”：
他纠偏的第一件事是：砍掉为大炼钢铁建立的荆襄协作区，引导荆门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当时，由于没有铁矿石，荆襄协作区的炼钢炉里炼的都是一些废旧钢铁、农具和做饭用的生铁锅，炼出还都是一些劣质的废铁渣滓；为炼钢，还毁掉了荆门的大批山林，他干脆以自己当时还兼任省委副秘书长的“特权”，请示省委取消了这个荆襄协作区，停止了土法上马、大炼钢铁。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请求调整漳河水库工程。当时，该水库工程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动用民工二十万，他们在农忙时期不能留队生产粮食不说，还得为这项“大跃进”工程耗费口粮。当时正置“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全国性的饥荒，二十万人的人吃马喂，重重压在他这个县委书记头上。没办法，他这个过去在五师师部宣化店曾和周恩来有一面之缘的人自然想起了总理，风急火燎的跑到荆州地区宾馆借电话，要求和总理通话。当时，荆州宾馆的人见一位面庞漆黑、眼戴近视镜，拿着只破草帽急匆匆进来的“民工”开口就要求和总理通话，惊讶的问：
“你想和总理讲什么话啊？”
“救荆门几十万人命的事情！”
“那您是谁啊？”
“荆门县委书记梅白！”
就这样，人家也就把电话交到他手中，他立即摇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家里电话，总理夫人邓颖超一接电话，就听到了梅白的哭诉：我们漳河工地没粮了，二十万人要饿死了！一听事关荆门县二十万人的生存，邓颖超破例的请总理和这个基层县委书记通话。总理听取汇报后，说，这事可以找张体学商量。梅白哭着说：张省长不方便表态！总理说：那就找省委！梅白又回答：省委也很棘手！总理说，那就让荆门县委表示意见。梅白报告：我就是荆门县委书记梅白！总理当即答复：那就按地方党委的意见办，实事求是，工程不停，人员减一半，渡过粮食关以后再说。
有了总理的“尚方宝剑”，一场饿死二十万人的危机避免了。消息在漳河水库工地一传开，回家的人与留工地的人，都直呼梅白为“梅青天”。为了避免民工挨饿，他还在漳河工地实施了一个具体措施：粮到口，钱到手，七天一结账，前方不吃后方的粮，白天加油干，晚上不夜战。避免了当时农业生产中形式化、损害农民利益的弊端。
他纠偏的第三事是，在当时任上做了“长湖开禁工作”。当时，正置“三年自然灾害”，为了避免沿湖群众捧着金碗讨不到饭吃的局面，他让自己的学生梅勇生这个“种树大王”去当“水龙王”，在不许抓集体放养的鱼类提前下，开湖禁允许沿湖群众下湖挖藕采菱角，使当时缺食少粮的群众解决了口粮困难。同时开禁了狩猎野鸭，当时，湖区的红旗队因放台铳误伤过人被禁止狩猎，他作出明确规定：统一时间升红旗放统，不准补放哑铳，为防伤人而不准端平放铳，为防伤鱼而不准朝水里放铳，只准斜射惊飞的野鸭。湖区社队很快实现了创收，有次在沙市卖野鸭一次就卖了五千元。这样，长湖管理处终于没割“资本主义尾巴”，完成了梅白规定的目标：开湖禁使长湖人不挨饿，还能部分致富。
当然荆门县大多为陆地，最缺的当然还是粮食。因“反瞒产”，收得是一颗没有。许多农具又拿去炼了废旧钢铁，穷得用树枝削尖作农具种地，连下种的粮种都没有。农民饿得吃槐树皮、嚼观音土，到处都在得“黄胖病”、浮肿的皮肤一按一个坑儿。不少地方饿死了人。面对此景，荆门县沈集区委书记周秀卿急得在北门惠政桥头投潭自尽。至1961年，荆门粮种仍缺二百万斤。他利用自己仍兼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关系，联系了襄阳地委书记赵襄，终于弄到了二百万斤小麦、大麦、豌豆种籽。粮种弄到了，又缺运输车辆，当时整个荆门县只七辆卡车，他及时的联系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终于用军车将粮种运到了各个公社。
当然，他并不只是纯然的解决粮种，做得较彻底的是，大胆的改变了当时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实行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路线。
当时邓小平1959年想在中南地区农村搞一个“三自一包”的试点，就征求当时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意见。陶铸觉得率先在湖北试行不错，就和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商量。王任重说：“干这种事，恐怕只有梅白能胜任。”
梅白脑子灵，实干能力强。他很快在荆门县委书记任上试点。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很快的调动了荆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荆门县农民的收入，很快由原来日工分1角，提高到1块2，不仅让荆门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吃上了饭，也提高了个人收入，还交了公粮。为此，荆门县几十万百姓都称他为“梅青天”，但他对这个带有封建性的褒扬并不为意，说：“我梅某人只不过是尽职尽责、具体办事而已，这个称号，我领受不起。”当时，全国有两个成功的农村试点，一个是王光美的“桃园试点”，另一个就是梅白的“荆门试点”。
但这种试验当时并没受到普遍理解，为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还和省委组织部派下来的巡视组顶过牛。他对我说：“当时农业大搞军事化、组织化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农民下地种田须手举红旗，列队吹哨，步伐整齐的扛锄头下田。在我这里没那一套，该咋地就咋的。当省巡视组下来一看，我管的荆门县农村，是既没红旗招展，也无锣鼓喧天，就劈头盖脸狠克了我一顿。我当时就顶：‘你懂什么，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不错，别的县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这里是冷冷清清，一无红旗、二无锣鼓，可你看别的县有苗没有？我的县有苗没有？”来人一番环视，见田里四处一片郁郁葱葱，也就无话可说。1979年，全国农村终于又实行了“联产承包”，他得意的说：“这没什么新鲜的，也就我当年荆门县搞的那一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后来，他因在荆门县施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中在黄冈地区副专员任上逮捕，异地关押在恩施监狱，后转至北京秦城。
他对我说：“这上面的牢不是那么好坐的，虽然我好歹也是九级干部，可照打不误！有次我上楼，看押人员一脚将我从楼梯上揣下来，当场摔得鲜血直流；审讯时，腿上压杠子，血都把审讯室里的地毯染红了。当然呢，我也不能当烈士，象电影里的英雄那样硬顶。有时呢？就虚与盘桓，检讨认错，有时也就能逃避一场恶打。有时为了逃避酷刑审讯，没有那事情，我就编，说某某人知道这事儿，这事发生在某某地儿。于是那些人就出门跨省‘外调’，这一转，一月、几个月回不来，这样我也就能休息一两月。”看到江青秦城监狱里往袖子藏包子的报导，他不信，连连摇头：“哪有那回事，看守盯得可紧哪，你还能袖子里藏包子！人家往往是看着你吃完拿盘儿走。当然有时派饭也不规矩派，而是把馒头往地上一扔，稀饭往地上一泼，让你捡，让你舔。为了生存，我就舔过！”
至于那些日子他怎么熬过来的，他教授一秘诀：“那时，痛不可忍我就想自己的老婆孩子，并时时记诵谭嗣同的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这杜根是什么人呢？东汉时期的中郎，直言敢谏，建议安帝‘亲政’。太后恨他，就下令把他装白袋子里大殿上活活打死。行刑的人同情他，没往死里打，把他扔在了郊外。太后事后派人检查，浑身脓血的他就装死，装了三天，直到眼睛里生了蛆。让太后以为他真死了，他就逃到宜城山里做了一个酒保，当了十五年的活死人。你想想，杜根挨乱棍，忍死三天，忍得眼睛里都生了蛆，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一死，正得了小人的意，可就什么说不清楚了，你就得蒙冤到底！”
三
尽管梅白文革期间吃尽了毛泽东的苦头，他还是逢人必言毛泽东，称害他的人是江青。他为什么言必称毛泽东？后来我才搞明白，是因为他当时行政级别虽恢复了，可党籍一直没恢复，这使他耿耿于怀，试图通过宣扬自己和毛泽东的交情造势，让自己举国皆知，好造成影响，给自己彻底平反，恢复党籍，重返武汉！在他那间简陋的瓦房里，他对我说：“要不是一些人从中作梗，我这会儿早住武汉干休所了。那里，我想找谁聊就找谁聊，想上哪个报刊杂志发文章就发文章！”
本来，按他的问题，平反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因为他当年是湖北省委被公认的最年轻、最有才情的一位，一张嘴又不饶人、嘻笑怒骂，在省委大院里，从上至下得罪了不少人，一些人受了他奚落，时常暗里对他诽怨抨击；而他又偏好新生事物，别人不理解、甚至是瞠目结舌的事情他都敢大胆去做。这样，他的一些行止在许多“循规蹈矩”的人那里显得特激进，特“修正主义”。这样，使他本应十分容易的平反特别艰难。
为了给自己平反造势，他开始拼命为自己作宣传。他对我们说；当年，在五十年代初他即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交情，毛泽东曾给他改名：“你叫梅白，为什么不叫梅红呢？”五十年代中，他曾给毛泽东当了四个月的“临时秘书”，毛泽东使用后十分满意，正准备将他调身边当秘书，可被某某称他有肝炎，这趟“御差”于是便废了；在长江三峡，他曾救过主席一命。当时，毛泽东溯江而上，欲畅游三峡。罗瑞卿一听慌忙制止，他也当场表示反对，并自己拴根绳儿，跳下船舷，黄浊的浪花一下将他卷没影了，七八个保卫人员一齐拖才将他拖了上来。他一爬上船舷就报告：“主席，这里不能游泳！每秒流速是一二十米，还有旋涡！”这样，毛泽东也就放弃了畅游三峡之念。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毛泽东欲搞新疆建设兵团他也知道，他怎么知道呢？他说：“当时，主席问我：新疆解放了，你猜我准备搞什么啊？我看到主席桌上摊着一本《三国志》，就说：‘主席，我知道，你准备学曹操‘囤田’，搞‘囤垦戌边’。”当然，毛泽东准备搞“大跃进”，他也事先知道。他说，当时主席用专机将他接到北京，让他布置大跃进典型。他说：“当时主席破口大骂斯大林、赫鲁晓夫不守规矩，不归还列宁许诺归还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他说怎么也要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搞大跃进，好好出出这口恶气！于是我就回来了，率先在麻城放了一颗亩产三万六的卫星！”此外，他还大谈特谈，他如何在毛泽东与当年一起参加共产党成立的武大校长李达之间勾通，掀起五十年代全国学哲学风潮的故事。当时，他被武大特聘为教授，据他称：“我的哲学课比这个党的一大参加人、理论奠基人的课讲得好！李达是书呆子，理论性强，虽‘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观念新颖，但课讲得没我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这样主席对我满意。”
当然，他还给我们学他去主席家如何骗江青的故事。他称他极善模仿，模仿他人口音几乎乱真。一次毛泽东听他学舌，不由对他说：“那你能不能学我，把江青骗到这屋来呀？”他就立即学起毛泽东的湖南腔，连唤三声：“江青——！江青——！江青——！”当时江青正洗头发，一甩湿漉漉的头发跑进来对毛泽东就骂：“喊！喊！喊你个鬼！人家正洗头发哪！”主席将向梅白手一指：“不是我喊你，是他喊你！”三人不由相视“哈哈”大笑。
当然，他言必毛泽东也招人反感，很多人都说他信口胡编，有人甚至说他连毛泽东的面都没见过，我看这也言过其实。因为我在他家看到过他一张五十年代向毛泽东汇报的工作照片。汇报很正式，是在一所装饰华丽的西式宾馆会议厅里进行的。在巨大的会议桌两厢，中央大员和省委大员相对而坐，微胖年轻、后脑勺剃得青白的梅白就坐在毛泽东对面，低头从眼镜片后盯着汇报稿念稿，春秋鼎盛、面庞雍容、后脑勺同样剃得青白的毛泽东澹然微笑，拿着文件、直着腰板坐在他对面，目光颇慈爱的看着他。本来，这次汇报本应是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的，因任重患重感冒，就由他来“越俎代疱”；所以，任重在照片上是远远坐在会议桌尽头，靠在椅背上斜倚身体静听他们汇报。这张黑白照片，尺幅较大，颇为清晰，大约为当时“御用摄影师”所摄。据他说，这张照片“文革”之所以没抄走，是因为他把它夹在报纸里秘密藏起了它，方幸免焚劫。
当时，为造成影响，恢复党籍，梅白使尽一切手段写文章、发文章，回忆毛泽东，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回忆和自己一起写过《土地》电影剧本的郭小川，回忆丁玲、回忆李季，大至《光明日报》、《文艺报》，小至《黄冈报》，四处发稿，一年发上百篇不止。每发一篇，便得意洋洋，以为是重大胜利。他对我们说：“发稿不要怕报纸小，哪怕再小的报纸，只要多发，也能造成影响。”他无论见省委、地市来看他的领导，必背唐诗、“红楼”，以至我们和这些见过他的头头见面，一谈起梅白，大家都有一共同印象：“梅白真是个大才子，《全唐诗》倒背如流！” 1980年，他写了部电影剧本《刘少奇》，寄给导他《土地》电影的北影导演张水华，水华大概见题材太大，不敢动。他就干脆把它寄给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后来耀邦到湖北来视察，对湖北省委省委书记讲：“梅白是个大才子，他的事情是要迟早平反的。”省委宣传部长到他家来传达，他乐坏了，逢人便说：“我要平反了，我要平反了！”可后来不知怎么的，他党籍问题还是没人跟他解决。他猜想，大约是他五六十年代得罪省组织部的人得罪太多了，当时的省组织部还是有意把他这件事遗忘了。
当这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后，他只有可怜的趴在书桌上写文章。在他当时的意识里，写文章似乎仍是千古不朽之盛事，只要文章发表，举国轰动，他这反也就平了。他似乎企图抓住一切出名的机会，我十八岁时写过一电影剧本《李贺》，他觉得不错，拍我肩说：“伙计，文采不错。主席最喜欢‘三李’，我俩合作，我把它寄给北影水华！”他还时常对我们牢骚，言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不发表他小说，常说：“那会儿，我给丁玲写文章，给《长江文艺》写小说，哪个敢不发啊！一送去就发，还是头版。”我们心想，那会儿，你是任重秘书，省委大员，那些人敢得罪你吗？
但他仍不深谙其理，更变本加厉的写起了长篇小说。本来，他的长处是写诗歌、杂文、短文，可他偏偏写起自己不擅长的大部头。他的长篇自传小说《奔》我读过，的确是一部不太成文的非小说非散文的废稿。我想，挣扎了这么久了，何不遵循你推崇的苏东坡放达自适的精神颐养天年呢？他后来迁居黄冈城东门外山坡上一幢两层小楼的新居里。据他考据，这就是苏东坡当年东坡鞠耕隐逸的地方。
我最后看到他写作，是在他的东坡居室里。大热天里，年近七旬的他穿着一件破了洞的白背心，满身大汗、笔不停挥的趴在桌上写长篇小说《毛泽东传》，挂着白霜的汗水渗出了他花白的鬓发，分不清哪是盐花哪是霜发，直到我们进屋，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那枝笔，低头喃喃：“让我再写会儿，让我再写会儿，马上就好了。”接着，他放下笔和我父亲谈起了他平反关键卡在那儿，神情疲惫而又绝望，并紧张的提醒我：“你可千万注意了，千万不要把我今天在这儿说的话到处乱说。”接着，又谈起他自己准备向北京写申诉材料，向更高一层反映。看着这个疲惫不堪、年衰体弱的老人。我想，那些人要什么时候才能饶过他呢？
然而，这种时候还是没能到来，直到他1992年去世。在我印象中，他似乎不应去世得这样早，他一向崇尚旷达自适，注重锻炼身体，善于调剂自己，不仅从文，还自学数理化，英语，逢人便来几句“英格里须”。同时，精于书法，最推崇清末书法家何绍基，并在此基础上自创“梅体”。并言：“写字没什么要诀，就是善用中锋。”有一次，我误传父亲欲调三峡办，他十分惜别，在熟宣上亲书“惜别”三阙；听说我父亲欣赏辛弃疾的诗，亲书一张半张墙面那么大的《鹧鸪天》以送。在我的印象中，爱好多样、擅于书法的人应该是活得很长的，然而他只活了七十岁，终究没有在他过去过受尽屈辱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他有过怀疑，有过失望。1979年，他曾对我爸说：“马克思主义其实尚处幼稚阶段，中国的道路正确不正确，还须时日检验。”这也许是他对不能恢复党籍的一种排遣，也许是他参加革命以来对自己所作所为、所见所睹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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