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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引起的思考(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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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力
东欧的捷克人哈维尔在1977年参与起草了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他多次入狱，饱受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践踏。1989年年底他领导了捷克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革命成功地把他推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结束了共产主义式的极权统治。在时间上讲，1977年也是中国开始酝酿改变的时期，它导致了1978年初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而民间的各种政治、文学团体也在这一年越来越活跃，但是好景不长。虽然相对前30年的政治运动而言，社会气氛略显宽松踊跃，但很快又被1989年的六四荡平。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真正投票选举的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的基因，但是我认为，人性中存在着民主基因，只是在适合的时候取出来，不适合的时候就不用，这就是人性的诡异之处。我的这个见解也能从哈维尔与布罗茨基的争辩中找到，布罗茨基对哈维尔说：“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矛盾，有的只是一些看法的不同角度。其中有哈维尔在当上总统后不得不表现的“政治正确”的立场，而此立场被严肃的追根问底的诗人布罗茨基看来也是一种揉沙子的立场。幸好布罗茨基没有当政治家，不然许多更尖锐的看法也许不会从他口中喷发出来。可惜早在1996年布罗茨基就去世了。
哈维尔则在十五年后也去世了，他们两位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财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处理的生活经验题材是我们共产制度下的人们都有的苦难，捷克、苏联还有中国，通过很多年的阶级斗争把理想的行为总结为除了斗争还是斗争，而且那种个人崇拜的模式其实就是帝王制的翻版。
话说回到2011年吧，这个世界在对待体制的合理性方面真的比以前明白多了？譬如用微博的推波助澜也能推翻一些独裁的体制了，当然这与哈维尔用和平抗争并以道德的力量替代血腥武器的榜样模式分不开的。可是另一方面，伊拉克模式又给我们留下了改朝换代必须使用暴力的血腥手段的最新记忆。
另外，人类的进步是不是就是一个国家按照单个民族的需求就可以分割成几个国家？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退步呢？历史告诉我们，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有各种大小部落形成的准国家单位，后来因为要以强吞小，要防范外敌就把不同种族联合了起来，形成大的国家，这个模式进行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几个强权大国，人们从感觉上以为世界的秩序有了一定的制衡。到了现今这个时代，我理解的文明依然是地球上的几个或几十个民族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美国和另一些大国正是这样的。可是近十几年来，很多民族不能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了，又按照不同种族分割成几个国家了，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变成了7个国家，苏联也变成了很多个国家，是不是将来整个世界会变成300多个国家，然后再以强权模式的发展进行联合，再减少到100个国家以内？这样的所谓文明的来回折腾，是不是说明了人性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有句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不是就是一句像布罗茨基所说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有义务组织各个国家探讨这个问题。
哈维尔走了，作为一个人，他为许多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我们必须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当了总统，而是作为一个人所能坚持的生存方式，哪怕坐牢也不会改变的坚毅，这种坚毅是知识与修养造成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文明是从个人开始的，只有这样的个人越来越多才能把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带起来。捷克当时的和平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个人，不然就不可能和平转变。前几天，中国的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指出哈维尔不是神，不是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榜样，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当权者不希望出现更多的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垄断了舆论工具，声音就不可能发自民间。正因为这种原因，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中国当今到底有多少独立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发不出声音来。有一些发出声音的独立知识分子是把文章或者录音带到海外来的人，但是国内依旧听不到。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独立知识分子因不能发出声音而最多是悄悄地独立着。另外，暴力在知识分子那里也永远不是首选，首选的是沉默或者私下的记录。我们在网络上翻墙查看一些东西，增加了一些知识的结果是，依然在国内无处发出声音，久而久之失望已燃烧不起希望，这就是强大的现实吗？我又想起中国的一句行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独立知识分子到了有家有孩子的时候，为了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就被迫放弃浪漫的理想，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家庭和孩子的前程就被绑架在这个体制里，您就认命吧。
中国文化不缺少针对人性的知识，我前面提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证明，也因为人性一直是帝王们在统治时必要专研的课题，因为它与如何统治人民密切相关。掌握了人性的弱点，就能充分利用其来维护统治。被招安这个词一直是中国政治上的专用词，许多词弃之不用了，许多词因为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可是这个词多少年来没有改变，现在这个词的身边又加上了一个“被和谐”。说起中国政治环境的原始性，另一个能说明它之所以原始的事实就是，“上访”和“期盼包公”，中国人上访喊冤以及期盼包公的历史情结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所以文学和影视上这样的题材也同样没有改变，这在当今的电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那么，法律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人们去上访法律？什么时候人们去期盼律师呢？我没有答案。
不管怎么样，哈维尔也意识到人性的问题，意识到民主也有官僚体制。官僚体制的根本原因就是管理的权利，谁有了管理的权利，谁就难逃人性中血缘与亲朋好友带来的腐化的陷阱。法律和监督机构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香港的模式中看到端倪，但是我们确实很想问一国两制是因为香港的体制差，还是因为好？道理是什么？
2011.12.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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