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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献礼(散文) ——记“计划经济”时代 ◎ 张民昌
“计划经济”时代，有许多事情是在“计划”外的。我记事时，就见到很多，如文革中的“献礼”。现在看来，近似天方夜谭。 1969年四月，田里的青蛙开始叫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晚上的重要广播宣布：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把接班人林彪副主席写进党章。 在西南山区里，正在建设兵工厂的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的干部、工人、小镇上的居民们，敲锣打鼓，连夜欢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也奔上小街，看火炬游行，听锣鼓呐喊。随着一队队人群，一阵阵闪光，我很激动，一直看到半夜才回家。 在那个年月，参加游行、看游行，都令人有莫名的亢奋，莫名的激动。回到院落静悄悄，见老乡们已睡觉，一院子黑灯瞎火——他们怎么不去庆祝？都睡了，真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 那时，我刚随父母从城里来到四川山区参加“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遵照当时“工业学大庆”的“先生产，后生活”创业精神，公司没有建宿舍，职工家属都租住老乡的茅草屋，首先让我看到“先生产”出了如此富有诗意的生活：一个月一人配给半斤咸肉、二两糖、五两菜油、一块肥皂、半斤豆腐、半尺布……凭结婚证可以买两个热水瓶；粮食定量，分粗粮细粮，粮店里大米白面搭红薯卖，附近小镇上的商店里货柜几近空空，货架上摆着“毛主席著作”，旁边红色标语写着“解放全人类”。 住在农舍，每天看日出日落，见周围村民敲钟出工，打锣收工。他们扛锄头带铲子，耕田靶土，热衷于挣工分。工余闲暇忙着打猪草，抱柴火，收工后忙于生火做饭。日复一日，看不出什么革命热情，也没什么“思想”和“主义”；老乡们大多不识字，开会了才“读”一下“红宝书”，没有标语，没有旗帜。哦，我发现还有这样过活的人们，与城里的举红旗，大批判，“闹革命”不相同。我感到惊异。我甚至质疑——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那时十几岁，正在文革的轰轰烈烈中“茁壮成长”着。一上学就叫我们当“接班人”，又说当“螺丝钉”。接着领袖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还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想接班的螺丝钉，就要被到处去拧；最白的纸每天被“人民日报社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涂抹着；是早晨的太阳就自恃着向上升，发亮发光，红彤彤地总想照别人。还说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一尘不染……也学着用“思想”去评“先进”和“落后”，评“革命”和“反革命”，不仅“心明眼亮”，还不识人间烟火。 那时，听了领袖的话，举着一个“思想”，处处总想着去“拯救”别人，否则，就不算革命，不是进步，将这当成唯一的信条。 当时，工厂的口号都是：“工业学大庆”。在山里，我也看到了许多新鲜事。 六冶公司建设的“112”工厂，是生产军用战斗机外壳材料的。据说为了预防“苏修”、“美帝”的轰炸，不但把工厂建在山沟，还把几个大车间都各自分散，建在不同的山沟和不同的山洞里，半成品在各个山洞之间车来车往地运，运输成本是不用算的，反正有“人民”呢；一路上车厢还用帆布篷遮盖，当时刚与“苏修”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就更要保密了。 看到工厂车间近在眼前，我想学“工人阶级”，想当“螺丝钉”，心想在这里该很容易。又想认真地追寻“灵魂深处革命”。 一次，我想山洞该够深了，那里面该有不一样的“革命”。我问父亲，知道父亲总有不一样的眼光。在我知点事了的过去，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大不一样，也让我停止了一些异想。文革开始不久，我才知道北京竟有“黑店、黑村、黑帮”，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先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发一套“毛主席著作”，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看过批斗“牛鬼蛇神”，看过抄家，自己去大串联，写大字报，还徒步走去延安，很亢奋。后来，我却看到了父亲忧郁的眼神。他说：学生不上课，不务正业；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误人子弟”等等。父亲说：“不读书，没有文化，怎么能懂革命道理呢？”父亲的话让我断断续续，似懂非懂地想了很久。 我记得他还说过：他差点就当上了“右派”，要不是出差，一开口他就当上了。那时，我不明白父亲的良苦之心，却知道是惊世骇俗的话，有时还显得悲怆。 “那山洞里有什么？”我问。 “都是些机器，一些不能见人的机器”，父亲若有所思地回答。 哦，我不再问了，这也许是该长大后才明白的。 伟大领袖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厂就在眼前，它象磁石般吸引着我，我常到车间附近转悠。那里的“工人阶级”很多。看红色标语高挂，让人仰视，我感到工人很伟大，很想学习他们。 在那里，我见到过一些直爽、热心、善良、朴素和勇敢的工人，他们任劳任怨，常加班或参加义务劳动；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踩着别人的脑袋拼命往上爬的工人发际之故事，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阿谀逢迎的，有媚上压下的，有告密，揭发的，有赤膊上阵的；我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工人，他们被剃阴阳头，被捆绑着批斗、游街，低着头受侮辱，一脸悲哀，最后，有的还自杀死去。当然，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瘐死。我认识的一位工人王叔叔，因为画宣传画向日葵，别人数花瓣，说画的是国民党党徽，被抓走并被判了十几年，一片花瓣判一年。 那时候，没人再提他们是“工人阶级”，只说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手”。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工人阶级”里也不都是“领导”，有在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演员”；有稍有不慎都可被他人当作“投名状”打掉的另类。（《水浒传》中有“投名状”一说。在古代是忠诚之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忠心其，并不论是与非，善与恶。） 父亲是机械工程师，平时喜爱读史，正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叫“下放劳动”，还有一说是“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那时候，都说体力劳动才算劳动，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好了，才能“合格”。用体力劳动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是那个时代的常事。 “九大”的一阵锣鼓敲完后，就是围绕着“九大”的反复学习和表态了。人人要学习，人人要表态。要“统一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排练。反反复复地排练，这也是常事。 一讨论就说要“献礼”，广播中说全国都争相向党的九大“献礼”，（要献礼，这是1945年延安“七大”就开始的惯例。）也是最光荣的“政治任务”，六冶公司似乎要献大礼，上上下下都忙开了。 那时期，都时兴“破格”地干事情，什么都只算“政治账”。以前有“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革了，正碰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伟大领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干部们，也对上号，忽然变聪明了起来，那些从工农中提拔的干部们更聪明，胆子更大，坚信自己“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管它专业不专业，几个人脑袋一拍板就决定了。 父亲下放的机修厂有许多车床，二百多工人，各工种都有。公司里的汽车有毛病就过来修。 一天吃饭时，父亲跟我说机修厂要造汽车，要献礼，他负责设计。机修厂也能造汽车！我高兴得蹦了起来，父亲正好能显一下身手了呀，能让那些人瞧瞧，知识是有用的，工程师是有用的。 我知道，父亲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工人们都叫父亲“张工”。父亲有些哮喘，一用力做事就感到累，可钳工是体力活，父亲说在车间的钳桌上，他不如工人，所以常得到工人们的照应，他心里总感歉意。这次能用得上自己的学问了，可以大显一下身手了，不是很好吗。要献礼了，照当时的说法：精神要变物质了。可父亲提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就说：“把很粗的铁柱切削成细车轴，真浪费呀”，他比划着：“切削后只能做一根车轴，光材料，工时就不知浪费多少；做好的模具用一次就废了，真可惜”。父亲还说：“全六冶几个车间都停下来赶做这辆汽车，加班加点地连夜干，车外壳全凭手工敲，有的配件还要派人到外地买，最远的跑到东北三省，豆腐都搬成肉价钱了……” 两天过后，父亲回家又叹气说：“真是浪费，让织手套的人去做皮靴，喝酒的人忽然想自己造瓶子，真没办法。越不懂的人越胆大，劳民伤财”。父亲苦笑着：“献礼比科学、物理还有理，真是的。”我看到父亲的表情，知道他实在是骨鲠在喉，忍不住了，才回来跟我这小孩子说。在工厂车间里是不能说的。那时候，人民的思想都被“统一”着，语言也被“统一”着。 说是献给“九大”的礼物，都说是献给毛主席的，谁能不全力以赴的充满“激情”地大干快干？那时候，叫“大会战”，白天黑夜地都要加班加点。 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几千里以外的“九大”转，似乎没人不欢呼的，没人不激动的，没人不说是“胜利”了的。否则，给你安个对“九大”或是“毛主席”心怀不满，或“螳螂挡车”等，那可就是罪了。轻则拉出来“写检查”，“批斗”；重的开除公职，送去劳改或判刑。 父亲说过，秦始皇搞愚民政策，书都被烧了，菜刀被收来铸铁人，那时候最多的也许是哑巴。眼前没有哑巴，人们都“激情”着说一样的套话。 因造车复杂，六冶公司又增加了几个技术员，也“下放”到机修厂来造车了。 近二个月的加班加点，还有“高举”加“指导”等，父亲早出晚归，机修厂车间里昼夜灯火通明，叮叮当当，轰轰隆隆，汽车终于造成了。 那是辆平头式的大卡车，一看就不同一般：比一般的卡车宽点，高点，车头车厢交接处微微隆起，棕红色的外壳，油漆不太亮。 出厂那天，专门安排在星期日。广播里大声地通知，朗读着颂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又播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那天，我站在一土坡上，远远地望见那辆汽车先在公路上缓缓地驶驶停停，就象坦克。公路上的大车小车都给它让路，鸣号致敬。它开到镇上转了一圈又朝着矿区驶去，走走停停地，车头喘息着，车尾不时喷出烟雾，扬起灰尘。 它插红旗戴红花，车头镶着一块金光闪闪的“六冶”徽牌，双排驾驶室里挤满了人，车厢上也站满了敲锣打鼓的人，锣鼓喧天地开到各个工区。 一路上，吸引的人越聚越多，工人、家属和镇上居民都跑过来看，似乎充满了幸福感。连周围赶场的农民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层层地围观。 有人赶上前拍了拍手摸一摸，兴奋不已，夸个不停。六冶公司能造汽车了，真是奇迹！车上的人们都欢呼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那个年代，“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都让人记不清了。 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我迎了上去，站在路边，我想看见父亲，他一定在大车厢上，该很高兴很自豪吧！我围绕大卡车前头后尾地跑，在车上的人丛里寻找，我仰起头蹦了几次，也希望父亲能看到我，或许能将我拉上车，让我举起彩旗，然后迎风飘扬地又向前开。 那阵子，我真渴望自己长大，象大人那样站到车上去，在那上面该多光荣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伟大胜利呀——那天，风很大，我一直尾随着汽车跑了很远，在卡车后的扬尘中断断续续地跑着，一直到追不上了……车上的人们仍在使力敲着锣鼓，没人看我一眼，更没人注意我。 那时，我曾痴想：如果我真是一颗螺丝钉，就拧到这辆汽车上，哪怕在车厢边上，该多光荣，多幸福！我还想：父亲一定还会设计汽车，六冶公司以后还可以造出更多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行驶在每条公路上，然后开去四面八方，支援工厂，支援农村，开去解放世界上其它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更想告诉人们，卡车是我父亲设计的——他正在机修厂下放劳动呢。 可惜，车头车尾一直没看见父亲…… 我在外跑了半天，肚子饿了，望着车子越开越远，直到无影无踪我才烟尘满面地赶回家。 一进门，我惊讶地发现父亲正躺在床上睡觉，近二个月的加班也许太累了，我激动万分，气喘着赶紧告诉六冶汽车的消息：“它正在工区到处开呢，还敲锣打鼓”……我想告诉父亲我正到处找他。只见父亲翻过身来恩了一声，才慢吞吞地说：“阿弥陀佛，我还真怕六冶公司再造一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幸好没想到造飞机”，父亲坐起来苦笑着。一会，父亲说：“你去打一斤酱油吧……” 我回答一声，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纷飞的遐想停止了。该做饭了，生活重新平静了下来。 那时候，我真不明白父亲，在那个“敢想敢干”的时期，被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多人都在“激情”呀“燃烧”呀，他却没一点相似的情怀，既不表现激情，也没什么燃烧。 父亲不拘言笑，常独自思索，似乎既忧郁又孤独，他具有不一样的眼光，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他有着自己的情感和思绪。 那阵风吹过去了，后来六冶公司真的没再造车了。那一辆大卡车渐渐地也就不见踪影了，我跟着跑了半天，我还是那个我。毕竟是赶着拼装出的一辆汽车吧，听说有了毛病修修补补地开了一阵，最后就停在一车间的角落里。过后，螺丝钉也该锈了吧，也没人再提它了。锣鼓敲过了，大礼献过了也就算了，曾经“激情燃烧”的幸福人们，已经不记得它了。 村民们依然扛锄头下地挣工分，吃饭生存，生儿育女，恓惶的生活中，仍存世俗理想；工厂里只剩下“工业学大庆”的横幅还在半空中飘着，飘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又在学习新的“最高指示”了，他们又等待着下一次的献礼，等待着下一次的胜利。 那个时代，许多事情都有一套一套的“激情”，“燃烧”得令人匪夷所思，做事的规则都由不做事的人来制定，是非道理也由不做事的人来说，据说那就是“计划经济”……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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