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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短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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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
（一）先把文章写好再说
一直来，中国文学被要求表现这个表现那个、为这服务为那服务。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心学。心学不表现心、不为心服务，却要成为工具，听从号令，今天的人，恐怕不难想明其中的悖理。但长久来，中国文坛就是被这样的理论口号理直气壮地统治着，我们的很多读者也是以这样的标准看文学理解文学的。
这样的理论口号下，能出多少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学作品？起码，沈从文出不了，周作人出不了，就连鲁迅，也不可能出得了。
正是这样的理论口号开始，我们的文坛，脱离了文学的本质，出现一个愈演愈烈的严重倾向，即自然而然地将文学的视线放在了作品的立意、高度：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以及更为空洞虚浮的悲悯了什么、关注了什么。我们的作家，也开始走上了本末倒置地创作路，不是从人和人的生活出发，而是从立意、高度出发，构思、创作作品，或者说，根据已定的主题去“套制”人物与事件。
立意、高度，是可因人而异随意解释的，且种种解释会因要求希望的不同而变化的。七十年代，《红楼梦》曾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伟大作品；而今天，还有人认为，《情人》的成功，是因深刻地反映了殖民地的生活。
今天，其实已没拒绝不了的力量非得将文学外的因素强加于文学，但我们的理论体系，似已出了毛病，旧染成俗，即意识不到被颠倒的文学观造成的危害，更意识不到颠倒了的观念需要颠倒过来。不仅，我们的很多批评家们这样看作品、很多作家这样创作作品，就连我们学校的文学课，也这样教学生。
并不是说，立意、高度之类于文学作品毫无需要，而是不管于创作还是于评论，它们都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说过了，评价一部作品有许多标准，立意高度只是众多标准之一，而恰恰，只有在其他标准完成出色后，才轮到谈论。谈论它们，要有前提。一部创作的次品即使有天大的立意高度，也不值得文学的关心研究。还有一点同样重要：文学作品中的立意、高度，是一个作家的特质及所达层面的反映，难以变动与强求，它们直接体现在作家的目光中，体现在作家怎么选材、在所选材中看到感到了什么中。一个作家，当决定了写什么怎么写时，其实已将自身所有的全部信息，都输入了所写对象中，这信息，包括立意、高度。
立意高度，不是靠呼唤出的，而是潜伏在作家身上，与作家的感情思想同存的。对它们的过度重视、强行要求，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将文学引向评论上的夸夸其谈、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和创作上的华而不实——一个作家努力制造心中所无的思想认识的代价，一定是作品的空洞、失准、脱离实际。
——这里且不谈，真正的文学，并非根据大小高低来区分优劣。
文学创作，是件虚假不得的、实实在在的事。说到底，写作，是个“技术活”。当一个作家的感情、感觉、感悟、思考与认识，在投视的人物事件上找到了合适寄托时，所需做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具难度的，就是怎样写好作品，怎样通过技术操作，将自己的感受认识准确地、充分地、理想地、恰到好处地、文学地表达出来。
具体表达，涉及很多：情理、文理、构思、剪裁、手法、措辞；秀与隐、巧与工、博与约；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旷而不溢、奢而不玷，句句相衔、字字相咬，理通情畅……以及所有这些如何相互作用、共同烘托出整体效果。这些，才是文学创作的重大守则，是作家必须牢牢掌握，来不得半点疏忽的。至于小说，则更需人物形象塑造、细节刻划等。
这些年，我们文坛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唱了太多太久高调，而完全忽视了，文学创作是一门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技术活”。
纵观文坛，我们的作家们的写作水平，是不够理想的。文非心生，谬误百出，名家尤甚。或许只为，缺了“吹毛求疵”，以致日积月累，附疣悬赘，却浑然无知。如此以往，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出路？。
当务之急，一句话：少唱高调，先把文章写好再说！
（二）让人置疑的名家写作能力
我们一些名作家，表现出的写作能力，有时，差劲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一般作家，对写作还有那么点敬畏，操作时，还能多有谨慎、斟酌再三，时刻感到可能接受的检验。但个别名家，因历史原因，本身基础欠佳，却偏偏，一路得到太多赞扬，即便谬误，也有人上纲上线，无限拔高，赞得（至少）接近伟大。于是，感觉实在太好，好到乱飞乱舞，似乎怎么写、怎么涂，都能涂写出被仰望的力作，因此，少了自我看管，笔墨肆意横溢。
这里，主要就近期看的名家新作谈些小问题，尽管其实问题不小；因对事不对人，今天不点名，为的是敲一个普遍意义的警钟：创作，是件需要格外精致对待的事，来不得半点疏忽。
“莲藕和菱，养得池水丰而不腴、甜而不腻，出污泥而不染，所以才有那样的桃林。”——试看，一句简单的话中，出了多少错？
0常规来说，是先说事物特性，后说作用，再说结果。如此，这话该是：莲藕和菱，出污泥而不染，养得池水……所以才有……而原句是先说作用，后说特点，再说因果。——典型的梳理不清，颠三倒四。何况，最后一句“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桃林”，多别扭。
次之，整句话是因果关系。可“出污泥而不染”，是养得一潭好水，造成一片桃林的原因吗？显然不是。——这是逻辑问题。
其三，“丰而不腴、甜而不腻”合适形容一潭池水？我们很难想象一潭丰满而不肥胖的水，更难想象将一潭池水形容成“甜而不腻”。退一万步，就算这水确实甜而不腻，但和“才有了那片桃林”有关系吗？——即无逻辑、用词又不当，完全是胡乱发挥，基本功太差。
常有写家用声音形容颜色、味道形容感觉之类，比如：“她看男人的眼神就像看一杯清水，连心思都是淡的”，这里取的是个“淡”字，用“淡”来表示对男人没感觉。用得很好：准确，精到，形象，彰显效果。可“甜而不腻”，与作者想说的池水“肥沃”间，引不起人丝毫“共通点”的联想。
再看：“女儿家的屋子，多少有一点娇媚”；
“可小桃在农户长大，自有一些天然的妩媚”；“章师傅一笑，竟有几分妩媚。”
“娇媚”一词，不管形容撒娇献媚的样子还是妩媚的样子，都用于女人，而不能用于屋子。说小桃因在农户长大，那份美，特别朴素，很可理解，但因在农户长大，而有了妩媚，贴切吗？至于章师傅，是个男的，能将“妩媚”一词用于男人身上？
上面说的是逻辑和用词的错误，再来看看常识性错误。
“尤其一道豆腐，小半块砖大，一口咬进去，芯子里很烫，舌头去一层皮”。
舌头会被烫掉一层皮？常识说，舌头是没皮的；只有口腔腭才会因烫而去一层皮。
“耶和华名分上的父亲约瑟是木匠”——约瑟是耶和华的父亲？因为耶和华 “姓耶”，便以为就是耶稣。太离谱。
“等那棺椁一层桐油一层漆地上去”——据当过木工的评论家说，上了桐油后，是上不了漆的。究竟是否，没当过木匠不敢说。但有一点很清楚，一个喜欢现买现卖、以写自己不熟悉的事炫耀自己博学的热衷于作秀的作家，不管是耶和华的父亲还是桐油上漆，出错，都是必然的。
长篇小说不易写，需考虑的太多，差之分毫，失之千厘。九十年代前，中国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但这些年，凡作家，个个拥有三五、八九。一阵，笔者连读三部名家新作，一部是写当今，一部是写三、四十年代，一部是写四、五十年前。意外的是，三本书中，都读到同一件事，即警察从一妓女包里收出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文化苦旅》。当时，将《文化苦旅》与妓女的口红等同起来，算是文化界的一个时髦。奇怪的是，这例子，竟能在三部不同时代背景的小说中都出现？！感觉这些名家，似没得可写，或因不甘“落后”，便将小说当垃圾桶，社会时尚、流言蜚语、街头传说、菜场听来的碎事，统统写进小说，即填满一个长篇，又显得自己时髦、“博知”。——何其之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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