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树(散文·外三篇)

◎ 张  慈     

我在被窝里睡觉，一只大手”澎澎澎”把我打醒。

“新年好！起来帮我搬圣诞树！”

啊，丈夫，这个辛勤的老农民。

我穿上毛衣，外裤，鞋，呆呆走到客厅里。

他命令我趴下按住圣诞树支架 。

我爬地上按着装水的支架，陈永贵用力将树拨起。他抬树头我抬树尾，将树尸抬到后院。

后院有阳光，它照着躺下的树；有风，它的力量是拨脚就走；我，在上帝伸手可即的地方。天空闪光芒，映照我眼中的恐怖。

圣诞树抵达生死的临界点。

O狗和黄狗站在一边看，白猫也看着，它们的眼神有点激动。

他去车库拿来锯子，树肢一截一截被锯下，扔到绿色的大回收桶里。最后剩下树躯干，他将其搬到游泳池边的木台上，擦擦擦地锯着，炯炯的目光，很痛快的神情，头发也掉下额头上来，咚，树躯被锯断了。

圣诞树一节节碎尸万段，被扔掉了。

这是一棵特别的树。

它感动过我的两个小孩。她们在树下打开礼物，发出尖锐脆弱的鸡鸭叫声。两眼眯起，老人一样用慈祥的眼光看着礼物，高兴地笑。

圣诞树，这不知来自什么人想像力的东西，不知来自山里哪一亩地的东西，竖在客厅里，被挂上饰灯，彩球，小动物，及珍贵的家庭纪念品，变得重任在肩似的，很庄严地站在客厅的一角。它还散发出松杉类植物的脂香，成为节日的中心。

树上的小灯发出的光是最有奇迹感的。

时间一过，圣诞树的神秘性不在了。迎新年，倒圣诞树，美国千家万万户。

没有啥东西，可以像圣诞树这样，让人心疼得发紧。

所以，我拿出相机，给绿色大回收桶里的树尸照了一张像。然后，想象着它，及千家万万户送出来的树尸们，坐上了一条大船，向着时间之河中驶去，船两边簇拥着浪花。

“去拿吸尘器，把掉地毯上的松针统统吸干净。”

“OK。”

天使大队长

我穿着发亮的桔黄色安全衣，戴着傻老帽的遮阳帽，手中高举着一块红色醒目的 STOP 禁行牌，噘着嘴，胸起伏不停，在气愤。

不是汽车和交通惹我生气，是我手下的人！没来上班不说了，还连个电话也不打，不通知我，交警缺岗，让我失职。

2007年底，冬天大清早, 我，一个护路天使大队长，哈着气，站在一个高速大马路的十字路口生气。

岗位的重要，涉及到小孩过马路的安全。我的公司是一家交警公司，也是签约公司。家长交钱给学校，学校交钱给学区，学区把钱给警局，警局再签约交给交警公司──护路天使公司，公司再招大队长，管理学校四周的交通安全。我是护路大队的大队长，管着四十多号交警──护路天使！

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不能有人缺岗。缺岗的后果，是家长告到学校，学校告到警局，警局告到洛杉矶的总公司办公室，办公室斥责到我的头上：缺岗的地方，钱没了；汽车压扁学生，公司还要负责。

在我当上天使队长之前，我不知道马路十字路口，穿着发亮的安全网衣，戴着傻呼呼的遮阳帽，手中高举着一块红色醒目禁行牌的天使们是用钱招聘来的，上着班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些义工。那些穿得体面，头昂得很高的家长，从来不把这些天使当回事，嘴上总是说：谢谢！心里压根不把这些傻呼呼的天使当人──天使们要是会干别的，还干这行干吗？好傻。       

由于我的爸爸也是一位天使，他总是对女儿当个作家不放心。他说：作家，哼！讨饭的。你还不如来管理我们公司，还有点前途。于是，一向孝顺，敬父，以父令为重的我，就上了当。天使，哼，想想，还不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断了翅膀的，没了希望的鸟人。

如果正视现实的话，她我也是这样的人么？

还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读了正在竞选总统的黑小伙欧巴马的传记。上面说，人要有理想，要深入到底层去，了解弱势群体，体会他们的痛苦，改变他们的现状，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升华，这样你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价值的人，脱离了低级气味的人，不再是中国人，是有中国人长相的美国人！还有一件，就是好莱坞的大帅哥皮特、布来德及她的美女老婆安杰利娜、茱莉，领着他们收养的五个杂色小孩，搬到新奥尔良去了。因为重建新奥尔良急需他们这样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出头带动。我一时被一道光照住，神经错乱，将自己头发剪短成革命根据地妇女队长的样子，眼睛闪光，慷慨激昂地成了盛装交警。高跟鞋不穿了！球鞋，穿了，气冲云霄。我的灵魂变得高大起来，神圣起来。使命感一出现，人就等于上了一个虚幻的台阶。

开会了，才看清我手下天使们的真面孔 ── 真是些快乐的人呐！

我的丈夫陈永贵是给人看心理病的人，那些人不快乐，极度忧郁，但他们至少是理性的，严峻的，也是有钱的。他们尽管被生活给糟踏了，但身材是健美的，面孔是干净的，眼睛是明亮有神，动作是机灵的，脑子是超人的，家里是有钱的，仅仅是被生活打击的，大脑出问题的，神经要崩溃的，要看心理医生的。我管的天使，在社会底沉，低教育，低智商，低脑子，低责任，女的大胖子，男的老头子，大都是些超龄人士。女胖缺牙，男老稀发，顺眼的几个人，不会讲英语。偶尔见到个俊眼俊鼻的小伙子，一开口，是个傻子。美女也有，黑发，大眼，一开腔，原来不懂英语，只会讲西班牙语，没用。这些被生活打击的，脑神经脆弱的，天上掉下来的渣子，都是我每天要调遣的快乐人马。

公司有广告，有电话专线，有人愿意找这工作，就打电话留言，名字，电话，所住城市。大前天根据留言约了个叫荷西的小子，说好早上八点在大道交叉处见。临时训练，顿时上工。说得好好的。可是左等不来又等不来，打电话，听声音是刚刚才醒的样子。哈罗一声，我说你跟我有约，是否睡过头了？对方粗鲁地挂了电话。

再打回去，留言机放出非常粗憋的饶口令音乐，说的：TMD不要紧，TMD不要怕，他娘的……

我想，This person is lack of respect and no class!

此人没救，太没教养，哪有在留言机上摆这种音乐的? 没基本的常识。谁会给这样的人工作？本着美国”给人第二次机会”的文化传统，我留了言：只要你来，我就等你，我会等40分钟。工作还是你的。我等你四十分钟。

没来，没见人。也没回电话。

如果是我自己，我肯定会回电，至少不要让一个陌生人在冬天的大马路上等你40分钟。一个电话，简单讲一声：我不来了，你不要等。省了！

──气愤就在于，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行为。

前天还根据留言约了个牛高马大的黑人小伙子。到时间了不见人，打手机，他接了，说找不到地点。问他看地图没有？他说没地图，他也不会看地图。阅读呢，也不会。还说自己打群架蹲过监。唉，生在美国的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放任自己，没有自律，依赖政府救命。

我很气愤。我手下的人，基本都是些靠不住的人，不负责任的人，自暴自弃的人，不可能争气的，也不会成功的人！

移民不一样，移民类型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不但会读地图，连英文这么难弄的东西，都能整出博士这类名堂来。英语自己训练，开车不怕困难。只因为，出身自弱势的文化，弱势的种族就要天生比别人忍受，从自尊心到实际工作，都要挨着，还不能看心理医生，自己使出党委书记的水平来自我说服，自我治疗。

天使，谁靠得住？气愤的就是谁也靠不住。

我骂骂咧咧：垃圾，垃圾。似乎前方的青山，大道上的路牌，树上的枯叶，电线上的鸟们，都支持不了我的精神。

路牌上，各种指向：左转，右转，直行，不可打180度转弯，前方缓速，禁止前进，扔垃圾罚款1000元……路牌对人的影响巨大而广泛，就如藏在一本书中的各种思想。我看见汽车一辆辆开过去。开车人，各形各色。长发的女孩神经质地咬着指甲开着车，年轻女人的汽车后坐上有的安全椅，里面绑着小娃娃，短发的中年女人一脸怨气，年老的女人车窗里爬着雄赳赳的狗。男人多数是正人君子的样子，秃子，戴眼镜的，卷发，不戴眼镜的。有一位中年男人旁边坐着一个戴圣诞老人帽子的可爱男孩，金发闪闪……

黑发，栗发，红发，灰发，白发，一个个脑袋从左转的路线上过了去。

东方人汽车里后视镜上挂着幸运吊坠，墨西哥人开的是有拖把，喷叶机，清洁具的敞开车箱卡车，美国汉子开的是大货车，台湾女人开宝马，中国大陆的学生开二手车，古典车是高级的病人们在开…… 美国，是一个联合国。

正在望着车们走神，我突然看见一辆破吉普车朝我开来，擦身而过，停在路边。车门大开，一只大脚伸出来，一个高大的黑人小伙子站出来，眼睛被太阳刺得眯着，用手遮着额：嗨，我终于摸来了！地图，用不着！

原来是前天招的那位天使来了，没打电话，不打招呼，从天迟迟而降！我又高兴又气愤：错怪别人，误解别人，歧视别人，你必完蛋！

她紧紧握着那只22岁的大手，说的：来了就好，上岗！

他穿好了发亮的桔黄色安全衣，歪戴上了红色安全遮阳帽，手中高举着一块红色醒目的 STOP禁行牌，咧着嘴，跟在我这个黄种女人的后面，带着一群骑自行车的中学生摇摇摆摆过马路去了。

人，年龄，国籍，文化，性别，抛开这些都不说，人仅仅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人的一生也就是一个改变观念的过程。寻找什么东西适合你，就是这个人一生的过程。

站在两百年前白种人从印地安人手中抢来的加州土地上，护路天使大队长──我，正在用英文指挥交通。我的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黑人，两人同时朝南北交通举起两块红牌：

禁行！

红帽子

我起床时见雾(fog)悬浮在窗，到美国十七年了没见过这东西。我跳到客厅，见后院也是笼罩在宁静的雾中。

跳到前门，一条大街都是近地面大气中的大量细微水滴的可视集合体。 邻居家门前高大耸云的红杉树不见了，雾淹没了树顶，仅剩半侧树的身影；远处街中的一棵巨大的玉兰树，真是后现代之景：树干不在了，树枝也不见了，拳头大的红花却漂浮在天空，一朵，一朵，一朵，左右浮，上下动，还隐约在笑。

平淡无奇的生活似乎在这一刻结束了。

天空也不见了。我每天要看云，却到今天才知道，云不接触地面，它仅给我一种精神的想往。而雾是从地而起，一股力量从雾中传到我的身上，使我心生杀机。

我跳回屋里，飞快刷牙，不梳头，看镜子，穿衣服，套鞋子，最后，护路天使大队长的我，穿上制服 ── 一件发亮黄衣，一块禁行牌，一顶红帽子，冲出门去。

我跳进车，发动，倒退，上居民区街；右拐，上社区大道；再右，上历史悠久的尔尔砍米娜大道。开，开开，冲冲冲，还有十几英里……再转一个弯……杀人者在路上。雾不断地出现在车前方，导致眼睛水平所见都是一片模糊。前面的车速显著降低，我几次几乎撞到别人的车屁股上。收音机里KQET台用一个夸张的女声说：据世界气象组织所言，令能见度降低到1公里以下的称为雾，能见度在1-10公里的称为轻雾。常见的雾多为乳白色雾。在城市及工业区，因空气中污染物的影响可导致雾呈土黄色或灰色……今日湾区所见是冷雾，请大家不用紧张，到九点左右雾就会消失……

我见到的雾是暗灰色。

约在三个月前，拉斯阿脱斯镇警察局将属下的一个学区天使交警队卖给了我所在职的”众城服务管理公司”。从此我开始替公司管理这个有十三个天使的交警队。他们都是有十多年工龄的老天使，有很多旧习惯，老想法，这些都无所谓，与时俱进，慢慢改嘛。但是，有一位女老天使，拒绝戴上交警必戴的红帽子。她说：

傻X红帽子(stupid Hat)。

傻X才戴这种帽子。

这番话是开会时当着众人讲的，众人哈哈大笑，让我不了台，面子丢尽。

我事后又去找她，叫她戴上。

她不戴。

我不敢动她，如果她走了，没人顶班。交接手续没完，很多事只好悬起来。但是，我巡逻时发现，一个接一个的天使都学着不戴帽子了。美国人天生蔑视权威，只服法。如果不用法杀鸡，敬众猴，以后谁也不会听话。

我又去找她，哄，骗，恐吓，武力，惊叫，吹捧，赶，哭，拍，赞美……统统用上，没用。我满面泪水，老天使面无表情。还说的：你再讲讲讲，我烦了，我连这傻X制服也给你脱掉！

她真的脱掉了，穿上了旧时代警察局发给她的制服。也是黄的，但颜色稍深，带条子，稍好看。

我想着美国人服法治，就说：你不能自己制订法规。你已经属于我们公司，你就要听我们公司的。

她大骂一句：傻X公司。

我气得挥袖而去。

公司对我的压力巨大，几乎每天都来电话问：你手下的那一位困难户解决了没有？你必须今天就解决，你要跟她讲，她不是制订法规的人，我们才是！我最后只好打电话给公司问怎么办？公司说：先警告，停工两天，再不戴，只能开除。

我又打电话给老天使，这位老挺死说：你不整我，他们就要整你，是吧？我懂。但是，那个杀人帽，又傻又热，我一戴，浑身不舒服，脖子冒汗，有昏倒之感。还有，我这头发，花那么多钱做出来的，每次都要花三小时才做得好。戴上帽子，会压得歪到一边，难道你要我出这种洋相么？

我：这样好了，你去医生那里搞个证明，证明您对戴帽子过敏，体温上升，影响健康，这样一来我能跟公司交代，二来我能说服别的职工。不然大家都不戴帽子，这是违法的。你是带孩子过马路的交警，是孩子们的安全重要，还是你的形象重要？

老天使：屁，别来这一套！我带着这些孩子过马路十六年了，没戴过一次帽子。他们有过因为我不戴帽子被车压碎过的吗？你去问问，一次也没有！半次也没有！这些孩子，现在离开了，上大学了，还来看我，带圣诞礼物给我，我懂我在做什么。

我对公司说，这位职工的脑袋有健康上的特殊要求，头上不能戴帽子。

公司斩钉截铁：那就出医生证明。

我又打电话强令她：必须出证明！一月份开始上班时，我要看见你那个证明！

新年一月眨眼就到，她的证明一直没寄来。我等了一两个星期，没有。我开车巡逻时悄悄去看她，衣服是穿了，但还是没戴红帽子。

我一直没有勇气再去当面找她，甚至没有勇气打电话再跟她谈。没有谈的了，剩下的应该是行动。新的职工也找好了，只消通知老天使回家永远休息即可。

我一直没有勇气，直到这个大雾天。

大雾消除了我的虚弱，杀人者上路了。雾波舞动，拐弯，上尔尔门提街，我放慢速度，眯着眼睛小心开车，因为车子多起来了，面前一片模糊的刹车灯。

前几天，我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我招了一个讲法语的阿尔及利亚女人。这女人不会讲英语，是丈夫陪着来的。她穿着一件红毛衣，胸脯大大的，香水味很浓，表情很压抑。男的是卖二手车的，穿皮夹克，头发扎一个小马尾，英语讲的还不错。见到我，第一句就是：你一定要把这工作给我老婆，她太缺钱了！

我皱起了眉头：这工作肯定是她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孩子？知不知道孩子的安全比大人的安全重要？任何时候？

丈夫：有有有，有孩子，大了，他的安全他自己负责了！哈哈哈。我老婆不会讲英语没关系，她很聪明，你不用担心，只要钱给得好，她就会做得好！

我心事重重，把工作给了她，叫她等着通知上班的日子。我想把老天使一开除，就打电话给她。

一股勇气加带杀气，我到了现场。

我今天要给老天使一个厉害，开除她还是轻的，让她走路前，还得羞辱她几句，报一箭之仇。

我停下车，熄火。

用脚顶开车门，我出去了，我的身子顿时淹进大雾中。在隐约中前进着，我走朝老天使工作的十字路口方向。

老远就看见那个挨杀的天使 ── 高大的老太太脑袋上银发整齐，波浪漂亮。她迈着一双大脚，高举着一块红色菱形禁行牌，跟在她的后面，是一堆推着自行车，围着围巾的白人黄人黑人小孩，她高声地说着：孩子们，左右看，别相信我，你们要自己判断。这雾太大了。别只顾走……你们要自己保护……

十六年！

她在这个街口来来回回，带无数的孩子们过马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毕业一批又迎来一批……十六年！

我，一个没见过几天世面的年轻女人，仅仅因为一顶傻B红帽子，要用手中那点权力，要将她开除。要让她回到家中无所事事，伤心愤世。而我将让一个为了钱来周转人生的女人来顶替她？不会讲英语的交警，不会跟孩子们讲话，木头人一般举个牌子……

我回到车中，坐在驾驶座上，望着老天使被雾隐约的身影，听着她被雾隐约着的声音，发呆，蚀咬着我自己的指头。

和谐城

开车一百几十公里，我到加州东北一个叫“和谐城”的小镇去做一次翻译活动。在那儿，居然碰到了过去的老情爱。

我一向是在靠海的小镇活动，从未到过如此之遥远的内陆。车道也考人，像欧洲的高速一样又细又难走。一番折腾，觉得换了个人，意识上就飘起来。到了和谐城，一进城就走丢了，要找的会议大厅根本找不到。转来转去转到一条小街上，面对一家叫”中国银指甲”的什么店停下。在陌生的环境中，看见中国二字，觉得恍然隔世。停下来问路，见里面的中国女子在给白人女子修剪涂抹指甲，一问三不知。又是恍然如隔界。

回到车上，见侧前小道上树林整齐，秋风呼呼，红叶子大面积地向我扑过来。我呆坐一阵，睡着了。

醒来，秋风红叶仍呼呼，夹带一股”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气势，在我眼前起伏。我觉得一股奇怪的感觉在心上：I’m in the quagmire!

记忆的沼泽困境中，和谐城，这名字熟悉得冒起了泡泡！再醒过来一些，想起来了：这城里住着一个十多年前的老情儿。于是傻呼呼地笑起来，高兴地坐起来，到手提包里找小本本，翻得皮烂页黄的小密电码竟然安在！电话一打，居然又通了！可惜没人接。

我又开着车转，找那种有美国国旗插在门前的政府大楼，会议大部分情况下会在这种地方开，这次来的是北京广电团。正转得不耐烦，手机突然大鸣大放，吓我一跳。

“我是XXX，请问您是谁？刚才您给我打过电话。”

这声音，使我的心一阵跳动。

“是我……听出来了吧？我在和谐城里呢。”

“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看你！”

“我在……嗯……我看一下街名，皮压你街。”

“嗯，这街我不知道。你找条与它相交的大道，告我地名。”

我转上了大道：”好了，这街叫 “分头街”。”

“知道了。你在这两街之间的角等我，十分钟就到。”

“不行不行，不要来，你不能来，你真的不要来，我不会等你的，你千万别来，我不等你，我现在就开走了，啊，走了。”

“为什么？”

“不畏道德，畏我自己。我现在老得，丑得，我不能让你看见的。还有我的头发也白了。”

“那有什么？”

“不行不行，我胖了。胖成个婆娘了。”

“那有什么。”

“那你来吧。”

我停车两街交叉处，西张东望，心电图不律。想到年轻时，他西装革履，平头高鼻，戴个眼镜。他讲流利的英文，浸透西方教育，在美林证券投资银行做事。这个傻X，每次回北京都要掖一块臭豆腐在西装口袋里带回美国吃。中国的教育对他最神的影响是上山下乡时学到的陕北老乡唱的东方红。他那时打高尔夫球，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上升时，在高尔夫球场，拉着她的手，用陕北腔高唱“东方红”。

那歌声惊人地刺激人。我的白人丈夫永远永远不会给我唱东方红。也不会跟我说：你看湖里那俩鸭子，要在北京，早给人用石头打了下了二锅头了！我被他的言论、口音，魅力等迷惑。

华尔街的股市九点开，纽约与旧金山有三小时时差，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坐地铁进旧金山，进大楼后，一杯咖啡灌进喉，眼睛大睁，然后开始看六点的股市。

我对他一见锺情，每次见面都要出一身大汗。他对我几见才衷情，还打过我。他的车里放着幼婴的安全椅，他的娃娃是个男的，九个月；我的车里也放着一个，她的娃娃是个女的，10个月。他的手上戴着一个粗的金婚戒，太太是东洋人；我的手上戴着一个细的婚戒，先生是西洋人。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这话像是一个老地主跟他的小妾讲的。他说：你要让我高兴了，我保证每个星期来看你一次。

我那时有很多的弱点，没有做家务的能力，挣钱的能力，相当害羞，缺乏自信，没有能力交上那种透彻了解人生的朋友。结婚后，也不知道华丽的大袍下掖着虱子是正常的现象。讲不出来也不能讲出来的痛苦折磨得我改掉了假正经的毛病，养成了追求爱情追求性的好习惯。我发现这种男女情感中有omnipotence的力量。

那时正处在虎狼的年代，一星期才斗一次，怎么可能。他疯掉了，像”色·戒”里的易先生一样，只要敌情允许，抽空就来。他跟我说路很远，他住在和谐城。

我当时不知道和谐城在哪里，不清楚有多远。

现在才知道，他开这么远，去看我。汽车往高速一开，就骑虎难下了。

但是，疯狂不会长久，因为是非常态。

老远地看见他来了，满头白发，驼背了，穿着北京老头的棉袄，两只手缩在袖子里，肚子也凸出来，还挂了个相机在肚子上。我很好奇地看着他，他看见我，眼睛乐了：你一点没变。

我赶紧说：你也一点没变！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到拐角的一个小公园里，在冷晰晰的风中，他流了一点清鼻涕，用袖子抹了。一条石凳上坐下两人。说了些话，我反复问：你的西装呢？他说早不穿了，离开了美林，做工程师，不用穿西装上班了。我爱看他穿西装，百看不厌，有一股男人的份儿。现在不穿了，也就没了那股份儿。两人都记不得是哪年终止见面的。大慨超过十年了。那时虽然也有随意性，游戏感，但也是严肃的，有爱，寻找过可能性。但，命运是奇怪的，婚姻比爱情强大，某种联系我们的东西慢慢被我们自己强制着丧失了。两人都精明的寻找自己的着力点，懂得珍惜自己所得。

大树被秋风呼叫，成千上万的枯叶随风抖落而下，又被风吹着贴地滚动，大片地被动地从我们的面前而过，被无情的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年轻的时候，看见这男人好看的脸，二话不说，几把就抓过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把戏，就是开车冲下旧金山高陡的加利福尼亚大街，用右手捧住他的脸，左手的一根指头勾住方向盘，一边冲一边兴奋到要死。他很喜欢我那样做。现在，看见他的脸，心里的激情充足到可以伸出一只手去拍拍，却又挣扎的很，怕重新开始另一次纠葛。我呆坐着，情欲有一点点，更多的是茫然。他也好像是欲说还

休。过去见面，天雷勾地火，互相撕衣服。现在，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中年好男人。

他的嘴，松弛了。可是性感的轮廓还在，上唇像是被割了两块肉，真奇特。他讲他最近去非洲的经历，还说以后还会再去，非常喜欢好望角那一带。

我看手机上的时间，快到翻译时间了，那地方在哪儿还不知道呢。问他，他说，这花园前边儿就是。他送我走到花园前面的路，说：好吧，多保重。

我笑笑，没说话。

我走到大楼里，找到会议厅。见众人还没坐定，就走到玻璃大窗那儿，靠着玻璃窗看外面，找他。我看见他的背影，他前面的草地小道上花木凋零了，他的头低着，穿着北京老头的蓝棉袄，两只手缩在袖子里，越走越远，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低下头，渐渐地伤心，哭了起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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