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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往事十年祭(散文)
——王若望先生与“上海星期文学讲座”
◎
郁 郁
新世纪头上的那一年，岁末将至，一个冷飕飕的黄昏，宝林荒园——笔者寓舍的电话铃声，一阵骤响，闹心又刺耳。
一个声音沙哑、语气诡秘的中年男人。
——老朋友，晓得阿拉是啥人伐。侬格老朋友王若望，落了美国死脱勒，侬晓得伐？
这些国家的鹰犬，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人不人鬼不鬼，再不阴不阳地给你来点“动作”。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他们针对上海“地下诗人／文学”的几次大面积“整顿”中，我就彻底领教了。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工具角色的使然，决定了他们乖戾的性格、变态的人格和扭曲的心理，这便是他们全部的特征与习性。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们还想说什么？我还有事，也没什么话要说！就这样吧。
……
若望先生走了。这二十年，他的祖国早已物是人非，就连我这个以诗为生了半辈子的“地下诗人”，也在这行尸走肉的时代愈发沉沦、绝望，何况那芸芸众生的追名逐利与苟且偷生的国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健忘——太多，反省——太少。
若望先生走了十年了。怀想的种子，偶尔也会在国内旧识老友的叙旧中萌动，而更多的时候，当海外传来有关若望先生一麟半爪的消息，心头的种子竟会火苗似的，
阵阵涌动又丝丝地难受。
八十年代的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朋友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办刊物、组社团、开讲座，文学活动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开放。八四年底，“南市艺校”的几位行将结业的学员，不满足艺校中规中矩的讲课和今后的离散，便结集了社会上一些同样喜欢文学艺术的同道，商议成立一个“上海星期文学茶座”。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四处奔波，终于联系落实了“上海延中文化中心”——一个百余平方的地下室。随即，紧锣密鼓，举办了一系列情形振奋的文学活动。每逢周日的下午，上海滩一些“文革”后复出的文艺界名家学者，纷至沓来，开讲座、办研讨，好生热闹。不出几个月，在上海，乃至周边省份，就成了众多热爱文学青年朋友奔走相告的新闻。
若望先生当然也常被邀请，并且深受青年朋友的欢迎。大家私底下都喜欢叫他“横竖横”（沪语：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了。）他好像从没为此而不悦，仍然一副若无其事、荣辱不惊的样子，这反倒使大家更为尊敬且倍感亲切。每当若望先生发言，就会被掌声和惊呼打断，有时还有听众的献花。若望先生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起伏不定的磨难，但他依旧不改质朴、率真的性情，淡定不乏开朗，幽默不失尖锐。他与羊子女士非同寻常、令人惊叹的爱情故事，让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后生感动、艳羡得啧啧称奇。
出乎我们的意料，若望先生还无条件担任了“星期文学茶座”的名誉理事长。说真的，除了感激、敬佩，我们多少还有点心有余悸。参加讲座的听众，几乎来自四面八方，虽以青年朋友居多，但也难免鱼目混杂。凡此，是否会给若望先生带来什么麻烦？毕竟刚刚“解冻”的中国大陆，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当局的伎俩、“文革”十年浩劫的余孽，对经历过屡次血雨腥风的人们还是留有难言的隐痛和巨大的阴影。何况我们这一代，差多也是在一场挨着一场的政治运动中，懵懂而又惊愕地长大的。
在“上海星期文学茶座”短短一年的历史上，尤其是那几次具有特殊意味的活动中，若望先生气定若闲“横竖横”的神态，至今让人敬佩不已——
有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次若望先生偕同一位记录过七六年 “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的摄影家前来“茶座”，那场讲座演说得非常精彩,
听众座无虚席, 我们还录了音呢。若望先生谈到了经济改革与文化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批评当时的改革是“老黄牛拉车, 走一步, 退半步”
。后来这篇演讲稿被刊登在“作家内参”上, 据说邓公为此非常恼火，发了重话。又传是陈云帮若望先生说了情，才暂时地不了了之。那年冬天，若望先生从北京回来,
我们“茶座”的一拨年轻人去他家探望, 他不仅没有丝毫的胆怯, 还鼓励我们要坚持真理, 他说自己是个老布尔什维克, 自由和民主从来就是要斗争才能获得。
八五年的初春，几经折腾，由我和周克昌、王建荣、陆午士编办的《星期文学》即将出刊，而“星期文学茶座”业已举办了２０期，大伙嚷嚷着怎么着也要庆祝一下。于是，凑份子、定节目、落实地方（那时大家的工资都才几十块，所以租场地必须价廉物美）。不知是因由我们急切、诚恳态度的感召，还是受了当年社会风气的影响，位于上海人民广场附近西藏南路、延安东路口，一爿名叫“大陆饭店”顶层舞厅的负责人，不仅提供了优惠的租赁，还热情协助我们布置场地。活动那天，与会者济济一堂，气氛相当热烈。活动主持人黄文棣（“茶座”理事长）介绍到若望先生时，台下掌声雷动，一拨穿着白色工作服尤为显眼的饭店服务员也都涌进了会场。
满头银发的若望先生，身着一件半新旧的卡其中山装，慢步走上了讲台，他环顾了一下黑压压的场子，清了清嗓子。台下的听众都以为若望先生会和往常一样，对那些仍在兴风作浪的“左”派们无情地戏谑、鞭笞一顿，因而全都屏气聆听着。
——青年朋友们，民主、自由，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呆过，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也呆过，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唱歌。
接着，若望先生不紧不慢，移开了话筒——他唱起歌来了，好像还是一首外国歌曲。不知谁悄悄地说了声：《马赛曲》啊！
歌声落下的倏然间，掌声再次响成一片。我依稀看见若望先生的眼角里噙着泪花……多年以后，当我对若望先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加之自己三十年来因文学写作而经受的遭际，想起当年“大陆饭店”若望先生的举动，我理解了——那是一种无边的愤懑，发自内心的控诉。
其实，“星期文学茶座”只是个自发的，既松散又无盈利的民间文学团体，它所做的，不过是为青年朋友们，提供一个“以文会友”，交流、学习文学艺术的园地。然而，不到一年，形势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沪上一些原先对此作过新闻报导的记者也被点到为止地“关照”了，不知来自何处的暗流甚至涌到了提供场地的“延中文化中心”，他们语焉不详，却十分尴尬地向我们表示了所承受的种种压力。
八十年代中期, 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进程、领域颇有不满, “改革”突破的余地很狭窄,
许多方面都到了瓶颈状态。那种“改革”只是相对“文革”时期而言,
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经济活动稍许有了些空间，所谓“拨乱反正”仅指十年的“乱”与它之前的“正”而已。思想解放、文化启蒙,
价值评判也仅仅表现在体制外对体制容忍度的试探性表达,
人们表面上的欣喜、狂欢不过是可怜的精神饥渴症的发作，这也是八十年代早期“朦胧诗”、“星星画展”，特别是“西单民主墙”的宿命。若望先生的可贵可敬之处，正是他身为体制内人，在当时就对现状进行了历史性地反思，并保持一贯的批判精神，至死不渝。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也就是八十年代，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整个国家上下互动，社会气氛良好，老百姓、知识分子和上层建筑的愿望难得聚拢在一起。人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社会形势催人求改革图奋发。然而，殊不知政治家们往往在失意落魄时，则要借势用势，人民似乎真的成了主人，社会呼声也仿佛成了舆论的主导。期望和悲剧恰恰在此落空、埋下，因为当人们、社会的诉求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和统治，人民就成了敌人，那么就要被统治被专政。大凡这便是所有专制社会的程式和历史。
只是当年“茶座”的不少成员总也心有不甘，他们找文联寻作协，甚至还天真地寄希望于上海滩文化主流中那些有名望的人士，呼吁各界出手相助这个体制外的婴儿。经过多方奔走和全部的努力，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无奈之下，“茶座”理事会决定，结束“上海星期文学茶座”的使命——最后一次在“延中文化中心”的“地下室”，举行一场面向外界的告别仪式。
活动凝重而又庄严，专门负责“茶座”讲座的其范君，即兴主持了告别仪式。后来他也不得不离职去了海外，如今虽已回国，但依旧满怀八十年代的情怀。记得我还在《茶座文学》终刊号的卷首上，悲壮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茶座可以关闭，刊物可以关闭，无法关闭的是永远的思想！我们在“地下”的结束，是为了“地上”终有一天的复活……
至今笔者还珍藏着一张旧照，那是一九八五年，“茶座”最后一场活动中的留影。在若望先生与部分理事会成员的合影中，他手捧鲜花，一脸的严峻与赖洋洋的五月很不协调，立于一旁的我，居然只照到了半个面孔。这张有意无意的残照，许多年来，在我心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晦气。
这年八月，为了解、掌握大陆民间诗歌／文学的状况，更为了感受中国民风民俗和民生，我与两个青年时代的文学同道，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于当年的十二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上海。
岁末的上海，凋敝、寒冷。原先“茶座”的一些老伙计，离开“延中文化中心”后，又转辗落脚于闸北工人文化宫，努力延续着“茶座”的使命。只是政治形势越来越糟糕，莫名其妙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最后不得不假座闸北区少年宫，举办了一场“星期文学茶座成立一周年暨终结”报告会。
我受邀向大伙介绍了全国民间／地下文学的状况。“上海比外地冷啊！”在次年的四五月间，上海警方冲击、收审了当时上海滩一大批非官方的文学人士。为了这句开场白，我被他们从天亮到天黑盘审了一个多礼拜。
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若望先生，在那天的报告会上，他静静地坐在台下，倾听着大伙愤怒又悲怆的发言。若望先生穿了一套深色的衣裳，人看上去也比半年前消瘦了许多。我们照了相，留了影，就匆匆离开了会场。从此以后的二十年、十年，我们竟星散于两个世界。
这一幕幕过去的往事，时常徘徊在我的脑海。至今，我还会想，凭着若望先生的独特经历和身份，焉能不知当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正在悄然肆虐？在随之而来的“八六学潮”和“八九风波”中，当我听闻若望先生的言行和姿态，再纵观他一生的“棱棱风骨”，怎能不叫人由衷地感佩若望先生超乎寻常的胆识！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若望先生，我们永远的老朋友，请允许我用马丁•尼莫拉的话，缅怀我们的曾经——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感恩节 于上海人民广场
*此文撰写中，得到了当年“上海星期文学茶座”同人黄文棣先生的补充与指正，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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