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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水的女儿(长篇小说之三)
◎
柴春芽
绿毛水妖传奇
Ⅰ
你就是绿毛水妖。你用水藻捆住我的翅膀，为的是不愿看我在繁星之间自由飞翔。天使降临的那个晚上，一位执意要把自己当成种子留在大地上的老天使将他的翅膀馈赠与我。从那以后，我就在每个星光灿烂的夜晚，穿越人类的梦境，去到水和空气中寻找宇宙的秘密。我一度触及你的孤独，哦，绿毛水妖，你在漆黑一团的水世界，独自创造着一种超物质的光明。那光明可以穿透人的心灵。而我的心灵是如此黑暗，如此肮脏。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纯洁的星星之间飞翔，会污染整个宇宙，才用水藻捆住了我的翅膀？那就请你给我一对只在梦中飞翔的翅膀，好吗？我将在遇见水和空气的地方折返。我将在梦中获得快乐。而现在，我连哭泣都失去了泪水。自从你捆住了我的翅膀，我就连梦都不会做了。在老天使把他的翅膀送给我的那个晚上，我就意识到，梦和飞翔将是一对孪生姐妹，再也不能分开。如果把梦和飞翔强行拆开，那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梦和飞翔会一起死去。昨天晚上，在你还没有来得及用水藻把我的翅膀捆住之前（你是在黎明前才出现的吗？），我做了一个梦。那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赤脚走过一片草原。草原上地势渐次隆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出现在我面前。秃鹫在一块岩石上盘旋。那岩石就像我父亲巨大的阳具，勃起着，悬挂在空中。一个月前，我在半夜里被尿憋醒，结果从门缝里看到父亲站在床上，姑姑跪在他面前，双手捧着他的阳具。父亲的阳具给我印象深刻。在梦里，我分不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岩石还是阳具。我在山脚下仰望那尖锐的岩石，兴奋得难以自抑。从灌木林里跳出一只白腹黑背的母猿。它站直身子，向着远方的草原呼唤着什么。不久，远方的草原上传来一声狼嗥，接着，一只白色公狼出现在地平线上。它奔跑。它优美的身条摇曳而来。我赶紧爬上那座突出在半空中的岩石。鹰在岩石上筑巢。晨操的幼鹰歪歪斜斜的翅膀好几次擦过我的头皮。我不能说是走到岩石边缘的，只能说是手脚并用，爬到岩石边缘的。岩石太滑了，光秃秃的没有一根青草或者一点泥土。我一直担心自己会摔下去。一寸一寸地，我爬到岩石边缘，向下望去。我禁不住好奇心的挑逗，执意要看到公狼与母猿在一起能做些什么。它们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着。母猿撅起屁股，露出她红色的性器。公狼急不可耐地把两只前腿搭上母猿的脊背。它那强健有力的后腿支撑着身体，屁股开始激烈地颤抖。它们交媾时嗷嗷的叫唤声在草原上久久回荡着。就在那时，我感到一阵尿急。目睹了母猿和公狼的那个淫秽场面，我觉得胃里难受。临睡前吃下的那盒饼干像秤砣一样沉重。我决定离开那块岩石，靠爬山运动来增加胃的消化能力。没有一条路通向山顶，我必须在陡峭的山坡上独辟蹊径。海拔越来越高，但我的呼吸却越来越平稳。山路变得越来越陡峭，最后竟变得垂直于地面了，这使我不得不孤注一掷，像只壁虎一样全神贯注地攀援而上。向下返回已经没有可能。只要一松手，我就会滚落而下，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我甚至不敢低头俯瞰脚下。从腰间绕来绕去的云彩可以判断出，我的身子正悬在空中。在这样的高度，连秃鹫都不敢飞上来。就在我进退失据的时候，我看见了奇迹——大自然的奇迹啊！在我的头顶，层云散开，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蓝色的冰川。当时，我并不相信那是冰川。我认为那是蓝色的宝石山，全世界所有的蓝宝石，不管是神话传说中的蓝宝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蓝宝石全都在我的头顶砌筑成一座巍峨的宫殿。裸体的美神正在那里歌唱。我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攀上山峰，来到冰川前，触摸到那巨大冰川寒冷的表面。直到那时，我才相信自己看到了世界屋脊之上的史前冰川。在醒来之前，狼首猿身的山神对我说，那冰川的名字叫作珠穆朗玛。
尿把红桃K从梦中憋醒。她躺在床上，又一次想起了那具从海底漂上来的女尸。就在昨天下午，海冰浴场上阳光明媚，父亲划着船，姑姑唱着一首很久以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荡漾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水面上突然冒出的那具尸体吓得红桃K忘记了歌曲的旋律。青青的水草从那具尸体上长出来，葳蕤得能将整个海面覆盖。在父亲用手蒙住她的眼睛之前，她看到了女尸那美丽的容颜。
“那是个绿毛水妖，”父亲说。“人在水中死去，就会变成绿毛水妖。”
“可她为什么要在水中死去呢？”红桃K好奇地问道。“是跳海自杀吗？”
父亲没有回答。他取下蒙住她眼睛的手。红桃K凝视海水，刚才还动荡不安的湖面回复了平静，只剩下一丝轻轻摇动的涟漪。
“绿毛水妖已经游走了，”父亲说。“绿毛水妖的家就在海底。”
红桃K想跳入大海。她非但没有因为那具尸体而感到生命的虚无从而对死亡充满恐惧，相反，她对死亡经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迷恋。她发现死亡可以让一个女人变得美仑美奂。
“等我死了，我就可以去看看绿毛水妖的家，”红桃K心想。“也许我还可以变成一个绿毛水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拥有了一副绿毛水妖的面孔更加让人幸福的事情呢？”
红桃K觉得应该去问问父亲，她死了以后会不会变成绿毛水妖。这个问题如此紧迫地纠缠着她，使她觉得长夜漫漫。
屋子里很暗。红桃K摸索着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门。父亲的房间在客厅的另一边。天黑以前，父亲塞给她一包饼干就和姑姑躲进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从父亲房间的门缝里漏出的一丝光线像金蛇一样摇摆着。红桃K偷偷地把眼睛贴在门上，想要看看父亲是否还醒着。透过缝隙，她看见两具裸体在床上缠绕在一起，仿佛两堆火焰在倾吐彼此的咒言。红桃K吓傻了。她忘记了收紧膀胱。尿液从她的睡衣底下肆意流淌。她湿漉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用枕巾擦着身子，但她总觉得那尿液怎么擦也擦不完，好像她的身体里置放着一个决堤的水库。她任那洪水流泻，重新躺在黑暗中回味刚才的那个梦。不知不觉地，她又睡着了。在睡梦里，她梦见了母亲。
红桃K一看到母亲，就想哭。她咧着嘴，眨巴着眼睛。她想挤出一滴眼泪。红桃K记得自己离开母亲已经有三年时间了。三年前，父亲来西城区市民子弟中学接她的时候，母亲正在教室里上课，红桃K在操场上摇摇摆摆地学步，从一个阿姨的手里走出来，跌跌绊绊地走到对面阿姨的手里，然后，她露出自己的小酒窝冲着几个阿姨得意洋洋地笑起来。父亲像老鹰逮小鸡一样，用他那巨大的手突然抓住红桃K，把她高高地举起来，一直举到他的头顶。红桃K像一只被挂在天空中的鸟儿，吓得哇哇大哭。母亲从教室里跑出来，用责备的眼神看着父亲，并从父亲的手里把红桃K接下来放回到安全的地面。那天下午，红桃K被父亲带上了火车。母亲在月台上哭了很久。火车开动以后，她撵着火车跑啊跑，一直跑到火车在她的视野里消失为止。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红桃K已经淡忘了母亲的长相。在见到母亲之前，她一直在想：“母亲到底长着什么样子呢？母亲会不会像那生活在大海中的绿毛水妖一样美丽呢？”等到母亲的脸显现在车窗玻璃上时，红桃K立刻就认出了那美丽的容颜。
“妈妈的脸果然像绿毛水妖的脸一样美丽，”红桃K对自己说。
母亲坐了两天火车。火车很挤，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母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她一刻都没有阖眼。在母亲居住的西城区看来天气还很冷，好像在母亲上火车之前还下过一场大雪。红桃K看见她穿着厚厚的棉袄。可是东城区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姑姑前两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去百货商店一买来那件连衣裙就迫不及待地穿在了身上。红桃K想说：
“妈妈，你快点把那件棉袄脱下吧，瞧你都热成什么样子了。”
她不停地张嘴，但她的嘴巴却像一件毁坏的乐器，发不出任何声音。红桃K分不清流淌在母亲脸上的是泪水还是汗水。她只听见母亲冲着她大声喊道：
“孩子，我的孩子，你醒醒好吗？”
红桃K看着母亲焦急的样子，很想哭出眼泪以示回应。她又一次张开嘴，眨巴着眼睛，可她的眼里仍酒没有泪水。
“这孩子怎么就跟个动物似的……”
红桃K听见母亲在说话。
“羊羔见了母羊还叫唤两声哩，这孩子怎么就跟掉了魂儿似的一声都不吭。”
红桃K心急如焚。她在心中痛苦地嘶喊着：妈妈，我好想哭，我好想跟您说话。看着您这副样子，我真的好心痛，好像谁在用一根锥子扎着我的心脏。妈妈，要不，您就把我的涎水当成是我的泪水好了。绿毛水妖捆住了我的翅膀。我现在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噢，妈妈，别哭啦，快去休息休息吧！您再这样我整颗心都会碎掉的。您听见我说话了吗？没有。难道我变成了哑巴？不可能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一直喋喋不休地对绿毛水妖说的那些话这一刻还在我的耳朵里像蝙蝠一样盘旋着，并且还发出一阵巨大的回声，可您怎么就听不见我说话呢？妈妈，难道我也变成了一头绿毛水妖，说着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
叶子青和万山红紧紧拥抱。红桃K像个被遗弃的孩子，孤零零站在一边。灰色的月台上挤满了人。背着行李的旅客汇成一股涌向出口的河流。叶子青和万山红像两块抱在一起的石头，一动不动。后来，万山红解开棉袄，把叶子青裹入汗涔涔的怀里，可他还在瑟瑟发抖。列车员在月台上无所事事，抽着烟乜斜着眼睛打量着他们。他看不清楚女人怀里的男人是否在哭泣。他只看见男人宽阔的脊背一耸一耸的，显然在释放某种激烈的感情。万山红发现了列车员凝视的眼睛。她惴惴不安地掀起叶子青的脑袋。
“病了？”万山红关切地问道。
“没，”叶子青说。“心情激动的缘故。”
红桃K看见列车员扔掉烟蒂，踩着枕木，吹着口哨，沿铁轨慢腾腾地向远处走去。她觉得列车员的背影有些忧郁。
“要么想办法把我调到东城区，要么你申请支援西城区，到西城区来工作，”万山红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夫妻长期分居更让人痛苦的事情了。”
“没有过硬的关系，调动工作很难呐，”叶子青辩解说。
“难什么难，”万山红有些生气地说。“支援西城区，组织上巴望不得你这样做哩。”
“可咱们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叶子青说。“孩子的户口跟着我落在东城区，肯定比在西城区好。”
万山红沉默了。叶子青开始转移话题：
“是不是西城区的沙尘暴一开春就刮个不停？”
“那鬼地方难道你还不清楚！”万山红说。
叶子青自我解嘲似的干笑了两声，指着火车站钟楼上一张正被工人拆除的巨幅画像说：
“伟大领袖已经死了，我们党新的领袖许诺说，在将来，西城区将会变得和东城区一样富有，一样美丽。那时候，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过上好日子。”
“领袖的许诺我再也不会相信了，”万山红说。“哼，什么好日子，在乌托邦，只有官僚和商人才有好日子！”
许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凉风习习，万山红躺在白桦林里的草地上，闭着眼睛听见叶子青在她耳边喃喃细语：
“亲爱的，暴风雨过去了，我听见天空中的鸟儿说，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狼毒和罂粟莲的花香在夜色中弥漫。万山红陶醉一般依旧闭着眼睛，为叶子青背诵着自己在被窝里偷偷写下的诗句：
“有人说，好日子是穿上红色连衣裙的日子；有人说，好日子是吃上一顿饱饭的日子；也有人说，好日子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日子；还有人说，好日子是解放全人类的日子……可是，我要说，好日子就是和你相聚的日子。我，可以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我，可以是个饥肠辘辘的穷鬼，我，可以是个失败的战士，我，可以是个没有胆量解放全人类的懦夫，但是，我，绝对是个幸福的人。我勇敢地，爱上了你，啊，我的白桦林……”
一只夜莺在树梢上唱着轻柔的小夜曲。一只猫头鹰却像个存心破坏这美好夜晚的暴徒，用它那凄厉的叫声召唤着魔鬼。有种不祥的预感像道闪电掠过万山红的心尖。她睁开了眼睛，看到圆圆的月亮已经挂在了树杪。
“亲爱的人儿啊，我不得不伤心地对你说，我该回去了，”万山红说。
“别，别这么早回去，”叶子青像个孩子似的央求着。“明天我要去阿干镇参加篮球比赛，一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亲爱的，我会想办法去找你的。”万山红安慰他说。“你知道吗，这么漫长的等待会让人发疯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漫长得就像一个世纪。每天晚上，万山红都能梦见自己的心上人。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对她的召唤不理不睬。一枚炮弹呼啸着落下来，把他炸得粉碎。她像个捡蘑菇的小姑娘一样，撩起裙裾，把他那破碎的身体兜回家去。坐在向阳的坡地上，她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心上人那破碎的身体。
“你每天晚上都会梦见我哥哥对不对？”在农场上割麦子的时候，叶子怡凑到万山红身边悄声问道。
那是盛夏艳阳天，云雀在离头三尺的云朵里哺育着刚刚学会飞翔的孩子。金黄色的山川和大地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万山红的心头却笼罩着忧伤。
“别再忧伤了，其实我和你一样，每天都以泪洗面，”叶子怡说。“我的心上人跟哥哥一起去打篮球了。”
共同的命运把万山红和叶子怡拴在了一起。从此以后，她俩在绛红色的黄昏里牵手走进白桦林，坐在草地上互诉衷肠，共同牵挂着远方。
“叶子怡还好吗？”红桃K听见母亲问道。“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她了。”
红桃K知道叶子怡就是她的姑姑。一辆载满士兵的大卡车迎面开过来。路边的开阔地上，一群民兵正在进行射击训练。白杨树掩映着一幢破旧的居民楼。父亲忙于跟熟识的人打招呼，好像忘记了回答母亲的提问。在钢铁厂家属院的门口，父亲下了自行车，母亲也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
“叶子怡最近在闹离婚，”红桃K听见父亲说。“法院调解了好几次，她都不同意。”
红桃K看到母亲停下了脚步，听见她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要离婚？她的丈夫不仅是个好人，而且还是她的恩人呢！”
叶子怡用一条长长的布带紧紧缠裹着自己的肚子。艳阳农场上的人谁也没有发觉她身体的变化。东风解冻三月三，艳阳农场所有的姑娘都脱去厚重的棉衣棉裤，换上春装，在播种的田野上展现窈窕的身段，只有叶子怡还是那样臃肿。姑娘们都在取笑她，但她就是不肯把棉衣棉裤脱下。到了五月，艳阳农场——这块沙漠中惟一的绿洲——开始准备进入夏天，退了绒毛的马驹在草滩上尥着蹄子欢快地奔跑。叶子怡依旧穿着铠甲似的的棉衣棉裤。班长向视察工作的团部干事说：
“也许她是一名潜伏的特务。我总觉得她的棉衣底下藏着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团部召开了批斗大会。年轻的团部干事命令叶子怡当场脱去棉衣棉裤。那天下午，万山红看着叶子怡流着眼泪解开了布带。她那硕大的肚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谁？”年轻的团部干事气急败坏地吼道。“是谁在破坏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英明指示？是谁要当反革命分子企图颠覆我们党在乌托邦的统治？”
“糟了，这可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万山红心想。“幸亏我的肚子没有鼓起来，否则，我也一定会和叶子怡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眼睛里交织着羞愧、耻辱和恐惧的泪水。”
这一个月来，她一想到自己的肚子就担惊受怕。一个月前春耕结束的那天晚上，叶子青双手捧着她的乳房，说他的身体里窝着一团火。那团火整日烧灼着他的灵魂。那是一团什么样的火呀！是艳阳农场联欢晚会上的篝火吗？是入冬前烧荒的野火吗？都不是，那是巨兽般啃啮年轻人骨骼的情欲之火。
“噢，亲爱的人儿啊，我怎么才能扑灭你身体里的那团火呢？”万山红说。“看着你如此痛苦，我的心开始颤抖。我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生命，只要能看到幸福的笑容从你那岩石般坚硬的脸庞上升起。噢，伟大的领袖，万能的领袖，求你把我变成一块冰，敷在我那心上人滚烫的肉体上；求你把我变成雨露，湿润我那心上人干燥的原野。”
“只要你脱光了衣裳，轻轻地躺在草地上，你就会变成河流，扑灭我身体里的火焰，”叶子青说。
万山红顺从了叶子青的意志，把身上的军装褪去。夜莺用美得出奇的歌声呼唤着伴侣。软绵绵的秋叶仿佛一张毯子铺在万山红的身下。清冷的月辉轻抚着万山红娇嫩的肌肤。叶子青的嘴唇像只小兽在万山红的身体上跑过，唤醒了她身体里沉睡的火焰。秋天的白桦林好像诗歌里描写的炼狱。在那肌肤相亲的夜晚，整个世界都在燃烧。
“让我们变成一对浴火重生的凤凰！”
两人把这句诗当作呼吸吹进彼此的心脾。
万山红像个探险家一样，用手抚摸着男人的身体。最后，她握住了叶子青的阳具。叶子青的阳具仿佛从火炉里取出的钢铁，烫伤了万山红的手。她怕它会逃走。她觉得心脏快要变成一只兔子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把它放进你的身体里吧，”叶子青说。“它渴望着在你的身体里遨游。”
万山红她焦渴。万山红她恐惧。万山红她身体里的大海不知何时已经涨潮了。万山红她身体里滚滚的洪流冲刷着她行将塌陷的城邦里那道最后的道德防线。
“不，我怕疼！”
万山红寻找着不合时宜的藉口。
“我只放进去一点点，就一点点，不会全放进去的，”叶子青说。“那样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万山红犹豫着，仿如濒临就义的烈士。最后，情感终于战胜了理智，她庄重地点了点头。她感到那鱼一样跳动的钢铁钻进了自己的身体。她疼。她的牙齿咬着嘴唇。莫名的忧伤让她流出了眼泪。
如今，万山红又一次像个濒临就义的烈士一样，心情激动地注视着艳阳农场上的小伙子们像一群被赶进屠宰场的种马一样，焦躁不安。年轻的团部干事喊道：
“谁干的，站出来？”
寂静的大礼堂里有人压着嗓子轻声地咳嗽了两声。运木料的火车从远方的田野上驶过，拉响了尖利的汽笛声。叶子怡和人群里的一个男人不敢四目相接。她和他如发情期的牝牡之马，凭着熟悉的气味，用灵敏的嗅觉相互感知。她闻到他身上劣质烟草的气味。那独特的气味让她无限怀念夜幕下的白桦林。他则闻到了她身上的香皂味。那块香皂是他省了十天的饭票在阿干镇地区行署供销社换来送她的生日礼物。有种神秘的宗教感笼罩着叶子怡的心灵。她和那个男人共同信守着一个忠贞的诺言。秘密的信使在她和他的心灵之间传递着温暖。在这地狱般的大礼堂内，那温暖是来自人间的温暖。她因此停止了颤抖，镇定自若地抬起头，俯视脚下的人群。
“没人承认！”团部干事踱着步在叶子怡面前走来走去，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说。“好，没人承认的话，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空气里暴露出浓烈的火药味。万山红觉得要是有人不小心划着了一根火柴，整个大礼堂就会轰的一声爆炸开来。
“是我……”
大礼堂的门被人推开了。万山红和所有的知识青年一起，把头扭向礼堂大门。从大门外涌入的阳光笼罩着那人的身体。他像一只发光的鹳鸟，用耀眼的光芒晃花了每个人的眼睛。慢慢的，光芒在一点一点地散去。那个又瘦又高的青年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去年夏天，万山红曾经乘坐马车去阿干镇看望叶子青。那是个飘着牛毛细雨的星期六。沉默寡言的马车夫赶着马车，一路上只说过一句话：“坐好了！”日当正午，马车抵达阿干镇。他把万山红丢在十字路口，就消失不见了。万山红走过露天人民剧院。一群机关工作人员正在舞台上排练舞蹈。人民剧院旁边的小路灌满泥泞。她卷起裤管走了大约两百米，看见知识青年招待所的牌子。那是一座青灰色的二层小楼。她向服务员打听说：
“从艳阳农场来参加篮球比赛的知识青年是不是住这儿？”
“昨天他们就走了，”服务员回答说。
“去哪儿了？”她急切地问道。
“不知道，”服务员摇着头说。“也许坐火车到东城区打比赛去了。”
万山红觉得有一台水泵正在抽取她身体里的血液。抬起沉重的脚步，就在她正准备离开招待所的时候，她看见了那个搪瓷缸子。在向阳的房间窗台上，那白色的搪瓷缸子上写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那个搪瓷缸如此熟悉，但她一时又无法确定。
“那个缸子是谁留下的？”她问服务员。
“不知道，”服务员回答说。
也许是他留下的，”万山红心想。“也许他会来找我。我就在窗台下等他吧。”
招待所里只有苍蝇偶尔飞过的声音。正午过后，阳光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漫上万山红的脚踝。后来，阳光又像落潮的海水一样从她的脚踝上塌下去，慢慢地离她远去。她饥肠辘辘。她从帆布包里掏出馍馍又放了进去。她觉得胸口发闷。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当叶子青把她搂进怀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相信你今晚一定会回来的，”万山红说。
“当然，”叶子青说。“我扒着运木料的火车走了整整一天。明天早上，我还要扒火车到东城区去打一场篮球赛。”
他们就那样拥抱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万山红把叶子怡写给王红旗的信交给了叶子青，然后坐着马车回到了艳阳农场。沉默寡言的马车夫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那样的脸型仿佛艺术家雕刻出来的一件展览品。马蹄得得，敲击着羊皮鼓一样的路面。那一串哗啦哗啦的马铃声，诱惑得她真想高歌一曲，但她不知道该唱什么。突然，马车夫扯开嘹亮的嗓子，唱起了民歌。那是被艳阳农场的人传唱了千百年的一种民歌。
哎哟，天上的个星星哟星对星，
大河口里的那个亮星；
哎哟，尕妹子的个眼睛哟毛咚咚，
尕嘴儿红，
牡丹的个模样咋就这么心疼……
年轻的马车夫刚才还萎靡不振，一唱起花儿来，立即像个逡巡领地的王子，变得无比高贵。他用一路的花儿，把万山红送到了艳阳农场。农场上的知识青年在麦田里听见了那优美的歌声，全都跑到了大路边。叶子怡一看见万山红从马车上跳下来，就说：
“这农村小伙子简直就是一位情歌王子。”
“喜欢就嫁给她呗，”万山红说。“嫁给他，保你一辈子有听不完的情歌。”
艳阳公社的党支部书记和农场团部的团长一起，为叶子怡和“情歌王子”办理了结婚手续。黑板报、农场通讯和广播站把这起婚姻提到了政治高度，认为叶子怡是知识青年向工农兵学习的模范，而她和艳阳公社社员的婚姻则被当作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典型。伟大领袖的英明教导又一次实践地证明是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真理。不久，作为党组织对这一对典型人物的奖励，叶子怡结束了农场的知青生活，带着情歌王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返回了东城区。临走前，情歌王子请他的祖母为他秘密占卜。祖母神情忧伤地观看着他手中的掌纹，用一种悲凉的语气说：
“一条白色的布带像蛇一样缠绕着你的脖子，让你终生难回生养了你的这片土地。孩子啊，东城区可不是我们穷人居住的地方。”
情歌王子对祖母的预言不以为然。他毅然告别了祖母，在一个沙尘蔽日的天气里随着新婚的妻子离开了艳阳农场。
艳阳农场的女知青开始纷纷仿效叶子怡。在那样一个人心思走的时刻，万山红渴望着自己的肚子尽快膨胀起来。她和叶子青一次次走进夜幕下的白桦林，她让叶子青把他那燃烧的钢铁插入她的身体，可她的肚子却一如既往，波澜不惊。农场里的女知青走得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叶子青问道。“我妹妹那么害怕怀孕却轻而易举地怀上了，咱俩天天盼着怀孩子，却怎么也怀不上。”
“是不是你有什么疾病啊？”
万山红发现这句话伤了男人与生俱来的那份自尊。
“要不，我请王红旗帮忙？”叶子青说。“咱们不能再等了，留在农场，只能等死。”
万山红的心里忐忑不安。
“无论如何，我们得离开这儿，”叶子青说。“越快越好。”
万山红用手指缠着辫梢，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第二天晚上，月光皎洁。她躺在松软的草地上，闭着眼睛，听见一个男人陌生的脚步声从白桦林深处越来越近。那个男人发出粗重的喘息。劣质烟草的味道很浓。她觉得他在俯瞰自己。
“那双眼睛肯定像鹰的眼睛一样犀利，”万山红心想。
那个男人点燃一支香烟，开始绕着一棵白桦树打转。猫头鹰扰乱了夜莺的歌声。风在树林里像光屁股的小孩一样跑来跑去。那个男人扔掉烟蒂，双手颤抖着，解开万山红褪色的军装。那个男人的那双手冰凉得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甚至连他的那根钢铁都是冰凉的。当他插入的时候，万山红觉得身体里的一块肉被撕裂了。她因疼痛发出了一点呻吟。后来，她麻木了，只觉得冰冷的血正从身下的泉眼里汩汩流出。猫头鹰叫得更加刺耳。夜莺被这样的尖叫吓得销声匿迹。一团遍布周身的寒气包裹着万山红，令她的上下两排牙齿磕碰得非常厉害。时间封冻了一般听不到一丝流动的声音。后来，万山红逐渐恢复了意识。她发现那个男人已经从她的身上爬了起来，窸窸窣窣地整理着衣服。她依旧闭着眼睛，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个男人点燃了一支香烟。那股劣质烟草的味道直冲她的鼻子。那个男人狠狠地踢了一脚白桦树。白桦树的叶子飘在了万山红的脸上。她听见男人陌生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猫头鹰收敛了叫声。觳觫的夜。整个树林阒寂瘮人。躺在白桦林里，万山红第一次感到恐惧。去年冬天吊死在白桦树上的老班长那清晰的面容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为了和万山红生活在一起，叶子怡向党组织申请，将他从东城区钢铁厂调到了西城区化工厂。于是，红桃K随着父亲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一次，万山红见到红桃K时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表情。她愁眉苦脸，连连叹息，甚至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红桃K理解母亲的心情。三年前，母亲送走她的时候，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等到三年以后母亲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不言不语不哭不笑的傻子。作为母亲，她怎能不伤心呢？为此，万山红每天都要在饭桌上对着叶子怡絮絮叨叨地责备个不停。叶子怡解释说：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傻子，除非是绿毛水妖用了可怕的咒语。”“
别给我讲童话故事了，”万山红愤怒地说。“我告别儿童期已经好多年了。”
为了宽慰母亲，红桃K在家里为自己收拾了一个纸箱子。她整日躲在那个纸箱里，仿佛消失了一般，尽量不在母亲的眼前出现。岁月就在万山红的埋怨和叶子怡的沉默中悄然流逝。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叶子青一边剃胡子，一边对万山红说：
“煤矿的领导要派我到东城区去上大学。”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五年了，”万山红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党的最高领袖已经换了三位，可你连东城区都没有再去过一次。”
“同志，我要严肃地再说一遍，这次是真的，”叶子青说。
万山红撇撇嘴，把红桃K从墙角的纸箱里掏出来，扔在地上让她活动筋骨。红桃K甩了甩了头，听见铁链哗啦啦的响声。她摸了摸拴在脖子上的那根铁链，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她流着涎水，做着鬼脸，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迈着僵硬的双脚像个圆规一样在地上画着圆圈。她脖子上的铁链另一端锁在暖气管上，这使她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
“我下午去北京，火车票已经买好了，”叶子青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万山红从脸盆上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叶子青。叶子青走过来，取出万山红忘在嘴里的牙刷。万山红紧紧地抱住叶子青的腰。他推开她，转过身去，拎起红桃K，把她塞进墙角的纸箱里，然后，他走过去，抱起万山红，把她扔到了床上。
“昨晚你都要了三次，”万山红说。“当心你的身子。”
红桃K躲在纸箱里，偷窥了那天早晨叶子青和万山红的性事。
叶子青走后，万山红一口气睡到下午三点才从床上慵懒地爬起来。她站在镜子前换上一件薄衫，发现肚子像肿了一般隆了起来。接连三个月青年教师工作大比拼弄得她焦头烂额，结果竟忘了自己的“大姨妈”。直到这时，她才想起来，“大姨妈”已经两个月没来了。她穿好衣服，坐在桌前写了一封慌不择言的信，然后急奔邮局。两周以后，万山红收到了叶子青的信。叶子青在信中果断地说：
“堕胎。”
万山红伏案疾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她表达了自己想要一个健康孩子的心愿。又等了两周，叶子青在回信中详细分析了生育孩子的弊端。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一个新的孩子会毁了我们的前程，而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出现一点点光线。别忘了，我们正在努力着要离开西城区。”
为了这一点点光线，万山红来到医院，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医生那毫无感情的灰色眼睛。冰冷的窥阴器扩开她的阴道，暴露出子宫颈。突然的疼痛攥住了万山红的心。宫颈钳在钳夹宫颈前唇。探针依子宫方向探测宫腔深度。宫颈扩张器虽然在轻轻扩张宫口，但她还是觉得有一种被羞辱的疼痛从小腹一直往上冒。依子宫方向，一支吸管被徐徐送入宫腔，寻找着胚胎，然后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她感到倒流的时间牵着她的血液和胚胎组织向未曾命名的高地流淌。她很后悔。为了那一点点光线，她把自己抛入黑暗。当医生填写手术记录时，她说她恶心，胸闷，头昏。医生扔过来一句毫无感情的话说：
“正常现象。”
他让护士给她注射了零点五毫克硫酸阿托品。在医院长椅上，万山红躺了两个小时。走出医院时，她发现世界漆黑一团。
出于一种负气似的的报复，万山红没有再给叶子青写信。而叶子青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也不再给万山红写信。就这样，两个人拖着沉重的时间一直捱到春节前夕。
大街小巷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万山红正在清扫房间，听见锁孔转动的声音，就扔掉手中的扫帚，怔怔地盯着门。叶子青右肩上挎着黑皮包走了进来。一看到他那张白净的脸和他那高大健壮的身体，万山红的血管里突然响起河流骚动的声音。叶子青一声不响，把在地上打转的红桃K塞进墙角的纸箱里，然后抱起万山红。万山红叉开双腿，骑在叶子青的腰胯上。叶子青把万山红放上桌子，腾出手来解开了他和她的裤子。桌子开始剧烈地颤抖，野兽一样不停地喘息。受到惊吓的红桃K从纸箱里钻出来，蹲在地上，像观看马戏表演一般，饶有兴致地观看着父母的性事。
“等等，女儿出来了，”万山红说。
叶子青从脚踝上提起裤子，走到墙角，把女儿再次塞进纸箱里，然后不慌不忙地返回来。桌子重新颤抖起来。等他们做完爱以后，万山红看见红桃K不知什么时候又从纸箱里钻了出来，正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好像看着动物园里的两头怪兽。她突然觉得很羞愧。午后的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形成一道光柱，笼罩着傻乎乎的红桃K。无数的尘埃像微生物一样在光柱里游动着。叶子青在窗前踱着步。他那白净的脸庞一明一灭。尚未落定的尘埃让房间里的空气显得有些沉闷。可怕的寂静孕育着某件吓人的事情。
“你……”
万山红刚想说些什么，叶子青却突然跪在她面前。
“你怎么啦？”万山红问道。
“我们必须办理一次离婚手续，虽然我是如此爱你，舍不得离开你。”
“为什么？”万山红惊讶地问道。
“厂里查出我在供应科工作期间有贪污行为，”叶子青说。“为了不连累你，我们最好还是来一次假离婚。等这件事平息了，我们再复婚。”
“噢，老天爷呀！”万山红随即跪在地上，抓紧叶子青的双手说。“可我什么都不怕。即使你进了监狱，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
叶子青和万山红就离婚问题争执不下，致使那个春节过得索然无味。正月初三的早晨，两人决定暂时休战。万山红一起床就开始收拾房间，而叶子青则不停地抱怨说今年的暖气能把人烤成红薯。红桃K像度夏一般，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躺在纸箱里呓语连连。为了透一口清凉的空气，叶子青打开窗户。扑面而来的暴风雪将他掀翻在地。万山红打了一个激灵。
“这暴风雪能把人活活埋掉。”
叶子青从地上爬起来，冲着窗户诅咒了一阵鬼天气，然后才慢腾腾地关上窗户。这迟缓的动作给他带来了恶果。中午未到，他先是不停地打喷嚏，接着便软绵绵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万山红熬好酱汤灌进他的嘴里。他已被高烧烧糊了脑子。一如巨兽般嚎叫的暴风雪捶打着窗玻璃。红桃K像只冬眠的蛇，一动不动地躲在纸箱里，连万山红端给她的饭都没有吃。万山红把热毛巾敷在叶子青的额头上。在这样的天气里，她无法把他送去医院。
“暴风雪会把我们刮到沙漠里去的，”她对着昏迷中的丈夫如此说，以求获得一点自我安慰。
叶子青在半昏迷的状态中说出梦呓般含义模糊的话语。
难道父亲也变成了一头绿毛水妖？我听见他在用我们的语言絮絮叨叨。我们的语言！绿毛水妖的语言！母亲用悲伤的眼神凝视着他。她对父亲那含糊不清的话语弄得手足无措。她以为暴风雪带来的那场感冒把他变成了一个外星人。她以为父亲在用外星人的语言在说话。当然，我父亲不可能在一场感冒中变成外星人。我从他那航海者的好嗓音就可以作出判断，他变成了一个绿毛水妖。绿毛水妖都有一副航海者的好嗓音。不难看出，母亲被父亲那一通叽哩咕噜的话语给弄懵了。我只好走出圣殿，站在母亲身边，为她做翻译。父亲说，那年劳动节后的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站在月台上等待母亲的到来。似乎他当时正在等待的不是一年未见的妻子，而是一道自天而降的神谴。那神谴会像惊雷一样将他劈成两半。他因不忠和背叛而备受精神的煎熬。母亲，他说他感谢你的爱情，在那青春的岁月里，你那春风化雨的爱情把他那负罪的灵魂清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为了返城而请王红旗让你怀孕，也许他的灵魂将永远干干净净。但那天晚上的事情摧毁了他对爱情的信仰。在高高的白桦树上，他俯瞰肮脏阴暗的大地，虚弱得快要从树杈上摔落下来。他看见王红旗围绕着白桦树一圈圈打转。他感到一阵阵晕眩。猫头鹰凄厉的叫声让他伤心欲绝。那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夜晚。多么觳觫的夜啊！他看见你衣不蔽体，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朵伤花。在愈来愈深的夜里，他感觉自己的汗毛正在张开，坚硬的鬃毛密密麻麻地从汗毛里长出来，覆盖了全身。他感觉自己的牙齿和指甲变得越来越尖利。像只猫科动物那样，他在树干上磨磨牙和爪子，伺机扑向树下仰躺的猎物，将你撕成碎片。他想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啃你的骨。他万箭攒心，生不如死。他用发蓝的眼睛目送着你的背影摇摇晃晃地跌进白桦林外的月光里。运木料的火车像魔鬼一样吼叫着跑过原野。他在树上缩紧身体，极力要把心脏压碎。乌云吞没了树梢上的月光。后半夜，天空中落下豌豆大的雨滴。他的身体缩得更紧了。一条盗取鸟蛋的蛇爬到他的身上，缠住了他的脖子。他期待着雨夜永无尽期，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不再返回人类的世界。做一只野兽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可以顺应自然规律，自由地迁徙，可以与姊妹交配而不至于生出畸形的婴孩。天快亮的时候，他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艳阳当空，缠在脖子上的那条蛇禁不住暴晒早已悄然离去。树林里传来一阵阵时远时近的呼喊声。他知道自己该去农场劳动了。十亩地的麦子等待着他去收割。母亲，当你和他走出火车站检票口时，忐忑不安的情绪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他给你讲说关于我一夜之间变成绿毛水妖的事情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不想用无稽的理由加以搪塞，但在唯物主义的哲学辞典里，他又查不出我变成一个绿毛水妖的真正病因。及至你看到我那傻乎乎的样子，焦急地哭了起来，他才有了一点点良心的不安。他对自己说，那孩子是你的，只是你的，是你在艳阳农场边的白桦林里怀上的。孩子的父亲本来不是他，而是王红旗，可为什么要他来承担抚养之责，为什么要他来为这不幸的事件付出眼泪？他当时不敢无动于衷的原因只是出于对你的同情。他不想让惊吓和悲伤将你虚弱的身体打击出病来。但你还是昏迷了过去。他并不期望你从睡梦中醒来。家里已经乱成了一团。他不想看到你从床上欠起身来，抬起手腕看一眼手表。他希望手表的时针把流逝的时间永远固定在从前。这样你就会有种什么都不曾发生的安慰。但你仅仅看了一眼窗外蔫不拉几的阳光，就判断出新的一天不如前一天新鲜。你拢了拢散乱的头发，打开门，走进客厅，看见叶子怡对着一个男人大吼大叫。那可怜的男人把刺蓬般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乖得像一头被阉割过的毛驴。你认不出当年的情歌王子了。他穿着工装，胡子拉碴，像一只被猎枪打伤的鹳鸟，用惊慌的眼睛逃避着猎狗的追捕。叶子怡的女儿和我相互依偎着，在靠窗打开的行军床上，用你听不懂的语言热烈地交谈。父亲说，也许你难以想象，为什么叶子怡的女儿会和你的女儿一模一样。这样的事情，他也无法理解。难道仅仅因为这两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也许原因正在于此。她们从同一个父亲那里继承了绿毛水妖的遗传基因。但是，作为王红旗的多年好友，他从来没有发现王红旗有什么不同寻常。他会唱歌，但水平一般。他也打篮球，但总是个上不了场的替补。如果说在那段知青岁月，他也曾与众不同的话，只有配种的能力聊可一提。出于江湖义气，他曾经帮助过好多急于返城的女知青。搞大那些处女的肚子并非易事。在艳阳农场，只有他才算得上备受大伙尊重的手艺人。最初，在同叶子怡秘密恋爱的夜晚，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做爱的技术要领。这心灵手巧的手艺人无时无刻不再琢磨他的技艺。耕耘稼穑的时候，竞背领袖语录的时候，政治讨论的时候，军事训练的时候，望着绵绵细雨无所事事的时候，躺在被窝里忆苦思甜的时候，他都能腾出一半的心思，用来打磨自己的手艺。在叶子怡身上，他把这门秘不示人的手艺练得炉火纯青。他曾经夸下海口说，她能把女人雕刻成任意一种形式。他可以让女人变得像河流一样柔软，也可以把女人变得像火焰一样灿烂。在盛夏的苜蓿地里，他曾用手轻抚着叶子怡那玛瑙般的身体，同时用温柔的嗓音呢喃着柔情蜜意的诗句。月光射进他的眸子，点燃他眼睛里的蜡烛。他用嘴轻轻啮咬着她的耳朵。他的唇在她的颈项上鱼一般滑过。在她那衣服宽敞的胸脯上，他的嘴叼住她那微微颤抖的乳房。等到她鼻翼翕动，喉咙发紧，如幼鸟般呻吟，他便把她放倒在苜蓿紫色的花朵上和她做爱。九浅一深。如虎跃，似龙腾。凤凰栖梧，鸳鸯戏水。突然，一只蚊子在他屁股上狠狠地叮了一口。这让他精神涣散，阻挡精液的河堤随之土崩瓦解。叶子怡就是在那天晚上怀上了我的表姐。遵照爱情的契约，叶子怡在批斗大会上缄口不言。在那个年代，朋友可以出卖，亲人可以出卖，但性伴侣却不能出卖。出卖性伴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同归于尽。叶子怡决心慷慨成仁，但情歌王子却横插一腿，让爱情的悲剧故事演变成一出政治喜剧。谁也不再担惊受怕了，为了返城，女知青不惜被王红旗搞大肚子，然后再找一个情歌王子那样的公社社员。只是，情歌王子跟别的社员不同，他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叶子怡，而别的社员只想把自己的农村户口换成城邦户口而已。母亲，难道你没有听懂我们绿毛水妖的话吗？
万山红一把推开挡在身边的红桃K，把叶子青从被窝里拉出来，为他穿上大衣。他胡话连篇。他那滚烫的额头烘干了七条毛巾，但高烧一直不退。万山红不得不背着他，把他送到医院去。暴风雪像荒原狼一样嘶吼着。路灯全被暴风雪打碎了。街上漆黑一片。从大树上落下的枯枝败叶在万山红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她的双腿深深地陷进积雪中，每次拔出一条腿总是非常吃力。叶子青在她背上变得越来越沉。万山红摔倒了，整张脸插进冰冷的积雪中。可怕的暴风雪把路旁的大树吹得东倒西歪，一群无家可归的乌鸦在树枝上哀鸣。万山红挣扎着站起来，背着叶子青继续迈动沉重的步伐。焦急，伤心，悲观，失望……各种情绪乱草一般在她的心头堆积。
“你醒醒，”万山红说。“你不能睡着，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到医院了。”
那年冬天，在艳阳农场，万山红急性阑尾炎发作了。叶子青背着她，在大雪的夜晚奔跑。他滑倒在地，磕破了膝盖。他卷起裤管，趟过冰河。冰碴在他的腿上割出的伤口像鱼儿的嘴一样张着。他背着万山红跑了十五公里，终于到了阿干镇人民医院。医生说，如果再迟五分钟，阑尾炎就会要了万山红的性命。万山红想到这件往事就哭了。起初，她只是在抽泣，后来，她放声大哭。那哭声既像哀歌，又像劳动号子。那哭声既给她带来绝望又给她莫名的力量。医院的值班护士看到她的时候，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她让护士用一架推车把叶子青推进了医疗室，而她则坐在挂号处靠墙的长椅上，一只胳膊撑着扶手，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那根胳膊上，继续恸哭。值夜班的医生和那些被吵醒的病人都以为她的亲属去世了。几个好心的老人把她扶到医务室的火炉边，劝她节哀顺变。
一周后，暴风雪停歇了。窗户外面，太阳在召唤春天。一米厚的积雪迅速融化。叶子青躺在病床上，耐心地给万山红做着思想工作。
“亲爱的，我们的爱情是经过考验的，”叶子青说。“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必须离开。等这场反腐败的风暴过去以后，我就回到你身边来。”
随着暴风雪的消逝，万山红的心情也渐趋平静。
“好吧，”她说。“但你应该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
太阳变得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叶子青出院了。他和万山红手牵着手，在冒着热气的街道上步行回家，就跟艳阳农场那个初春的下午一样。那时候，土地在解冻，太阳的火炉烘烤着大地上的冰雪，一层雾潵状的水蒸气在冉冉蒸腾。叶子青和万山红手牵着手走在白桦林边的田野上，幸福得忘乎所以。那时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不复存在。被爱情滋润的心灵像植物的胚芽一样稚嫩和纯洁。
叶子青的食指在万山红的手心里又写又画，弄得她心里痒痒的。在没有人的巷子里，叶子青把万山红推进铁锈色的墙角，用牙齿咬住她的嘴唇。她疼，但她喜欢。他把右手插进她的棉袄，抚摸着她的皮肤。她的鼻翼在翕动。她的喉咙里发出小鸟待食般嘤嘤的叫声。她觉得自己快要酥透了。她觉得自己快要湿透了。
在接下来的路程中，叶子青和万山红失去了欣赏街景的兴致，虽然冰雪消融的西城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干净清爽和勃勃生机，虽然滨河路下边的河流碧绿如玉，虽然有无数的蓝尾喜鹊从一颗树跳到另一棵树，像国庆节晚会上演唱主旋律赞美歌的歌手一样，用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格赞美着行将君临的春天。叶子青和万山红急吼吼地赶到家里，渴望着一场透彻的床第之欢。但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他们却惊讶地站在门口，看见女儿把万山红积攒的成百上千个安全套吹成了气球。白色的气球堆满了整个房间。万山红在抽屉里找到了针线盒，取出一枚针，默默地把那些飘来飘去的气球一一扎破。孩子看到飞翔的气球像被射杀的鸟儿一样，哀伤地掉落在地面上，不禁伤心起来。不等父母的驱赶，她就钻进纸箱，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膝。这是她一贯表达伤心的方式。
“我要杀了她，否则，我会发疯的。”
万山红一边咒骂着，一边收拾那铺了一地的安全套。叶子青在壁橱那里，翻找着结婚证。红桃K一直在纸箱里蜷缩着，并开始瑟瑟发抖，似乎恐惧逐渐在她的心里取代了伤心。
叶子青手里捏着结婚证，绕过木床，走到纸箱前，用穿着皮鞋的右脚狠狠地踢了纸箱一下。红桃K一惊。她那瘦小的身体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哆嗦了一下。他觉得不解气，转身走进了厨房。红桃K稍微抬了一下头，眼光从遮住额头的浓密头发下试探性地张望着。叶子青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万山红还在用扫帚清扫地板上的安全套。红桃K一看到叶子青端着一脸盆水走过来，赶紧把头重又埋进膝盖。哗啦一声，一盆冷水泼在了红桃K的身上。叶子青把脸盆往三角木架上一扔，气呼呼地打开了窗子。一阵寒风吹进了房子。房子里的暖气在两天前就已经停止了供应。红桃K像一面插在高地上的旗帜，在寒风里啪拉啦地抖个不停。叶子青和万山红看都没看红桃K一眼，就拎着两个巨大的垃圾袋走出了房间。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啰嗦了大半天，苦口婆心地劝解两人不要离婚。直到下班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工作人员才想起自己还要到幼儿园去接孩子。他急匆匆地为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晚，叶子青乘坐末班车，逃也似的离开了西城区。当万山红从汽车站回到家里，看到被冻成冰块的红桃K时，她才想起叶子青没有和她做爱，没有给她播下一粒健康的种子。她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种种恼怒叠加在了一起，搅得她的心灵有些歇斯底里。她摔盆砸碗。她把叶子青穿过的衣服全都丢进了炉灶。她把她和叶子青的合影剪成了碎片。她踢打着躲在纸箱里的红桃K，仿佛红桃K就是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红桃K又冷又饿，终于昏迷了过去。但万山红对她毫不理睬。万山红像吃豌豆一样，把一瓶安眠药倒进嘴里，使劲咀嚼着，但却品尝不出任何滋味。“这一天好漫长啊，怎么就像过了一百年似的，”她躺在床上，一直想着时间的问题。后来，时间变得不是模糊了，而是更加清晰了。她看见时间从一种抽象的事物变成了一团不断生长变大的物质，黏糊糊的，像浆糊。她感觉自己掉进了这团黏糊糊的浆糊里，越挣扎则陷得越深，越深则越是浑身乏力，束手无策。
Ⅱ
我又一次看到母亲在哭泣。她呼唤着父亲的名字，一遍遍地亲吻父亲曾经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的那块手表，仿佛那块手表就是父亲的嘴唇。自从父亲走了以后，她每天晚上都要痛哭大约一到两个小时。一年以后，她把痛哭变成了祷告。面对水渍如画的墙壁，她祈求伟大领袖保佑，让那个红鼻子邮递员给她带来一封来自远方的信而不是满篇错别字的情书。自从跟那个二十岁的红鼻子邮递员见过一面之后，母亲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情书。起先，她像批改学生作文一样，用红墨水订正了所有的错别字，还把所有的感叹号换成了除感叹号之外的其它标点符号。等到第二天红鼻子邮递员又来给她送情书的时候，她会把昨天的情书交还给他并且郑重其事地叮嘱他：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一定要学好语文。一年以后，她对修改情书失去了耐心。当布谷鸟开始欢叫的时候，红鼻子邮递员在阿干河边第一朵盛开的野花上，烧掉了被母亲退还的三百六十五封情书。对着划过长天的雄鹰，他发誓要当一名诗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红鼻子邮递员把一首首稚嫩的诗歌塞进信封里，一如既往地来到母亲上班的小学送信。母亲在那些不加标点的诗歌里找不到一个错别字。她觉得实在没有退还的理由。于是，她把那些诗歌带回家来，扔得遍地都是。我的黑暗之海中就这样长出了诗歌的水藻。我在那诗歌的水藻中出没，身上挂满了五光十色的句子。需要等待好多年，或许我才会明白，那是我最初的审美教育，最初的文学启蒙。耽于幻想的性格也许就在那时养成。
母亲生气地质问我为什么要背诵那些肮脏的诗歌。我说那不是肮脏的诗歌，那是百合花般纯洁的诗歌，只有把天使的眼泪吸进钢笔才能写出那样动人的句子。母亲以为我中邪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她绝望的目光像鱼钩一样伸进我的眼睛，似乎想把藏在我身体里的魔鬼钓出来。很久以来，我只会垂头丧气地嘟嘟囔囔或者手舞足蹈地哇哇乱叫，纯粹是个白痴。而现在，她以为那些倒霉的诗歌把我变成了疯子。她无奈地摇头，沉重地叹息，最后竟伏在枕头上嚎啕大哭，表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噢，让伟大领袖去安慰那悲伤的女人吧，看来，红鼻子邮递员的诗歌只会给她带来毁灭。每当此时，我都会看到父亲在墙壁上窃笑。那是一种揶揄讽刺的笑。他的一个嘴角上翘，一只眼睛微闭。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把那张相片从玻璃相框中拿掉，既然她是那样恨父亲。在悲观绝望的时刻，我总能听见母亲的诅咒。她希望父亲死无葬身之地。我是个没有深仇大恨的人。人的世界对我而言是另一个世界。在那干燥的陆地上，每个人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些秘密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我是一头生活在水世界的绿毛水妖，借助梦游，我在夜晚的街道上寻找同类。每天晚上，当母亲发出哭哭啼啼的梦呓，我就从圣殿里钻出来，打开门，走下旋转楼梯，来到空荡荡的街道上，袖着手，踱着步，彳亍又彳亍，徘徊又徘徊。大约在子夜，一头接一头的绿毛水妖就从各个巷子里走出来。我们互挽着胳膊，一起转过铁锈色的街角，在镇政府门前的国旗下唱一曲走调的国歌，然后安安静静地来到广场上。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叠纸鹤，跳房子，捉迷藏，丢手绢，成语接龙……
一天晚上，二月的雪下得很紧。我在回家途中，遇见了一个披着一身白雪的人。他右手拎着一桶浆糊，左手抱着一沓诗稿，向我迎面走来。一股诗歌的味道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让我一下子就嗅出了他是谁。他就是红鼻子邮递员。他在我面前站定，伸长了鼻子像夜间动物一样在清冷的空气里使劲地嗅着。最后，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拍了拍我的脑袋。我从他手里接过那桶浆糊，跟着他，从一根电线杆走到另一根电线杆。我们用了半个夜晚就把整个西城区的电线杆全都贴满了诗歌。第二天晚上，我召集了西城区所有的绿毛水妖，跟随红鼻子邮递员，把诗歌贴到了每一个角落。我甚至爬上镇政府门前的那根旗杆，在国旗上贴了厚厚一层诗歌。连风都无法将那面国旗托举起来。在鲜红的国旗上，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大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惟一目的。整个西城区被铺天盖地的诗歌淹没了。
秘密警察全体出动。党的干部认为那些诗歌乃是反革命者的政治宣言或者起义前的信号。第三天晚上，我们绿毛水妖和红鼻子邮递员刚刚在广场上碰头，就被他们一网打尽了。其实，在被捕之前，我们都有预感，但我们对这个游戏玩上了瘾。从红鼻子邮递员让我贴在国旗上的最后一首诗可以看出来，他的预感最为强烈。当时，我庄严地从红鼻子邮递员的手里接过诗稿，攀上旗杆。在旗杆顶上，我借着路灯那昏暗的光线，把那首诗高声朗诵了一遍。我的朋友，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再见，我的祖国。我能对你说些什么？说春天的严寒？说枯萎的腊梅？不，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我们应该带着尊严离开，不是吗？旗杆下，那些绿毛水妖听到我的朗诵，都有些伤感。我们理解事物的角度与人类不同。我们并没有哭。我们绿毛水妖不懂得哭泣是怎么回事。
春天转瞬即逝。人们还没有从繁忙的革命工作中解脱出来去郊外的森林里踏青，炎热的夏天就来了。太阳炙烤着西城区，柏油路面上的沥青都熔化了。那些落在路面上觅食的麻雀被沥青粘住了翅膀，在行人脚下垂死挣扎，有些则被疾驰而过的自行车轧成了肉饼。人们踩着麻雀的尸体，纷纷涌进西城区民事法庭。法庭里，十一台临时安装的电风扇嗡嗡响着，仍然不能吹去审判长额头上不断冒出的汗水。旁听席上更是闷热难当，从各个单位调来的群众像被煮熟的龙虾，脸和脖子都变得红通通的。被告席上塞满了表情呆痴的小孩。红鼻子邮递员镇定自若地站在那群小孩的前面。从后面望去，他显得非常高大，像一座丰碑。红桃K用目光在旁听席上搜索着母亲。在倒数第一排右边第一个座位上，坐着母亲。她的脸没有朝向被告席。在她的身旁，一个政府干部模样的男人正用表演般夸张的表情吸引着她的目光。这副场景让红桃K黯然神伤。等到转过头来，她才发现审判已经开始。她聆听着审判长和红鼻子邮递员的对话。
“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写诗。我认为……”
“不要说‘我认为’。站好了！不要靠着那群白痴！看着法官！好好回答我的提问，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
“我想，写诗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准确回答！”
“我写诗。我认为……”
“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直接回答：你为什么不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你哪儿工作过？”
“我以前当过邮递员。”
“你的工龄？”
“大约是……”
“我们对‘大约’不感兴趣！”
“一年。”
“后来为什么不当邮递员了？”
“因为我开始写诗了。”
“那你的职业是什么？”
“诗人。”
“你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吗？”
“作家协会的会员是国家干部，不是诗人和作家。”
“谁承认你是诗人了？”
“没有人。那谁承认我属于人类的？”
“想要成为诗人？你没有上大学，没有接受教育……”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教育能教会人写诗。”
“那由谁来教呢？”
“我想……是神和我的心灵……”
“你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你的反革命罪行交代清楚！”
“写诗并不构成犯罪。”
“那你说，你那些所谓的诗歌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您为什么在说到诗歌的时候要用‘所谓的’呢？“
“我们把你的诗歌称作‘所谓的’，是因为对于那些玩意儿我们没有别的理解。现在，你好好解释一下，该如何评价你对我们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参与呢？”
“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仅是在一架机床和一具耕犁旁站立的姿势，它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劳动，它……”
“不要卖弄臭知识分子的漂亮话，关于你组织这帮白痴形成反革命集团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你还有什么辩解？”
“首先，他们不是白痴；其次，我没有犯罪。”
参加庭审的群众愤怒了，他们向红鼻子邮递员发出一阵阵“嘘”声。靠近被告席的几个中年妇女直接将口水吐到他身上。那群小孩的父母从旁听席上站起来，纷纷挤到原告席前。他们义正词严地指控红鼻子邮递员诱骗精神失常的少年儿童参加反革命组织，其罪大恶极。红桃K看到母亲向前迈了一大步，和那些吹胡子瞪眼睛的群众拉开了距离。红桃K满心期望着母亲能为红鼻子邮递员说句好话，没想到她指着红鼻子邮递员对法官说：“他还对我耍流氓，天天写流氓信，写了整整两年。幸亏他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审判，要不然我会疯的。
”噢，天啦，你听听，她这是在说什么，简直不可理喻。”
红桃K为母亲的这句话感到羞愧。
“从此以后，她那愚蠢而黑暗的心灵再也不可能得到我的宽宥，”红桃K在心里对自己说。
她的大脑被一团无名的怒火烧得稀里糊涂。
两名法警走了过来，把红鼻子邮递员押走了。刚才，法官的宣判红桃K竟然一点儿都没听见。从人们的激烈反应可以判断，红鼻子邮递员的反革命罪行成立。死刑还是无期徒刑？红桃K却不得而知。仿佛出于一种本能反应，她拔脚就走，紧跟在红鼻子邮递员身后。母亲扑过来，一把抓住红桃K的胳膊。她用力甩开母亲的手。母亲又一把抱紧她，向法官哭喊道：
“看看那可恶的流氓，她把我的白痴女儿骗成了什么样子！”
法官对母亲报以同情的一瞥。红桃K被母亲带到法庭外面。她和别的小孩依依惜别。她和他们一想起梦游时那些自由自在的夜晚，无不感到怅然若失。当然，对于红鼻子邮递员，他们只能祝他平安。他是一个好人。
母亲和那个演员一样的男人交谈了很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俩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同志啊，一张社会主义的单人床恐怕不能承担两个工人阶级的睡眠，”母亲说。
“没问题，同志，宁要社会主义的单人床绝不要资本主义的双人床，”
男人说。
“同志，那您觉得，在社会主义的单人床上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从今天晚上几点开始啊？”
“我认为，”男人略微沉思了一下说。“9点比较合适，同志。”
于是，母亲和那个男人握了握手，转身拽着红桃K急匆匆走到公交车站的站牌底下。乘上回家的公交车，红桃K的心情因为今天的审判而变得异常凝重。夏天的积雨云在高压电线上堆积。天气炎热，连麻雀都躲在屋檐下不敢出来，但大街上却热闹得仿佛在欢度国庆节。红桃K趴在车窗上，看着各个单位的职工在清洁工人的带领下，清除着遍布城邦每个角落的诗歌。经过镇政府大门时，从沙漠上刮来的血色沙尘暴已经遮住了太阳，一阵阵狂风把人们从墙壁上、电线杆上撕下的诗歌刮得漫天飞舞，那场景像是发生了一场蝗灾。一个胖如皮球的领导干部，在嘹亮的国歌声中，降下沾满诗歌的国旗，把一面新国旗升到血色的沙尘暴里。母亲在座位上站起来，向着国旗行注目礼，全然不顾豆大的沙尘吹袭着她的脸。礼毕，她那标枪一样的目光扎进红桃K的眼睛。过了半晌，她说：
“公安局送来的一根铁项链正在家里等着你呢。”
回家以后，母亲把一条更粗的铁链拴在红桃K的脖子上。红桃K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躲进纸箱里，开心地玩起了那条冰冷的铁链。母亲在房子里坐卧不安。她一会儿整整被子和床单，一会儿趴在窗户上向外瞭望半天。
“她在等一个人，”红桃K心想。“她那焦灼的模样活像那只被我撕掉了翅膀的豆娘。”
我从梦中醒来，看到朦胧的天光。两扇窗户被风吹得一开一合，每次开合都会发出哐啷一声。蓝色的天空和恰恰恰恰的雀叫声从窗户里灌进来，似乎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万象更新的世界。我浑身湿漉漉的，头发结成了冰。寒冷使我抖成一团。对于自己身处的这种状态，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我的意识还有些浑浑噩噩。我发现自己住在一个脏兮兮的纸箱里，身下铺着一层臭哄哄的破棉絮。我把结冰以后变得铠甲般坚硬的衣服脱下来，赤裸着身体从纸箱里站起来，想要走到窗户边看一看外面新鲜的世界。铁链拴着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脖子上拴一根拇指粗的铁链。我看见母亲躺在床上，就喊她来给我解铁链，但母亲睡得很沉，怎么喊她都不愿醒来。我必须自己来解决问题。我用双手抓着靠近下颚的两个铁环，使出全身的力气向两边拉扯。房子里越来越亮。我也不觉得冷了。拉扯铁环的运动使我暖和了过来。第一缕阳光照进了房间。那阳光像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心人把一筐鲜艳的玫瑰撒在了我的身上。这使我信心倍增。窗台上的那把钳子在阳光里熠熠生辉。我决定用那把钳子拧开铁链，但我距离窗户还有三步之遥。我站定身子，聚精会神，用目光死死盯住那把有点生锈的钳子。终于，钳子像一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动物一样，动了一下，然后向着窗台边沿缓缓移动。咣啷一声，钳子掉在了地上。我继续用目光死死盯住它，拖着它向我靠近。这把钳子让我耗尽心力。当我用目光把它拖到脚边时，我已大汗淋漓，几近虚脱。玫瑰色的阳光把整个房间照彻得金碧辉煌。我咬着牙，用最后一丝力气撬开了铁链。那铁链哗啦啦地掉在了地上，听起来像一去不复返的流水。我昂着头，扑到窗前。鲜冽的空气沁人心脾。善良的太阳离我不远，它伸出温暖的手来，抚摸着我的脸颊。“母亲，您看这世界多美呀！”我像个刚刚诞生的婴儿一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出门上班的人说说笑笑的，骑着自行车走在公路上。公路两旁的梧桐树上露出了一层浅黄色的嫩芽。麻雀像上学的孩子一样，唱着欢快的歌曲，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玫瑰色的阳光笼罩着这座生机勃勃的小镇以及小镇之外黄金般的沙漠。遥远的雪山仿如地球的栅栏排列在窎远的天边。穿城而过的阿干河粼光闪闪。从东城区的黄金岛上迁徙而来的白色候鸟在河流上飞翔。宽阔河流的另一边，黑色的堤岸上那一排整齐的白杨林闪耀着洁白的皮肤，像一群骄傲的裸舞者。“母亲，感谢您把我带到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我喃喃自语，想要张开双臂飞出去，在天空中低低地飞行，飞越西城区，飞越那道抵挡沙尘暴的高墙，一直飞过东城区，俯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门牌号码，向每一个女人送上我的祝福。我想飞越那河流，飞越那白杨林，在广袤的荒漠上和那奔腾的马群一起，或吟唱，或啸鸣。
“母亲，您怎么啦？您快醒醒呀，太阳已经升起在工厂水塔上啦。”
从那张小孩般的脸上，我能判断出母亲睡得很甜很香。我光着身子钻进被窝，和母亲睡在一起。我毫无睡意，但我喜欢自己的身体贴在母亲怀里的那种感觉。我睁着眼睛，看着光明退去，黑暗涌入，又看着黑暗退去，光明涌入。一天一夜很快就过去了。玫瑰色的阳光又一次铺满了整张床。母亲终于苏醒过来。不过，她被我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被子掀翻在地。我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床上。母亲用后背紧紧地贴着墙壁，用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观察一头富有攻击性的怪物。我害怕母亲的那种目光，那种目光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发生某种急遽的变化。我感觉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从毛孔里长出粗硬的毛发。我感觉两颗虎牙从嘴里长了出来，变成了一对獠牙，而我的尾骨也开始发痒，好像有一条又细又长的尾巴从尾骨上长了出来。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如果不是母亲最后撤开了她的目光，我想我会变成一只绿色的巨蜥。
“孩子，你听懂我说的话吗？”母亲问道。
我胆怯地点了点头。
“你……好了？”母亲继续问道。“你不傻了？”
我使劲地点头，强忍着不想让两滴大大的眼泪夺眶而出。
“噢，我的孩子……”母亲哭泣着，爬到床上，紧紧地楼着我。“原谅我，孩子，”母亲一边亲吻我的脸蛋，一边说。“你看看我对你都做了些什么。噢，孩子，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好过来了。”
我扬起头凝望着母亲的脸庞，小心翼翼地问道：
“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
“孩子，别再去想那些伤心的往事了，”母亲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地爱你。我要弥补七年来你失去的一切。七年啊，七年，漫长得像一辈子的七年。”
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闷热的天气像一个蒸笼，让人寝食难安。全球变暖、人口暴增、植被破坏（河流对岸那片茂密的白杨林被一座座化工厂取而代之）等等因素，加剧了城邦的热效应。晚报头条新闻报道说，本城已有十四人因气候炎热而死亡。那天晚上，万山红读完那则新闻之后，目光锁定了另一条新闻。
我市法院剑斩群魔
流氓集团覆巢而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法剑）自“严打”以来，我市公检法联合行动，组织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对刑事犯罪份子予以坚决打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杀人、放火、爆炸、强奸、抢劫、流氓、重大盗窃、拐卖人口、强迫和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制造贩卖淫秽物品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近日，“叶子青、刘艳梅夫妇流氓集团案”的告破与审理，说明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叶子青和刘艳梅夫妇与另外14名犯罪分子组成流氓集团，勾引社会上男女100余人，在其家中举办流氓舞会，教唆、诱发各种形式的流氓犯罪；肆无忌惮地强奸、骗奸女青年。该流氓集团经常男女数人群宿群奸，并教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他们搜集淫秽物品，大肆散播淫秽思想，腐蚀毒害青年一代，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叶子青和刘艳梅是该集团首犯，长期有业不就。两人先后与数十名男女乱搞两性关系，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中奸宿一室，交替性交，淫乱取乐。
我市法院以犯流氓、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教唆强奸罪，判处叶子青与刘艳梅夫妇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
第二天，万山红带着女儿去旅游。她想逃离西城区。旅游团一共三十五个人，全都是当年在艳阳农场的老知青。他们挤在一辆带风扇的大巴里，汗流满面，互相辨认，不断发出惊讶的叫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巴上的人们对于那件轰动全城的流氓集团案闭口不谈。这让她轻松了许多，于是话也就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则互不理睬，每人守着一个窗户，为能逃避那污染严重的城邦里发出恶臭的炎热而欢呼雀跃，为展现在她眼前的乡村景色而深深陶醉。在最后一排的窗户边，坐着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她认出了他。她认出了他与其说靠的是视觉，不如说靠的是嗅觉。她装得跟别人一样，没有跟他打招呼。在他身边，坐着他的儿子。那是一个表情阴郁的少年，黑框近视眼镜挂在一张面黄肌瘦的小脸上，让他显得有些老气横秋。大巴开动不久，少年便把小小的脑袋耷拉在胸前，沉沉地睡去了。
车窗外出现辽阔的荒原。远处的火车汽笛长鸣，但那不是一列运木料的火车。曾经在原野上仿若驻扎的军团般浩浩荡荡的原始森林早已被砍伐殆尽，变成了不毛之地。临近艳阳农场时，老知青们希望大巴停在记忆中的那片白杨林边，让他们在白杨林里缅怀一下流失的青春。但是，那片白杨林也不复存在了。人们怅然若失地从大巴里走出来。艳阳农场一片荒凉。麦子已经刈割完毕，板结的土地露出白花花的盐碱。拾麦穗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像灰不溜秋的土拨鼠，杵在地里观看着这一群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城里人。农场领导热情洋溢地欢迎昔日的拓荒者，但她感觉得出，大家的心里笼罩着凄凉的情绪。夕阳西下，乌云渐起，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感伤在万山红的心中萦纡，久久挥之不去。红桃K却快乐得忘乎所以。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与大地如此亲近。那个表情阴郁的少年和别的孩子一样，初次踏入这片陌生的环境，显得缩手缩脚，什么地方都不敢去。红桃K在田野里追逐着蝴蝶和蝗虫，有时候，她会停下脚步，喘息着，扬起头，在云层里寻找着唍啭啼鸣的云雀。老知青们来到曾经的那片白杨林，坐在树墩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空气变得异常沉闷。孩子们站在父母身边，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摆脱了城邦的闷热，却摆不脱从城邦带来的烦躁。天空中的乌云让黑夜提前降临。
“后来我还经常梦见老班长哩，”万山红说。
好几个人附和说他们也经常梦见老班长。
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夜幕降临的孩子们都有些害怕，他们催促自己的父母赶快回到农场招待所去。晚上十点，万山红催促女儿就寝。红桃K闭上眼睛假寐。万山红熄了灯，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红桃K听见她走下楼梯的脚步声，就从床上下来，穿好了衣服。晚饭前的那一阵暴风雨掀起一股浓浓的土腥味在夜气里弥漫。月辉照得大地一片明丽。寥落的星辰垂挂在荒原与天空交界的远方。在那里，夜行的火车发出的一声汽笛似乎在告诉万山红，那出门在外闯荡多年的男人很快就会从铁轨上跳下来，走过这片落满月光的荒原，来到她的面前，她会像个不相信奇迹的女人一样，心慌意乱地站在篱笆后面，看着男人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不知道该是咒骂他好呢还是爱抚她好呢。万山红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门口伫立了很久，直到火车的汽笛声被荒原吸收得没有一丝声响的时候，她才像猛然记起什么事似的，举步走向那片只剩树桩的白杨林。很远，她就看见一个人，真的很远，那个人影影绰绰的，但她的嗅觉告诉她，那是谁。
“你……在忏悔？”她问道。
那人凝视着万山红的眼睛说：
“不，我在等你。”
寂静的荒原，每一只萤火虫飞过去都能听见它那坚硬的翅膀微微振动的声响。
“你……真的没有忏悔过？”万山红继续问道。
“是的，我和乌托邦里所有无神论者一样，从来没有学会忏悔，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犯罪。”
“你也没有学会道歉。”
“对于我们那天晚上的约会吗？”
“不仅仅是那天晚上的约会。”
“你是说……我们的爱情？”
“如果真有爱情的话。”
“那天晚上九点之前我被捕了。”
“为什么？”
“有人举报说，我和那个反革命诗人是同党。”
“同党？”
“我散发过他的诗稿。”
“你认识他？”
“不认识。那时候我患上了夜游症，每天凌晨都会在城邦里游荡。我捡拾那些被风刮在地上的诗稿，然后带回家去阅读。我喜欢那些诗歌，于是就把那些诗稿散发给我认识的人。”
“谁举报了你？”
“我妻子。我被秘密审判后关押了五年。”
“原来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
那次旅游回来不久，母亲就跟王红旗叔叔结婚了。按照风俗，二婚是不举办婚礼的，但那帮曾在艳阳农场“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们还是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晚会。他们在那枯燥乏味的西城区实在找不到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那年的“秋老虎”来的特别暴烈，挂在“老知青”饭店门口的温度计比在三伏天还要高出好几度。“老知青”饭店的胖子老板打开了所有的风扇，拒绝了所有的顾客，腾出宽敞的空间让这个老知青的晚会显得气派庄严。我记得，那天晚上，王红旗叔叔拉着手风琴为母亲伴奏。母亲一连唱了好几首情歌。最后，所有的老知青都跟着母亲唱了起来。所有的老知青都哭了。在我听来，那并不是一首多么悲伤的歌曲，可是，所有的老知青都哭了。以我当时的年纪，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或许，他们丢失了一件极为珍贵的东西。王红旗叔叔的儿子坐在我旁边，一看到大人流泪，他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他那副黑框眼镜的镜片很快就被眼泪浸淫得像秋天的大雾一般。他小小年纪，究竟丢掉了什么？
母亲结婚以后，我跟着母亲搬到了王红旗叔叔的家。搬家那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我觉得那是我展开流浪之旅的第一天。从那天开始，我将会离家越来越远。王红旗叔叔的家是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很小很阴暗，一张松木餐桌和四把漆成红色的小椅子就能挤满整个空间。王红旗叔叔和他的儿子王红军住在进门靠左的房间，我和母亲则占据了王红军原来的卧室，为此，王红军愤愤不平并且闷闷不乐。他像个抵抗入侵者的野狗一样，一看到我和母亲，眼睛里就燃起复仇的火焰，那火焰长时间不易消退，我担心他那瓶底似的眼镜片会从他鼻子上熔化掉。我和母亲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钢丝床和一个颜色发暗的衣柜。这两样东西挤在卧室里让人胸口发闷，不过，窗户底下倒有一小块空地，每天晚上，我就打一个地铺躺在那里睡觉。我们居住在八楼，目光穿过窗户就能看到广阔的天空。晚上入睡前，我喜欢卷起窗帘，让蓝色的月光洒满我的脸。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我就数那永远也数不完的星星。那段时间，我认识了许多星座，大熊星座啦，人马座啦、猎户座啦……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不是那蓝色的月光和永远数不完的星星装饰了我的梦境，我相信自己会彻夜被恶梦缠绕。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恶梦呢？我想，我会在梦里被魔鬼的咒语变成一个绿毛水妖，从此丧失人类的语言，生活在污浊的水沟里，随着夏天的到来，我这绿毛水妖的身上将会长出葳蕤的水草，起先，从化工、制革、电镀等行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喂养着我身上的水草，最后，我身上的水草就会以我为食，将我慢慢吞噬。
“感谢月亮和星星。”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对母亲说，“我真的很幸福，母亲，你呢？”
“我也很幸福，”母亲摘下她的眼镜，一边熄灯，一边说。
这种幸福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在我的心中冲荡。我在那天晚上失眠了。为了不吵醒母亲，我安静地躺着，睁着眼睛数星星，没有翻来覆去地弄出声响。大约过了半小时，母亲从床上轻轻地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卧室。门像叹息了一声似的，闭上了。不久，对面卧室的门也发出了一声叹息。随后，整个房间变得寂静无比。我有些困了。我正要入眠，门外却传来母亲的呻吟声。我以为母亲哭了，便一骨碌爬起来，轻轻拉开门。靠近厨房的厕所里亮着灯。从厕所门上面的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照得客厅分外明亮。我看见王红军和我一样扒在门边上朝着厕所张望。母亲叫得更凶了，但那叫声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很清楚，她的嘴是被毛巾蒙上的。我的心里非常害怕，不知道王红旗叔叔把母亲怎么了。为了不让大人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我和王红军心领神会地对望了一眼，各自轻轻地掩上了门。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母亲都要在半夜里悄悄起床，跑到厕所里叫上好半天。我和王红军则扒在两边的门口，用眼神交流我们共同的忧虑、疑惑和恐惧。我想，我俩的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白天吃饭的时候，我俩坐在餐桌两边，虽然缄默不言，但眼睛可以说话。我在他的眼睛里再也没有看到过仇恨的火焰。
真正让我和王红军结成同盟，还得等到初二那年的暑假。母亲在那个暑假非常繁忙，她原本许诺说要带我去东城区那边的海边旅游，但她带的那一级应届班面临着毕业升学考试。她不得不放弃旅游计划整天去为学生补课。王红旗叔叔在一个化工厂当技术工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工厂濒临倒闭，许多工人都已经下海经商去了。王红旗叔叔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总觉得自己一离开，工厂就会倒闭。在工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反而加班加点地工作，虽然工资还像十年前一样少得可怜。他甚至连钓鱼的爱好都放弃了。那根鱼竿丢弃在阳台上，逐渐蒙上了一层红色的铁锈。
大人们去上班去了。我和王红军就被锁在家里。母亲说，社会治安很乱，到处都是抢劫犯啦杀人狂啦人贩子啦什么的，小孩子在外面很不安全。这我知道，我们班有个女生失踪半年，等公安人员找到的时候，她已经被人贩子卖到东城区给一个四十岁的老板当了老婆。我知道母亲并不是在吓唬我们。我和王红军心甘情愿地被关在家里。客厅里的电风扇呜呜地响着，却丝毫不能驱散天气的燠热。我关上卧室门，扔掉那身白色连衣裙，一丝不挂地靠着窗户，渴望有一丝风吹来，拂去我满身的汗水。但是，整个世界纹丝不动，沉重得就像一块生铁，根本不会裂开一丝缝隙让世界之外的风漏进来。我只好穿上裙子，来到客厅，和王红军一起守在电风扇下面。王红军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从他的脊背上、胸脯上和肚子上汇聚成河流般的汗水浸湿了那条红色短裤。整整一天，我和王红军被空虚和无聊弄得头脑昏沉。第二个同样燠热的白昼逼迫得我和王红军不得不守在电风扇下面。空虚和无聊弄得我极度绝望。我望着阳台上的玻璃长方体，对那两条懒洋洋的金鱼羡慕不已。我说：
“我们能不能钓钓鱼？”
“去哪儿钓鱼？”王红军翻开眼镜片后面昏昏欲睡的眼睛说。
“就在这儿。”
“家里？”
“是的，就在家里。”
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完话，然后从阳台上捡起那根钓鱼竿，朝王红军晃了晃自己瘦弱的身体。他变得兴奋异常，赶紧钻进厨房，取出半个馒头作鱼饵。我们坐在电风扇底下，轮流垂钓。那两条金鱼被我钓上来又放回去，直到它们的嘴被鱼钩扎出无数的小孔疼得再也咬不住鱼饵为止。
“我们为什么不去钓猫呢？”
我突发奇想地说。
“钓猫？”王红军那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对呀，”我说，“楼底下不是有许多流浪猫吗。”
我把母亲缝衣服的棉线接在钓鱼线上。下午，那些在树下睡觉的猫忍受不了饥肠辘辘的折磨，开始放大瞳孔，到垃圾桶里去觅食。我趴在窗台上，垂下鱼钩，鱼钩上别着一条被当作诱饵的金鱼。一只花斑猫从垃圾桶里窜了出来，像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欢呼一声，扑向那条蹦乱跳的金鱼。它真是兴奋得过了头，竟然囫囵吞枣般吞下了那条金鱼。我开始收线。花斑猫尖叫起来，但逃跑显然已迟。它的身体脱离地面，向着八楼缓缓上升。也许是恐惧压过了疼痛，它停止了尖叫，用一双困惑的眼睛凝视着离它越来越远的大地。鱼钩刺穿了花斑猫的上腭。我把鱼钩解下来。花斑猫甩了甩头，一串血滴溅上我的白色连衣裙。我很恼怒，一巴掌把它打落在地上。
“杀了它，”王红军说。
那只花斑猫像是在冬天的雪地上被冻着了似的，抖得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不，”我说，“给它打针。”
王红军心领神会。他跑进他和他父亲的卧室，返回时手里捏着一支针管。针管里吸足了水。
“你压住它，”我说，“我来打。”
王红军戴上帆布手套，压住了花斑猫的头和身子。我把针头插进它的皮下开始注射。花斑猫发出凄惨的叫声，而我和王红军则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快感。我俩相互看了一眼，发现彼此的脸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给我吧，我压着，你来打一针，”我说。
听着花斑猫凄惨的叫声，我觉得自己的下身像一朵被唤醒的玫瑰，逐渐绽放，露出柔软、湿润的花蕊。那花蕊散发着阵阵清香。一种渴望被舔舐被抚弄的焦灼炙烤着我的心。当我凝视着王红军的时候，我分明觉得自己的眼睛里释放出一股柔情蜜意。那股柔情蜜意与王红军眼里射出的烈火熊焰交汇在一起，呈现出胶着状态。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他开始拥抱我，抚摸我。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他掀开我的裙子，脱下我湿漉漉的内裤。我躺在水泥地板上，酥软得像一滩肉泥。他的中指插进了我的身体。那么坚硬的中指，让我疼。后来，他脱下短裤，露出他中指粗的阳具。我把两腿叉得更开了，一只脚碰到了那只蜷缩在墙角的花斑猫。王红军跪在我的两腿之间，撩起我的裙裾，像在生物实验课上一样，观察着什么。无以名状的羞耻感从我的心中升起来。我夹紧了双腿，他又用双手使劲撑开，并俯下身子。他压在我的身上。我感到胸闷，左边的乳房被他压着，开始隐隐作疼。在我的下身，我感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猛地戳了一下，就像蝴蝶用嘴采花粉那样，随即，那个坚硬的东西喷出一股热乎乎的液体并很快就变得软塌塌的。起风了。一阵阵清凉的风从窗户里灌进来，使我发胀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醒。刚才那无以名状的羞耻感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清晰到肮脏的程度。突然，我哭了。王红军惊慌失措地站起来，拉起溜在腿弯里的短裤，跑了。我听见对面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发出巨响。他显然比我还要惊慌。
游行的队伍塞满了街道。万山红在飘满天空的旗帜和传单下穿行。嘹亮的政治宣言像受伤的翅膀挂在高高的天上，俯瞰大地的荒凉。她以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梦。
昨天晚上，她梦见王红旗走在阒无人迹的工厂里。人都到哪里去了？王红旗绕过苔痕斑驳的车间大楼，来到楼后的那片小树林。梧桐树叶在风中飘落。秋天还没有到来，但有人却从地下室里运出绿色的收割机。那广袤原野上尚未成熟的麦子就是被他们割掉的。那梧桐树上碧绿的叶子就是被他们割掉的。无耻的杀伐者。谁曾说过，是人终将被偷猎，是原野终将被殖民？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在梧桐树下，伸出双手，去迎接随风飘落的红色树叶。那女人是谁？是万山红自己吗？女人慢慢转过身来。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背景回荡的音乐，舒缓，悠扬，有着淡淡的哀伤。女人脸色苍白，似乎整整一个时代的疾病侵入了她的身体。女人的眼睛空洞而绝望，饱含着泪水。这泪水让王红旗肝肠寸断。女人站在梧桐树下，伸出双手，去迎接那随风飘落的红树叶。王红旗突然伤感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风中掩面哭泣。当他松开双手，发现女人消失了，只有满天红叶在飞。一个黑衣人从远处的小径走过来，诡异地说：
“你该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命令你，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可我在等待我的妻子。她病了，需要我来照顾。她需要我的骨髓和血才能活下去。”
王红旗恳求那个黑衣人，焦急得快要哭出声来。
“不行！”黑衣人斩钉截铁地说。
王红旗无限悲伤地离开了。他暗下决心要去远足，以便忘却这里的痛苦。一走出树林，他就看见两个人迎面走来。那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工友海子和顾城。他生气地质问道：
“作为天才，你们不在宿舍里好好写诗，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珍惜你们的才华吧，你们生来就是写诗的，你们要写下最优美的诗歌用来赞美我们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领袖死啦！”海子和顾城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我们伟大的领袖死啦？”
王红旗瞪大了眼睛，对这个消息满腹狐疑。
“喏，伟大的领袖真的死啦……看我们手中的传单，宣布领袖死亡的传单，我们要赶去广场，告诉人民，领袖真的死啦，”海子对他说。
王红旗看见海子和顾城的手中捏着厚厚一沓五颜六色的传单，他们的帆布挎包也被传单塞得鼓鼓囊囊。
“好吧，”他说，“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去告诉人民，我们伟大的领袖死啦。”
他们三人加快了步伐，向广场走去。广场上人头攒动。他们爬上纪念碑的座基，向人群撒出一把又一把传单。人们纷纷伸出手来，在空中抓取那些被风吹起的传单。有个女人指着他们，突然喊道：
“骗子！他们是骗子！我们伟大的领袖没死，我们伟大的领袖是永生的！”
人们全都停下来，眼睛齐刷刷射向他们。王红旗有点心虚，毕竟，伟大领袖的死亡并非他亲眼所见，但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故作镇定，拍着胸脯说：
“我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伟大的领袖死啦，伟大的领袖确实死啦。”
接下来，是一大段冗长的论辩。海子和纪念碑下的女人一阵唇枪舌剑。突然，一队军人冲进了广场。他们绿色制服上金黄色的绶带晃动着一排金光闪闪的流俗，宽宽的皮带扎在腰里，把他们肚子上的赘肉挤得东一堆西一堆。军人挥舞着冲锋枪，粗暴地闯入人群。人们四散奔逃，来不及逃走的人被打得血流满面。一个络腮胡子的军人冲上纪念碑的座基，逮住了海子和顾城，但却只看了王红旗一眼，根本就懒得动他一指头。军人把海子和顾城塞进一辆装甲车。那辆装甲车呼啸着离去。王红旗追着装甲车奔跑。跑啊跑啊，在转过一个弯道时，装甲车停了下来。王红旗喘着粗气跑到装甲车前面一看，只见黑压压的大学生，手臂挽着手臂，喊着嘹亮的口号，将装甲车团团包围。一名军官掏出手枪，指着海子的脑袋说：
“别过来，谁再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他。”
大学生们停下了脚步。几个女生开始啜泣，慢慢的，哭声一片。王红旗看见那名军官持枪的手慢慢垂下。
“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他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之地……”
大学生们朗诵着海子的诗句，群情激奋。军人被这个场面深深打动，流出了眼泪。那名军官刚刚伸手抹去眼角的一滴泪水，又有一队军人冲了过来。冲锋枪的枪托雨点般落在大学生们的身上。男生拉着女生的手，躲避着军人的暴打。一个女生的眼镜掉了。万山红站在慌乱的人群中，举着双手，像一个做礼拜的穆斯林女人，双手撒开，把头抬向天空。没有人知道万山红看见了什么，也许天空中出现了启示的幻象，但真的没有人知道万山红看见了什么。枪托落在了女生的脸上。鲜血蒙住了万山红的眼睛，而万山红依旧像个礼拜的穆斯林女人，双手在风中撒开，高傲的头颅扬向天空。
王红旗的内心充满了恐惧，跟随几个大学生转身就向一条巷子跑去。道路一片漆黑。军靴在身后追赶，踩得泥泞的路面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手电筒射出的一道道直线光在他身后晃动，借着这光，他能看见自己慌乱的脚步踉踉跄跄，险些摔倒在泥泞之中。路的两边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王红旗冒险向右边跳去，“咕咚”一声，跳进了一片沼泽地。他从沼泽中费力地拔出脚来，吃力地前进。无数军人举着手电筒，从路上冲过去，他看见手电光照到的地方，正是那堵抵挡沙尘暴的高墙。几名大学生背靠着砖墙，被手电光笼罩着，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一名军人拔出手枪，一边宣布伟大领袖“杀无赦”的法令，一边在每个大学生的脑袋上开了一枪。另一名军人走上去，翻了翻每个人的眼皮，以确证他们是否完全死亡。一束手电光打在两名死者的脸上。王红旗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是海子和顾城的脸。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没有叫出声来，心里既害怕又悲伤。
军人走了以后，世界突然变成一种无比巨大的空寂。王红旗拖着湿漉漉的身体爬上路面，走近砖墙。他顺着墙根摸索，居然找到了一个仅容一个人爬进去的地洞。好深的洞啊。他在墙根下的地洞里匍匐前进，爬了很久。他的肘部和膝盖磨破了，流着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爬出了地洞。一条大马路横亘在眼前。他拍干净身上的泥土，搭上末班车，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躺在沙发上，抽着烟，缭绕的烟雾蒙住了妻子忧伤的眼睛。两个孩子——一个是他儿子另一个是妻子的女儿——挤坐在一张板凳上，屁股紧挨在一起。他仓惶而入显然是惊吓到了他们，破坏了家里宁静的气氛。妻子和两个孩子用惊异的眼神看着他，仿佛他是个私闯民宅的陌生人。他做了个无奈的手势，走过去坐在妻子身旁。妻子已经人到中年，眼角堆起一道道深深的鱼尾纹。妻子的眼睛盯着那台十四英吋的黑白电视，对他不理不睬。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有关纳粹德国的电影。纳粹德国。一对中年夫妇在宽敞的客厅里与一名黑衣女子低声交谈着什么，他们不时抬起麋鹿般警惕的眼睛望望窗外。黑衣女子是那房间的主人，她收留了那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是同党吗？是秘密抵抗组织的成员吗？王红旗还没有搞清剧情，有人就敲响了黑衣女子的家门。黑衣女子打了个冷战，手忙脚乱地用一块大黑布将中年夫妇笼罩起来，把他俩推向墙角，像推着一口蒙着黑布的棺材。几个穿着雨衣戴着礼帽的男子撞开了门，闯进了客厅。他们是盖世太保，从他们凶恶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性格。黑衣女子冲上去，打着激烈的手势，低声下气地向盖世太保解释说自己是个守法的公民，决不会窝藏罪犯。有一个盖世太保指了指墙角的黑布问道：
“那里面是什么？”
“那里面有两头狼，”黑衣女子回答说，“我丈夫昨天去狩猎时逮住的。”
黑布下，中年夫妇探出脑袋，学了两声狼叫。盖世太保相信了，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搜查。他们走了，临出门时，还优雅地摘下礼貌，向黑衣女子道歉说打扰她了。黑衣女子关上门，转过身来，看见中年夫妇已经从黑布里走了出来，正探头探脑地朝窗外张望。黑衣女子慌忙从宽大的衣袖里抽出双手，粗暴地按在中年夫妇的头上，直到把两人按倒在地才住了手。盖世太保的背影在窗外消失了……
王红旗转过头，看着妻子那双忧伤的眼睛说：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一帮像盖世太保那样的人敲响咱家的门。”
妻子听了非常害怕。两个孩子则吓得抱作一团。他看见妻子和两个孩子用责备的甚至是愤怒的眼睛盯着他看了许久。那眼神能够杀人。
“如果有警察来找我，就说我最近一直呆在家里研究唯物主义哲学……”王红旗说。“就说我连半只脚都没有跨出过家门。”
像是在梦里一样，万山红被人流裹挟着穿过大街。万山红想：我必须回到家里用冷水洗洗头发以便头脑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激烈的辩论和热烈的口号不绝于耳。打倒……打倒……万山红竟有一种年轻的亢奋在体内涌动。反抗者之成为反抗者，不是时代使然，而是命运成就。万山红的父亲当年是这样说的吗？反抗者承担着悲剧的命运，也即：要么被自我的野心推向偶像的祭坛成为神弑的羔羊，要么在断头台上接受群氓的参观成为弑神者的盛宴。万山红终于挤到广场上。那个正在发表演说的人吸引了她的目光。那个人很像王红旗，他左手持着铅色的扩音喇叭，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那副革命者的姿态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遥远的革命时代。那时候，万山红作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态，想要打破旧世界，结果却被旧世界的尘埃掩埋了青春。可怕的年轻！那时候，父亲还没有被揪出来批斗。父亲看着她身穿旧军装胳膊上缠着红袖箍的样子，对她的革命行为嗤之以鼻。在更早以前，父亲作为一名大学生，也曾上街游行，并被军警打得头破血流。万山红想：“如果父亲还活着，如果他看到这个场面，不知会作何感想。”年轻的革命者终将被利用，并且，终将付出血的代价。这是命运的轮回。历史也曾一度向野蛮倒退，而这，正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之所以根深蒂固的原因。当万山红不再年轻的时候，她便时常想起父亲说过的这句话。今天，这句话犹如谶言一般重又浮动在她的耳际，使她心神不宁。
万山红回到家里，看到房子空空如也。她接了一盆冷水，但却忘了洗头。她的右眼皮开始剧烈地跳动。这让她的心情变得极为慌乱。那年她被红卫兵战友们开除的下午，她的右眼皮也像现在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跳得她心慌意乱。她拖着孤单的影子，穿过长长的街道，来到河岸边。还没有来得及“串联”去黄金岛上朝拜伟大的领袖，就被踢出了革命的队伍。她委屈，她怨恨，她觉得生命的意义应该到此为止。但是，她对自己说，不，我不仅仅要和当了反动派的父亲划清界线，而且还要和同学们一起批斗他，以洗清自己的出身。万山红扔出一块扁平的石子。那块石子在河流阴郁的表面没有跳跃起来就被河水吞没了。她返身向城邦走去，沙砾遍布的河岸上留下一个孤独的影子。在长长的街道上，她奔跑起来，一种由心底升起的崇高感让她的奔跑坚定而有力。“我要杀了父亲，”万山红心想，“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卫兵，一个伟大领袖最最喜欢的红卫兵。”父亲以前执教的大学靠近火车站。火车站广场上耸立着伟大领袖的大理石塑像。他老人家伸出右臂，展开宽大的手掌，似乎要为那在他脚下摩肩接踵的红卫兵们一一摩顶。那全都是去黄金岛“串联”的红卫兵。伟大领袖就居住在黄金岛上。“我也要去，”万山红心想，“明天我一定要去。”但是，眼下，她要找到父亲，和他清算一笔阶级旧账，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获得前往黄金岛朝圣的资格。一个月前，万山红和红卫兵战友一起，把父亲关押在文科楼后面的一间图书馆里。浓密的树林包围着图书馆。以前，万山红经常在图书馆里玩耍。一排排巨人般的书架矗立在阴暗的房子里，陈年油墨的味道和纸页发霉的味道以及尘土飘起的味道混杂一起，让她头脑昏沉。她像只被这些气味灌醉的松鼠一样，摇摇摆摆地走在那一排排的书架中间。父亲在靠窗的书桌前读书或写作。下午的阳光像铁器上的锈斑一样，慢慢长在父亲的脸上、书桌上和他面前打开的书本上。许多年以后，那些铁锈色的午后时光在万山红的记忆里堆积成一座巍峨的城堡，城堡里设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审判庭，法官的座位形同虚设。她既是原告又是被告还是法官。在那铁锈色的城堡里，她把自己的灵魂钉死在道德法典的扉页上。
天已经黑了。清凉的夜风在黑暗的房子里回荡。万山红一直枯坐在床头，忘记了开灯。隔着几排楼房，从大街上传来一声枪响。那枪声极其沉闷。枪声，永远是这样沉闷，像野兽极不情愿发出的一声叹息。枪声召唤鲜血，这是永恒的定理。血，那年夏天永不凋零的血。女儿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房间。她竟然忘记了关门。那是失神的一天。右眼皮的跳动让她的思维陷入停滞状态。女儿闯进来的时候，她发现右眼皮不跳了。
“妈……”女儿说，“王红旗叔叔被子弹打中了。”
子弹。一粒子弹射进了王红旗的腰椎。许多年前的那粒子弹呢？那粒子弹从万山红手持的步枪枪管里飞出来，飞向了哪里？万山红不记得了。她真的不记得？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在那充满死亡气息的图书馆，父亲被一层厚厚的铁锈包裹着，像一粒伤心的子弹。厚厚的铁锈，比手术门把手上的铁锈还要厚零点零一寸。医生推开门，从手术室里走出来。那铁锈开始纷纷脱落。医生用右手高高举起的钳子夹着一粒金属。那金属沾着黏糊糊的血。是黏糊糊的血而不是铁锈，让人看了就恶心得想吐。医生在她面前晃了晃那粒金属，语重心长地说：
“估计他要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
那天晚上，王红军失踪了。失踪。对，人们用的正是这个字眼。失踪。但我不相信他会失踪，凭直觉，我认为他选择了一种神秘的方式与我保持距离，不远也不近，伸手可及却又触摸不着。他有可能会钻进一只猫的身体，在我家楼下徘徊，然后被我钓上来，被我用针管扎进他的皮下脂肪，把凉水注射到他的身体里。他在猫的身体里喊叫。他在猫的身体里哭泣。他会用这种方式表达忏悔。他用这种忏悔对我施虐。我早就应该觉察到这一点。自从那天钓过猫以后，他就开始对我避而不见。有理由判断，自那以后，他就开始预谋，因为时机未到，他只把自己关在那间卧室里，从不露面。母亲说，他肯定是患上了自闭症。自闭症？在那个年代，可是个新鲜的玩意。我也会玩自闭症。我们这整整一代人，都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我们从一出生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即使是在节假日，我也不会跟着母亲和王红旗叔叔去逛公园。我会一个人呆在我和母亲的卧室里，趴在窗台上钓猫。猫们变得越来越精，但我的钓猫技术也越来越娴熟，每次垂钓，我都不会失手。我怎么能允许自己失手呢？我要把针管深深地扎进猫的身体，让它尖叫。我要让王红军知道，随着这一声声的尖叫，我的下身变得无比湿润，我那粉红色的性器绽放出一朵玫瑰。那玫瑰如聋子的耳朵一般聆听着王红军的呼吸和喊叫。王红军，你不出来是不是？你想逃避是不是？你这蠢猪，你只会把自己混淆在那些永远不会成为统计数字的失踪者中间，用一种神秘的隐身术让我无迹可寻。你能躲到哪里去呢？不就是猫的身体嘛。难道你会变成一头绿毛水妖不成？难道你会永居在被污染的河流、地下排水管道或者公园里长满水藻的池塘里不成？我也会变成一头绿毛水妖，潜入水世界，去寻找你的下落。
自从母亲搬到王红旗叔叔的房间以后，我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子夜，乘着母亲和王红旗叔叔熟睡的时候，我变成了一头绿毛水妖，从家里溜出来，在大街上游荡。我身上发出腐烂的味道。这是一头绿毛水妖的味道。无数的流浪猫从地洞、垃圾箱、木料场或其它不为人知的地方窜出来，在大街上排成整齐的队列。我对它们逐一检查。我用绿毛水妖的语言对他它们说话，企图把王红军从某一只猫的身体里呼唤出来。他显然不在猫的身体里。猫的身体是他白天的居留所，而到了夜晚，他就躲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走遍了每一条街道。昏黄的路灯下面，我遇见过几只叫春的流浪猫。它们都曾被我钓过。从它们嘴唇上的伤痕可以看出，它们曾不止一次被我从地面钓到八楼。猫和人一样，对痛苦的记忆最为深切。它们远远就闻到了我身上没有完全退化掉的人的气味。当我在它们的视野中刚一现身，它们就惊慌地逃窜。它们那夹着尾巴贴着墙根下的阴影瑟瑟发抖的样子如今想来都会令我忍俊不禁。
在戒严令没有解除之前，我敢确定，只有我这个绿毛水妖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城邦里。主干道上的路障还没有清除。巡逻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从路障前面走过。他们的军靴踩在地上，发出单调的响声。秘密警察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撬开平民家的门。有人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持枪的人正在他床头站着。
在这布满天罗地网的城邦里，我想不出来王红军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失踪这个词语也能成为一个空间的话，那他就一定躲进了这个空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我在公园的椅子上坐下来，想象着失踪这个空间可能的样子。那该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要么灼热得像火炉，要么寒冷得像冰窟。它不仅无限广阔，而且被一种玻璃质的东西完全密封。每一个被政治的病菌侵害的肉体，都会通过一道只进不出的阀门，塞进这个空间里。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备受煎熬，却永远无法逃离。他们在这个空间里愤怒而绝望地观望着外面的世界上——阴谋家成了伟大的领袖整日在电视新闻上发表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演讲，刽子手佩戴勋章参加一个又一个国庆大典，叛徒们召开群众集会为无名战士的纪念碑敬献花环……可是，我们却看不见那些失踪者。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只言片语。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痛苦表情。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尽管我变成了一头绿毛水妖，从人类世界逃逸出来，但我还是感到恐惧。我害怕漫漫长夜到了尽头。我害怕自己从绿毛水妖变回人。我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为一个失踪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开了街心公园，走进一条深深的巷子。叫不上名字的小飞蛾疯狂地扑向路灯。它们明知道那路灯的名字叫死，但他们仍旧奋不顾身，像是战场上的一群政治机器。我站在路灯下，看飞蛾的触须怎样被它们自己碰折，看它们的翅膀怎样被路灯烤焦。这一奇妙的景观，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在深夜游荡的目的。绿毛水妖其实是一种易于健忘的生物。如果不是有人在巷子尽头出现，我想我会仰着头一直到天明灯熄。
那是一对中年夫妇，知识分子模样，没有任何行李，但怀里抱着书稿。我想那是他们耗尽心血的著作。他们在门洞里躲了一会儿。我听见关门上锁的声音。从他们那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可以判断，他们可能是一对逃亡者。既然是逃亡，为何要关门？反正那个家再也回不来了。可我想，人人出行，关门上锁，只是习惯使然。他们离路灯越来越近。我看清了他们的长相。男子高大清癯，腰背挺得很直，微微扬起的脸上带着悲天悯人的表情。女人清瘦，气质高雅，腾出左手紧挽着男子的胳膊。我看到了他们近视眼镜后面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深沉的目光，那深沉的目光像大海一样，能将人间的一切苦难吸收殆尽。我跟随他们，走出曲径通幽的巷子。一轮圆月停在大河之上。默然无语的大河静静地流淌。他们在岸边相互依偎，望着水面上那空房子一样的月亮，伫立了很久。他们的背影被月光映得发虚。后来过了好多年，我还是不明白那天晚上的月亮为什么会那么大，大的就像一座荒凉的宫殿。他们要是能逃到月亮里面去就好了。当时，我望着他们背影，一直都在这么想。后来，我看见他们相互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走下河岸，向着月亮走去。我想，那月亮将会成为他们美丽的家。逢年过节，我会给他们寄去一张明信片。我会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自从他们离开以后发生在乌托邦里的各种事件。或许他们对这些事件已经漠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月亮的阴晴圆缺，只关心由这月亮的阴晴圆缺在他们的生命之海里引发的阵阵潮汐。
我不知道自己走神走了多久。当我从遐想中醒来，看见月亮已经离开河面，穿过薄雾，湿漉漉地挂在天上。河面上风平浪静。那一对夫妇到哪里去了？我没看见河水漫过他们的头颅。难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通过水下通道，进入了月亮的阴暗面？好奇心再一次激励我做一次探险之旅。我从藏身的树影里走出，走下河岸。芦苇丛里酣眠的水禽被我惊醒。它们嘎嘎叫着，焦灼不堪。我走进大河，河水清凉。我的骨头像海绵一样，很快就吸足了水分。一道光，不知来自何处的光，照亮了水的世界。我在水中寻觅通往月亮的迷途。水中的道路四通八达。不过，那些道路像风中的绸缎一样柔软，一样摇摆不定。如果不是在每个路口钉着指示方向的路牌，我想我早就迷路了。路牌上的文字我认识，那是我们绿毛水妖的文字，不过，路牌上写着的地名非常古怪，那些地名我闻所未闻。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会遇见一个警示牌。警示牌上的文字告诉我，如果不小心游入歧途，就会误入通向陆地的道路。有例子显示，许多绿毛水妖就是在通向陆地的道路上被活活烧死的，因为那条路上布满了来自陆地的火。这种警戒让我游动起来提心吊胆。我想我是再也回不到陆地上去了。想到这一点，我的内心泛起一丝惆怅。不过，这惆怅很快就消失了。我游到了一个广场一样的地方，无数的绿毛水妖在这里欢歌曼舞，仿佛正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没有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惊奇。在他们眼里，好像我从来就属于这地下水世界，从来就不曾离开。自然而然的，我加入到舞蹈的行列。我们像鱼群一样，一会儿浮上水面，一会儿潜入水底。在舞队环绕的中间，矗立着一块巨石。有人从舞队中走出来，站在巨石上，打开书稿，朗诵起优美的诗歌。那是一对中年男女，知识分子模样，身上披着新长出的绿毛。男子身材高大，但显清癯，微微扬起的头颅让他看起来尊贵无比。女人长相清秀，气质高雅，左手挽着男子的胳膊，右手捧着书稿。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这是个遗忘痛苦的世界，”我听见他们朗诵的诗句。“放下仇恨的心，我们因爱而聚，在这绿毛水妖的国度里，我们因宽宥而变得日益丰盈。”
我被这诗歌吸引。和那些漂浮在水中的同类一起，我任由自己的身体随波浪起伏，随水流飘动。有人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肘。我没有在意。我沉浸在那优美的诗歌朗诵中。亿万个绿毛水妖唱出不同的声部，为朗诵伴奏。直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我以前在陆地上听见的河流声和海浪声，原来都是绿毛水妖那穿透水面的歌声。我为这个发现哑然失笑。有人又一次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肘。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面容极其熟悉的人。
“我想……你是？”我盯着他支吾其词。
“我是王红军，”他说。
“你？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很早以前，我就听人说过，在地下某个地方，有个灵魂的居留地。那天，城邦戒严以后，我听见了枪声，那枪声让我感到非常害怕，于是，我掀开下水道的井盖。趴在井沿上，我犹豫了半天。井下全是污水，绿油油的，散发着恶臭，一只猫的尸体漂在水面上。枪声越来越密集。被子弹打中的人鬼哭狼嚎地叫着。我被恐惧推动着，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好像有一双手从水的深处伸了上来，抓着我的双腿，把我向水底拽去。我屏住呼吸。过了污水层，我感觉抓我的那双手突然消失了。我想再浮出水面，但我发现，温暖、清澈的水已将我包围。我发现，我爱那水。”
万山红带着女儿跑遍了西城区所有的医院。医生们都说没办法治愈她女儿的梦游症。面对这样一个不论白天黑夜都在梦游并且梦呓连连的病人，医生声称，在他们的临床经验中，这是惟一的一例。起初，医生给她的女儿服用氟胺安定、三唑苯二氮卓和替马西泮，结果，这些安眠药吃得她上吐下泻。最后，万山红不得不听从王红旗的劝告，去艳阳农场寻找蛮婆子。
班车把母女俩扔在了一块荒芜的盐碱地上。巨大的石头下面，那白花花的东西分不清是残雪还是盐碱。这里本来是河床，但在冬天，河水断流了。惨白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晃得人辨不清方向。曾经，万山红对艳阳农场熟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但现在，她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一切都变了。艳阳农场不复再是当年的艳阳农场了。有人出现在向阳的山坡上。万山红牵着女儿的手，迎了上去。那是一群裹着彩色头巾的女人。她们背着小小的包裹，像是要出门远行的样子。万山红给她们打招呼，但她们置之不理。她问道：
“请问蛮婆子的家在哪里？”
她们的眼睛齐齐望向山坡下的碱滩。一辆班车停在了碱滩上，不断地鸣号。那群女人飞奔起来，像一群扑向泉源的母羚。万山红牵着女儿，向山坡上走去。两人的影子一长一短，相依相伴，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晃动。后来，班驳的树影吞噬了她俩的影子。一堵农庄的高墙挡在面前。她捶打着木门喊道：
“有人吗？”
有人打开了门。门缝里探出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
“我找蛮婆子，”万山红说。“这是蛮婆子的家吗？”
小女孩的脑袋从门缝里消失了。过了一会儿，门又打开了。一位老婆婆拄着拐杖站在门洞里，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依偎在她的胯骨上。万山红问道：
“请问老婆婆，蛮婆子的家在哪里？”
“我就是蛮婆子，”老太婆说。
“我女儿得了梦游症……”万山红慌忙解释说。
“我知道了，”蛮婆子说。“进屋来吧。”
万山红并不相信蛮婆子会治好女儿的梦游症。她只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态度。蛮婆子向她询问女儿的生辰八字时，用秃鹫般犀利的目光盯着她，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也许是出于羞惭，也许是出于害怕，说出女儿的生辰八字以后，万山红低下头，双眼紧盯着鞋尖。蛮婆子咕咕哝哝地念叨着什么，同时掐着指头算着八字，最后叹息了一声。
“没治了？”万山红焦虑地问道。
“有治，”蛮婆子说。
“那您为什么叹气？”
“这孩子是一头白雌虎的转世，她要和一千零一个男人上床。”
万山红有些迷惑不解地说：
“这怎么可能呢？”
万山红还想问些有关女儿命运的问题，但蛮婆子制止了她。遵照蛮婆子的指示，万山红把女儿抱在炕上，扒掉她的裤子。她看到，青春期的女儿，小腹三角区洁白光滑，跟童年时一模一样。蛮婆子用一枚钢针蘸着墨汁，在女儿的小腹三角区纹了一朵黑玫瑰。接着，她用红色毛笔在一张黄裱纸上写了一串神秘的文字。
“回家以后，把这张符箓烧了，让你女儿用温水喝下纸灰，”蛮婆子说。
傍晚，万山红给女儿灌下了符箓的纸灰。起初，女儿毫无反应。她依旧和梦游时一样，躲过客厅里的桌椅，闭着眼睛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一爬上床，她就开始呕吐。万山红赶紧把女儿抱到洗手间。女儿跪在马桶边上，开始不停地吐啊吐啊，吐了整整一夜。呕吐物从马桶里溢了出来，流得遍地都是。她在清除那些呕吐物时，发现食物残渣中裹着许多别的东西，其中有被咀嚼得残破不全的领袖语录和政治课本，还有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和共青团员的团徽……更令万山红惊奇不已的是，她发现在女儿的呕吐物里有一枚生锈的子弹。她因为自己对女儿疏于爱护而自责不已。万山红没有想到，在女儿成长的岁月，她竟然吞下了那么多影响身体健康的东西。
“怪不得她会得梦游症，”万山红心想。“怪不得她的梦游症会如此严重。”
到了清晨，女儿终于把胃里的脏物吐得一干二净。她从呕吐物中爬起来，默默无语地帮助母亲清洁卫生，然后，换上干净的棉衣和毛裤，跟随母亲到公共浴池里洗澡。她一遍遍刷牙、漱口、搓洗身体，一遍遍喝下肥皂水，用来清洗肠胃。她从来没有那样清洁过自己，像个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清洗着肉体和灵魂上的肮脏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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