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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随笔)

刘漫流     

 

   

我想没有比列宁这篇杂文,能更直接地点明一九五零年代前后中国文学与文化发生的一系列实质性转变。以下引号之内,除有特殊注明与说明者,多引自该文收录于上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的《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期大林文艺论著选读》,作为“马恩文论”课教材, 成本费3角(当时约合学生食堂一块炸猪排的价钿)。我依稀还记得那位黄姓女教师慢条斯理不紧不火的师表与教态。健在的话,也快七秩晋八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一九0五年代的俄国,还是一九五0年代以后的中国, 面对此类意识形态话语的强暴,讲台上下,个个皆能如久经阵仗,见怪不怪。而从书页中留下的划痕看,当年惨绿如我辈,亦竟如此淡定。

是的,我惟一划过的一处是:“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幸许是觉得整篇文章读下来, 只有这一句比较中听点。我没注意或不屑注意的是接下来一连串“革命导师”的自我否定、自相矛盾处以及素以逻辑严密著称的“狡辩”。

列宁毕竟是列宁。对“文学应该成为党的文学”这一点,列宁的态度可谓不加掩饰,未容置疑,毫无通融的余地。顺便也不忘策略性地提一笔“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

如果党的文学仅是指党内的文学,对列宁为之奋斗的事业、对那些甘愿为党的事业驱驰奉献的“作家”们来说,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似天经地义。

——可供质疑的只是其文学性——因为这样一来,“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够了,这一切我们都已经领教并且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领教。然而,甚至列宁也不得不引用那句著名的德国俗语,承认他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是有缺陷的。所以才跟着补充了当年我作过标记的那几行。

尽管列宁并未进一步挑明此类党派文学的真相,每一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中国人对此早已浃髓沦肌。自然,无论采取何种体裁,都应该鲜明地“表达党的观点”。至少,隐晦曲折的“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是不合时宜了。关键在于,要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

弄不明白一个既是党员、又是作家的人究有多大神通,能在何种程度上游刃有余将党性与人性水乳交融于一身。更多的是相反的例子,是扭曲、撕裂或分裂,沉默或沉沦;歌功颂德或为虎作伥;是“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以及连列宁们也不得不承认“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这只是党内文学或文学在党内的境遇,与其说这是文学的损失,不如说更是党组织的损失,后一点与我们尤其无关。我们更关心的只是与政党无关的文学或党外文学的自由。甚至列宁也不能不认可,“每人都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愿意说的一切”。用列宁的话说,“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在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们看来,言论及创作自由从来只是依赖于一切沙皇或新沙皇恩赐或予取予夺者,并不属于天赋的人权之一。接着又在事实上否认了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这种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进而又不无自相矛盾地宣告,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

倘若这里仅仅只是流露出了列宁对于自由天生的厌恶,以及一种如哈耶克所指的“对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倒罢了。列宁也跟所有那些“想把一个被认为是对人民有益的教条强加于人民身上”(哈耶克语)的人一样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的理想和爱好都一直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环境形成的,那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力量来把人民的思想转达到我们认为是可取的方向上去”。哈耶克指出:“这是思想完全混乱的表现。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而理性与思想成长有赖于差异的存在,这种成长的本质,其结果难以预测,因而,“给思想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

写作属于一种个体性极强的自发劳动。“写作的手工艺”甚至不可能指望由行业公会之类提供现成的工艺标准。写作的自主性自发性与创造性决定了作家的工作性质,即或不是反组织拒绝组织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组织的。
然而,作家毕竟是人,也有属于人的孤独感与归属感,以及其它一些基本需求,同样渴望写作之余生活、物质与精神的交流。作家协会或许就是提供这种交流机会的组织,并且它只能是自由作家自由的结合。创作本身是不需要组织的。

创作的过程注定它必然并且必须孤独。如果确实存在过一些成功合作的例子,也只是两颗自由心灵的自然激发。写作不是坐在后排拉拉小提琴,作家不喜欢有人在头上甩弄指挥棒。

而这当然是不被党组织允许的。就其本质而言,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计划经济。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前提下,计划经济的指挥棒,势必会越过经济领域,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布尔什维克相信,一切都是可“计划”或被“组织”的,思想与创造、哪怕极富个性创造色彩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

“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都是经过组织机器事先谋划的产物。“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文艺界整风”、“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之类,无一不是谋而后定, 且不论其本身是阴谋还是阳谋。逆向思维投射便是,一切异见,不管是来自党内还是党外,一概被视为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是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就这样,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章。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与电影文学,一切都被有组织有计划的纳入为意识形态宣传服务的政治运动。有计划经济的“大跃进”,就有相应的计划文艺与知识的“大跃进”。网上有署名“观贤、观鼎”者“回忆父亲还珠楼主”,五八年六月初,抱回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结果“跃进”声中一病不起”,作品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创作的计划化,作家的组织化,可谓五十年代文艺界的两大特色。毕竟,“组织是高于一切的!”组织之外无作家。且看第一次文代会,早在“开国大典”之前的七月就已经组织召开。组织——当然是“党的组织”,或者,用一个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单位。一切单位必须服从组织,组织又反过来寄生于各个单位之内。比如,每一单位,都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科,但是,并无所谓单位科。如果说单位是行政单元,所谓组织堪称中共单元。单位之下或为同事,组织之内皆称同志。整个社会都被空前组织化、单位化了,或究其实质——党化。

一九五零年代的作家协会以迄今日,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担当着这样一种角色。表面上看是作家组织,实质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单位。一切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作协有党组,这就意味着它同样牢牢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以此交换共产统治之下的现实合法性。

一九五零年代以降,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被认可的首要标志就是看此人有没有加入大大小小的作协组织,否则就只是可有可无的文学爱好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自由职业或自由撰稿成为闻所未闻之事,自由职业者最可能被归入所谓“社会闲杂人员”之列。倘若你拒绝组织、又不属于任何单位,仍然坚持写诗,在苏维埃的统治下,就有可能以“寄生虫罪”被劳教或遭放逐。一九五0年代的“中国作家”就这样沦为单位人。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不是沦落,而是一种恩赐。只要你加入组织体制,你就是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者、革命文艺大军的一分子。因而——是革命同志。“坐在这个会场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他们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小本子——党证。”一位前苏联作家曾经在一次作家会议上这样慨叹。

名义上,作协只是所谓群众性组织,入党与否或许并不构成加入作协的充要条件。但是,党早已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党国一体,上下纵横都必须是同构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同样经常按期‘清洗’(!——笔者注)自己的党。” 听着!一切非党或混入我党的作家们,“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将彻底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

“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列宁式的排比句、列宁式的呼告、并且在他们看来,也是一切不合作者应有的下场,这也正是那种“波澜壮阔地”狂扫中国大地的革命文艺体之滥觞。

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乖乖地与体制合作唯体制马首是瞻,从而被允许呆在体制的一个旮旯,作为无所不在的体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如列宁所言,做一颗齿轮和螺丝钉,反之,你就死定了。企图控制一切的专制机器不允许有局外人。有者,亦将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器辗得粉粹,或至少撞个头破血流。

然而,“这种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不管列宁当年对沙皇政府的指控究意是否属实,新沙皇非但没有因此吸取历史教训,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将表面“禁止”升级为具有更强渗透力的组织——意识形态及其无所不在的舆论控制。当然不仅止是给其自身带来耻辱——一种足够厚颜无耻的体制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对一切都不在乎——在道义上更是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也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空前荒芜或虚假繁荣。其结果照例“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请允许我最后补充一句纳博科夫的话:“在所有类型的政府之下都能开花的人是庸俗的人。”——这么说,并不等于我百分之百地同意。八九不离十吧,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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