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敲不碎的西藏贝壳
（散文）
◎ 普 琼
法国的八月是度假旺季。去年八月，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到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边去了一趟。
到地中海边时，又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一样，自然环境、建筑风格与法国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连从那些楼房窗户里传出的音乐声也不像法国音乐，似乎有点到了西班牙的感觉。
到地中海边没有别的，就是游泳。我这个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人虽然也曾经见过大海，但这种白天泡在海里，晚上睡在海边，整天欣赏着许多赤身裸体的活的艺术品的生活还是第一次。
夏天，在地中海里游泳的人真是不少，有大人有小孩，有白人有黑人，有男人有女人，但更多的还是一对一对的青年男女。他们一会儿下海游泳，一会儿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一会儿亲亲抱抱，一会儿擦油防晒，一天天的日子就这样度过了。
我躺在沙滩上，望着那些海里游泳嬉戏的孩子们，又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西藏喜孜度过的。那时西藏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停工、学校停课，大人们忙于搞文化大革命，整天不去工作，互相武斗。而我们这些小孩儿却变成了一群无人看管的野孩子，一天到晚到处乱跑。喜孜的东山上、喜孜的年楚河边、喜孜的城镇小巷里都有我们这些野孩子的胡跑乱窜的身影。那时，我们到林间去掏麻雀窝，到河边去打鱼，到郊区部队去偷着跟猪抢食。但每年夏季到年楚河边去游泳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干的事。喜孜东边有个年楚河，这河水是山上常年的积雪慢慢融化后流下来的，水是刺骨的凉。河面不宽，但水流踹急，特别是下雨季节，河水浑浊，水位极高。每到夏天，我们就喜欢到这年楚河边去游泳。
我记得那时在河里游泳的人群中，除了大人们穿一些短裤外，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全是清一色的光屁股。我们在河里游泳，谁也没学过怎样去游泳，全是从小跟着朋友跳进河里乱扑腾慢慢学会的。但我们都会游好多种不同的姿式，什么蛙泳、什么狗泳、什么兔子泳……我们都会。可不幸的是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小朋友的生命被这无情的河水夺走。
我们游完泳就光着屁股躺在河边的热沙滩上，背晒西藏强烈的阳光，胸下抱着一堆热沙，谈论着属于我们孩子自己的话题。
在西藏下河游泳的全是男性公民。除在沐浴节期间外，几乎没有光着屁股的女孩儿。特别是那些年龄大一点的女孩儿最多只是在河边泡泡脚，没有下河游泳的。有时我们游完泳，就到林间去捡些干树枝，在河边的沙滩上挖个小坑，把树枝烧起来，然后在罐头盒里煮鸟蛋吃。那时我们还小，体会不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残酷和痛苦。
哎，别想这些了。我甩甩头，强迫自己打断了思路。正好这时，坐在我们旁边的一拨人吃起了糖果，其中一个人注意到我在看他们，就问我：“要不要来一个？”
“谢谢，来一个吧。”法国人热情，我接了他手中的糖，并表示了谢意。
当我伸手接这块糖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我曾经在西藏当知青时发生的一件与外国人有关的事情。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事，听起来真有些遥远了，可在我的记忆里恍惚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那时我在喜孜塔杰村当知青。
有一天我正在打麦场干活时，支书带着县委王书记朝我们走了过来，快到我们跟前时，支书把我叫过去了： “普琼，你先过来一下。”
我向支书他们走了过去，心里做着各种猜想。
“普琼，县里指示后天来几个外国人参观我们的打麦场，场上要扬的青稞多吗？”
“还多，前天下的那场雨把青稞全打湿了，这两天扬的都是桥东那边运来的。”我回答后，支书又说道：“后天你别去桥东那边了，还是在这儿干，”说着支书往王书记脸上看了看，又转过头对我说：“外国人问话你来回答，问什么答什么。”
“还问话？”听到这儿我心里就慌了。我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怎么跟他们说话呢？再说万一说错了怎么办？这支书好事不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存心让我犯错误。
王书记看到我的表情，就接着支书的话说道：“不要紧，问不多问，时间多没有，半个小时。”
王书记的藏话说得不好，我勉强能听懂。
“半个小时？”我看了看王书记的脸，又看了看支书的脸，半小时还不长？半小时能说多少话呀？我说什么呀？
“支书，让边巴次仁—— ”
我的话还没说完，又被王书记打断了：“普琼，这是个革命任务，我有相信，你的任务完成。”
王书记又说了句蹩脚藏话。
我看着王书记，可说不出什么话来。我又转向支书，嘴里不由自主地吐了一句：“这可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的，我们知道，你文化高。”支书这时候倒看得起我了。
晚上回到家里时，我邻居的小孩巴桑拉姆也放学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对她妈妈喊：“阿妈，老师说后天来外国人参观我们学校。”
噢，原来外国人不仅到我们的打麦场，还去她们学校。我一边想着一边来到巴桑拉姆家想借点盐巴。
刚进门就听见巴桑拉姆说：“老师还说，外国人给糖不能要，说他们给的糖有毒。”
“有毒？那你一定记住，千万不能要。”巴桑拉姆阿妈看到我就奇怪地问：“他们给小孩儿有毒的糖干什么？”
“就是呀，要是他们给毒糖，怎么还让他们来？” 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寻思着他们不会给我们大人糖吧？
第三天上午，我们几个在打麦场干活的人早早就来到了打麦场。
我们到打麦场没多久，支书也带着王书记过来了。他们让我们从库里拿出几袋装满青稞的袋子放在打麦场上，然后东瞧瞧西看看，又交代了几件事后就离开了。
快到中午时，支书和王书记带着几个外国人来了。
一见到外国人，我们都手忙脚乱，心里慌得不知道干什么好。虽然支书提前给我们交代过要装出根本不知道外国人来的样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他们一来，我们一紧张，把支书交代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我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愣愣地盯着外国人看，我身边的潘多还惊叫了一声：“阿妈呦，那么高的人。’叫完吐了吐舌头就躲到我身后来了。
四个外国人先照相，然后蹲下去从地上抓起一把青稞粒，放在手掌上看，叽里咕噜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外国话。
我们站在离外国人十来米远的地方，看见他们抬头向支书说了几句，可支书听不懂，这时同来的一个汉族姑娘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汉话告诉旁边的一个藏族小伙，然后那个藏族小伙再用藏话告诉支书。
过了一会儿，支书招手把我们几个干活儿的人叫了过去。
那些外国人就站在了我们眼前，他们的眼睛那么蓝，像一双双猫的眼睛一样，我都不敢正视他们的脸。
几个外国人对我们说了什么，汉族姑娘翻译给藏族小伙儿，然后小伙儿冲我们说道：“外国人问你们累不累？”
“不累。”我们几乎同时回答。
“嘿嘿”，我身边的边巴大叔低头笑了一声。
“你们对今年的收成满意吗？”几个外国人说的话，通过汉族姑娘、藏族小伙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这个怎么回答呢？好像支书没交代过，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是合适的。这时藏族小伙儿提醒我们：“外国人问你们粮食打得多不多，高兴不高兴？”
这下我们立即明白了。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粮食也丰收了，心里也高兴。”
小伙儿立刻用汉话告诉小姑娘，小姑娘又翻译给那些外国人。
这时， 其中的一个外国女人凑到我们面前，突然用藏话问我们：“你们心里真高兴吗？”
“阿妈呦。”我们几个吓了一跳，有几个农民大姐还叫了起来，我们谁都没想到她会说藏话。
我们愣愣地站在那里，王书记和支书也愣了，就连那个会说外国话的汉族姑娘和她的同伴藏族小伙也都愣住了。
但支书最先反应过来，转头看了看王书记的脸，然后对我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支书是什么意思，是让我回答吗？可该怎么回答？
这时那个外国女人又开口了，用藏话对我们说：“你们说实话。”
这下我们都慌了。那个汉族小姑娘赶紧对外国女人说了几句外国话，但那外国女人没理她。她又慌忙转身对王书记小声说了几句话，看她的手势像是要把外国人带走。
那外国女人始终死死地盯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回答。可我们哪里敢回答？我急得不停地看王书记和支书的脸，只见王书记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这时又有个外国男人指着插在草垛上的批林批孔的宣传牌子问道：“那是干什么的？”藏族小伙翻译给我们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我知道那是干什么的。我脑子里正飞快地搜索着准确的解释时，我身后的尼珍说话了：“那是因为孔老二不听毛主席的话，所以就被挂在那里，批判他，让他听毛主席的话。”
尼珍答完后，我立即瞥了一眼王书记，可王书记却低下了头。我又朝支书看了一眼，支书微微点了点头，显得有些得意。
外国女人又用藏话问我们：“你们知道孔老二是谁吗？”
这下没人回答了。他们都看着我，等着我说出答案。我知道孔老二是古代的教育家，可这样回答肯定不行，那说他是古代的教师行不行呢？可时间不容我多想，我只好摇了摇头。我觉得这样最保险。
“嘿嘿”，我旁边的边巴大叔轻轻笑了两声。支书立刻扭头瞪了他一眼，吓得边巴大叔吐了吐舌头就低下了头。
汉族小姑娘已经急得涨红了脸，一会儿跟外国人说几句，一会儿朝藏族同伴说两句，一会儿又和王书记说几句。好像她在征求王书记的同意，要把外国人带走。
我真希望他们快走，这样我们就能松口气了。
可这时，不知道外国女人和那三个男人说了什么，他们四个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外国人终于走了。
晚上，我刚到家没一会儿就听见邻居家的巴桑拉姆从外面匆匆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喊道：“阿妈，外国人在路上扔了好多糖。”
“在哪儿？你没吃吧？”巴桑拉姆的阿妈忙问。
“没有，快去看看，糖还在路上。”
邻居阿妈大概正在忙着，就冲我的小屋喊道：“普琼，带我女儿去看一下，听说外国人扔了好多糖。”
我带着巴桑拉姆来到屋后的小路上，路上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不少糖果，一些小孩儿正低头弯腰地仔细研究着，可谁也不敢碰那些糖。
我们一到，孩子们就散开了，跑到路边说：“不要碰，有毒。”
我低头一看，这些糖和供销社里卖的糖果没什么区别，但我还是让巴桑拉姆去叫支书。支书很快就来了，一看，吓坏了：“这些要是被村里的孩子吃了，那我们村就剩不下几个革命接班人了。”
支书想了想，突然朝躲在一边观望的孩子们吼了一声，吓得孩子们全跑了，然后支书对我说：“普琼，你去取个铁锹来，我们把这些糖就地埋了。”
等我取来铁锹时，支书的主意却变了：“不行，你还是去找个口袋来，我想把这些糖交到县里去。”
这时，我发现前边沿着小路走来两个人，因为天色已经黑了，看不清来人是谁，只见那两人每走几步就弯腰捡东西。我猜想他们是在捡糖果，担心他们把糖吃了，连忙给支书说道：“那两人好像也在捡糖，他们不会吃吧？”
支书一听这话，把手中的铁锹一扔，迎着那两人走过去了。我也立刻跟在支书的后面。
原来那两人是我同届的知青达娃次仁和他老婆，他俩在供销社工作。
支书对他们说了外国人扔毒糖的事，达娃次仁脸上掠过一丝嘲弄的笑容，说道：“支书，这些糖是今天从我们驴车上掉下来的。今天我们进货去了，装糖的纸盒在路上颠散了，糖全撒在了路上，我们到供销社门口时才发现，然后就顺路回来捡了。”
达娃次仁说完还冲我笑了笑，趁支书不注意，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谁说这些糖是外国人扔的？”支书回头瞪着我问道。
“是我邻居的女儿。”我把巴桑拉姆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支书的神色有些尴尬，但还有些不甘心地说：“千万不要弄错呦，吃了有毒的糖果那可不得了呦。”
“是是，但这些糖的确是从我们驴车上掉下来的。”达娃次仁不想再听支书啰嗦，扭头问我，“你们捡到的糖呢？”
我们一起回到刚才发现糖的地方，一起把糖捡起来交给了达娃次仁和他老婆。
后来我和达娃次仁同时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村庄。大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去了拉萨工作。达娃次仁当了教师，我成了一名翻译。再后来，政策稍稍宽松后，我就跑到国外去了，而达娃次仁一直生活在拉萨。
想到这儿，我的手情不自禁地移到了手机上。我拿出手机，不假思索地拨了达娃次仁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了，耳机里首先传来的是哗哗的搓麻将的声音。达娃次仁心不在焉地和我聊了几句，我知道他没心思和我说话，因为他把精力都集中在牌桌上，生怕赌资被人赢走。我匆匆挂断电话，心里极度的失望和孤独，这是从未有过的。我知道，我们朋友间过去那种说不完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已荡然无存了。我俩同窗多年，又在一个村子当知青，可如今我这个身在他乡的好友的越洋电话却没有桌上的麻将更吸引人，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啊。
其实，我们这些同窗多年的同学已所剩不多了。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来电话说我们中的好几个同学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白玛益西加措、顿珠多吉、扎西次旦……他们也和我一样在五十年代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如今他们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听朋友说，他们几乎都是被如今充斥在西藏市面上的名目繁多的美酒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来糟蹋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过早地永别自己曾经生活过的这片热土？他们走时我一直在国外，也没能送上他们一程，真不知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为什么如此不留恋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呀？
咳——，人生就像我们藏人所比喻的那样真是猫打哈欠的一瞬间。
此时，天空中飘着两个大大的五颜六色的热气球。热气球上坐着几个年轻人，他们向海滩上的人们挥手高呼。海滩上的人们也像是回应似的有的挥挥手，有的尖叫几声。“哗——”海面上游泳的一排男男女女被一波海潮推向海边，一拨赤身裸体的白白胖胖的年轻人从海里走出，躺在海边的沙滩上，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沐浴，他们的笑声被海风带到很远很远。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在我的周围还有那么多尽情地享受着地中海边这夏季灿烂的阳光、柔和的海风和大自然赋予的所有的美好东西的人。这世界多么的不一样呀。有的人在这地中海边利用自己的假期享受阳光享受夏天，想尽办法延长自己美好的生命。而有的人在世界的屋脊上与麻将、啤酒一同糟蹋自己的生命，过早地结束自己美好的人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些过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却相信自己的来世，他们长年累月祈祷自己的来世转世成人。可如果一代又一代没完没了地用麻将和酒精糟蹋生命，那转世成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美丽的地中海边，我的往事像一片片细小的贝壳一样随着回忆的波涛涌上了心头。这些在西藏生活时的过往就像敲不碎的贝壳，一片片地粘在了我的生命中。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