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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恐惧(随笔)
——我的第一次香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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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
（杨银波与野夫在香港）
终于该我上场了。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停笔近一年，做着看起来颇悲壮的摇滚梦。从厦门到重庆，从乡村到城市，从台下到台上，我穿梭于音乐比赛，流连于技艺切磋，由地区性赛事走向全国性赛事，终于奋斗到签约，做赚小钱的公益歌手。而后，是多场卖力的演出，皆是疯狂的摇滚乐。孟浪说：“你今后会不会也像悲悯的周云蓬，做有灵魂、有呼唤的音乐？”事实上，我正这么做着，简称“公民摇滚乐”。这场精神的洗礼、技艺的操练，使得我的人生多了一条道路，自由表达多了一种能力。我以为，人生就这么定了。然而，当潘嘉伟说，7月23日香港要做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庆祝会，我这入会八年的会员，终究再也忍不住，如同过去每场演出上台前总要暗暗地对自己吼一声：“终于该我上场了！”所谓的风险，已被我抛于脑后。
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走出中国大陆的土地，来到人均月收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的香港，结结实实地，站着做人。幸好之前在大陆有些效果不错的演出，收入略胜一般夜场歌手，自认起码不必在香港之行的花销中忧虑太大。在即将赴港的前一夜，我彻底失眠，既激动于能见到会长、副会长及孟浪、贝岭、马建等传奇人物，也精心于勒令自己必须靠“不住宿”来节省费用，并期盼在最短的时间内，结识到更多友人。当7月24日夜副会长潘嘉伟在电话中告诉我，廖天琪、贝岭、马建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石梯上喝着啤酒，流浪着。那一刻，眩晕中带着激愤，我告诉比我大六岁的他：“嘉伟，你知道，我沉默了这么久，可终究到最后看到的，还是一堆被高墙压碎的鸡蛋。我们被欺负，说明我们自身还不够强大。我回去后，誓必要复出，要做大。做大我自己，才会争来自由！”
中国文人要独立
从深圳到香港荃湾的班车，停在7月22日下午五点。我要见的第一个人，是笔会的恩人——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达19种书籍的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一间人来人往的西餐厅，谁也未想到，我们会谈得那么晚。姚老板说，独立出版，并不好做，他手中卖得最好的一本，也仅三千余册，如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他谈及余杰，谈及韩寒，又谈及今年广东的民工群体事件，犹如回到青年时代。他说，中国文人要独立，恐怕要多为自己留条路，直到自己不必为生存犯愁，哪怕有一天丢了笔，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真如韩寒那样可以不看当局眼色。他鼓励着我的摇滚梦。我们由普通话直接转到以四川话交流，颇感另类。说到香港，他说，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医疗不用钱，读书读到高中不用钱，大陆能办到吗？对香港政府不满，我们可以游行示威抗议，职位再高的官员在议员面前一律做“龟儿子”，议员把你骂得五颜六色，你还得乖乖的。
我原本打算对姚老板做专访，他谢绝道：“如果是这样，那我还来干什么？我不是想出名的人。香港许多记者找我，我拒绝了不少。”就这么海阔天空地谈着，老人一直精神抖擞，到最后仍感意犹未尽。送我到地铁站时，他见我身上竟无港币，遂与我相换，还嘱咐：“佐敦一带，住宿便宜，一晚180到280港币的旅馆也是有的。”我挺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把香港看够，我自己多走走吧。”心里想的，其实是露宿。地铁驶到尖沙嘴，出站后一路漫无目的地行走。这一带，到深夜确实魅惑，黑人、白人，男人、女人，抽烟、拉客，屡见不鲜。直到走进九龙公园，清凉，雅静，何不就此休息？遂寻一铁椅，躺下不足两分钟，看管公园的工作人员走来，我主动询问：“我太累了，从大陆来的，可以在这里躺一下吗？”他竟听不懂，我又以粤语说一遍。他答：“我不管你的，随便你啦。”就这么沉沉睡去。当耳边响来一群老人的跑步声时，一看时间，已到凌晨六时许。
7月23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下一个目的地。这是香港面积最大的大学，有北岛，有郎咸平，学生近两万人，最牛的是2005年“哭中大事件”、2010年“新民主女神像事件”。后一事件的发起人，就是与我有电邮往来的2010届中大学生会会长黎恩灏。黎老弟今年23岁，其义工精神令我折服（笔会会议当天，他也来做事）。此君未必不会成为香港的明日青年领袖，我看好他。香港地铁发达，又最便宜，大学站一下，见对面驻立一座似曾相识的塑像，这不就是放在崇基学院的“新民主女神像”吗？想想，相隔了20多年，当年北京那群美术生做的事，今天被陈维明完成，而后在声援之中得以落成学院，在新一代青年心里撒播民主种子，赶紧自拍一张，以示力挺。在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准备赶到深圳做“大运会”志愿者的学生的带领下，我来到蒙民伟工程楼。那时演讲厅还关着，我寻好一处蹲着，翻翻笔会厚厚的一本《诗与坦克》，又像回到了刘晓波当会长的时代。
笔会就是文人组织
到中午11时，一位眼镜男前来打开演讲厅的大门。一报家门，原来是笔会香港办公室秘书吴亦哲（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中文）。自这一刻起，方才接头。到中文大学旅馆房间时，才知盛慧、刘淼、丹羽、贝岭、马建等人已经赶到。奔波在外的潘嘉伟，正迎接着三天前在北京见了江棋生、唯色、何德普的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的老外友人。尽管美国大使馆安排会晤，但诸如刘霞、刘荻、王金波等人，也是被政府不准与老外赴约的。更不意外的是，Anthony
Appiah（美国笔会会长，级别类似于廖天琪）、Sara
Huffman（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级别类似于孟浪）被中国大陆拒签。说真的，在我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28年的青年看来，这种会晤多属鼓励鞭策性质，若真要做个什么，还没见到新鲜例子。尤其在镜头之下，或正式场合之中，实质意义的行动之谈，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我们的政府很激动，很关心，到最后获知的，恐怕也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信息含量，相关部门有些高估我们的能力了。
跟一群过去“神交久矣”的友人，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一一相识，心情不激动也难。对面就坐着一位“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式打扮的贝玲，那身艺术范儿，真给力。一报姓名，完了，八年的老熟人，视线之内便暂时藏不住别的风景。当初，正是贝岭、蔡楚推荐20岁的我加入了笔会。惭愧地说，那时我仅有不足100篇的文章发表，说起“自由撰稿人”，恐怕都不配。正是基于加入笔会，精神世界有如此多的大才同行，方而不感孤单，一晃，八年就过去了，长发也剪了，胡须也冒了。激动没多久，廖天琪迎面而来。以前见她照片，人真够沧桑的，这次却不同，一看50岁左右吧，仍是一口台湾腔。估计是我爱咋呼，在场者不少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心灵距离瓦解甚速。旁边坐着这位，留着没我过去长但比我现在长的马尾头发者，即是一直推动着让笔会“文学化”、“拿作品说话”的孟浪。他在自委会协调人这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不仅是元老，而且一直没下岗，没换位。
原本住在云南大理农家院子的野夫也来了。他是本次会议的获奖者之中，唯一不在监狱也没被海关禁行的大陆人。就在坐着的几分钟之内，不时听到的，都是崔卫平来不了，焦国标来不了，昝爱宗来不了，刘荻来不了，何永全来不了，庄道鹤来不了……之前笔会在香港也办过会议，也出现过大陆的人来不了香港，来了香港又回不到大陆，或者大陆之外的人在海关被阻，或者干脆被拒签。有护照的，比如范燕琼，护照被吊销；是中国公民的，比如李剑虹，被拒绝入境。就那么一道海关线，已然成了铁墙，里面的人翻不出来，外面的人也翻不进去，只好“神交”了。这么多“来不了”的消息传入耳内，不免去想，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天大的事情呢？难道真的会把事情搞成比《建党伟业》还伟的业吗？对面坐着的具备艺术家“台风”的贝岭，这不就是笔会的陈独秀吗？像他这样的人，真的会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吗？
很显然，对此疑问，在接下来的会议也好、私谈也好，我都表示很淡定，很傻，很天真。以为是动作片，结果是艺术片；以为是战争片，结果是动画片。7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的笔会会议，如果按我们搞演出的行话来讲，就是气氛严重不够，不劲爆。我还以为观众至少也有千把个人，结果也就60人左右。从头到尾，没听到一句让我觉得特别出格的话，几乎都是理性思维，文明礼貌。孟浪就强调，独立中文笔会不是政治组织，我们被别人看成是政治组织，说明我们自身在作品质量方面是很欠缺的，这是今后要努力加强的方向。廖天琪也感到奇怪，她说，共产党太草木皆兵了，他们有枪，我们有什么？不就是一支笔吗？从我接触的所有人来看，我没看出谁打算把这笔会当政治组织来行动、运作。无论是各媒体记者，还是会内会外跟写作相关的人，有时我都觉得他们可爱有余，而发力不够。这大致与我在大陆感受过太多恐惧与民间积怨相关，若真要愤怒起来，绝非似这文人组织如此温和。
我眼中的笔会会员
在获奖者之中，形象颇为爷们的野夫，其一番精心雕琢的获奖感言，有一句特别触动我心：“很少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字，在被刻划三千三百多年之后，还不能抵达其自由书写的本源；还要以奖掖的方式来鼓励其使用者，实践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由属性。”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文字本来就该是自由的，犯得着奖励吗？他这话，确实让所有号称是“作家”的人汗颜。写作不自由，是什么原因？自我阉割，还是权力侵扰？他批判的方向，既有对内心的，也有对制度的。坐了十年牢的徐泽荣上台，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那一段说得太哲学，我没听懂，大意似乎是马氏不是实证科学，因为其方法用的是外象证非，而非内理证非。到最后他喊出一声“正义的写作万岁”，我才起立鼓掌。刚坐下，脑袋就有点蒙，就这么一位把话说得哲学得让我听不懂的人，怎么就坐了十年铁牢？郁闷。
香港之行，荣誉理事高瑜特别让我敬佩，原因在于她不喜欢说废话，乃是典型的爱憎分明者。毕竟是记者出身，她的话总是有着相当的信息量，每句话的后面都有事实基础或消息来源做支撑，因而底气甚足，逻辑性强。高瑜够传奇，坐了两回牢，实际刑期加起来超过六年半，可67岁的人怎么看也像50多岁的人，这岁月，这面孔，真是太夸张了。从她49岁获得“人权观察”组织颁发的赫尔曼·哈密特人权奖开始，就一直在国际社会获奖，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她62岁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而且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在65岁时，她还在布拉格见到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按理说，她该在狱中颓废，该在获奖无数后骄傲，可我见到的高瑜，不卑不亢，自信，果敢，但不高傲。她觉得不爽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管你是什么人，她没那么多人情世故。这才是记者范儿。
恍惚记得北明在采访一位援救被迫害的基督徒的义士时追问：“能告诉我，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对方不予透露。我认为问这话的人，叫记者，如果北明照顾对方情绪，回避关键问题，那就跟新闻属性背道而驰了。此次见到高瑜，让我想到北明，想到肖雪慧。这样的女性，有底线、有魄力，而且内心强大。高瑜永远都像是任何事情的内幕知情者，但她诚实，她说：“1989年的时候，屠城前我就被捕了，没在广场。”她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实实在在。她欣赏韩寒，认为此人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观点敏锐，下手很准，看准了说，而且很会说。由于见识广阔，世面浩繁，她感觉笔会在国际友人面前还应表现得更加有“国际范儿”。这说法我赞同，就像演出要训练外观、台风和互动，那是必须的。光有一副好嗓子，仅仅是基础中的基础。以后的会议，若会员人人都能做到常任秘书张裕那样的水平，不用看稿，直接调动嘴巴、背景图片和视频，而且中英文皆流行，那就牛了。
潘嘉伟是专业的香港NGO从业者，性格像大男孩，做事平心静气，组织能力也强，谦虚，低调，能容人。香港之于笔会，实在是太重要了，可谓“桥头堡”，其地域乃属中国之内，好歹有比大陆好得多的残存的自由。香港书展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及民众社会运动，笔会都曾多次参与其中。此地会员虽仅十余人，但次次都如此团结协作，令人感佩。发出声音，可以用文字、电台、电视，也可以用脚。脚那么一站，也许什么话都不用说，就证明了你的立场。此次笔会会议期间，香港正爆发十余万人游行，民生上的问题，是基于李嘉诚等地产界大佬把一群香港人搞得在住公房这个事情上，非常凄惨。我有幸与一群香港大学的游行学生长谈，一间仅仅放得下一张床的公房，租金竟也要2500港币/月。他们认为，香港政府多年来一直看北京政权脸色，唯上不唯下，所以在施政上民众利益不被重视，因而要普选，让那些为自己说话办事的人上台。
窒息在无形黑罩里
香港人的素质，我颇为钦佩，凡是我有礼貌的询问，从来没有遭到任何一个市民回绝，我一概被过于热情地周到对待。此地公民社会颇为发达，NGO甚多，且活跃。乘于地铁之中，香港无线电视正播放温州高铁惨剧，香港人有人在落泪或愤怒，但隔几米不远，一群说着普通话的人却还在嘻笑着，那一刻我深感惭愧。地铁站一位义工递来一张免费报纸《头条新闻》，几处时评和新闻，都在对温州高铁惨剧深作反省，并表示香港人对此事件的关注不亚于大陆民众。唯一让我难受但又必须接受的，是我这种十年烟龄的烟鬼。几乎每隔二十米，就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我到7/11店询问烟怎么卖，最便宜的，竟也高达43港币，包装上赫然写着“吸烟可致癌症”，还把一副癌症CT照片印在上面。在维多利亚港码头，在准予吸烟的“吸烟区”，偶然相遇正抽着“红双喜”的一名香港警察，此人倒与我臭味相投，自豪地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反对禁烟的游行！”说罢又摇摇头，“不过没几人响应，哎。”好在会议期间有盛慧、蒋亶文这种烟友相助，他俩寻觅佳地，我见机行事，故而还不显得对抽烟之事特别困惑。
且说7月24日，众人在笔会香港办公室谈得兴起，各抒己见，笑声朗朗。70平米的房间，就像我们共同的新家。虽无播放设备，我也卖力清唱摇滚乐。随后，众人说散就散了，我最后离开。在一块“释放刘晓波、平反六四”的横幅下，我与潘嘉伟、蔡咏梅合影留念。那一刻突感辛酸，那或许就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个镜头，就像一部电影，已经杀青。潘嘉伟的亲切随和，蔡咏梅永远如大姐一般的细心周到，都是在做人方面值得我学习的楷模。孟浪就曾提醒过我：“银波啊，你有时该低调。”我明白。我们这群人啊，茫茫人海相知相遇相识相交，虽身处世界各地，却因为一个倡导自由、保护自由的组织，在精神世界扭为一团，彼此之间隔得那么远，可为什么就有这么亲呢？我们曾经受够了折磨、寂寞和冷落，总想找个能够明白自己的人说说话，现在看来，齐了，原来我们并不孤单，或许孤单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和享受的。
真正困惑的事，发生在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会之后。估计廖天琪、贝岭、马建也曾想到，入境不会那么顺利，但被海关如此直接地拒绝——尤其是持有大陆回乡证的马建也被拒绝入境——实在有点超乎想象。这证明我们这群人已经被定性了，就像一个无罪的人，只要长官们的敌对意志还在，管你冤不冤，反正你就是这么一种人了，永远被无形的黑罩给捂着、裹着、窒息着。我在《自由歌》里唱的“冲破黑雾万里，将血泪都耗尽”，恐怕是要付诸一生去奋斗的。对此，除了抱打不平之外，我想说句实话，其实他们并没有政府估计得那么危险，至少在我眼中，人都挺不错，挺柔的。梁文道去年在笔会会议中说他也闹不明白，按理说作家就应该是异见者，尤其是在人权自由的呼声中表现得最激烈的一群人，但为什么中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他还希望在座的前辈能够教育一下他，让他搞清楚这种郁积于心的苦闷。其实，文道啊，我也挺苦闷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好像渐渐的，也随它去了，该来的总要来。反正我是不屈服的，待到个体强大起来，我的自由也许才能最有效地夺回。
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
香港之行，我见到了热衷于研究摇滚乐与政治的关系的张铁志。他多年前追问“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我的回答是：“Yes，We
can！”我就在这么做着。也见到了“南廖（亦武）北杨”的独立制片人杨伟东，
他的《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在此次香港书展中，颇受关注，孟浪和笔会自委会也发挥在地的积极作用，为其推向社会呐喊。我看到那么多人在爱着这个笔会，那么多人在期许从这里发现更多的脊梁。支持笔会的名人甚多，如代替崔卫平领奖的香港阳光卫视新媒体总监北风，香港名笔梁文道、廖伟棠，他们在渴望自由的精神层面上，与我们同为一体。连写《宋美龄传》的知名作家Hannah
Oakula，这次也来捧场，实属不易。聚集于武宜三身边那群老右派，如陈诗、申渊等人，一个个都是那么可爱，年龄确实够大，可心如孩童，都是返璞归真的人啊。美女会员丹羽，尽管多年前就讨厌“美女作家”一说，可就本次会议中她的口译与绝佳气质而言，我这么从俗地称呼她，她估计也不会生气。今后笔会将会更广泛地走向国际，并影响到中国体制之内，这必然需要既了解中国也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来引路，来向导，我看丹羽就不错。她曾经奋斗到在江苏省作协当签约作家，而后又抛弃，去国外留学，这种经历非常可贵。
十年来，独立中文笔会跌宕起伏，纷纷绕绕，众说纷纭。奋力的，沉默的，反对的，都有，剧情复杂，人员各样，真是感慨万千。但此次行走，我感受到了笔会正在倡议团结，抛除陈见，按共产党的话说，叫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我们居然跟政治碰上了头，或许是因为笔会的文字狱不少，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其实没谁希望谁出事乃至坐牢，尤其是国内的会员，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而不是不计一切代价地彻底对抗。在笔会的会员里，有反共的，也有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的，并非所有人都有一致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写作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写作，以及表达对中国问题的担忧和分析，而且永不放弃。我感谢所有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对我的接纳、友好和关切，感谢愿意听我摇滚乐刻录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的人对我的鼓励、肯定和欣赏。我在香港睡公园、睡码头，睡得很舒坦，因为我的心没被关着，恰好在一个自由空间还没被彻底关闭的香港，连鸽子、麻雀都不会因为我吓它们而飞走，连警察、流浪汉都会因为一支烟而视彼此为老友……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你不需要恐惧！
我还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机会、更多条件走出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甚至去国外，出现在表达大陆人自由渴望的活动中，出现在让大陆之外的人期盼深入了解大陆的场合中，或高歌，或畅谈，并为笔会增加其应有的人气，摆正笔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独立在我心，自由无疆界！Say
Goodbye，香港；I Love You，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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