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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走向死亡（回忆录片段）
◎
李贵仁
1 无意中得知自己是帝胄
1957年初秋，我十三周岁，刚升到初中三年级。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趁家里没人，我在屋子里乱翻，竟从一个没上锁的木箱中翻出一个有好多夹层的棕黄色大皮包，显然是父亲留在家里的宝贝。父亲常年在修公路的工程队当材料员，从西北边陲到东南沿海，跑了大半个中国，总是住工棚，一些重要的或者有点价值的东西自然不能随身携带，只好放在家里保管。其实，像他这么穷的小职员，有什么重要的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这样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东西。谁知道这一次却意外地翻出了一个大皮包，而且从里面翻出了一些令我大为吃惊的东西。没有大笔财富，只有两块银元，这当然不值得惊喜。使我感到意外而且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另外几件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黑色硬纸封皮的道林纸笔记本，大约一百多页，有一大半写了字，是父亲用毛笔正楷缮写的我们这个家族的家谱；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分别只有几页黄表纸的小册子，是算命先生大概在四十年代中期我出生不久时给我和哥哥写的卜辞。我先认真看了一下我的卜辞，觉得那算命先生挺神的，因为他测出了我出生后很快要得重病，和后来发生的情况完全吻合：听妈妈说过多次，我一岁多时生了场大病，差点夭折。但是卜辞只测到我六十岁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我只能活六十岁呢？我产生了一点疑惑，却没有太在意。毕竟，我从小就打内心不相信神明和命运，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有人硬要说我的命会怎样，我也许会跟着调笑几句，打个哈哈，却根本不会当真。哥哥的卜辞好像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也就没怎么留意。让我费了好半天工夫仔细读的是那本家谱。说实在的，它让我大吃一惊，刚看到第一页的头几行就几乎叫起来。几十年过去，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那内容是：某年，我的那位被尊为本家族第一世的先祖，从陇西迁到浙江东阳定居下来，他是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李纯的儿子。天哪，这么说，我也是唐朝皇帝的后代了？可不是么，急急忙忙翻下去，我发现，从第一世数起，到我这一代是第三十二世，分明写着我和哥哥弟弟妹妹的名字！我讶异不置，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喜悦，却认定了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不能随便忘记。定了定神，我又从头开始仔细重读。真没想到，我的历代祖先居然在一千年间的各个朝代多半都是高官大员，什么丞相啊，尚书啊，御史大夫啊，翰林啊，实在吓人。奇怪的是，好像都是文官，没有武将。当然，也许只是我们这一支如此。直到大约一百年前，这种延续千年的状况才逐渐改变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家族才逐渐败落了：我祖父的祖父不再做官，却成了一名富商；他的儿子，也就是我曾祖父，则只是个穷秀才，活到五十岁就死了；我祖父连秀才也不是，沦落为普通农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若干年后，我在大学中文系读屈原《离骚》时，刚读到第一句，就想起了少年时代读过的那本家谱，但也只是想到自己和屈原一样是帝胄而已，至于这有什么意义，根本没有去想。其实，没有想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家一直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从来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到我读大学了还是如此，为什么还要去想祖先的荣耀？再说，我早就有了以家庭出身贫农为荣的观念，哪里还会觉得祖先是帝王就值得骄傲呢？
然而我并没有把此事从脑海中抹去，倒是过段时间就会把它同我们家族的血统联系起来思索一阵。也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人说我长得像维吾尔人，后来又有人说我长得像回族人；成年后，此类说法仍时不时听到。与此相关的是，我多次听人说到或者看到某些资料上说：李渊、李世民有胡人血统。我一直没有认真探究这些问题，只是隐隐觉得把自己说成纯粹的汉族人恐怕真是靠不住的。
十三岁时读到过的那本家谱，以及算命先生给我和哥哥写的卜辞，连同那个棕黄色大皮包，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起初我只是想，肯定被父亲另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愿意让父亲知道我翻过他的宝贝，所以没有向他提起那些东西。直到文革过后，我已经工作多年，才问他家谱的事，他说早烧掉了。我非常失望，却只是感到无可奈何。文革一开始，到处破四旧，父亲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筑路工地被揪出来戴上白袖章批斗，那本家谱如果落到别人手里，岂不是更要倒大霉？看来父亲是在别人还没发现时就烧掉了，也许应该说是很明智的举动，只是浩劫过后未免觉得可惜罢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多次回东阳故土探亲，每次我都提醒他，一定到本家族的各门各户仔细找找，说不定有人还保存着家谱呢，咱们可以复印一份。父亲也有此愿，但他找了几年也没找到，族人们都说在文革中烧掉了，那个时候没人敢保存啊。
进入新世纪，正当我彻底失望，再也不敢想时，故乡传来消息：终于有人翻出原始资料，根据历史和现实状况加以补充，重新编写出了我们的李氏族谱，而且铅印成册了。父亲交了工本费，族里就有人给他寄了一本。我得知后，赶到父亲那里去看。那上面仍然记载着我们是唐宪宗的后人，仍然有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把我们的后代也列上了，但是都很简单，只是按各系各辈分别列出了名讳，一律没有行状，看不出谁贫谁富，谁荣谁辱。即便如此，我们也感到这真是一件好事。
2
童年没有欢乐
我父亲名叫李承照，生于1914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他是我爷爷（名叫望苏）的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成勋和一个妹妹爱光。小时候，他好像没有读什么书，在家跟着爷爷务农，年龄稍大一点，就跑到杭州去当学徒，后来还当过技工。三十年代，他考上黄埔军校学辎重，毕业后分配到国军汽车兵团，当过上尉连副，后来又当过少校技师，常年奔波在贵州、四川、甘肃等地。在这些地方，分别生下了四个儿子：1942年农历六月在贵州都匀生下我哥哥茂忠，1943年农历十二月在贵州贵阳生下我，1945年农历十二月在四川成都生下我三弟茂信，1948年农历二月在甘肃酒泉生下我四弟茂义。我们这一代是茂字辈，我本来应该叫茂仁，但是因为与一位长辈的名字重了，就改成了贵仁。
1948年2月，四弟出生前不久，我才四岁多，就和哥哥一起被送进酒泉的肃州师范附小读书。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在父亲的汽车连里都被当成少爷，很受军官和士兵们宠爱；我们的妈妈也总是被大家称为太太，极受尊重。但是半年之后，一切都在突然之间从根本上改变了。爷爷要在家乡盖房子，同我爸爸和我叔叔分家，爸爸无奈，只好辞了军职，带着妻小返回故乡。从西北到江南，路途遥远，爸爸的同僚就凑钱给我们买了飞机票，乘军用飞机从酒泉飞到汉口。在飞机上还吃了似乎带点甜味的牛肉干。然后转乘火车到上海，再乘汽车到东阳。从此，我们一家就变成了靠耕作为生的贫农。
在发生这个转折之前，我们拍过一张全家福：穿着军装但是没戴帽子的爸爸坐在椅子上，双手扶住坐在他膝盖上的四弟；身着旗袍肩挎皮包的妈妈站在爸爸右后方；哥哥站在爸爸左侧，我站在爸爸右侧，三弟坐在爸爸和我前面的一个小凳子上。
这是我所见到的我们家最早的一张照片，也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我们家庭成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所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可叹的是，就连这唯一保留我童年时代生活印迹的照片我也只见到过一次，而且不是在我们自己家里见到的。从我能够记事之后，我在自己家里一直没有见到过旧时代留下来的、足以体现家庭成员特别是父亲当年身份的任何纪念品。我想，肯定是为了在政治上免除麻烦，父亲把那些东西都消灭了。直到1966年冬，我和未婚妻一起回到我的故乡，去看望我堂叔李成章时，才在他家里看到这张被他偷偷保存着的照片——是他关起门，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镜框背面取出来给我们看的。我们只看了一眼，他就赶快又收起来。没过多久，文革风暴越刮越猛，堂叔保存的这张照片，据我推测可能也被毁了。
回到故乡，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困窘。爷爷分给我们巴掌大一小块地，种的粮食根本不够我们一家六口吃。父亲无奈，只好跑到外面去做点小生意，却根本挣不来钱。母亲独力撑持全家生计，一面下田劳作，一面照料四个幼小的儿子。我和哥哥茂忠在村子里的学堂读书，放学后总得尽力帮助母亲做些事情——有时跟着下田干杂活，有时在家照看两个弟弟。特别难受的是经常吃不饱。一天，我和哥哥同妈妈一起从田里回到家，看见才一岁多的四弟正在门堂抓鸡屎吃，只宠叔叔的奶奶（名叫任秋经）抱着叔叔的孩子坐在一边视若无睹，妈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扑过去抓起四弟就打屁股。弟兄四个都哭起来。
唉，日子怎么过成这样了呢？我只觉得难受，却根本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那个村子叫西河，是以几百年前一个祖先的名字命名的。我家住的地方在村子南头，叫南西河，是零零散散相对独立的一些屋宇；村子的大部分在北面，叫上西河，连成一大片，有纵横交错的街巷。我和哥哥读书的学堂在上西河，离我家有差不多一里路。给我们教书的先生名叫陈万九，对学生很恶，动不动打手板，同学们都恨他。一天，筷子粗的雨条密密麻麻，直直地砸向地面，不断激起无数水泡，水泡又不断漾成转瞬即逝的圆环。初春时节的这场大雨，带来了冷嗖嗖的气息。还没有上课，同学们在学堂里或站或坐，衣裳穿得少的不免有些瑟缩。一些同学在念书，一些同学在打闹。我看着同桌同学头天被陈万九拿手板打肿的手心，气愤地念出自己编的顺口溜：“陈万九，烂心肠……”
“站起来！”没料到陈万九已经在我身后大叫。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去看，就被陈万九扯着衣领提了起来。他举起手板吼道：“伸出手，打十记！”
我气呼呼地站着，眼睛直直地瞪在手板上，却硬是不肯伸出手去让他打。
“哼，还敢不伸手！”陈万九说着就来拉我的手。
但他还没有把我的手抓住，我已经猛然把手挥起来，狠狠对准手板打了下去。手板落地，陈万九俯身去捡。我一声不吭，嗖一下从他身边穿过，奔出学堂，钻进雨幕。
回到家里，妈妈给我换衣服时，我才哇的一声哭起来，但随即止住，说：“我不去学堂了！”
“傻孩子，学堂还得去！你那么聪明，不读书怎么行呢？今天就算了，快拿被子盖上，好好暖暖身子，妈再给你烧点姜汤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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