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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会对话的民族，只有悲剧没有希望(随笔)
——一个六四幸存者对六四的回忆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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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一、
前几年，一位宣传官员问我，当年六四时你在北京，也参加过六四吧，你说，你们背后真的没有国外势力？
我说，我当时在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部读研究生，无论是纪念胡耀邦还是后来的学潮，都是自发参加的，甚至没有组织者，当时对社会有大的意见吗？也没有，只是当时物价已涨起来了，我们带薪读研究生，不过六十多元钱，生活越来越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并不足以影响到要颠覆政府或制造社会动荡。一些因生活而造成的不满情绪，加上对胡耀邦的尊敬，再加上对耳闻目睹的贪腐现象的痛恨，这些情绪会转化为动力，促使年轻学子们上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第一次上街应该是1989年四月十七日，而第三天的人民日报还批评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说我们打着纪念胡耀邦的幌子，穿红戴绿的，一点不严肃。当时一些女同学确实没有注意穿着。那天我们自费做了一个大花圈，从食堂借了一架三轮车，就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路上并没有人阻止，整个行动也波澜不惊，当我们游行完成准备撤回时，来自北大的学生们有阵势地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
当时人们对游行示威并没有太大的感觉，甚至觉得正常，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每次学生运动，总会有学生受到严惩，但纪念胡耀邦，似乎使学生们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一理由自然获得了正义性与正当性，这也是警方没有大规模暴力干预的根本原因。而当时的单位领导与学校领导也没有阻止，在当时的领导或教师意识中，学生游行示威是合法的行为，所以示威之后，没有受到警告与谈话。当然，后来，更多的单位领导、教师与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还向来京的外地学生们捐了款。
新华门前的那次冲突，我不在现场，但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我与一位同学清晨前往广场，那位同学在南长街被警方拦下，而我却进入广场，广场上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晚上没有清场成功，所以许多学生在那儿守了一夜。追悼会之后，发生了意外冲突，就是几个大学生到大会堂东门递交一份请愿书，要直接交给当时的总理李鹏，但没有人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学生们跪下呈交，亦无人过问，当时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也正走出东门，目睹了那令人心寒的一幕。
我看见身边的学生涌动，在突破警察防线，向大会堂东门涌去，但更多的人还是留在原地，一些女同学哭泣，说，他们不是人，他们太过分了。这样的冲突，直接导致后来学生运动升级。
学生们怨恨李鹏，应该始自这样一个场景，跪递上书，却无人接受。学生们并没有刻意去仇恨某一位领导人，甚至赵紫阳在学潮最初时，也会到指责，说他的儿子倒卖彩电，只是后面，他对学生运动的温和态度，使学生将矛头更多指向李鹏等人。
一直到后来，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只有两个字，对话，电视直播与学生对话。有关方面应答，如果对话，那么学生要选举自己的对话代表，各高校组成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我们研究生部只有十多个同学，居然分得一个高自联对话团的名额，我的印象中，这位同学不断地被通知去参加对话，但每次回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甚至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边上，本来可以对话成了，但对方找出理由，说是设备问题，不能直播之类，对话泡汤，回来痛哭一场，无果而终。
为什么不对话？没有人能负责任，总理不能担责，总书记亦不能担责，总书记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党国大事，都要由邓小平做主。但幕后的做主者，不可能出来对话，甚至，他已成为被学生们攻讦的对象。理性和平的学生运动，一旦掺杂着太多的暴力语言，就会激发当局恼怒与愤恨，而这种仇恨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来行使武力，后果就不堪设想。
外地的学生们过嘉年华一样继续涌上北京，他们甚至赶走北京高自联领导人，要继续将学潮进行到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誓不离开广场。这当然是一厢情愿，过家家式的政治理想，经受不住任何风波的冲击。作为北京参加学生运动的学子，我们基本上没有继续静坐抗议的心理能量了，旷日持久的抗议、绝食甚至绝水，参与堵军车，严肃的政治抗议，有时如同儿戏一样，学生如此，中南海里的政治家们，何尝不如此呢？
一个时代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只要贪恋一点点权力，只要不愿意公开权力运行方式，都会使国家陷入动荡，这种动荡不是学生们和平抗议带来的，而是权力不公开，不与社会对话，权力者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最后所有的责任与灾难，都让社会来承担。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军队在和平时代用坦克开道进入广场，这与1949年解放军进城天壤之别，当年夹道欢迎，现在呢，愤然阻击，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阻止军队进城。我是一个现场目击者，整个夜晚，噩梦一般，火光，枪声，坦克，鲜血，怒吼，冲突，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力，发生在国家首都的核心区域。
我们被围在广场上，广场中间相对平静，只是在周边发生学生与士兵的冲突，我也不时与周边的士兵对话，但从长安街冲杀过来的士兵，完全将学生视为敌人，而人民大会堂前的士兵，来自京郊，却同情学生，枪中没有子弹，甚至让我看他的枪口，说枪口里塞了纸，不会对付学生。
凌晨四点左右，整个广场熄灯。
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前往天安门与部队首长谈判，要和平撤出广场，得到同意，这样，广场东南角的自由出口，就成为和平之门，学生们自行撤出。
四个年龄稍长的活动参与者，一场不经心的对话谈判，就使广场学生和平撤出，它并是是现场首长的宽容，也不是四君子的勇敢，而是对话，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当然，这是兵临城下的对话，但即便是这样的对话，也避免了学生与持枪士兵的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特别是，这样的现场流血冲突是毫无必要，毫无意义，无论对当局对学生还是对所谓的学潮组织者。
大的对话失败了，一场大悲剧发生了。
小的对话成功了，现场小悲剧被避免。
但当时，有多少人意识到或反思“对话”与“妥协”的意义了呢？
二、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传统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机制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习惯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倡导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教育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可能？
我一直交流对话这种政治价值，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领导人在与社会对话方面有无进步？江朱时代，国家经济做成了强权，国家崛起了，公民社会却没有真正的成长，或没有被支持成长，工人没有工会，农民没有农会，学生没有自治的学生会，民间组织只有挂靠才有可能存活，这样，政府想对话，也没有对话对象。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出租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书记希望找到出租汽车司机代表对话，但谁是代表？有没有真正的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对话后来是有了，但能形成对话机制吗，对话代表是被选举的工会成员吗？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数以万计的出租汽车司机，有自己的代表吗，能够与当局对话吗，不可能。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仍然沿袭传统政治自上而下的“视察”，与群众随机性地嘘寒问暖，几乎没有成人间的对话，总理在中南海与高校里的对话，还有总书记与总理通过网络与网友的对话，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但既不针对社会问题，又不形成制度，所以，它与政治作秀无异。
对话的意义，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它认为可以与对方平等地讨论问题，并达成共识，但中国政治领域里之所以现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性对话，是因为执政党与政府不承认有公民社会，只相信自己的绝对领导权威，一切都要自己的领导之下，只需要自上而下的关怀，照顾，视察，无须对话与互相讨论。
这不是一个威权社会，而完全是一个强权社会，通过执政党不断强化统治，打压政治异见者，使不同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对手或漂泊异国，或成为阶下囚，政治领域永难形成有力量的组织与群体。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都不允许独立存在，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又必须团结在自己周围，与执政党精神上一体化，如果出现对话，不过是自言自语，或表扬与自我表扬。
没有公民社会的政治形成，社会单面化，而没有对话的强权社会，只有一种话语通行于天下，或是强权的政治意志自上而下的传达，或是自造谎言，自我安慰，使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掩盖，而贪腐与庸俗，得以旺盛地滋生蔓延。没有对手，不与对手对话，不与对手妥协，在一种权力意志下，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为社会稳定而维护稳定，这样的社会制度能走多远，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制度是不健康的，不符合普世价值追求的，更不可能给社会真正的稳定与和谐。
2011-5-19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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