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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对于今天的启示和意义(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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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火
时隔今天35年之久的“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在民间改革派1977年1月命名为“四五运动”之前，当局曾一直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直到1978年，四五运动终获官方正式平反。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4月7日的那一天，全家按照广播通知要求，老老实实地围坐在简陋的餐桌旁，打开摆放在桌面的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静静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那时人们还不知电视机为何物，但好在那时已是毛泽东政治恐怖统治时代的尾声。
8点05分一到，随着一声语带凝重但浑厚好听的男中音读出“中共中央现在播出重要新闻”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表情，已经变得如同参加追悼会那样严肃而阴沉。黑暗中的空荡平房里，静如暗夜，只有广播里的男播音员在缓慢地朗读着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那一刻，对于蒙在鼓里如我家这样远隔千里、信息不畅的芸芸受众听来，只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国家发生大事了！这件大事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革命事件”，而且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这可是犯天条的大罪。我们一家人听得冷汗直冒，那一刻谁都没有出声。但在我混沌而天真的心里，却暗自对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的反诗钦佩有加。诗中字里行间那荡气回肠的气韵和文学水平,是我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文学体验。我心想，“这个反革命还很有水平啊，而且诗文功底竟如此了得！”于是，一听完广播，我就对父亲说道：“爸，这首诗歌写得多好啊！”爸爸转头对我正色道：“别胡说！”看着爸爸那瞪大着的惊恐眼神，我吓了一跳。马上闭嘴不敢吭声了。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
父亲1927年就投身抗日，参加东江纵队所属的地下游击队，担任队长。但他没想到“革命到头”来，最后连自己也险些成为“革命”对象。父亲“解放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他这个早年投笔从戎，怀着一腔热血献身“主义”的老革命，屡次被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裹挟而去，失魂而归。真是身不由己，也苦不堪言。在那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昨天可能还和你手挽手同是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今天也许一不小心就被你昨天熟悉的革命战友揪住按在台前，高呼“打到×××！”了。
我小时候，曾亲眼看见来过我家的、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伯伯，有一天突然被一大群愤怒的革命群众合力揪着往前推，那些群众里面也有与我父亲常常往来的面熟者。那位伯伯十分狼狈地被按在一张木桌旁边，周围到处都是大声吼叫着要他坦白交代的人群。我躲在门外紧张地偷看着。忽然，大家都起来呼喊“打到”的口号，那位伯伯一下就被哗啦啦地人群推嚷着，连滚带爬地赶出来了，我赶忙躲闪到一边，而可怜的伯伯却这帮革命者给踢到走廊楼梯下面去了。可正在状态中的革命群众还不罢休，冲到楼下继续群起抬腿，又踢又骂着……
我那时还没有上学，可是在我幼小的世界里，就被迫装下了平常虽然微笑招呼转眼就翻脸无情、恶言相向的童年记忆。虽然我还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童年的阴影却已像挥之不去的阴霾影响了我后来的世界观。不但童年的记忆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忠厚老实的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总是善良但惊恐，忍让但胆怯，温良但软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刻在父亲身上的生命烙印。
“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总统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说过的这句话却与父亲悲剧性的一生恰成反照。父亲终其一生，都惶惑地活在毛泽东实行的恐怖政治的浓重阴影之下。
后来，随着自己青涩岁月的流逝，我已渐渐不满足于偏信官方的宣传口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对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去寻找希望得到的真实答案。记得“四五运动”刚刚获得平反的1978年的冬天，我问过父亲：“四五事件中毛主席那时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地扳倒邓小平呢？”父亲看到我已到明事理的年龄，便也不违言自己的真实思考了：“那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越到晚年，封建帝王思想就越来越重了。他的晚年最后阶段，实际上已经很孤立，于是，他就已经不太相信周围的任何人了，没有可以放心的朋友，也没有可以交心的知己，甚至有幻觉忽然袭来，总觉得有人背着他想谋反，想加害于他。”
于是乎，他在唯一可以信赖的侄子——中央政治局会议
“联络员”毛远新对“四五运动”添油加醋的汇报描述中，重新找到了一个政坛上刚刚露头的假想敌——邓小平。毛泽东便固执地断定，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抗议示威活动肯定是亲邓派在幕后操纵的杰作。
历史的吊诡有时也很有趣。1976年邓小平最后一次的跌落，是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之牵累而蒙冤不起，1989年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又是与“天安门事件”的“政治风波”脱不了干系。虽然他1989年有幸避免了再次跌倒，但却因前所未有的下令武力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世界舆论同声谴责。
“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启迪就在于，任何政党在执政期间，都有可能因政策的失误和领导人个人风格差异而导致决策的错失，但这在民众眼中其实这并非不可原谅的失误。因为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始终全知全能。因此，知错即纠，便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约束游戏规则。民主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乃是因其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纠错体制，可以随时用这套制度化的纠错机制，使错误的决策不至于变成难以修复的政策拖累，以求世道人心不受最大程度的损伤，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的运转之轮始终行进在正常的轨道上。而专制制度，却无法完成自我纠错的制度性功能。即使清楚错了，却坚称黑的也是白的，错的也是对的，死不悔改，拒不纠错，长此以往，本来应该享有民望的执政集团就会在人民的心中渐渐丧失公信力。
回首“四五运动”，毛泽东和他忠实的“四人帮“再恼羞成怒也不过是挥起大木棒赶走了广场上“聚众闹事”的愤怒人群，好在中共最终还是迈出了承认错误“平反”举措。而邓小平89年在镇压中，使用的是冲锋枪和坦克，难道不会在未来公正的历史中再次获得彻底的平反吗？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伪命题。
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一举获得平反后，也并没有造成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同理推知，六四事件，如果从抚恤六四受难者群体开始拨乱反正，一步步展开和反省当年采取措施的鲁莽和非人道失策，我想，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理性的人民大众，也并不见得会永久纠缠。即使有人会这样，但相信其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理性，而不会跟风而行。
何况，我想在许多现任领导人的心目中，六四的未来定性，早已在他们的内心里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不然在官方的公开场合下，就不会发生从“反革命暴乱”、到“政治风波”，最后到“事件”的措辞演变了。只是目前的形势，令谁都没有重拾这个烫手山芋的勇气罢了。
但是，如果今天谁有非凡的政治抱负和义无反顾的大智大勇，从64事件的平反开始，逐渐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谁就有机会成为改变中国的历史伟人。然而，21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仍然看不到丝毫过于乐观的迹象。
尽管现在官方仍然竭力掩盖，但六四的血痕并没有让人们彻底淡忘，反而每到每年的那个敏感时刻，官方比受难者群体更加紧张，更加恐惧。不得不提前严密布防，一有风吹草动，就作出愚蠢的过度反应。这样倒使本来已快修复的伤口又添新盐，造成年复一年地恶性循环。
岁月的流逝，虽然可以让天安门广场上那片殷红的血迹凝固，暗淡和风化，但并不会让人们内心的痛感记忆减轻或消失。“辛德勒的名单”和丁子霖母亲群体的名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构性，就像鲁迅先生半个世纪前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丁子霖女士的名单，未来肯定会在阳光下重见天日。不管这期间要走过多少光阴荏苒，也不管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巧合，天在做，人在看。时间是最公平的。况且“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六四”的“正名”，迟早也决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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