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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如今从东来”带出的评议(随笔)
——对中国异议文学的看法
◎ 刘自立
中国“地下文学”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业已一般性转变成为“地上文学”。这个判断得来痛心，但却是一种事实。简单而言，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今天》的出现，中国文学以朦胧诗为旗帜和导向，撕裂了官办文学甚至伤痕文学的禁锢，准备全面转向类似苏俄独立文学局面的立场。可惜，这个立场缘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朦胧诗业已为官方媒体大面积转发，形成一种灰色的文学和诗歌地段。这里的原因有几。一是，中国七十年代兴起的地下文学，基本上缺乏政治定位和价值内涵，多是一种人性味和人情感的素朴文本。这样的文本和苏俄之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等明确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单是政治元素的缺位，更以政治朦胧，取代了价值定位。故此，朦胧诗在反对毛时期僵化、样板文学上，虽然尺进一步，但是源于他们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个文学的人头和文本大步滑向模糊中国现实和朦胧社会针砭的场域。很多朦胧诗人成为和官方沆瀣一气、且得到官任和衙役地位的文学御用文痞。于是，这里出现一个比较俄罗斯独立精神缺乏政治路径，更加糟糕的实际情形。这个情形就是，俄罗斯精神独立的路径产生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类自由精神代表；但是他们的政治反对党的缺位，使得后来的俄罗斯民主，出现在普京三任其职的总统荒诞。而中国八十年代所谓地下文学的走向，其实尚无俄罗斯独立精神的某种支撑。很多前期异议人士，很快就不是招安，就是经商，抑或成为居留外海的“华人文学”家而显得面目不清。这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其谋生的需要，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和国内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上脱节和无缘以顾之，且在国内文坛不形成任何影响。即便是六四以后，这股文学刚强一呈。对于镇压现象施行了某种批判（如，廖亦武的长诗……）。但是这股劲头很快就告湮灭了。这股实力基本上四分五裂，各寻出路；虽然偶有批判的坚守和写作（良心写作）之继续，终究让位给很多现实的政治批判和维权运动。这是一个真实轨迹，不容否认。
再是，现代派之定位的复杂性，是这些半地下、半地上文学写作者认定自身模糊性状的一种缘由。现代性的版本，可以使得古代性中守旧和反动的、类似政治专制和宗教极权的制度和社会受到批判——但是，如果面对现代性（含后现代性），不分伯仲和是非的朦胧性质，多半会在坚持此见的同时，迷失方向，从而一般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和传统废弃主义。我们知道，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指向，是乔伊思和普鲁斯特面对的社会记述和描摹。这种社会之性状的缺憾和不公，是的确存在的。由此，他们对于这样、那样的社会，人群和体制，施行了某种文学化的揭示和揭露——且在其中任用意识流一类文字学和哲学心理学的新兴文学手段。这样一种手段，对于保守的英、法社会和文学界域，做到了注入新鲜血液和加剧批判和呈现的过程。但是，这样的现代派同时孕育了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席卷一切的批判——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加之（吴宓所谓）易卜生主义、萧伯纳主义（萧氏是扑灭异议分子，首倡使用焚尸炉的凶险之人。）于是，就像阿伦特所谓，他们是一群“见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文化屠夫。这样的现代派，直接孕育了毛泽东这样的文化批判者和文化革命者。于是，分清现代派中的杂种，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必要的事务。这个事务含摄很多领域，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结束论”（曾传到科耶夫），到德国哲学的末人尼采论；从拿破仑的专制革命论，到梅特涅的秩序重定论；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相对论，到马克思的阶级致宪论，等等。于是，区分现代派的主要谱系，是一个区隔是非和敲定价值重组的严峻课题。但是朦胧诗人却没有这种区分的能力——他们接受庞德的诗歌，却从未知晓或者有意区隔其一般意义上的纳粹主义观念（含其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赞赏博尔赫斯，却从未知晓他对于专制主义的某种情有独钟；他们赞美聂鲁达等，却从未分析这些人的苏俄情结……。这难道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历史态度吗？
现代派定位、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定位，同样显得模糊不清。朦胧诗一部分，虽然批判政治，敲击专制，但是他们很少完成和传统和历史的结合。这是新兴文学很少过问的另一课题——这个特点，使得中国文学滑向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之虚无主义倾向显得极为突出。我们看到，无论是胡风、还是闻一多，无论是田间、还是臧克家，他们的身上，绝无陈寅恪和王国维那样的历史胸怀和诗证庇史的精神。现代诗歌很大部分，成为毛泽东切割文化，断裂历史的隐蔽手法之一种；虽然，这个认定会激怒很多人。至于说，很多人认为朦胧诗业已超越李、杜，更是滑稽之谈。反之，从黄遵宪开始的古体新诗，却一直秉承李、杜以诗证史，史以显诗的那个中国诗歌传统和正统。自从吴宓编撰《空轩诗话》以来，这个古体诗歌的批判精神就一直存在，却为人忽略之。这些古体新诗人的遗世之作，可以从以下的诗句种得到印证——如，“战是和平暴是仁”（吴宓）；如，“坦克如今从东来”（邵燕祥）；如，“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这些寅恪，这些吴宓，这些聂绀弩，这些吴祖光，这些邵燕祥，他们发挥了杜甫，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史才诗笔（加议论）之精神。成为中国离骚求索之腐刑纪史与现状批判的传人。这是新诗中人很少可以做到，可以比肩的。其中，新诗的无形式、无建制课题，也是冲击其接受美学的一大缺憾，为坊间争执未果（这里可以参照钱钟书、罗念生、吴宓等人关乎于此的分析论述而不赘之。）
当然，新诗中人很多流亡海外，做事异域；他们的诗歌读本和诗歌朗诵，很奇怪，多半是给外国人（听不懂之人）听的。这是一个悲哀。当然我们认为，流亡诗人的诗歌回归和人员回归，迄今遭禁。责任并不在他。但是，中国人的现在反对运动中，却是不见诗人和文学，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愿对海外诸君有所指摘，却不抱奢望。我们强调的是，随着中国民主浪潮的涌起——就像八十年代和六四时期那样——中国诗人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诗歌的运载方式和写作倾向。寅恪大师认为“古文运动”是以众体皆备之小说方式，打开“八代之衰”之局面的；他为之激赏的元、白、韩愈等人，无不是针对现实做出诗歌、传记者人。这样的诗歌承传方式，绝对不是马拉美式的文字游戏可以相比的（我们绝对不是说马拉美一无是处……）；只是说，元稹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方式并不是苏俄所谓的削足适履，挖掉灵魂的剪裁之伪用（伪“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和批判主义。横向借鉴的中国诗人和朦胧诗人，很少研究国外现代派诗人面临的体制，政治，宗教和人权史况；他们横向借镜的文字和韵律风格，缺乏整体参照之混合元素，如庞德，如里尔克，如帕斯；更对米沃什等人的“东欧价值论”做不出任何鉴别；就不要说涉及帕托什卡和哈维尔了。故此，我们十分看重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崛起——我们十分看不中这个流派的走向甚至堕落。这是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地下诗歌和地下文学历史的契入点——如果我们很不诚实地删繁就简，选择性做出赞美，那么，历史不会认可这个偏见和浅识。中国现实和政治路径的缺失，是一个问题；中国精神层面，文学层面，缺少索尔仁尼琴和阿赫玛托娃，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两个层面不加补足，照样稀松匮乏，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会改变“中国当代无大师”的局面。补充言之，所有的吴宓，所有的寅恪，所有的胡适，所有的钱穆，思勉，……都是民国中人；……这是中国历史留给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人员和精神遗产。中国地下文学是不是可以补血于兹，再行承当，不违价值，只能看其以后的发展，而非做此之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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