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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蜗牛背上奋进（随笔）
——写在“四五”运动三十五年之后
◎ 李贵仁
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倏忽已过去三十五年。从那时到现在，又发生过许多运动和事件，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有了堪称巨大的变化。然而，历史前进了吗？前进了多少呢？
就中国历史而言，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前进。在经济上，在财富积累上，中国不仅是前进了，而且前进步伐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历史也是在大步前进的。从最重要的根本点上来看，中国历史实在只能说是像蜗牛一样在蠕动。
对，三十五年过去，中国历史一直只是像蜗牛一样在蠕动！
其实，何止过去三十五年像蜗牛一样在蠕动？从百年前爆发辛亥革命算起，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吗？
而中国的无数志士和亿万百姓，谁能说不是一直骑在蜗牛背上随历史蠕动？
“四五”运动的内容，表面上是悼念周恩来和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实质上是把矛头指向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它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本来应该是辛亥革命要实现的目标。但是中国历史没有前进到这一步。
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本来也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要实现的目标。但是中国历史还是没有前进到这一步。
中国共产党在力图推翻国民党统治时，同样打过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旗号，但是，它刚夺取了政权，就把这面旗帜踩到脚下，自己搞起了专制独裁，绞杀了全国民众争民主自由的希望。正在前进的中国历史，就此停步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
文化大革命把中共和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主自由更是化为泡影。中国历史遭此劫难，被蹂躏得遍体鳞伤，哪还有什么前进可言？
蜗牛趴下了。蜗牛背上的中国人，有的也趴下或倒下了，有的坐下了，有的还骑着；当然，也有站起来的，不过站起来也无法前进。
反专制独裁是为了争民主自由；争民主自由必须反专制独裁。
中国人在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尽管长期经历血与火的煎熬，却更希望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目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喜欢拿武器，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拿武器；他们更喜欢用言论表达意愿，争取和捍卫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用言论表达意愿，这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最基本最简单的权利。即便是在丧失一切的情况下，人的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权利也是不能丢弃或者被剥夺的，否则，人就从根本上变成了非人。
正因为如此，争民主自由的第一要义必然是争言论自由。
如果言论自由都争不到，遑论其他？
中国官方总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存在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有白纸黑字为证：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然而，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许诺的这种自由，何曾兑现过？何曾允许兑现？
1957年，天真的知识分子们相信了“双百方针”所标榜的言论自由许诺，其结果是中了引蛇出洞的毒计，一批批地沦为“右派分子”，一批批地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仆从们一度鼓吹“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统称之为“大民主”，貌似让中国人享有了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从而形成了貌似全民狂欢的热烈气氛。殊不知这只是专制魔王驱使奴隶们为他横扫政敌时纵容奴隶们胡作非为的一种花招，一旦奴隶们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他的需要，那就不客气了，后果是奴隶们万万想不到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想都别想，拿命换也决不给你！
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因言论而被残酷杀害，无须复述；这里只说我亲历的几件事情。
我大学时的一个姓郝的校友，平时沉默寡言，只是埋头读书，在文革中也不参与任何活动，却因为私下写了对文革及其发动者表示不满的文字，被发现后，抓起来枪毙了。
1970年全国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一打三反”时，我所在的陕南山区安康过些日子就要杀一批人，有时一批杀十多个，有时一批杀几十个，非常令人震惊。其中特别使安康百姓惊悚的是恒口区青年农民朱友诚等人，因为组织所谓反革命集团，以“恶毒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被杀五人，另有数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数十人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如此严酷的判决，居然是在没有检察院和法院的情况下，单由省革委会政法组决定的，而且无须报请中央批准就可执行。
此外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杀人却也令人惊悚的事例。
文革后期我工作过的安康日报社，有一个青年厨师叫潘自强，憨厚腼腆，敏而好学，时不时和我探讨知识，我特别喜欢他。不料在毫无朕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被逮捕了。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西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安康日报印刷厂当工人的青年王新民。罪名是，他们二人居然写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乱撒。
我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原名王仲雍，毕业后改名任东，在安康县城的一个中学当教师。他私下写文章批评江青，被人告发，也突然被逮捕了，而且五花大绑，把他押到县体育场，专门给他开了公捕大会。……
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其他自由，民主就别提了，人变得像畜生一样，只能在专制独裁的铁掌中勉强苟活。这就是文革造成的中国社会的乱象和惨状。
中国人再能忍，到这时候也无法继续忍了。
“四五”运动正是因此而爆发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场在1976年清明节以祭悼周恩来为由头而展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纯粹是非暴力的和平请愿，纯粹只是以言论表达自己的心意。当然，有些话是明确说出来了，有些话还不好明说。但是，无论明说的还是不明说的，千千万万民众的千言万语所包含的实质性的意愿，归结起来只能是：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
在统治者绞杀了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千千万万民众奋不顾身地群起发表了惊天动地的自由言论。
这是“四五”运动至今令人感奋的根本原因。
“四五”运动遭到严酷镇压，应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没过多久，随着毛泽东死亡和四人帮覆灭，思想解放运动勃然兴起，“四五”运动就被高调平反了。
历史在这时候好像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似乎出现了万马奔腾的景象。
然而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假象使人产生的历史的错觉。
稍加思索就该明白：“四五”运动之所以能够平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伟大力量有如山呼海啸，对于四人帮的覆灭实实在在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统治者为民心所慑，才不得不推翻了四人帮给它定的反革命事件的结论而肯定其革命性；另一方面，邓小平正是靠这场运动才得以重新掌握最高权力，他如果不给“四五”运动平反，那就无异于跟自己过不去。
但若以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是“知恩图报”，那就错了。事实上，他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倒是恰恰相反，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恩将仇报”。西单民主墙曾经为他复出而大造舆论，可是他复出后，刚站稳脚跟，就把西单民主墙砍杀了。
1979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最早听到的就是这个消息。
当时传得很厉害的还有王震的一段话：你有几百万大学生，我有几百万解放军；大学生再闹事，就让解放军拿枪打，每个大学生打一个窟窿！
随后几年，我在北京参加了文艺界和理论界的不少活动，亲身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和屡受压抑的激烈斗争。社会上刚出现了一点言论自由的气象，各种打击就接踵而至。曾经鼓励思想解放的邓小平，很快就说已经放过头了，该收了，并先后策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悬崖。
思想解放运动的斗士们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他们的言论自由还未充分获得就再次遭到戕杀。
郭罗基提出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邓小平就亲自下令把他逐出了北京。
更多的人已经很难再发表什么独立见解。整个社会似乎又要恢复万马齐喑的状态。
我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结束时问陈荒煤：邓大人说就是要收，你怎么看？荒煤只是苦笑，什么话也没说。
我为当时遭到批判的几部作品写的辩护文章，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论丛》选用，却分别在印出或排好版后被毙，为此，秦兆阳只能指着自己的胸膛低声对我叹道：“心痛啊！”
1976年的“四五”运动之后，邓小平取代毛泽东和四人帮，建立起了新的专制独裁，以形式上和前代暴君略有不同的手段越来越凶狠地绞杀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邓小平当然是有功绩的。他力主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大大提高了在世界上的地位。
但是当他日渐残暴地不断扑灭民主自由火焰时，本来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而飞跃的中国历史，却仍只能像蜗牛一样蠕动——时而缓慢地向前爬行几步，时而停顿下来，时而倒退。
在他靠着“四五”运动登上权力顶峰十多年之后，他终于暴露出了比毛泽东更凶狠更残暴的刽子手的本质，调动大批武装部队，用坦克和机枪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工人、市民，酿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血淋淋的“六四”惨案。
中国历史蒙受了这种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休说前进，只说它倒退了多少年吧！
段祺瑞时代的“三一五”，蒋介石时代的“四一二”，和“六四”屠城相比，不是都只能视为小巫见大巫吗？
在这个时候回想“四五”运动，也许不能不发出历史的长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伟大的运动毕竟也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啊，因为是它为刽子手铺设了通天大道！
“六四”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畸形发展，经济越来越繁荣，政治越来越倒退。一个由小集体掌控的专制独裁政权，把堵塞民主自由的大坝修筑得更高更宽更长更厚更难以撼动，作为民主自由第一要义的言论自由，更是落入时时刻刻被围剿的境地。
以言治罪的案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奇。
不说刘晓波、师涛、谭作人、高智晟、陈光诚和其他许多人了；最新的一个案例是四川刘贤斌，同样只因为写了些文章就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和“四五”运动发生前的情况相比，怎么样呢？
三十五年过去，中国历史前进了吗？是不是仍然只能说是像蜗牛一样在蠕动呢？
中国的无数志士和亿万百姓，是不是仍然只能骑在蜗牛背上随历史蠕动呢？
当然，骑在蜗牛背上的中国人，决不是都甘心如此。有许多人，虽然只能骑在蜗牛背上，却一直在以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历史，促其奋进。
骑在蜗牛背上奋进，多像一个凄凉的童话！
然而，这样的中国历史，总有一天会改写！
2011年3月28日于西安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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