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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走向死亡(回忆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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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
3
“解放”和土改
我妈妈叫卢凤仙，生于1922年农历正月初十，是邻村城家里人。城家里在我们西河西边，相距2华里，从窄木板搭成的便桥上过一条小河，走一会儿就到了。我外公叫卢念伦，外婆叫周义音，他们和我大舅章池都是朴实忠厚的农民，家境一般，虽然不算富足，却也衣食无虞。本来我还有个小舅，名叫章和，早年在我父亲的汽车连里当兵，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处寻找和打听了很长时间也没着落。我还有个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嫁在我们西河东边十里处的大村镇李宅，也是一个普通农户。
妈妈小时候只读过几天书，认了一些字，没学什么知识。但是她很聪明，跟我父亲结婚后随汽车连跑南闯北，见了许多世面，也积累了不少学识。回到故乡，重新当了农民，她基本上是独力肩负了维持家计的重担，被贫穷和艰难困苦压得气都透不过来，却一直顽强地挺着，决不向生活低头。插秧、踏水车、割稻，无论什么农活，她都是一个人干，从不请人帮忙——事实上也没钱请。日复一日地光脚在水田里劳作，她的双腿经常爬满蚂蝗，收工后用鞋底拚命拍打才能清除，结果双腿总是布满血痕，而且经常肿胀，我和哥哥看了都很难过。
妈妈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因此，尽管全部心思都放在四个儿子身上，却不可能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关照儿子们。这样，我和哥哥就必须经常自己管理自己，而且要经常代替妈妈干些事情。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哥哥到田里去帮妈妈干活，我留在家里照顾三弟四弟。天气很热，我提起木桶到门前的塘边取水。这是一口很大的塘，水清澈而碧绿，夏天开满荷花，大鱼小鱼穿梭其间，我闲下来就要去看。有时，大人们把水车架在塘边往田里车水，我觉得好玩，也忍不住爬上去踏几下，可惜总是很快被赶下来。……我走到长石板上，把木桶放下塘，盛满水往上提，不料没提上来，却被水桶拽了下去，扑通一声栽进两丈深的塘里。
正好从塘边路过的大阿公，我爷爷的哥哥，当地的保长，看到这情景，没有停步，只喊了声“贵仁落水了”，就扬长而去。
没人听到，自然也没人救我。
幸好我已经和村里的孩子们在村西小河中戏过水，所以，虽然还没有学会游泳，落进塘里也不惊慌。我屏住气划了几下，伸手抓住支撑石板的圆木柱往上爬，很快爬到了石板上。
过了不到一年，1949年春，情况就有了变化。
那天夜里响了一阵零星的枪声。我没有听到，只是被妈妈用被子捂住了身子，同时听到妈妈低而有力的命令：“别动！”
第二天，我才听妈妈说：“解放了！”
随后那段时间很热闹，妈妈也格外忙碌。她是贫农，又有一点文化知识，所以被任命为乡农会代表和妇女主任，经常出去开会。不久搞起了土地改革，斗争了地主恶霸。我有时去看热闹，在一次斗争大会上，看见大阿公脖子上挂了牌子，低头弯腰站在台子上，许多人指着他又喊又骂又打。其实大阿公也是个忠厚善良的农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只是当过保长罢了，所以是敌人。后来听说大阿公判了二十年，算是运气不错的，因为附近几个村子有好些人被枪毙了。
那阵子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和村里孩子们一起从祠堂拿出各种兵器，扛到肩上在村里村外游走。我喜欢“背大刀”。走到桃树掩映的溪边，我就忍不住抡起大刀砍水，甚觉有趣。当然，这种机会不多。
虽然解放了，又搞了土改，我们的生活却大体上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善，只是家里分到了二亩田，耕作更忙了。吃的东西似乎好了点，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麦麸皮做的所谓“麦炊”，几乎见不到鸡鸭鱼肉，连大米白面也很难见到——不用交租了，却要交公粮啊。
4
大西北生活初年
1950年1月，爸爸经人介绍到大西北参加铁路建设，妈妈和哥哥、四弟同行，我留在爷爷身边，三弟送到城家里外婆家。三弟在外婆家自然过得不错，很受疼爱。我可没那么舒服，除了去学堂读书，还要给自己和爷爷烧饭，当牧童放牛。那头老黄牛很野，动不动和别人家的牛顶架，有时还顶人，连我的肚子都被它顶过。我苦不堪言，但是无处诉说，只能咬着牙忍受。好在到了9月，妈妈就回来把我和三弟也接到爸爸的工地去了。坐了两天火车才到达和甘肃交界的陕西西部凤阁岭附近，住进一孔窑洞。那个地方很荒凉，但是有流水清澈的小河，可以到里面捉鱼苗，倒也好玩。偶尔顺着蜿蜒陡峭的羊肠小道爬上凤阁岭，那就更好玩了。岭上不仅有庙，还有各种商店和杂货摊，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地方。最不好玩的是自己的家。那孔终日黑暗的窑洞，我们弟兄几个除了吃饭睡觉，都不愿意呆在里面。
爸爸当然很少在家。他参与修建的宝天铁路工程任务很紧。除了施工，还经常要开会。我不仅听爸爸说，还从一些小册子和连环画中得知，当时在搞什么抗美援朝，还在搞什么三反五反。爸爸天天上完班就要参加“打老虎”。同事中好些人被揪出来当“老虎”打，听说常常是吊起来打，有的把腿都打断了。爸爸回到家里和妈妈说起这些事情，总是忍不住叹气。
那段时间好像只有过一件大喜事：1951年农历十月的一天，爸爸天不亮就起床，把窑洞前面的院坝扫了又扫，以此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啊，真不错，在生了四个儿子以后，妈妈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全家都很高兴。这是我的大妹妹，因为是寅时出生的，所以取名为寅正。
5 从此长居西安
宝天铁路竣工后，交通部和铁道部分了家，爸爸从此忙于修公路了，常年在各处工地管材料，但把妻子儿女迁入西安居住。先住在火车站附近东七路西口的和平旅社，很快搬到西七路的一间地坑似的小房子里。我和哥哥茂忠在东七路小学读书，还是同班。我学习成绩好，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比哥哥强，竟然动不动就打他。哥哥一直不还手，我更觉得自己比他厉害。妈妈看不下去，一天晚上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茂忠，你和贵仁摔一交，不许让！”结果，哥哥一上手就把我摔倒了。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哥哥一直在让自己。
成立不久的共和国似乎取得了很大胜利，到处敲锣打鼓。听说志愿军在朝鲜打了好多胜仗，消灭了千千万万美国鬼子。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热火朝天，连资本家都变成了普通工人。当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挨过打，有些还戴上了什么帽子。我们家的情况表面平静，实际上却很不妙。爸爸的工资不够家用，妈妈只好整天给别人洗衣服，但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竟然连粮食也买不起。我饿得受不了时，就到对面一个单位的院子去偷梨吃。还好，没让人抓住过。
后来妈妈考进建筑公司卫生所当护士，家境才略有好转。但是把爷爷和外婆都从老家接过来了，钱还是不够用。
我在东七路小学读书时，很喜欢读闲书。偶然见到过贝多芬小传之类的小册子，又惊又喜。不过更吸引我的还是街头小门面中的小人书，其中有许多是讲古代故事或外国故事的。几条长长的矮凳挤满读者，大家都兴致盎然地捧读自己喜欢的小人书，那种情趣多诱人啊！何况很便宜，一分钱就能看一本。但我根本没钱，所以只能在别人背后俯身偷看，和别人一起从头看到尾，看完一本再看一本，或者在一个人背后看看，再到另一个人背后去看。每天中午一放学，我就赶到那里做这门功课，只留下很短时间回家吃午饭，有几次竟连回家吃午饭都顾不上，就急急忙忙直接又赶到学校去上课了。
西安火车站附近，包括道北，居住者以解放前挑担逃荒举家西迁的“河南担”为主，因此这片地方的通用语言是河南话；其他各省来到西安后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不多，也就跟着说河南话了，而且在学校里总和河南籍的孩子联合起来，合力欺压为数很少的本地孩子，动不动就斥骂道：“靠恁妈，此地猴！”我在那个时候练得很地道的河南话，后来几十年中还每每用来蒙人，使交谈者深信我是“郑州人”或者“荥阳人”。但我说河南话的时间很短，后来就以说西安话为主了，必要时则说普通话。当然，在家里和父母或同乡人一直只说我们的东阳土话，那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的。
在西七路的地坑住了没多长时间，我家又搬到距离不远的尚德路。在那里也没住多久，因为妈妈工作的建筑公司从北大街迁到西南郊的边家村，我们就跟着住到公司大院的宿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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