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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随笔·上)
——为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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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东
我入笔会是04年，刘晓波当会长时。
记得廖亦武和王怡，是我的介绍人。大致的情形是，老廖先拉王怡、汪建辉加入，当时我也在场。到了他俩批下来，我还没提出申请。以至老廖有点不高兴，说不愿意就直接说，用不着看朋友面子。其实我是疏懒。顾虑总有的，没到那一步。何况我也，在乎尊严。
我是在乎尊严，无论做人还是写作，就叫虚荣心吧。分析下我的入会心理，大约几个方面：一是荣誉感或虚荣心。创建笔会的那些人，都是人中龙凤，都赢得我敬重。能跟他们在一起，当然无上光荣。就算有点风险，早已有人说过，“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还是一种光荣。二是功利心。自己好歹文学研究者，吃的是“中国当代文学”饭。要想研究到家的话，第一手材料或现场感很要紧。呵呵，看我私心杂念。
真正打动我心的，还是“独立”二字。长久以来，匍匐在国家体制下，有什么独立可言？名义上“群而不党”，人与人分隔成互不往来的“单子”，有什么独立可言？就算珍视自我，自由藏在内心。那叫自闭，还不是独立。因为独立在与人关系中实现，自己跟自己只能叫孤立。我确实自闭已久，人都憋出了毛病。不惯与人往来，人多就感到窒息。实际上还是，匍匐在莫非王臣的网络中。觉得这样不行，应该调整自己。现在有个笔会，是国际标准建立，既能保持独立，又能相望或相忘于江湖。两方面好处都有，岂不甚好？
所以我加入了。记得王怡当时打趣，我们不止“国家级”。国际笔会在联合国科教文处于A类地位，胡适当过主席团成员，林语堂当过笔会副会长。论起资历啊级别来，我们比“中国作协”高多了。一席话让我们几个很受用。不过受用是受用，笑过也就算了。本非身外寻找意义的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因此在笔会七年，基本是潜水员或者隐士。不想打扰人，也不想被打扰。
但是当个潜水员，也有一份梦想。我的梦想有两方面：一是做人、二是写作。
写作方面，我动笔少。衡量自己和他人，要有生命体温。写研究文章，忌凌空蹈虚。文何必多，言必有据。如几年前，执笔将成都“野草”诗社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地下写作群体，第一次写入“官方文学史”（《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7年9月），尽一份研究者的责任，并表示迟到的敬意。其实对这方面的回忆，我以前将信将疑。直到后来往成都市档案馆翻阅那些发黄的卷宗，见到了曾任独立笔会副会长的成都诗人蔡楚四十年前被“反革命集团”时的“交代”及“审讯记录”，其中大量涉及“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记得当时我那份意外、那份吃惊、那份感动！我相信随着档案的早晚见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会跟现在两样。再如野夫先生获2010年自由写作奖，我也参与了提名。记得在美国的一平兄主动提起时，我拍案叫好，还很来劲，凑了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推崇——楚人的后裔野夫，通过披麻戴孝的写作，为自己去耻辱，为末世做见证，也为古中国招魂。作为屈原、司马迁与李贺的结合体，昭示出自由写作的无尽生机。
做人方面，举个例子。是09年3月，笔会在香港举行自由写作奖颁奖典礼。可能由于我的默默无闻，成为“唯一一个成功从大陆赴港的笔会成员”，并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我说“坚持独立写作要有心理准备，很多东西不会给你。”那次香港之行，见识到什么是人的尊严。——印象很深地记得，颁奖礼后的星期天，从汇丰银行到维多利亚公园，一路在成片“菲佣”堆里穿行。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碍观瞻”：据说每到星期天，“菲佣”都在这儿集结，享受法定的休息权。没有雇主会说半个不字。据说香港这地方，没有非法城管，法律上也没“清场”之类。人家在这里休息，没做违法的事，谁有权力管呀。据说这就叫，传说中的“法治社会”……是啊、是啊，我连连点头。突然羡慕起法治社会。看人家香港社会，连“菲佣”都那么有尊严！
说到“连”，
因为我是大陆过去的，思想和表达时摆脱不了人分三六九等的旧习惯。换句话说，我的心灵被污染了。而且意识到，我的审美被绑架了。怎么别人在地上休息，就会冒犯我的“美感”？一下子“城市形象”啊、“有碍观瞻”一类词就冒出来，敢情我在审美上有了洁癖，跟内地那些父母官啊市长穿一条裤子？还自诩热爱自由民主的人呢。其实一个人厌恶专制，不等于热爱自由。真的见了自由，或会叶公好龙呢。以至于一个人是否真的反专制，也很难说了。“菲佣”的星期天，给我上了很深的一课。
“菲佣”的星期天，至今在提醒我：有谁劫持了我的美感。说是我的，何尝是我的？说是美感，何尝是美感？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意识到这些，不能不沮丧。表面上独立的人，还不是人的镜像？在大陆活了那么久，经历了反复搓洗、漂白、染色、浆直、裁剪的过程，早就变成了大陆的一部分。说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哪有别人“菲佣”有尊严？别给自己戴高帽子了，总算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哈维尔曾经发现：“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
真的，我们何曾享有，“菲佣”享受到的尊严？！不知道真理其实简单，而且一整套语义系统，思维、表达、想象方式和审美趣味，都被旧世界污染。这方面的问题，不像平素以为的那么轻浅。它很深、很隐蔽、又很普遍。就说我们自己吧，——笔会是怎么回事？独立写作是怎么回事？是审美的、艺术的吗，还是贴个标签“政治的”，抑或奥威尔主张的“政治写作作为一种艺术”，还是几种情况都有？我们的写作在学科上怎么定义，有大义名分和知识尊严吗？以及我们笔会的写作，和笔会之外汹涌澎湃的民间写作，对于太平盛世、繁花锦簇的文学格局，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进一步说，我们一切独立写作，究竟有什么特征？以及独立写作与一切不独立的写作——姑且叫官方主流写作（有些人忌讳“官方”一词，可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只有官方控股才有所谓“主流”），在哪里分开的？
我想这一系列，困惑着许多人。我想一切有价值的写作，都要面临拷问，就是要与混沌搏斗，筚路蓝缕。要之，“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
我想尝试做下梳理。
首先想说，一切独立写作都是自我赋权的，哪怕写作者并没意识到。独立写作是自发性的，有话想说才拿起笔来，不是出于外界诱惑（比如市场，可市场也加压）或外部压力（比如领导，可领导也诱惑）。就是说独立写作，一般是非功利的，是出于内心需要。根据这一条，独立写作与不独立写作，看上去范围太大，其实好分，写作者自己心里清楚。其次我想说，既然是自我赋权，是春鸟秋虫自做声，独立写作就不可避免带有反抗压迫或争取独立的性质。这里说的压迫，不光是政治压迫、极权主义；也不是写作者需要敌人，而是外部物质世界不鼓励一种“非功利性”，物质世界要对心灵施压。如果顺从压力或不反抗，心灵就没有自己，写作者就没有尊严感。所以很多时候，独立写作是一种“充满敌意”的写作。那是它的外部特征，不是所有作品都那样，更不是它的出发点。在本质上或初衷上，独立写作是争取自我尊严、却没有敌人的。它的眼界开阔得多，并不停留在政治、社会层面。
上面两条很笼统，可也凸现了“独立写作”的特征。它是自由的、非功利的，也是反抗的、争取尊严的。仅此两点，已足以把形形色色的独立写作，与形形色色的不独立写作分开来。（虽然具体到作家、作品，有时还需要辨认）由于头一条，它是审美的而非狭义政治的。由于后一点，又带有广义政治性，甚至带有“维权”的特性。——是否显得矛盾呢？其实不。没有敌人是原则，心怀恶意是处境，并不纠结。本就是自我赋权，遇到压力才反抗。古人说的“不平则鸣”，本意也是像水一样，“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据此，我们完全不用理睬那种对独立写作乱贴“政治性的”标签的举动。
独立写作的出发点，肯定是审美性的。归宿呢，有时候是审美的，有时候走上了歧路或中途迷失。这也不奇怪。毕竟中间有很长一段路。在这条取经路上，审美与非审美、艺术的与政治要相遇、纠缠、周旋、较量，有时候审美与艺术会败下阵来。我们不希望那样，那是我们的失败。可从根本上讲，任何人不能期待自己会避开这种纠缠、较量和生命的耗费。自由与审美也无从避开不自由、反审美的围堵。事实上，你说自己在审美，别人说你冒犯他的权威，那有什么办法？就像美学家高尔泰一生所经历的，不管他怎样分说如何申辩，一个等式都成立了：“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等于挑战权力意志”。哪怕换个语境，等式未必成立。正如人们常说，“谁叫你生在中国”。因此，他的美学就被视为政治，爱美的人被“打入另册”。而那些顺从权力意志，一生都用学术话语为“无产阶级政治”背书的，反倒成了纯而又纯的美学。事情不是颠倒过来了吗？
我们的独立写作，遇到了同样的纠缠。
去年老廖在柏林，表达了个重要观点。就是作为中国作家，有个理想就是恢复中国人的审美能力。他在答记者问里，有句引人注目的话——“对于美和丑，我个人和官方有不同的看法。”他的那个理想，能否实现姑且不论（我个人觉得，还没跳出“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我想说的是，他谈到的不同很要紧。就是在审美上，我们和官方看法有分歧。我们坚持自己的眼光，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威。事情看起来错综，简化说就是如此。
老廖的话很对，却没有充分展开。他所谈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正视。我们和官方围绕美和丑的分歧，远远没有得到强调和梳理。我认为需要做补充，把问题摊开来说。如果不明了这个问题，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独立写作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写作者自己也感到理不直、气不壮。现有的大陆语境，也是不利于我们。目前的大陆语境，经常鱼目混珠，还恶紫夺朱。不利于我们深入分析问题，还时常偷梁换柱、倒打一耙！事情确实颠倒。
五十年代高尔泰治正确”（有办法。假如肯定我们不想是他们视。事实真正的不同，发生在审美上。我们跟官方主流，确有不同的认知。我们坚持自己的审美，他们说是“政治性”的，我们不承认却无力反驳。要我们否定自己，我们又如何做得到？你们有自己的美，可不该定于一尊。如果定于一尊，我们就得不到美。但愿有多种选择，可在时下中国，个人得不到尊重。坚持个人趣味，等同持不同政见。从五十年代至今，进步何其缓慢。甚至根本不承认，你提出的是“问题”。这几年反三俗、唱红歌，都不是新问题。记得十年前王怡为F4辩护，写了那篇《美得惊动了党中央》。大意思是，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缺乏道德，不能承认自己没有品位。“如果说我的政治觉悟低于政府，我只好沉默。如果说我的道德水准也低于政府，这口气我也忍下了。但要说我的审美品位也低于这个政府，这个押我就死活也不能划。”我想他所表达的，是从高尔泰到廖亦武们始终如一的观点。
我们独立写作者与官方主流作家，确实是各执一辞。他们说我们是“政治性的”，说他们自己“纯文学”。我们的回答是，其实各有各的政治、也各有各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我们有我们的文学。根本不是什么，文学与政治的对决，而是我们不同的写作者，在职业上有各自不同的追求。作为成年人，应该不掩饰自己观点。作为写作者，最好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不要携带着文学傍任何什么的大款。把问题摊开来，看哪里不一样。我想坦白地讲，我们是两套不同的运行系统，“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
那不同的文学观，究竟不同在哪里？
首先对“文学”的定义上，各执广、狭之一端。官方主流作家醉心学科意义上的“纯文学”，就是把文学与“非文学”（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撕裂，文学只是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虽然这个观念遇到抨击，如现在有人说，古典时代和现代主义式的大师创作，早已被后工业文明的文化扩张吞没，剩下的不过是一群畅销书职业写手。“所谓纯文学这种说法，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不过是痴人说梦。”（陈晓明）可大体上，大陆的文学体制（不光中国作家协会，还有社科院、大学、出版社等）是维护它的。就像当年革命时代，为政治服务是合法的国家文学；在改革后改革时代的今天，“纯文学”（或叫“严肃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合法性。可惜有些人，竟罔顾“老大”存在的事实，说自己在天高任鸟飞。
独立作家则倾向于主张，一种整全而健康的文学理想。即按照国际眼光，丘吉尔的历史著作可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按照中国传统，则经、史、子、集四大部，不是只在“集部”有文学。无论按照中国传统还是国际眼光，文学的路子都是宽广的。有的论者甚至回到《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此盖道之文也”）那里，实可谓反动。
其次在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上，有迥然不同的取向、趣味。主流作家为生存而写作，他们把“生存”啊、“活着”抬得很高；独立作家为心灵而写作，人不光要活着，还想要有意义。由于注重生存，主流作家关爱肉身，而且明显地，抑制不住文化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冲动；独立作家则有强烈的边缘感、疏离感，感叹“吟罢低眉无写处”，甚至接纳“忍看朋辈成新囚”。这里说的朋辈，多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而已。也就是心灵性的。由于种种原因，独立写作“失掉了土地，得到了天空”。不，这样讲不准确。准确地说，该是承认自己匍匐在地上，却大声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在对共和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主流作家虽然大量模仿西方和古代，很大程度上在技巧、文体、修辞等层面，他们很多时候偏向表扬和自我表扬。有时甚至按捺不住想要挤入“文化奥运兵团”的冲动，梦想“出征”这里、那里。独立写作者没那么多“国家队”意识，强调写作是私人的事，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章诒和）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上，偏向于一种批评的眼光，对“五粮液”啊“二锅头”的议论也能听进去。认为六十年一段窄轨铁路，影响到我们能走多远、能否与世界同步。相对而言，更青睐西化和“万恶的旧社会”，也可谓反动。
三是文体和语言方面，两类人表现得太不一样。
主流作家讲求文体与类别，喜欢个“黑质而白章”；独立作家的文体，则不守章法，甚至桀骜不驯。前者亦步亦趋，后者喜欢创新。有时让人“认不出”。比如作家汪建辉，我曾说他《人间的思路》，“无意于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你可以称它小说，也可以说是散文、随笔，甚至不妨说是哲学札记。这种桀骜不逊、散漫无归的文体，称它流浪汉文体好了。”事实上它，表达了流浪的思想。再如他的《十四年》，是一个纪实、梦呓、旁白、独白、引证、摘录混杂的长篇。甚至把友人狱中寄出的信件也公布出来，表现一个作家在专制之下、世态炎凉之中，不可抑制的古道热肠。可惜大陆的文学格局，已形成了新的“三一律”。因而像廖亦武这样充满突围意识、跨越不同门类，被德国汉诺威大学Detlef
Claussen教授指认“是一位伟大的全才艺术家，他乃是集诗人、音乐家、演员、史记家之大成的人”，在共和国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确认。
语言方面同样。据说今天主流作家，高度强调语言，乃至标榜“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强调语言当然没问题，也要看究竟做得怎样？由于对整体语境的臣服，对语义系统的被污染失去警惕，他们的感受一步步钝化或疲软。甚至渐渐地，成为自我的压制者。还是乔治•奥威尔讲得有理——在我们时代，“不问政治”是没有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又集谎话、遁辞、蠢事、仇恨、精神分裂症之大成。“不论什么色彩，凡是正统，似乎都要求你采用一种没有生气的、鹦鹉学舌的文风。”（《政治和英语》）一个现成的例子是，《王力雄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里统计出来的：一个由作协全体委员通过的《决议》总共543字，其中413字是“讲政治”。——“偌大中国集中了几乎全体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协会，怎么就只会说这种僵尸般的语言？！”
确实是僵尸般的语言，不想举太多例子。还不能单纯说是，“总气候一坏、语言就受害”，还是许多人主动“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摇尾献媚”。当然有人格分裂的，以为自己能操“两套话语”或更多话语。我想那是想得太简单了，事情不会那么便宜。得到一个东西，总会有失去的。一个说惯官话、套话的人，怎么会面目不可憎？真正走到哪一步，谁会有办法解脱？一个人的语言与他的真实生活，关系太密切了。现在多的是鲁迅所谓“二丑”，以为在人在鬼那里都很胜任，也真是把“人”看扁了。现在确实有许多“新词”、“淫辞”，语言的狂欢与意识的腐化相互摩荡，促成了一种“浮夸的文风”。一本书叫修辞，五本书叫风格，五十本叫风尚，五百本叫繁荣。据说中国文学，就此繁荣了。
确实是标准不同。不同标准的两类人，在一起话不投机半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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