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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怀疑和会议(随笔) ◎ 吴晨骏
一、怀疑 我已经好久不写作了。对于写作，我有两方面的怀疑，一是对文字产生了怀疑，二是对写作的主体产生了怀疑。 对文字的怀疑，就是对“说”的怀疑。想当初，我刚接触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对文字近乎痴迷，那时看到纸上印刷的一行诗句、一个段落，都能激动半天。那时，我对摆脱了日常生活功用、直接表达情感和塑造美的文字，有着无限的向往。可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文字之轻，越来越感到“说”的困难。与行动比起来，“说”有时是多么的可笑。与力量（强权）比起来，文字很少能摆脱被力量挟持的命运。与思想比起来，文字尽管对思想的成型十分重要，但文字也只能笨拙地呈现思想的局部，更多的情况是辞不达意。 一个文人不依附于强权，这应该是他的做人原则。而拒绝强权，不是体现在他说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而只能是体现在他有什么样的行动。近年来，我看够了文学界甚或文化界的做秀文字，看够了个别人欺世盗名的堂皇文字。反观自身，我有没有那些毛病，有没有用文字的画皮来掩饰一个肮脏的心灵，这对于现阶段的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这种反面的例子，并不能表明言论的价值就高于行动。言论的价值，最终是由言论与行动的关系决定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理解得很透彻，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这里说的“言”，我把它理解为现代人所说的“言论”或者“文字”。 目前中国个别自诩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混淆了“言论”、“言论自由”、“维护言论自由”这几个有差异的概念，实质上是试图以“道德言论”来窃取“行动中的道德”，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中国社会治病，那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更何况，个别人品本来就糟糕的人，还到处高喊道德口号，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已经毫无廉耻可言。 看明朝末年的历史，像吴梅村这样后来屈膝于满清政权的汉文人，他们先前所写的文字何尝不是以正统汉文化自居。当然，吴梅村算是一个知道悔过的人，他最终还是辞去了满清的官职，用行动替自己挽回了面子。 中国当代文人大多数没有骨气，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出过高调的言论、没有写出过张扬的文字，而是由于他们的行动太委琐，思想太自私了。他们自以为有了话语权就占据了道德高地，就占据了历史的席位，他们满足于把文字意淫为权力，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行动的矮子，连吴梅村这样的古人都不如。 至于我的怀疑之二，对写作主体的怀疑，这里所谓的“写作主体”，就是指作者。具体到我本人，就是我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的这种心情始于2007年2月和女作家张慈的一番交谈。2月份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上，我见到了从美国过来的张慈。我对张慈的了解由来已久，1985年我就看过张慈的短篇小说《我是鸣凤》。1996年时我又在吴文光导演的两个记录片《流浪北京》和《四海为家》中，看到过影像中的张慈。对于能与张慈在现实中见面，我很高兴。在开会的几天里，晚上的时候，大家坐在诗人严力、贝岭的房间里喝酒神侃，张慈也是很能侃的一个。 与张慈的交谈，是在夜色中的香港海边，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们在历史学家阿海的带领下，到西贡海鲜长廊吃晚饭，我刚好坐在张慈的旁边。由于喝了一点酒，也由于人在异地，我忽然有了想说话的冲动。我问张慈，她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人的“我”最终会消亡，有没有考虑过“我”消亡时的恐惧。张慈笑了笑，显然她对这个问题很有把握：“我是这么看的，这些年我一直用手提着我的灵魂，一路往前走。当有一天，我觉得可以把灵魂放下了，我就会把它放在某个地方，离开它。尽管我消失了，但我的灵魂还在那里。”这是她当时一番话的大概意思。 据我理解，她是说她把她的“我”复制在她的“灵魂”中，让灵魂变成一个单独的存在，这样她就不必担心“我”的消失。即使她的“我”不存在了，她的灵魂照样会留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并且在她的“我”消失之前，她会安放好她的灵魂。也就是说，她对她的灵魂的确认，使得她对她的“我”的消失不再有恐惧感。 张慈说的这些，当然很有道理。 从香港回来后，我就一直陷于这方面的思考：人的每个个体最终是要彻底消失的。这种“消失”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特定生物的消失，或者他人的消失。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很客观，他人去世了，我们会在一阵心理波动之后承认这个现实，尽管这对我们的心理有影响，但终究我们不能改变他人去世的事实。 另一个方面是，“我”的消失，或者说“我”的死亡。“我”的消失是很残酷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是生活在“我”之中，用“我”的躯体生存，用“我”思考问题，用“我”感受这个世界。我们用“我”接受知识，用“我”创造一些东西，并得到某种成就感。一旦某一天“我”不见了，我们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是宗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每个宗教都宣称可以解决。 可是，在没有宗教的环境里，这个“我”消失的问题，是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只能面对它，然后思考。如果诚实一点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是个其实并不容易思考透彻的问题，因为如果“我”注定要灭亡，注定什么也不是，那么，时间对“我”来说就不重要了：当“我”灭亡之后，也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如果要避免“我”消失的恐惧，如果要避免使“我”堕入没有时间参照的幻觉，只有引入张慈所说的“灵魂”，或者引入宗教的“神”，来将现在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我”移植在其中。否则，我们从小努力培养的、现在顽固坚持的“我”的观念，将会因为死亡的到来而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写作的过程中，至少我本人，我持有的是“有作者的写作”，即个性化的写作的态度。而个性化的写作，最需要挖掘的是“我”对人性、对世界、对历史、对文化、对以往文学作品的认识。在写作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出发。“我”作为本人写作的主体，如果其真实存在都受到怀疑，那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是迫使我停笔如此之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会议 关于2007年早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介绍，我看到的有诗人孟浪发表在《明报月刊》2007年3月号上的长文《香港以远，或香港以近》，以及诗人阿钟发表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上的《香港行记》。他们的介绍文章，把会议描述得很全面。 会议的内容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文学翻译的一部分，和国际笔会在亚太地区各笔会的报告，这两者都是基于我对中文之外的世界的好奇。当然，对于流亡作家、写作自由、文学和社会责任这些话题，我平时也在思考，这次会议上能听到别人的观点，也是一种收获。 会议报到的那天，我一大早从北京乘飞机，下午到达深圳机场，与乘另一架飞机同时降落深圳机场的女诗人马兰会合。然后我们一起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又一起乘车到达会议地点西贡北谭涌度假营。 我们提着行李往度假营里面走的时候，在主会场门口碰到老朋友万之，他正忙着指挥张贴欢迎的标语。巫一毛在一旁的桌子前整理与会者的姓名牌。在与万之兴奋的寒暄过后，我和马兰继续去寻找会议接待处。 接待处设在最后面一栋楼里。推门进去，只见陈奎德和张裕二位正在电脑前打字，孟浪在房间里手忙脚乱地搬着一堆书。孟浪随后拿了一本书给我，就是其中登有我小说《长工》的《诗与坦克》。房间里面，女诗人盛雪在叫我们：“到这里登记。” 我刚填上名字，一个大个子气呼呼地闯进来，后来我知道，大个子是研究历史的阿海。我以前读过阿海的书，他对清朝中外商贸交往的细致分析，让我很是钦佩。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据我的观察，除洋人之外，余光中老先生是发言最认真的人，严力是听会议最专心的人，马建是与会者中最风趣的人，沙叶新先生是最和蔼的人，杨炼是最像大师的人，贝岭是最神秘的人。 比较有意思的会外情景，是在西贡吃过海鲜之后，我和上海诗人阿钟、吴非夜游西贡的小巷子，清凉的空气和迷离的灯光，让我们心情很愉悦。这一幕已经被阿钟写进了他的散文《香港行记》。 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和马兰去香港岛上逛了一圈，基本上是雾里看花的感觉。走到一处虽旧但整齐的街道上时，我一眼看去，那街景很像香港黑社会影片常用的场景。 逛过之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朋友揭春雨。春雨带我们参观了城市大学漂亮的校园，在校园角落的一处凉亭里，他说：“这是我平时练功的地方。” 这次香港会议中，我个人最值得珍惜的记忆，是我与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又一次相聚，以及我通过会议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而会议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这将会融入我今后对文学思考之中。 2008年1月3日写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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