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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昙花一现的56文坛 (长篇节选)
◎ 张成觉
它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
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
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
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走向地狱
……
-----狄更斯《双城记》
第一节“多事之秋”
半个多世纪前的反右派斗争，正当所谓“新中国”成立的第八年。如果说一对夫妻有“七年之痒”的话，那么，中共当局和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之间，其时亦适值“七年之痒”的敏感期。而此前的1956年，后来被毛称为“多事之秋”。正是当年的大小气候，导致了历史的转轨，进而造成神州大地百万知识人，在翌年夏季的“大风浪”中陷于没顶之灾。
高潮中隐伏危机
翻开这一年年初的文学期刊目录，无一例外地可以看到，以黑体字排印的毛亲撰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赫然排在二月号篇首。题目后面括号内注明撰文时间：1955年12月27日，即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这位中南海“万岁爷”62岁生辰次日。
其实，“多事”云云，可谓“天下本无事，狂人自扰之”。究其源头，一半就在毛这个狂人自己。彼称1956年“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1）那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便纯属其心血来潮地人为掀起的。
毋庸赘述，出身农家的毛早年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幌子，蛊惑人心，煽动亿万穷苦农民为之舍命争天下。新朝诞生后，所谓“土地还家”无非劫富济贫，野蛮剥夺地主富农之私有财产，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之贫雇农与下中农“翻身作主”，满足其平均主义的诉求。但曾几何时，彼辈“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景转眼成空。土改结束不过三年光景，毛就食言而肥，抛弃信誓旦旦至少要实行15年的新民主主义，强行推进“合作化”，迫令农民交出土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分得的土地转瞬被当局收回，视之如命根的数亿农民，岂能心服？于是，退社闹事、消极怠工不一而足。以致“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2）
显然，合作化既违背1949年9月四大阶级和各党派通过的《共同纲领》，又违反毛、刘等中共领袖50年代初的一再承诺，其错误不仅是“搞早了”，实质更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面对当时农村的现实，贵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业部长的廖鲁言，也不得不坦承对于合作社的优越性“他自己泄了气”。但毛一意孤行。他巧言令色，以“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掩饰，对党内高干实行压服。尽管早在此前的1951年4月，刘少奇就指出：“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可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结果还是毛的空想得逞。
就这样，1956年元月，以全国农村“开门红”，即各地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高潮”载入“新中国”史册。
当年有一幅宣传画，形象地反映出“合作化”的成果。图中只见三个农家小孩，趴在高级社的牛棚栏杆上，指点着里面的牛马等大牲畜。题目就是其中一个孩子的话：“你家的，我家的，都是咱们的！”前两句属过去式，末句是现在式。“咱们的”，意味着谁家都没份！
土地也如此，初级社时期，农户可凭各自私有的田地入股分红，高级社完全“共产”，土地公有---“集体所有”，每个劳动力只能靠挣取工分获得报酬。“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就是以行动抗议此一背信弃义、违反人性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
面对当局强大的国家机器，亿万农民看似驯服了。其中潜伏了极大的危机。
嫣红欲滴胡罗卜
如果说，土地横遭剥夺的五亿农民是敢怒而不敢言，那么，当时五百万大陆知识分子就是头脑已遭管制，不敢怒不敢言。自1951年的“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起，迭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直至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为止，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洗脑，使之已成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不料熏风乍起，当局突然变张为弛，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1-14—20，北京），其背景可概述如下：
“1955年底，当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的时候，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党内也存在着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大会，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想法，并决定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一次大会来专门讨论。”（3）
毛、周均在会上作了精心表演。尤其唱主角的周，
“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配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4）
毛则在大会闭幕那天，在怀仁堂亮相，
“他幽默地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5）
照片上毛、周春风满面！
“正是因为这次会议，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个烂漫的春天里，人们心情舒畅，许多知识分于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全国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一些关于正确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的具体措施推出并得以落实，一级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的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6）
大棒之后的胡萝卜，岂不令人份外感恩？
石破天惊一“核弹”
苏共20大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揭开了暴君斯大林的“盖子”， 从而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无法无天的滔天罪行：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 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 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
报告指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权15名人民委员中，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只有2人即列宁和斯大林一切“太平”。
秘密报告泄露后，举世震惊。获悉其内容的中国人目瞪口呆，此前在他们心目中那个英明神武的大元帅，电影《攻克柏林》里万众敬仰的世界领袖，原来是“历史上凶暴残忍的罪犯”（赫鲁晓夫语），其邪恶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杏枝头春意闹
铁证如山，对斯大林早有腹诽的毛不得不承认：“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邓小平引述）；他又说，这样的事情在英、法、 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有鉴于此，当年4月25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题为《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另辟蹊径“建设社会主义”。4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作总结，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重申此方针。
5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千人聚会上，陆定一对“双百”方针做了诠释。他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
“双百”出台，使知识界至为兴奋，激动不已。资料显示：
“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丶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丶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发表的。”（7）
反冒进与八大
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中举行的中共八大（1956-9-15—27），至今仍以其侧重发展生产力的主旋律为人称道。大会通过的决议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要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周恩来的报告)，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邓小平的报告)。
所有这一切均拂逆毛的意旨，他将其视为对自己的领袖权威之严重挑战。
因此，决议墨迹未干，他就处心积虑伺机推翻它，以求重占上风。不过他避免四面出击树敌太多，故采取逐一击破的策略。10月1日天安门国庆节庆典上，他对刘说，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的提法不妥。而当月下旬的匈牙利事件，更成了他重又强调阶级斗争的口实。
波匈事件布阴霾
在此之前的6月28日，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后遭当局镇压造成了数十人死、数百人伤。7月18--28日，波兰党宣布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将复职，苏共于10月间派兵进逼华沙干涉无效，反在匈牙利激发连锁反应，匈“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当局于10月23日宣布禁止公众集会及游行。不料十万人上街，冲击广播大厦，警察开枪阻止，引发骚乱。次日，匈党中央决定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纳吉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当日苏军首次出动坦克，开入布达佩斯维持秩序，反令局势更乱。10月27日纳吉成立“民族政府”，自任总理，并于31日与苏谈判，要求：苏军撤兵，匈退出华约，重行多党制及举行自由选举。苏共领导获悉匈“反苏反共气氛已难以控制”，经与应邀抵莫斯科的刘、邓一再密切磋商（而刘、邓则随时向毛电话请示），决再次干预。11月4日，20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当天成立，纳吉政府垮台。事件历时十三天，死者逾万。(8)
乾纲独断扭航船
对波、匈事件的起因，毛与当时中共领导层多数人看法有别。毛一直只着眼于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后者则持“两点论”：承认波、匈两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也不否认有人挑唆。
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如此分析：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11)
毛说这些话距中共八大闭幕不过一个半月光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企图借波、匈事件推翻“将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八大路线。
注：
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39页
2）同上
3）《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罗平汉着
8）杨奎松《走向破裂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71—374页
9）转引自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29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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