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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的讲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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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哲
得知哈维尔过世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三人就上捷克领馆，带了一束野雏菊。到那儿过了下午四点，一位穿保安制服的人委婉地告诉我们，已经下班了，晓得我们纯粹是个人行为后，便好心劝告了一句，领馆会觉得挺尴尬的。当然，我可理解为这是他个人的迷惑和顾忌，几个个人为啥要给一个过世的前国家总统献花呢，似乎有点冒失。
按了电铃，防盗门一旁的对话盒里，一个中国女雇员连续多次发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大概她一下子弄不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既不是签证，也非某个机构团体代表。个人表示悼念的行为，仿佛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举动。直到一位捷克人的出现，才知晓了某种程序上的原因。“没得到上级命令，”“命令”两个字是他的原话，也许是使用中文词汇不太确切的缘故，我们应该理解为上级“通知”更恰当，所以没有设一个可以摆花的纪念室。捷克领馆的这位工作人员，不失外交礼貌地表示了感动，把我们迎进房间，站着说了几句，我们就离开了。
任何国家对外机构，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它的国家利益，其中，自会有一套管理程序和规则，此乃常识，也无可厚非。此事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哈维尔，一个颇具嬉皮士风格的荒诞派剧作家，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被柏拉图驱逐的诗人，真正回到了那个理想国？或者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异化，导致回去以后的诗人，已不复是原来的那个诗人了。简单地说，国家和个人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诗人和政治家又会如何相处。这在哈维尔身上，是集于一身的。
领馆保安的劝告，其实背后是说，个人与前国家首脑的关系不能越位，你们的贸然举动，虽说善意，但会让国家尴尬，好像不得体；领馆的态度纯属程序化，他个人表示，对我们的个人悼念很感动，但上级还没发指令，对前总统的去世应该如何悼念，它的规格、范围，以及跟所在国的政治敏感，都可能是国家要考虑的事。这个潜台词好像是，再崇高的个人行为，你还得纳入到国家轨道。
按理讲，这也是常识。可总有一丝蹊跷，二三十年前的哈维尔，从存在主义的眼光出发，本质上可是质疑和摒弃所有造成人类异化的制度，包括在随时等待上级指令的领馆机构。
我对制度的迷惑，或者过去的那个哈维尔会不会都有无政府主义嫌疑，那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且无政府和政府的互为深化的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诗人本质上都是无政府主义吗。
买到《哈维尔自传》时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哈维尔的其他汉译文章相继陆续问世，尤其是他的那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寓言般的诠释，撕裂了专制社会里谎言的面具。全然以个人的公民意识、勇气和深入浅出的智慧去对抗那个貌似强大的专制政体，其中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开拓了国人的眼界，启迪了民主的智慧。这时，反抗者和专制政体的道德底线一目了然，每个有良知的公民，都会被唤醒，自由与民主成了人们内心的神祗。那时的政府，仿佛邪恶和卡夫卡似的迷宫融为一体。官僚迷宫，是不是邪恶专制政体酝酿的土壤，答案似乎不假思索。那么，推翻了专制，是否意味着异化人性的官僚迷宫自然消失呢。
恐怕一开始，人们不会也没必要想那么多。从七七宪章到89年天鹅绒革命，一切都那么完美无缺地昭示着诗人进驻理想国的朝圣之途。艺术家的理想、狂热和宗教般的虔诚，在推动民主的进程中起着原动力的作用。这种温和、颇具文明品质的民主革命，不烧车，不砸碎一块窗玻璃，最终撼动了统治多年的专制政权，把哈维尔推上国家总统的位置，他站到了国家的讲台上。这是二十世纪的神话，最为理想化的一种历史进程，整个东欧，包括波兰、匈牙利都先后走上了这条民主道路。
哈维尔站在了国家的讲台上，会不会就不是那个个体的哈维尔了。国家的哈维尔和个体的哈维尔，中间的隔离带能够弥合吗。米奇尼克跟哈维尔的对话中，谈到执政中如何面对旧政权人员的问题，即报复、公正和宽恕的尺度如何把握。如果这时的哈维尔保有个体意识，以此决断政治事务，会不会因此损害另一群体的公正呢。个体和国家决断的出发点迥然不同，纠结自然显现。
哈维尔在一次名为《后共产主义噩梦》的演说中，讲到过去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熟人街头遇到他，往往避而远之，并解释了几点理由，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据此质疑到：“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回避你是仅仅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及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只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假若人之初到底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视角差异，是造成他们分歧的根本所在，那么他们似乎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问题或在于，哈维尔这样的观点，除了对人性持乐观的憧憬，关键是囿于作为国家总统的感召力需要，即国家政治的需要。布罗茨基一针见血，认为要是哈维尔否定某些乐观的结论，“如此一来你就无法为你的演讲下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
诗人是否应该用理想的准则去改变现实政治，从大的方面看，答案是肯定的，千万年以后的人类进化总该是越来越趋于那个终极的善。问题在于，从现在的立足点如何改变。这就把诗人落到国家的语境里，否则你的见解和行动便不着边际。要是着了边际，你就不得不放弃部分诗人的理想。
诗人不是个人。或者诗人是最理想的个人。但柏拉图仍然坚持理想国里容不得诗人，或许道理跟国家的本质相关。诗人本质上是最纯粹的人，会颠覆所有强加于人类身上的枷锁。可理想国再理想，也是一个城邦社会，毕竟有国家的意志在其中起着作用，群体的粘合剂没了，国便不成其国，诗人在追求永恒理念的同时，消解了这种粘合剂，所以只有被逐出理想国。
类似的观察，会不会丧失民主理想的维度呢，比如，把他们的争执放在我们国家现实语境中，怎么来审视。要是站在布罗茨基一边，弄不好会消弱民主天平的分量，因为哈维尔在践行着民主，对他的批评似乎不符合实际政治效果。再如，你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批评一个民主人士，该怎么理解，要是站在哈维尔那边，似乎跟思考的真理做了一些妥协。只要我们在践行民主，任何苛求就觉得有点不合实际、幼稚，这确实两难。
民主的思考和践行，受两方面困扰。一是上述的语境问题，坚持终极真理，可能会触及自由主义软肋，消弱了自由主义力量；另一问题就是，一旦真理的言说，正好与统治者不谋而合，不管统治者出发点怎样，是利用还是权宜之计，民主的思考者到底要不要说出那个真理，如何说出。这非本文议题，但可据此拓宽理解的思路。
为什么讲布罗茨基的见解一针见血呢。不是布罗茨基的道德理想，他对国家和个人本质上是邪恶的一种洞察，也不是诗人对语词描述准确性的苛求。我觉得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可以从他得出的结论中，洞察到国家的某种本质。
国家的逻辑，和作为艺术家哈维尔的逻辑决然不同。一旦哈维尔站在讲台，而且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演讲，那就必然是“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坛而来的”，布罗茨基遵循诗人逻辑，碰到政治家的哈维尔，肯定遵循的是国家逻辑。完全可以想象，哈维尔除了这种文化性质的讲演，还要碰到许多国家预算、税收、国防开支、治安稳定等等现实政治事务。我们再想想，其他捷克政党，跟哈维尔会不会就某些问题达成幕后交易，可能哈维尔在其政治助手的再三劝说下，为了民主政权的稳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恐怕在所难免。再假如，捷克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哈维尔将如何抉择。这种富于想象的假定，只想说明一个事实，艺术家的哈维尔早已让位于国家总统了。这不是坏事，是历史和政治的本质属性。
政治家和诗人没准就是天然的宿敌，一个理想的国家，在人类可展望的有限岁月里，是不需要诗人的。国家的本质，会重新行塑、奴役每一个个体，这或许就是国家和个体的一种关系，这里面无所谓好坏。不理解这种本质，自然会困惑于布罗茨基的道德质疑。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心中悼念的哈维尔，是二十几年前捍卫真理的那个艺术家，如今，跑到领馆献花，碰到的肯定会是讲台上面的那个哈维尔，以及他的国家机构。
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对谈中，也意识到这个层面的纠缠：“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
民主政治是所以政治中一种政治，而不是反政治的、理想的乌托邦政治，能一劳永逸摆脱卡夫卡式的生存困境。相反，当下的民主政治现实需要，哈维尔也深诣其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呼吁上面。”
我们可以发问，什么叫“能够理解”，又为什么要顾及这样的理解，国家政治是否真正需要这样的理解。哈维尔的自我反省意识，使得他在演讲的同时会如此发出疑问：“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这个时候，作家的哈维尔最终碰到了讲台上政治家的哈维尔，一个镜像般的政治寓言，其中的疑惑、反思、奋争、权衡和博弈，更凸显了哈维尔思想的丰厚和深度，以及留给整个文明社会发人深省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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