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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坦克的对决 (随笔)
——纪念“六四”２３周年
◎ 王 巨
日月飞旋，又逼近那个沉痛的日子。
时间似乎在线性飞逝，让我们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远，远得几乎让人淡忘了。好在慈爱而公义的上帝创世时造了日月，能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我们每年都能遇到那个日子，记起那个日子。
六四。天安门。学生。坦克。鲜血……
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啊！追忆流逝的时光，我仿佛又看到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怀着满腔的赤诚和热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演讲、呐喊……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随着夜幕的降临，荷枪实弹的军队在黑暗的遮掩下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包围，渐渐逼近……你听到机枪的扫射声了吗？你听到坦克冲进人群的碾压声了吗？你听到学生们的哭喊声了吗？……此时此刻，身在大洋彼岸的我，随着“六四”的一天天临近，我又目睹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又听到了那惨不忍听的声音。那情景，那声音，从已逝的岁月中飞来，象云烟一般在我们身边缭绕，象风儿一般在我们耳边诉说。
“六四”在向我们诉说什么呢？
我不忍翻开那一页，但为了不至遗忘，又不得不去触摸它。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上网搜索“六四”，再一次看到那鲜血淋淋、惨不忍睹的照片：与自行车叠压在一起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坦克碾轧后血肉模糊的像皮一样贴在地上的尸体；那浓稠的拖拉在地上的血迹，躺在脚踏平板车上的中弹的少女……而这些年轻的为国捐躯者，却被劫杀他们的刽子手们冠以“暴徒”的罪名沉怨地下，被世人所遗忘。亦如所有杀人者怕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恶事，中共暴政千方百计地遮盖“六四”真相，试图洗净“六四”的血痕，抹去人们对“六四”的记忆。而那些早已消失的年轻生命，亦如当年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天安门广场一样，每年在他们的祭日来临之际，总是顽强地一个个爬起来，重返这个世界，叩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你们这些活着的人，将如何看待‘六四’？如何看待我们洒在地上的鲜血？”
是的，面对“六四”死难者，我们感到汗颜。为了民族，为了祖国，为了人类，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回想当年，当学生们怀着美好的信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用鲜活的血肉之躯和不灭的意志冲击着森严壁垒的专制铁幕时，我虽然同情学生，但作为专制政府体制内的一员，无缘去亲历那辉煌的一幕，只能躲在一隅，观望着事态的发展。我至今还记得与一位老同事的对话：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我兴奋地说。
“这场学生运动，一定会被镇压的。”老同事说。
“不会吧。人民政权怎么会镇压爱国学生呢？”我说。
老同事笑了笑：“你等着瞧吧。”
学生爱国运动的结果，不幸被老同事言准。没几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鲜血染红了天地。
我被震惊了！“六四”事件让我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识面目。没多久，我挂冠而去，与独裁政府彻底决裂；同时拿起笔，立志揭露暴政，鞭挞专制，批判丑恶。在国内时，我的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打压，从经济到心灵蒙受了许多的苦难。多年后，终于有机会逃离魔爪，来到自由的天地，得已自由写作，发出自己的呐喊。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唤醒了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也唤醒了一批铁肩担道义的诗人和作家们。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与坦克对垒，与强权对抗，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经受恫吓，历尽磨难，不管处境如何，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写作。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揭开中共政权的虚伪面纱，让世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没有自由、没有人权、苦难深重的中国。
我们笔会曾出版过会员作品集《诗与坦克》，主编是孟浪和余杰。可惜停刊了。我加入笔会后，被这个集名所吸引，曾寻问过孟浪。后来我看到，这个名称是来自笔会女诗人井蛙的一首同名诗。井蛙的这首诗并不是写“六四”事件的。但这首诗名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六四”，想到广场上被荷枪实弹的军队包围着的请愿的学生，想到王维林在天安门前只身阻挡坦克阵队的场景。当年世界上众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幕。有的称他为英雄，有的称他为“坦克人”。王维林不是他的真名，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从哪里来，家住何处，后来人们也再没见到过他，他的结局有多种版本，总之，他从人们的视线消失了。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上演那一幕壮举吗？我想，他的灵魂已注入诗人的体内，化作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诗歌；我想，他本身就是一首诗，才有人与坦克的对垒。在天安门广场前，王维林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人与坦克”这首诗；在民主女神像下，千千万万个爱国学子，用鲜血和泪水写下了“六四”这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昭示。井蛙在《诗与坦克》引言中引用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的一句名言︰“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但我要说，诗歌的功效不仅是无限的，而且大于一切；不仅能阻止坦克，而且也能阻止世界上的一切不义。
２３年过去了，但中共对“六四”至今晦莫如深。每年接近“六四”纪念日，中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有的虽然知道，在中共的宣传下，也多有误解。我曾询问过一位来自大陆的交换生。她告诉我，他们同学中，大都不知道有“六四”这件事。所以，作为一名作家，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将“六四”的真相告诉世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何种方法，或记实，或虚构，都是一种对历史的负责。中共极力掩盖“六四”，想让人们忘记“六四”，而我们用手中的笔直接或间接地书写“六四”，揭开中共的掩盖和时光的尘封，让“六四”事件重新复原，让那些死难者重新复活，活在每个人的心中。笔会的马建先生写了一部有关“六四”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六四”的真相，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诗，亦即文学，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坦克，亦即武器，却要消灭人的肉体。诗与坦克的对决，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决，是慈爱与残酷的对决，是美好与丑恶的对决，是和平与战争的对决。我们要文明不要野蛮，要慈爱不要残酷，要美好不要丑恶，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就已经赋予人类区别于一切其它动物的智慧和美好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更近似于上帝。作家能创造世界，塑造人物，也能让死人“复活”。现在我坐在大洋彼岸充满异域情调的公寓里，书写着这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时，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个个那些死难者的身影，他们如同生前那样充满阳光，充满青春的活力。我看见一位清纯美丽的女孩从人群中走出来，微笑着向我走来。
“先生，你认识我吗？”
我点点头：“你是一位死难者。”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我的名字叫‘六四’。”
我如梦初醒：“‘六四’？”
“是的，‘六四’。”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名字的。”
她欣慰地点点头，飘然而去。我眼前留下一道靓丽的倩影。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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