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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1976(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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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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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当装配钳工，那时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天工作起码十个小时，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
1976年我二十二岁，已经写诗有三年多了，经常与芒克、北岛、多多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的诗歌当然是不能亮给别人看的，只是互相鼓励，互相刺激，也互相学习的。1976年我看的文学书是文革前翻译的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经典小说，这些书是朋友间互相借阅的，有一些是我从工厂图书馆撬锁偷出来的，看完了再偷送回去，那时候单位图书馆基本上是上了锁的，因为理论上讲全是四旧。1976年我妈妈和妹妹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终于分到了房子，在三里河三区的科学院宿舍，我有时候回那里住几天，而我爸爸也是刚从隔离的地方放回来，他在1971年被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带走审查，一关四年，毫无音信，但是说回来就回来了，还带回了身上的肝炎疾病，拖了四年多后就告别了人世，这是后话。1976年文革的气势有所减弱，也是这些中央领导层的呼风唤雨者个个都年老体衰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中央显然开始各种洗牌的动作，再后来披露的情节中知道，毛泽东竟然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
所以，应该说其中的内幕有许多也许至今也不能完全让国人知道的。既然毛泽东是这种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为周恩来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一系列的规定：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等，这就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结果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在寒风中肃立街头向周恩来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相送”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也是哭自己这些年来的扭曲。
于是，1976年1月至4月有不少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到了清明的前几天，人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献花圈并张贴诗歌，我曾在4月初的一天下班后特意骑自行车去过那里，人很多。纪念碑四周放满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因为天已黑了，有几个人在用手电筒照着抄写贴在那里的诗词，我挤在一边凑着亮光看了几首之后，记得当时心里还是有疑问的，这是组织起来的还是自发的?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总是有老毛指示的文革各种活动，这样的集会真有点让人觉得太突然。但是那种激情很感染人，心里痒痒的，想发出点什么声音的感觉很强烈，也还记得当天回宿舍就写了点什么，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因为还是有其他情节值得说说的。
4月4日星期天我在工厂加班，车间书记来转了一下，对加班的人说，不要去天安门广场，那里很乱，有反革命集会。还专门对我说你这两天把这件活儿赶完了，再放假。当时我因为住在宿舍里，就会经常被临时找去替生病的同事或请假的人加班，加多了之后，很多种不同的活儿都学会了，成了替工的热门人选。1976年4月5日是星期一，上午我在上班时，心里惦记着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知道同宿舍楼的几个人去了那里。车间主任说今天有特殊任务，要抽调一些员工去执行，我说什么任务，我能去吗?主任很严肃地说要保密，还说你就别去了，我还指着你干活呢。结果主任选了几个开磨床的人，因为他们的活儿不多，又跑到宿舍召集一些本来上夜班的还在睡觉的人去执行任务了。
直到第二天，也就是6日下午我才听一个执行任务回来的人说了这件事情的过程，他说:”
卡车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右侧，悄悄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发一根棍棒，还有手套什么的，还在胳膊上别了一个标记，说是凡没有标记的就可以打，然后就一直埋伏在那里等命令，命令一来就要冲出去打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分子，有人问，一棍子下去没有轻重，死了怎么办?回答是死了活该，因为广场一直在播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该撤离的就撤离了，不撤的就是反革命。一个来参与指挥的警察说，反革命也会反扑的，你不打他们，他们就会打你的，千万不能手软。于是，5日晚上9点后他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冲出去，见人就打。他还说:”有些人倒下去后就没起来过，肯定有打死的，但是”
他说 ”我没有动棍子，就是把人往旁边推给别人打。”我听得心惊胆战，马上跑到另一个车间看看同宿舍的一个工友在不在，因为我知道他去了广场，一看他正在干活。我就问他，怎么跑出来的?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千万别声张，我是命大，因为穿着工厂的工作服，被打了一棍，我就喊自己是二机床的工人，有人就问你的标记呢，我说刚才还在，怎么掉了?
结果被一个有标记的人带出了人群。
6号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工厂开始查谁在这期间去过广场，干了什么，我们车间的人全摇头说没去过，大家心里知道有些人去过的。我还记得那个我替他加班的同事对我说，你看你，加班的好处体现出来了吧，所有人都不会来问你。我则悄悄地问他，你请假是否是去了那里，他神秘地一笑，没有回答。
1978年年底四五运动被平反了，还出版了诗抄。所有的罪过就由四人帮领去了，当时也曾说是毛泽东定性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的，这里的内幕不知道何时可以澄清，有时候我就想，中国的历史如果不能改写的，就不叫历史，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的很多历史肯定会逐渐被改写。
除了四五运动，1976年注定有很多事情回味的。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很多人就此在地震棚中住下来，有的结婚后没房的人，甚至把地震棚当作新房，有的一住就是好几年。而我和芒克都曾在他搭建的小地震棚里面喝酒写过诗。我和芒克还趁地震有几天不上班，去了一趟他当年插队的河北省白洋淀，在那里几乎喝死过去，因为白洋淀的渔民很能喝酒，全是几分钱一两的劣质酒。而诗歌，不管写得好不好，是我们为之依赖的最后的精神力量。
如果毛泽东多活两年……历史不能假设，想象是可以的。当然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确实走了。那一天在北岛前几年写的文章里是这样描写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甚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说起天安门广场，早在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
1976年四五运动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之际的9月9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对外开放。四五运动十三年后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剧
。三十五年后的2011年1月12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立起孔子像。当然，毛泽东的肖像还在城楼上纹丝不动。还有，还有更多的便衣在广场上出没。所以说，有变化又没变化，你告诉我吧，变化在哪里?没变化又是因为什么？
2011、3、20 写于西雅图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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