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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死亡(中篇小说·上)
◎ 夏 泊
“美国加州阿纳姆警方透露：一对家境富裕的中年夫妇，把一盒解释他们寻死原因的录象带寄给亲友后在他们的华丽住宅内自杀。
警官巴克利说他们是在8月1日发现48岁的房地产经纪人赖德诺尔与其45岁的妻子戴娜的尸体的。在此之前，赖德诺尔的兄弟对警方说，他们收到了两位死者邮来的录象带，他们在其中表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自杀了。
据悉，当警方到达赖德诺尔的寓所时，发现两名死者躺卧在不同的沙发上，两人的头部各被一支大口径的猎枪击中一次。
巴利说，赖德诺尔在录象带里解释，他们已经事业有就，希望仍处高峰之际‘一了百了’。”
——摘自1990年9月15日《法制日报》
一
前些年，有天帮资料室的同志们搬家倒腾东西，柜子角里有一堆落满灰尘泛着黄色的陈年《法制日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真实案例富于刺激性，一般说来人人爱看，于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各自拿了一叠旧报纸“学习”起来了。后来我就看到了这篇早已经过时的报道。而当我看到最后的“一了百了”四个字时，心头猛然一动，一种极为陌生的全新感觉忽然充满了我全身的每个细胞。这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飞驰着的火车头忽然间断了挂钩，甩掉了全部满载的车皮一样猛地轻松起来；然而却又让我像一头忽然拉断了缰绳的驴子一样，轻松但又茫然不知所措。就凭着这种从未有过的不同寻常的感觉，我知道这篇文章一定会对我以后的日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于是我就又把篇文章反复看了几遍。每看一遍，我精神上的轻松感就愈强烈一些，茫然的感觉就愈淡薄一些。当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撕下那篇报道，整整齐齐地把它叠好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在漆黑的矿井里摸索多日的遇难者忽然间看到了远处的光亮，多年来让我抑郁不安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我精神上的疑惑和迷茫已经渐渐消失，下面就该考虑如何做具体行动了。
就像每个人的年龄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积累起来的那样，我的抑郁感也是积沙成塔一样积累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我也并没感到十分困惑。但事情的发展都像我们学哲学时学到的，都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我的渐渐加重的抑郁感也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后便压垮了我本来就不太坚强的神经，让我的精神面貌来了个飞跃。
那次飞跃的起因是一次同学聚会，已经是多少年（年纪大就记性差，真想不起来是多少年了）前的事了。有两个初中的同学来家找我，非要我参加同班同学聚会。我知道现在的所谓同学会啦战友会啦都是关系会，都是为着能在社会混得更得心应手而搞的聚会，其理论基础就是俗话说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我也看过钱钟书的《围城》，知道同学会其实是“三头聚会”：有头有脸的大出风头，老情人重新聚头，一般同学当冤大头。像我这样非官非款的普通百姓昔日同学，无非是给那些想出风头的同学烘托一下气氛帮个人场。所以我说我有事，不能去；而且我过去也从未参加过什么同学聚会，这次也照章办理。
但来的同学似乎铁了心，说咱们这些昔日风华正茂的同学们都已经奋斗的奋斗虚度的虚度经历了几十年，都已经熬到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年龄，都已经清心寡欲与世无求了，为什么不能重聚一次，回悟一下过去感叹感叹人生呢？大家知道你生性聪颖却一生坎坷，但其实谁活下来也都不容易，为什么不能跟老同学们交流切磋一下呢？也许这次的聚会就能像“芝麻开门”那样让你的生活展现新的内容呢。所以你一定要去，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去吧。我想也许我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抑郁来自于的的“闭关锁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却形影相吊独往独来，只会感到无奈。也许和老同学们见见面叙叙旧会有想不到的收获？也许会让我摆脱些许孤独？好，去。
然而大家已经“阔别”几十年了，这几十年来我跟他们没一点儿来往，我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存在与否对我的生活也没一点儿影响。年青时的我是个说干就干，不太考虑后果的人。活得时间长了，我的行为规范就逐渐遵循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接交一个人不如少接交一个人”的原则。少一事当然比多一事不省心，少接交一个人也比多接交一个人节省了许多废话。而这原则对我的控制也越来越来严格，所以在去的路上我就对我这次行为产生了怀疑。想着那么长时间没见面，见面该说什么呢？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思想意识肯定也大相径庭，对社会制度的态度也肯定南北各异，怎么能说到一块儿呢？会不会争论呢？会不会争个不欢而散呢？……
快到那家酒店的时候我就忧心重重了，我素来讨厌那种“甘若醴”式的小人之交，那么，我会不会因为这次聚会而后悔呢？走着想着，后来我就停了下来，站到了离酒店几十米外的电线杆后面。就像“一看二慢三通过”、“不知深浅切勿下水”一样，我得先摸摸情况再决定我的行动。我怕我的不慎会成为我谴责自己的资本。
远远地看到酒店门口站了一大群人，却依稀只认识几个同学。男的大都哈腰驼背白发秃顶满脸沧桑；而女的则要么是浓施把脸涂得像日本的艺妓，要么脸色灰黄像熬成了奶奶的农村大妈。当意识到这些人就是我马上就要与之觥筹交错唏嘘感叹的老同学们时，我惊奇地想：这就是我当年的同学们吗？曾经是那一群嘻嘻哈哈不黯世事不知忧愁心比天高的年青人吗？然而马上我就又想了，不是他们会是谁？不错，这就是三四十年前的同学们。人生有几个三四十年呢？三四十年能造出多少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们还能青春年少吗？而且再想一下自己，镜子里的我不也是早在十来年前就梳出了“欲盖弥彰”式的发型，那一圈稀疏的“地方支援中央”的头发力不从心，早已让我的脑袋变成了“头顶一个飞机场，四圈扯着铁丝网”的模样。脸是的皱纹倒是比头发浓密得多，估计我在他们眼里也是个陌生人了。
特别是当我看到尹小星的时候，我的情绪真是糟到了极点。当年的尹小星是我们班最漂亮，也是最高的女生，足有一米七。当时大家都说只有我那一米八多的个头才能配得上她。我所以在几十年后还能远远地就把她认出来，就是因为她那出众的高个子。但我看到的是她吗？幸亏我明知那群人是同学们在准备聚会，不然的话，我怎么也不会把那位高瘦老丑的女人跟过去的尹小星联系在一起的。
和这群似乎是从未相识过的人坐在一起有什么好说的呢？无非是再翻翻几十年前你怎么调皮我如何老实的陈谷子烂芝麻，再回忆一下这几十年来各人的经历，感叹一下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都是些不咸不淡不疼不痒的废话。想到这儿忽然脑子里就浮出了钱钟书的小说里的话：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坐在一起，花些不清不楚的钱，说些不明不白的话。没意思，更没必要，还太费神。
于是我就忧郁地转身回家了。我记忆中的同学们应当是朝气蓬勃的年青人，不是这群气数将尽的老人。一路我一直回忆着当年我和他们相处时的情景，回忆着和他们分别时的样子。尽管那时候大家大都穿着蓝黑色的学生装，不少人的屁股上还补着圆圆的两块补丁，可一个个都透出青春的活力。现在穿得真是好多了，都是西装革履裤线笔直，衣服里面却大都是裹着一堆嘟嘟囔囔的肥肉。其中肯定还有几个处长经理之类的人物，但这种沐猴而冠尸位素餐的东西我见多了。我那些一心想踏入社会上展身手的同学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没参加聚会，同学就来电话怪我太不近人情、架子大、古怪。我回答他们：因为我要尽量在我以上中保持你们最好的形象，我想牢记你们当年的风采。我不想破坏掉你们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这才是最珍视同学友谊的做法……
但要永远保持美好的回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应当说是不可能的事，现实总爱掺杂面。时间是无情的，时间的流逝让我们都老了，没戏了，快完蛋了。辛弃疾写“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才四十多岁，曹操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时候也才五十多岁，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年龄，称之“老朽”大概一点儿都不过份吧。
二
接着又发生了促使我思想飞跃的第二件事：我去参加了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的追悼会。他和我父亲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解放后我们还处了好长时间的邻居。后来他调省委去了，家也搬去了。尽管还在同一个城市，后来却再也没见过他。
去火葬场的路上尽管我已经做了思想准备，想着死人绝对比不得活人那样好看，然而和遗体告别的时候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他本是个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的大个子，站如钟坐如松声音宏亮办事风风火火，一副英雄豪杰的男子汉形象。没想到死了的他竟然缩了许多，骨头架子般的躯干像是被皮肤箍紧了似地躺在玻璃棺材里，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吸毒而死的瘾君子。脸上的皮就像被水泡过后又晒干了的牛皮纸一样紧紧地巴在没肉的骨头上，把他的脸挤出了一副我从没见过的愁苦之相。那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似乎在告诉大家他这一辈子是在愁苦之中渡过的，他的一生从没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过。
如果不是他儿子在旁边站着，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就是这个人，曾经在一次夜战中就用大刀片砍死过三个日本兵，而他付出的代价是身上脸上也被三八大盖的刺刀捅了四个大疤瘌，让他一说起那次战斗就眉飞色舞声调提升。而我们年青的时候的价值观和现在的年青人大不一样，我们不崇拜那些装腔作势不男不女的歌星影星。那个时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能在枪林弹雨中克敌致胜，负过伤落过难又能取得胜利的的英雄最值得我们崇拜，所以我父亲的这位老战友就成了我们一群男同学们崇拜的对象，类似现在的偶象。后来他搬家走后大家一直再也没见过他，然而他那高大勇武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们心目中。让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男人就应当是他那样的人。却没想到他会成这个样子，无形的时间真是太会给有形的人们开玩笑了。
追悼会完了后我和他儿子聊了好长时间，他给我讲述了他父亲从一位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变成一具不通情理的干尸的经过。转变的里程碑是他的离休，离休后的他就像一条急着过不去河的狗一样，常爱发些无名的怪火，慢慢地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人变成了一个脾气爆燥不近情理的人。慢慢地他就只生活在回忆中了，跟别人说不了两句话就开始回忆过去的战斗场面，总是讲大刀片子三八大盖二十响。而对眼前的一切都讨厌忌恨，似乎现在的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还比不上过去硝烟迷漫的战场。而我小时候亲耳听他说过，社会主义（有时说是共产主义，他分不清）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提着脑袋干革命就是为着大家都过上那种日子。没想到等他追求的社会到来了，他又怀念起战争时代的生活了。
他还讳疾忌医不检查身体，绝对不允许别人说他老了，不行了。尽管他日益消瘦得像个鸦片鬼，尽管他一咳嗽起来能把腰咳嗽成基围虾，他却还在气息喘喘中念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一类句子。似乎他还能再抡起大刀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玩玩，似乎让他离休回家就是一帮子小人的诡计阴谋。然而到前年就撑不住了，正在发脾气呈英雄的时候昏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就查出了一身的陈年老毛病。最吓人的肺上有肿瘤，而且正在转移。于是就把他送进医院了。
进了医院，他一醒来就开始折腾医生护士，好象他的病都是医生护士们送给他的。搞得大家都烦他，都不想答理他。没人理睬他了他更生气，就折腾儿子女儿，又像是他的病都是儿女们送给他的。他折腾人的花样繁多，经常是让他吃饭他不吃，人一离开他就大呼小叫要吃要喝，慢一点儿他就骂别人想饿死他这个老革命。给他拿来便盆时他就装睡，哪怕是你打他耳光他也能照样打呼噜。便盆一拿走他就又屙又尿，把被子床单搞得一塌糊涂，屙完了尿完了他就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白天他想睡就睡，而且是尽量在白天睡，等到夜里他就精神头十足使劲折腾，谁陪护他都别想打个盹。他还吵着骂着说有人想害他，说有人要在他碗里放毒药……他最后的日子就是俗话说的“点灯熬油”，把自己熬成大烟鬼的干柴样就死了。
儿女们过去都爱戴他，最后的日子都烦透了他。巴不得他早点儿死。
他儿子说他父亲最后的日子活得既没意思又没尊严，他从没想到过自己那么英雄的父亲会变成一个人见人烦的讨厌鬼。他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离休前的样子。如果父亲在离休后马上就暴死了，那该是一个多好的父亲！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由父亲的死他联想到以后的自己，说千万不能活到自己和别人都讨厌自己的时候。不能像父亲那样死。
说着容易，这话我听多了，不少人在再到身患绝症的病人痛苦难耐的时候都这样说过。然而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这种事就像吃蜘蛛一样，应当有先驱者，也许就该是我吧。
再细想想，我的精神之所以会被“量变到质变”的这两件事的飞跃击垮，是因为我的精神早就沉浸在浓重的抑郁感里了。而这抑郁感不同于年青时的浅层抑郁，不是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抑郁。年青人的抑郁大都像酒醉后浓睡一觉就能淡化的抑郁，是可以随着环境改变而消失的抑郁。而我这浓重的抑郁是越来越浓的抑郁，就像死亡一样，是条人生单行道。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绝不可能再回头了。
这抑郁感的初次产生是在我得知我的独生儿子死的那一刻，那个时刻的具体时间让我永远不敢再回忆。过去的几十年我从没理智地觉察到在人生的经历上我是个倒霉蛋，到了那一刻，我才真正痛恨了老天对我的不公平。为什么你要这样残酷地捉弄我？
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还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我的家庭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虽然在文化革命中曾经历过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但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却过得很平静，是一个工薪阶层的既不幸运也不倒霉的普通人。是儿子的死改变了我的一切，儿子的死就像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张牌。
我那个宝贝儿子聪明伶俐，绝对是孩子中的精品。和他的同学们相比，用玉树临风鹤立鸡群这些好词来誇他一点儿都不过份，他是我们夫妻俩的骄傲。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一次计划生育宣传高潮时做了绝育手术，我们决心不再给他添一个弟弟或是妹妹来分享他的幸福。尽管那时还只是提倡一对儿夫妻生一个孩子，还没强制性的政策出台。
然而正如老百姓说的：老天单杀独根草，大水爱冲龙王庙。那天我儿子放学回家时正刮着大风，已经刮一天了。儿子回家时要经过一个商厦的门前，商厦的大门上连树着几块巨大的广告牌子。当儿子走到那儿的时候正巧刮来了一阵带哨音的旋风，把上面的一块广告牌连同角铁框架一起吹落了下来，正巧砸中了我儿子的脑袋。
等我和妻子赶到医院的太平间的时候，那不可能逆转的灾难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前的事情了，冷柜里的儿子已经被冻得在些发硬了。那张本来是人见人爱的漂亮脸蛋已经是面目皆非，脖子上面只是一个血肉模糊分不清眉眼的肉疙瘩。大约是他当时已经听到了广告牌被刮倒时的异样声音，而且已经抬头往上看了，却还没来得及躲开，就被那几百公斤冰冷坚硬的自由落体直接砸中了脸。
我们夫妻俩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真想抓住那个商厦经理活扒了他的皮。但第二天赶到商厦时，一位经理拿出了一张几年前的合同，上面写着：因广告安装的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后果都由广告公司负责。商厦经理说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可以给一些钱。要钱有什么用？我们要报仇。然而再去找广告公司时，被告知那些南方人办的广告公司早已注销了，人也早已不知又跑到什么地骗人去了。再说了，即使能找到他们又怎么着？无非是给些钱，儿子却是再也活不过来了。钱和生命是不能划等号的，人间的一切都不能和生命划等号。不但拿钱买不来生命，人间的一切和生命相比都是没一点儿意义的。生命在死亡面前分文不值，对个人来说却是无价之宝。
失去了孩子的我郁郁寡欢话语稀少，经常默默地报怨命运的不公平。而妻子的脾气则日益爆燥起来了，只要有一点儿小事便会发泄一下。家里经常能听到她不依不饶的尖叫声，骂得最多的词就是我自作主张“阉了自己当太监”，骂我只能“断子绝孙”当“绝户头”。
妻子的责骂当然有她的道理，倘若当年我不“阉了自己当太监”，也许我们俩还可以再生一个，我们的家庭就又有了新的内容，我们俩的精神就又有了倾注的对象，按俗话说就是又有了寄托，她那张因孤独而多话的嘴也就会被家务事占着了。有着独生子女的家庭就像是一个三角形，夫妻和孩子各占一个角。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多边形就是三角形，我们家的三角形缺了一个角，我们俩僦成了两个点，就不稳定了，也就不像个家庭了。
后来连我们这两个点也分开了：我们离婚了。离婚的原因除了三角形缺少了一个稳定的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事情也真巧了，我们的儿子死了，她的一个老同学也死了妻子，是死于车祸。而这老同学恰恰又是她下乡时初恋的情人，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也想了，初恋情人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那老同学的什么处长的官位也“功不可没”。
当她带着少有的内疚表情告诉我他的抉择后，我理智地略微掂量了一下就同意了。痛失爱子、初恋情人和处级干部这三点构成了我们必须离婚的稳定的离婚三角形，我无力破坏这个稳定的三角形，即使破坏了也没任何意义。尽管她说起想离婚时的表情就像她认识到她已经犯了极大的错误，可如果我坚持不离，有我的好果子吃吗？让人心烦的唠叨和咒骂太伤神经，天天处于冷战状态中的弱者很可能得进神经病院，离婚也许是一种解脱吧。
然而我却没料到孤独会那么有力地培育人们的抑郁情绪。原想着离婚后的我的生活会清静一些，我能潜下心来看些什么或是写些什么。却没想到我越来越觉得活得没劲，干什么都没劲。不，我并不是女人迷，她的离去并不像年青人被迫离婚那样受刺激。我只是恍惚觉得人间的一切都会像我的家庭的终结那样，都会有个“头”，当然也包括生命。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活着没有动力，没劲，精神越来越困惑。似乎这一生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不该经历的也不可能再经历了，生活就越来越没了新意。除了一天天衰老以外，今天就是无数昨天的翻版。天天翻看一本可以倒背如流的书，看书人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处于孤独中的人一般都长于思维，在无聊的孤独中把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做以理性的审视和剖析。于是我便领悟到人的衰老和死亡是一个失去的过程，是得到的反过程。人在衰老时会失去自己的青春，失去自己的健康，失去爱情，失去亲人，失去为这奋斗一生的功名利禄。最后就失去自己的生命，失去大自然把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后给于他的一切。
人的生命就像你领到的工资一样，花出去一张就少了一张，一直到把它们全花完。不同的是工资月月都能领，等到不能领的时候还有退休金来代替它，而生命却只能领一次，退休后是生命是你能领的生命中的最后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乏味的组成部分。就像你在地摊上买到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根本就说不是什么质量。再有就是工资可以计划着花，可以浪费也可以节约；甚至可以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去花，让一个月的工资花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生命就不同了，每天你都得身不由己地把它花出去一部分。就像你身边藏着一个法力无边的隐身小偷一样，孜孜不倦而又定时定量地从你的生命中偷去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人们倒是可以挥霍浪费自己的生命，可以死得更快些，不存在“节约归己”的法则。
人在赤条条降生的时候一无所有，以后就会逐渐得到青春，得到爱情得到功名利禄，丰富多采的人生都是他从无到有逐渐得到的。因为人是自私的（其实所有生物的天性都是自私的，否则自然淘汰就会让这个种群灭绝）动物，所以得到的过程是个让人高兴的幸福的过程。而失去的过程是得到过程的逆过程，毫无疑问那是个让人感到痛苦的过程。眼看着那些为之奋斗而得到的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不动声色地离人而去，总会有不少人痛不欲生。较之其它动物，人的本性中有极重的自私成份，很少有人在失去时感到高兴。
但这失去的过程却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谁都别想躲过去。除了猝死的幸运儿以外，人人都要无可奈何地痛苦好长时间，都要清醒地、带有总结性地品尝一下这个失去过程的所有滋味。越是官居至尊富甲天下的人，失去的过程越让他们感到痛苦，越让他们报怨大自然对人类（其实是他们）残酷。
然而造物主是公正的，它让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难逃死亡的结局。但动物和植物都没有思维，不会在它们还活着的时候就预想到死后的虚无可怕，不让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受到那个可怕的“死”字的折磨。另外动物和植物在它们生存的过程中得到的极少，它们只是没有思维地活着布局，不像人类那样活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所以大自然中只有具备思维的人才会在活着的时候就对一个小小的“死”字敬畏莫深。而失去则是死亡的的序幕，当“失去”频频光临，当人们眼巴巴地看着美好的东西一点点地被剥夺，到最后连衰老的生命也不给他们留下一点时，谁能不感到痛苦呢？很少。
我已经品尝这失去过程的痛苦了，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就是这不情愿的品尝过程让我困惑让我抑郁。在河边散步时常看到那些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苟活者，无奈地向世界展示着他们长满双眼皮的老而又丑的脸。每天只是吃吃转转睡睡看看，值得回味的青春爱情奋斗成功都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就这样过一天少两晌地等待着最后终结的到来。而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连那衰老的身躯和那张丑陋的面孔也会化为灰烬，一点儿也剩不下。
大自然是慷慨的，它无偿地给了我们一切。但他又是最吝啬的，最终还要把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收回去，连一丝回忆都不留给我们。然而仔细想想，别人给你的东西再收回去，当初又没和你签定赠与合同，收回去不是应该的吗？怨不得大自然。从河边蹒跚的老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和大家的未来，所以我不想看到他们。但我知道，如果我不想法子改变自己，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我的明天感到忧郁。
过去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走向我人生的最后一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失去我最后的一切。这篇报导让我茅塞顿开，它指点迷津，给我树立了榜样挑明了方向，让我明白了怎样才能在亲友心目中留下现在的我，而不是二三十年后风烛残年非人非鬼的我。
“老而不死反为贼”，古人早有明断。我不想当自己和别人心目中的贼，特别是无可奈何地当一个衰老的贼，当一个咳嗽屁出来撒尿滴湿鞋的老贼，一个人人讨厌的老不死。
所以我想，我应当像《法制日报》上报导的那对儿美国人那样早点儿死，趁着自己还能“享用”“年富力强”这个词给自己安慰的时候赶快离开这个世界，趁着自己还没变成人见人烦的老贼以前就死去，绝对不能等到“老而不死”的那天的到来。如果因害怕死亡而拖到了那一天，那就是给自己的遗象上抹大粪，是自己糟蹋自己。而且还不能免死。
况且凡事都要有个了断的结局，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想当年意大利的庞贝城从火山灰中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在一座监狱里发现了一个被闷死的囚犯，囚室的墙上刻着这位囚犯监闷死前刻下的人生感悟：这个世界是的永恒是不存在的。其实每个人都应当想到这一点，而死亡则是了断人生的唯一的最终手段，每个人都逃不出这结局。所谓的生活，无非是年青人在希望中奋斗攫取，老年人在回忆中熬天渡日，待死亡到来时都是一场空。既然迟早要有那一天，又为什么要让它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总是让它巍巍颤颤地悬挂在自己脑袋上呢？反正躲不过那一关，还不如在绝望之中让该来的早些到来。就像安乐死一样，看似不人道，其实是解脱苦难的善举。否则患者会受更长时间的罪。
可一想到要选择自己主动去死，就又有些犯难了。因为虽然目标选定了，却还要选择死的方法。而过去我曾有过几次主动赴死的经历，却没一次能够成功的。这次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死呢？可操作性如何呢？这也是我的困惑之一。
然而不管怎么着吧，《法制日报》上的那篇报导已经让我下定了决心，就像毛泽东时代常说的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一样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决心要真正地死一次，要高层次地死一次，要理论联系实际地死一次。不能再像过去的那几次死那样，让理论和行动脱了节，让每次主动地赴死都变成了假冒伪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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