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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亡文学的几点思考(文论·上) ◎ 周冰心
一、流亡的前奏：流放 流亡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在全球普遍性发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课题，一部世界流亡史应该是世界正史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史才能被称作展现全面风貌和立体完满。世界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艺术史更是离不开流亡者带给它们的杰出贡献。我们回望一下，二战期间，没有流亡巴黎、美国的众多俄罗斯、德国、东欧的哲学家、作家、学者、科学家们的贡献，这些国家在上述领域上会逊色不少，反过来，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又为自己封闭和侵占、专制、独裁的祖国逶迤出一长串荣誉。但这些伟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们所忽略，当作理所当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来，没有他们身体上的流亡到美国和欧洲，世界科技史、文学史、哲学史都得改写。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流亡，他们也是他们祖国千万集中营受迫害者中的一员，早已被“消身”掉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流亡，东西方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萨义德《东方主义》里描述的具有专制、独裁、残酷传统的近东和没有描述到的远东中国、东西方交杂的苏联，流亡者往往被化约为背叛祖国和民族叛徒的代名词，用以宣示他们的堕落和邪恶。而西方往往却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流亡是一种人在生命流动存在证明方面的生存论现象，它在世界宏大历史潮流每个阶段里都有上演，特别到二十世纪开始后就更显示了它的不屈不挠。在流亡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它的前世：流放。Exile在英文辞典里中文翻译为流放、放逐、充军，但就是没有流亡的意思，可见中国对流亡这个词是十分陌生化的，因为流亡与流放在中文语境里有着语意程度指向明显的区分。在古汉语字典里，只简略的将流放称为“古代一种刑罚”。现代汉语词典也在“流”的词条里第一次同时出现“流放”、“流亡”，流放的解释为：将犯人驱逐到边远地方。流亡的解释为：因灾害或政治上的原因而被迫离开家乡或祖国。不过，同样那本词典里，还有一条流民的词条，这样解释流民：因遭遇灾害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在这里，流亡被当作一种受制于自然灾害而无奈的背井离乡，成为生存的一种必要谋生手段，完全没有了精神境界上与专制政权的背离和信仰方面的高尚情操，被简单描绘成形而下的生命乞讨。 流亡者的去国流亡，折射了世界演变过程中独裁政治力最为阴暗和丑陋、狠毒的一面。流亡在二十世纪以前是以被动性的流放、放逐来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国、俄罗斯帝国，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正如维柯(vico)指出的那样，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
台湾当代女诗人童若雯在一首名曰《中国皇帝》的诗里写道：“中国的皇帝是从天际传来的/一道鹅黄封金的圣旨，由一头肥鹅送达/无论你在帝国的哪个角落，万能的鹅/总会把你捕获，你将被流放到瘴疬之地/写下惊世骇俗的杰作，客死他乡/没有子嗣。一座木牢将嵌入你的肉体/马驮着，众目睽睽下驶过国土/一座移动的微型动物展览馆……为了报答你立下的汗马功劳/朕将穿一根铁链入你的胫骨/直到铁生锈，生根/难道你还梦想更佳的奖赏？”。这些诗文寥寥几笔就将几千年来中国专制、独裁、奴隶文化和文化奴隶专制的实质荦荦大端。流放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行进当中完成其过程的，到处都有告密者和监视者，皇帝的眼线溥天之下，漫山遍野，你发出的任何文字与声音都会快马加鞭传入紫禁城，随后就有巨网将你捕获，在帝国版图上你无处可逃。 作为流亡前奏的流放，其表现在某种极端性封建王权和现代独裁政权成形之际对异议和诤言者强烈报复式的肉体惩罚。书写典籍和发出声音是流放者罹难的标示，典籍、声音往往被解读成对“王权”的隐喻式的嘲讽，统治者的绝对威权不容有人半点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刚性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前朝的，因此，他们有着清一色的铁腕来对付轻慢他们的文人、仕大夫。杀戮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一了百了，但他们都着更为阴狠的心态，他们要看到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仕大夫们一个个到边陬之地哀嚎和没有尊严的活着，俄罗斯帝国的极寒之地西伯利亚，中华帝国的琼州、贵州、广西、云南、青海、新疆、宁夏等边塞都是流放的最佳去处。 流放还让皇帝“消身”功能的野心得以实现，千年承袭“流放”制度的中国与俄罗斯就是抱着这种野心期望的，尤其以中国的流放制度最为野蛮，鲜有一生走出流放地的流放者。据说沙皇时代对流放者要稍稍尊重一点，还发给工资和食物，但在零下40度的西伯利亚，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更何况这些人多为来自城市的羸弱的知识分子。 流放首先需要广袤的帝国版图，“去中心化”是流放内容的核心，中国将一切边陬之地滇、贵、川、黔、闽、粤、琼、桂、青、疆等蛮夷边疆，都视帝国版图疆域的大小，划为“流放”监禁思想和惩罚肉体的首选。在前现代社会，单单浩途漫长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渴死途中者不计其数，更不要说，幸运的到达终点，能为荒漠苦寒之地所容，这是冷面帝王消灭“流放者”肉体最无声无息的手段，全用不着酷烈的刑场血腥，只是少了惩戒看客的功用。 各国皇帝不约而同发明流放、贬黜边塞瘴疬之地的惩罚手段，表面上看比直接砍掉人头要仁慈，其实，那是错误的。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深刻的指出：“对肉体和灵魂的惩罚，两者都是‘惩罚景观’，并无差异”。而流放则是对肉体和灵魂进行双重的惩罚和打击。福柯发现：“在前现代古典社会，人体是权利的对象和目标，统治者对人体产生密切和浓厚的兴趣，人体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人只是机器。人体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它们不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劳动、姿式、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而控制的模式是不间断、持续的强制，尽可能严密的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规训和惩罚》，154——155页）。流放是皇帝治下的“惩罚景观”，它同“断头台”酷刑的社会学意义一样对子民具有强大震慑感。同极刑“最精细剧烈的痛苦”相比，流放是“活着的蔓延不绝的痛苦”。流放同砍头都是公开展示犯人“公开表演”的生命状态，前者活着但已经死了，甚至比后者还多了长久而难以回避的羞辱，所以无论流放和酷刑，都达到了皇帝要的效果。 但流放还远远没有达至流亡的境界。首先，流放只是在有限的帝国版图内被放逐；其次，两者在信仰认同上上也难以得到统一。但毫无疑问，这两者是有着血缘传承关系的。两者对社会文明的贡献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为例，中国流放者千百年来举不胜举，人们除了听到流放到边塞，诗人、仕大夫们的哀怨和失落外，还有遥望朝廷，祈望被皇帝早日召回京都的强烈愿望，所以，流落下来的就是躺在唐诗宋诗、明清诗歌集里的边塞诗歌，其它一无所有。流放还停留在一种封建文化视野里去中心化的存在，其视境还远没有超出所处时代的文化惯性和文化惰性，如果有可能，他们会为皇帝召回他们或赏赐他们而感恩涕泪，那是前现代社会的必然。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后，流放演变成了流亡——去国，流亡随之也成了一种现代文化、信仰和政治自主精神的主动选择，他们已经完成了“皇帝”祛魅的共识，不再指望那种“单行道式”的父权开恩，流亡者用去国的行动逃离“大手”笼罩下的帝国版图，去往西方。当然ｌ那也是一种景观。 在流放演变成流亡后，人们从流亡者提供的一系列精神产品中才恍然发现，流亡文化创造的新景观是那样的迷人，他作为一种与本国文化基因相似但特异的存在，而成为一种异地观照、思考本国现状与秩序的镜子。流亡文化直到那时才作为一种突异的文化现象进入世界的视野，流放和流亡，虽然两者相差无几，但心理上的感受却大相径庭。 流放刑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且沿用历史悠久，从远古流放之刑出现 ，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翻阅史籍，流放从远古时期偶尔行用的“放”、“逐”、“迁”、“谪”，一直到流入五刑后的“迁徙”、“三流”、“五军”、“发遣”，名目时有调整，花样也不断翻新。 有关“流放”称谓的最早记载，见《汉书·元后传》王莽伯父大将军王 根据有关法律史家所提出的刑罚起源二元论，即“族外制裁”与“族内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尤其是当他们力量弱小的时候。在远古时代个人的 从“法”的语源和词义上分析，“法”的古体为“灋”，该字由三部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是：“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传统根据对“法”的这种解释认为，汉字的“法 不难看出，在原始时代，河流是人们生活指向的终点，对于违背部落行为习惯的人，常常对他们处以“流放”的刑罚，即把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或者迫使其泅水到河的对岸，永远不能回来。这样做的结果是被流放者不再被部落所承认。这样的原初意味与后来的流亡去国意味何其相似：漂流、漂泊、流散。
上古时代，流放刑还与肉刑、死刑共同使用。流放刑作为族内放逐的一种形式，后来逐渐演变为氏族内部或氏族之间以强制力确认氏族部落首领权力地位，调整古老民族关系的一种规范。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每个人必须依靠集体（氏族）的力量才能生存，将犯罪者逐出氏族，事实上已经是最严厉的惩处了。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建立起了以肉刑和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流放作为一种辅刑，虽然没有制度化，但仍被广泛使用，夏、商、周三代均有流放的相关记载。夏代从夏启王朝开始，大约已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生性昏庸残暴，他和他的奴隶主贵族们残酷地压迫人民，对奴隶的镇压最为残忍。西部的商汤借助上帝的意旨来动员将士，经过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役，夏桀的军队被打败了。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王朝代替了。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汤追到那里，把桀流放在南巢，一直到他死去。如果排除掉传说时代虞舜对于“四凶”的流放，夏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一位“流人”。 商朝最著名的有关流放的事例是伊尹对帝太甲的放逐，《史记·殷本纪》有关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商朝按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少弟死后，再由长兄之子即位。汤在位年数较长，长子太丁不及即位就死了，所以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中壬先后即位。外丙、中壬在位时间很短，仅六七年，商朝的大权实际落到伊尹手里。中壬死后，太丁之子太甲即位。但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因此在即位三年后，伊尹将他放逐到汤的葬地桐宫（今河南虞城东北），伊尹自行摄政，以朝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悔过自责”，“处仁迁义”，于是伊尹又将他迎回，授之以政。太甲归政后，“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见状，大为嘉奖，就作《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从此伊尹就不再干预朝政。
之后的整个先秦时代，有关流放的记载不绝于史。其中最具有悲剧色彩而被人们传颂至今的流放故事无疑是屈原的流放。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的《屈原列传》。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当时，屈原大约二十多岁，可谓年轻得志，后来，由于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言，挑拨离间，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此后，又有被放逐到江南的经历。
屈原被长期流放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第二年，秦又一次深入，楚面临亡国之灾。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中，把一腔爱国之情化为凄零泪雨，吟讴着悲歌，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伟大的诗人，因谗言而遭受放逐，但爱国之志不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离骚》中充满了作者对国君的忧虑和对故土的热爱，读来缠绵悱恻，动人心弦。正因为如此，屈原受到了历代人们的热爱和歌颂。有许多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来歌颂屈原。这类诗很多，如诗人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清代高圣行有《屈大夫》一诗，诗云：“潇湘夜雨哭精灵，想见孤臣憔悴形。遗节自标汉史传，沉忧谁识《楚骚经》？微茫烟景沧浪水，断续歌声渔夫亭。千古几人凭吊处，汨罗江畔草青青。”民间则有以端午节为主的各种纪念屈原的活动，都表达了人民对诗人的怀念与热爱。
中国古代社会因罪而被流放的人称之为“流人”。《庄子·徐无鬼》中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是讲春秋越国的流人常年见不到同类的孤寂生活。他们到了晚年，甚至见了类似人的东西就一阵欣喜，这是有关流人的最早记载。这种孤寂一种缠绕到流亡者身上。 在几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也不知有多少人被流放过，这些人或披枷带锁跋涉于流放途中；或蓬头垢面苟活于流放之地，孤独而死。 流放地当然都是边远“蛮地”，土家、苗、瑶、琼、壮、彝、蒙古、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居住之地都是历代不少墨客诗人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流放、贬黜首选之地。
从战国时代起，被流放、贬黜到“蛮地”的各类历史名人不胜枚举，著名的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白居易、王昌龄等诗人。那些中国文学名篇有很多是在流放“蛮地”时写成的，《离骚》、《涉江》、《远游》、《橘颂》、《行路难》、《芙蓉楼送辛渐》等等。 清代后，随着版图扩张到新疆，流放之地专以新疆为主，流放新疆的知名流人就不下300人，如乾隆朝侍读学士纪晓岚、嘉庆朝翰林院编修洪亮吉、道光朝两广总督林则徐、光绪朝知府刘鹗等等都遭受过流放，甚至有所谓宗室人物而遭受流放者，如允禟、苏努和载漪、载澜兄弟等等，犹如恒河沙数。他们也留下来许多诗词典籍值得称许。
纪晓岚就写下了160首的系列组诗《乌鲁木齐杂诗》，从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个方面对乌鲁木齐地区作了全面细致考察式的描写。不夸张的说，一部中国古代古代文学史，至少有半数是文人们在流放途中写就的。没有流放，中国古代文学史远没现在这么具有深刻性，视野也将狭窄许多。
流放文学作为流亡的前奏和先声，虽无法与现代文学中的流亡文学相抗衡，但也为二十世纪后流亡文学起到了很好的人格标示和文体导引作用，为二十世纪后流亡文学的产生铺垫出了亲缘语境，使流亡文学在流放文学的基础上更加面向真理、忠实内心、关注他者苦难，而不再只是哀愁和怨怼，消极意义大大减弱，积极勇敢的干预中国的不公正现象，追求自由和平等精神，向现代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操守靠近。 流放从来不是前现代社会的专利，流放已经深入中国统治者的血脉当中，他们将连他们自己一生都没有亲历过的中国边疆作为流放目的地，甘肃、新疆、北大荒和青海、宁夏等都是他们在脑海里划定理想“惩罚景观”中心，而当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浩大运动中，就集体流放了55万“右派”知识分子到上述荒漠地带，他们是中国当时能找到的最优秀知识分子，几乎是中国要想靠近现代化的底线，但新统治者毅然将他们投入到“流放消身”的大熔炉里，因为与巩固政权和建立威权体系比起来，让他们“消身”、“无声”
要远远大于前者，他们同满族的康熙皇帝一样，绝不会为了推动时代发展而让西方最新流入中国的自然科学离开紫禁城半步（西方最新科技早在康熙朝早期即已流入中国，康熙帝甚至还会演算几何、代数，还对化学感兴趣，但他下令这些西方科学不能出紫禁城半步，于是中国晚了近200年，才被西方列强打着睁开眼睛知道西方科技。），因为这样一来，前后两个皇帝都再也很难“愚化”、“恐惧”下去了，这两者思维都是一样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他们也达成了如意算盘，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这次大规模的流放，导致中国万马齐暗了将近半个世纪。
二、流亡的产生和代价 流亡是一种文化，在世界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融为一体之际，它的前身流放、放逐早已经演绎了上千年，无论在古老帝国中国，还是疆土辽阔的俄罗斯帝国。 它的现代性产生是它迎来了世界性疆域的融合。那是18世纪以降，西方殖民主义用航海扩张、陆地探险、文化霸权、文明殖民引来世界地图空间骤缩带来的。现代性工业远征还将东西方地理压缩在可以观望、探询的范围视野之内，也使得长期被儒教忠君、顺从教义驯化的东方人的文明承担、文化选择、政治挑选，不再只是单向度的唯一顺从面向，而是实现了双向的多重视野里现代性不从、质疑精神催生，这是世界现代文明黎明到来的征象。 谁都不会想到，被民族主义拥笃者称为万恶之首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会引发世界地理的压缩，并首先成就了东西方文明交融和统驭的先声，这种唯一的积极意义令深为国族流丧惨痛记忆者没有想到，西方霸权在殖民化世界，给东方带来阴霾的同时，也让其自身文明的先进性流入进东方，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机遇，利弊就像硬币的一体两面。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晚清第一批先知先觉者就是被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所唤醒的，龚自珍、张之洞、林则徐、严复、严修等，无不是这一群体当中的骁将。向来“天国自大”的中国人第一次开始正视地球西端的“现代性”世界，当然，这种正视是被他们用“船坚利炮”轰开的，虽然在他们心中和言说推广中，还自欺欺人的强调“中华文明”的强大，并依然延续这种“天国口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已经直面并承认家国的落败和颟顸，那种“盛唐”垒聚的优越感早已荡然无存了。逐渐睁眼看世界和心平气和的研究西方成为他们的共识。 西方文明的渗透东方首先是靠器物来传导的，早期西方向东方渗透和扩张时，就是用满船东方闻未所闻的奇崛器物和传播西方文明的传教士来进入中国的，它们同时成为一种交流的载体，互为印证，让中国人叹为观止，自鸣钟、地球仪、眼镜、火车、自行车、汽车、自动枪等等，此时，处在“海禁”、“封闭”、“文字狱”、“民族殖民”下的中国，这种热衷于器物的创新激动早已暌离中国300余年，晚明以后，中国就被民族奴役、钳制思想，失去创造力了。而早有机会见识这些西方最新文明结晶时，17世纪的康熙皇帝却称这些器物为威胁“愚民统治”和不详之物，严加禁绝。他此前早已被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应自然科学器具迷惑住了，他也曾作过代数和几何试题，甚至对天体物理也深感兴趣，但想到这些新知识的传播会给一潭死水微波不兴的儒教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和变革，他下定决心让这些奇技淫巧之物不出紫禁城内城，只作为自己的玩物。 前面谈到，流亡的产生是西方殖民主义催生的一体两面的正负效应，不然，流亡的实际意义全无从谈起，更缺乏现代性阐释。回顾流亡的产生，就应运而生于西方对东方的渗透和交融。如果，先回避西方霸权殖民主义硬币的这正面，那么，反面就是积极和具有强劲推动力性质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思想挟裹而来。正面被颟顸无能的专制者痛快的接受了，割地赔款，反面却是那个独裁者所不愿意看到其蔓延的，因为它打破了本来平静的良序大梦，而日后流亡者却正得益于反面的哺育，否则，他们还在历史封闭的前现代封建黑幕里，由着他们所“质疑”的皇权肆意狰狞着分尸凌迟，成为前现代封闭国度里单向维度流放大军中的一员。 一代先哲，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文化视野和民族回望意识、民族缺陷反省意识伟大而冷静的作家鲁迅先生，在1898年前，全然不知还有自然科学这一回事，他的童年和少年在私塾里师从叔祖玉田先生诵《鉴略》，后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以及《尔雅》、《周礼》和《仪礼》。后因家道中落，才于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他后来回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毕业前加一些诸如天文、航海、机械方面的专业课。（《呐喊》自序）。 鲁迅后来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功课有数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后半期加了一些入门性的矿物学和地质学的专业课。可以看出，整整两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以中国教育最为发达的江南才开始开设“西学为用”的自然科学课程，中国其它地方的学校教育课程落后就更可想而知了。中国被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也就不以为奇了。 自然科学落后西方两个多世纪，社会科学也是“老调子”，僵死在四书五经文言文里。二十多年后的1927年二月十六日，鲁迅到香港演讲，讲题就是《无声的中国》，精辟地指出中国的“悲剧性”根源，深刻的认识到“无声”是对中国最好的注解，发出真的勇敢的“中国声音”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所有人的唯一自救。即使如此，他还是说：“其实，文言文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14-15页）。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此后十数年的五四运动强调“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就顺理成章了。 自由与极权、抗争与奴役、流亡与顺从都是二元对立的矛盾，从晚清的一个文本里我们可以管窥到上述矛盾的细节隐喻，这对间接理解“流亡”的产生是大有裨益的。约写于1903年前后的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用开放的心态写出了中国命运的境遇实质，作者金天羽、曾朴就完全用超想象制造衰亡途中的乌托邦中国幻觉：一个颓势难挽的国家须用一具丰盈女体去拯救才能摆脱厄运。小说一开始就运用中国话本小说魔幻模式对19世纪以来中国的境遇极尽云蒸雾绕、讽刺之能事。第一回“一瞬狂潮陆沉奴乐岛，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中构设出一“奴乐岛”地理隐喻，并在中国诸神中设立一个“自由神”为新圣。奴乐岛其实是一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岛”，“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 “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这孽海和奴乐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奴乐岛”当是曾朴的一大苦涩发明，其意指对象是“满清中国”亦奴亦乐的生存现状，曾朴以对国族运命的隐喻式春秋笔法描述，逶迤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一路失陷的路径缩影。 一部《孽海花》是傅彩云的天下，她的社会地位不断变换，妓女、侍妾、外交官太太、交际花、情妇，曾朴甚至给予她许多臆想式的世纪奇遇，在欧洲赢得德国维多利亚女皇及其王室的青睐，多次被奉为贵宾，她甚至于还和刚刚在欧洲兴起的俄国虚无主义革命家夏雅丽结为莫逆之交，并为后者革命理想所感动。其假托的恐怕是赛金花以私情之身解1900年庚子年中国之难，力劝住了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制止北京的抢劫和暴行，这些当然是中国人的翩翩遐想，没有任何依据。华裔美国学者王德威说“赛金花以淫邪之身，颠倒八国联军统帅，扭转国运，是20世纪中国最暧昧的神话之一。”（《想象中国的方法》，13页）。这预示着一代中国人全面对满清政府失去信任，宁可相信一个子虚乌有的风流神话，将无边欲望和巨大恐惧押在对一个丰盈女体的拯救期盼上，在对女性身体功能的放肆想象下，达成这个至今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乌托邦神话，曾朴对“国家主义”、“国家寓言”的寄予“女体拯救”想象也是无奈的选择，虽有许多局限性和狎邪性，但其中渗透着对几百年来汉民族沦为“奴乐岛人”的忧心如焚和痛心疾首，对17世纪以来满清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发出有力的嘲讽声音。在那样的无奈嘲讽和命运本质性揭橥文本问世时，满清帝国也快走到尽头了，从自况“奴乐岛岛民”而无人过问，就知道那个帝国在节节崩溃前已无暇无力再展开擅长的“文字狱”了，这在满清鼎盛时是不可想象的。 在《孽海花》发表之前四五年，百日维新惨遭失败，康南海、梁启超等文人墨客都借助各自外国势力流亡海外，成为流亡的最初嚆矢，之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号反清兴汉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也屡战屡败，长期流亡海外，他们分别流亡游走于欧洲和美国、日本，在流亡路上，他们作的所有事情都与努力改变中国“奴乐岛”形象有关，虽然主张各异，但开创了流亡话语的现声。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这些传统文人都是为了政治主张而流亡海外的，流亡后也积极准备话语力量和完善政治主张（梁通过办《民报》来传达其反对声音的，孙则成立同盟会政党来颠覆满清帝国），他们传播的文化都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化视野里的文化，都在渗透其政治主张。这种最初的二十世纪中国流亡现象与大厦将倾的落后、野蛮、封建、独裁政治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虽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和产生文化产品，但开创性的为以后的中国文人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避免无路可逃束手就擒的任人流放，这对中国以后人的民主、自由信仰加强是很有帮助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东西方世界开始由大规模流放转向更大规模流亡的转捩点，这与上面提到的19世纪初现代文明加速，远洋航海技术、蒸气机的一一问世，以及海外冒险、扩张、殖民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让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土地的疆域得以飞速延展，国界变得模糊难辩，“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总面积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一直持续到1955年万隆会议时，整个东方才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萨义德，《东方主义》279、51页）。 在已故著名的后殖民学者、当代最富盛名的文学批评家萨义德的传世之作《东方主义》里，萨义德为我们构设了西方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化殖民、文化改造、文化仿写、文化拟真的全历程：“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展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大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东方主义》，223页）。看看19世纪以后的西方小说、诗歌，我们就会明白。扩张、冒险、殖民主义并不是军人的专利，“复调伴奏”的小说才是罪魁祸首，这在当时是一个时髦写作方向，小说里的主人公要么从东方旅行归来，要么海外冒险成功，要么是去东方殖民地上任，要么在非洲发生了一段奇缘。 用现代性技术来轰开国门，19世纪已经兴起的的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女性解放等也一起紧随殖民主义跟进，全世界最为集中的封建皇权国家群（中国、日本、沙俄帝国等）开始陷落，通过译介西方书刊，知识分子开始感时忧国、反省甚至质疑现存封建制度，中国也不例外，他们开始介入政治维新和推翻帝国的行动中去，用的全是文人的宣传、鼓动、写作、上书那一套，没有军队拥护，当然结局是被封建强人赶尽杀绝，1898年的戊戌变法里的“六君子”就成为“惩罚景观”里的“道具”，被公开在菜市口实施“斩杀展览”，其余则流亡海外。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新旧文明、东西文明、外来与自有文明的挑选，一切都在动荡不安中，所有上述文明都在摆地摊式想供人选择和试用，所有的政治文明产品都还没有找到买家，但都在暗中角力。而流亡海外的中国第一批流亡者流亡的理由也很单纯，在面对落后、野蛮、独裁、腐朽制度阻碍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葬送旧王权，用西方民主、宪政制度拯救中国，这是当时的百年中国处处挨打现状激发起的知识分子“救国”情怀，他们的政治报国情怀压倒了一切个人文学浪漫吟颂，甚至正常留学海外的学子也秉承这种意志。鲁迅1903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篇。周恩来也曾写下类似的诗“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都满赋救国救民的豪情和壮志，还有无法言表的激情与慷慨。 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家衰亡坍塌之际，20世纪初流亡初期，小规模的流亡者都成为政治流亡客，流亡文化就是“政治颠覆文化”，其表现力就是反封建、反独裁、反专制、反皇权，反暴政，因此，最初的流亡客集中在“政治迫害者”身上。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流亡班子以选择西方的政治文明产品为号召力，终于一举瓦解了满清帝制，成立中华民国，为政治而流亡的中国第一批流亡者也随之纷纷回国。第一次中国流亡者流亡浪潮稍稍平歇。
同满清中国一样，一九一七年，沙皇帝国崩溃前后，也有不少俄国文人学者陆续流亡欧洲和美国，原先居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贵族后裔，日后成为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纳博科夫家族也在流亡之列，小纳博科夫随家族流亡德国。但直到一九二一年为止，大批的苏联流亡者才正式到来，这还不包括日后被政府强行驱逐的流亡者。1921年，新政权尚未顾及到在文化领域施行全面清洗和无产阶级化，以至于像日后流亡到法国写出不朽名著《俄罗斯思想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A.Berdjajev）等，还能在一九一九年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公开的哲学讲座，听众甚至包括红军官兵和工人。一九二二年，新政权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兰克（S.Frank）等世界著名学者，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
此时，流亡文化的意义才第一次彰显出来，他们不再是清一色的政治诉求者，他们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教授、科学家等等知识分子，他们甚至都没有选择1917年帝国崩溃时流亡，因为，他们都是吟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土地选择他们。但他们除了思想和声音外，一无所有。维有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但无力抵抗刺刀和大棒下的驱赶，只好流亡欧洲，或者自动流亡，成为“流亡者”，自由主义信仰让他们都付出了不能在故土生活下去的“流亡代价”。他们也为以后要流亡的知识分子确定了一个标准：为了普众的福祉，为了维护独立的信仰，宁愿担承亡命天涯的厄运，也绝不作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颂扬暴政就更不可能了。 有趣的是，在前苏联时期颂扬暴政、沉默的大多数，后来都被消身掉了。而那些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精英无一例外的活着，并有许多成为世界经典作家。他们甚至还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在苏联解体后光荣的被迎请回祖国，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对的。
苏联政制易帜，流亡者此时的知识分子主流到这时也随之确定，这在以后一个世纪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成为与第一次浪潮下政治者流亡大为不同的群体，这在随后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也会出现这样一批性质的流亡者，他们的信仰和主义都与苏联相似。。 如此说来，流亡与一党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没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就不可能产生“流亡者”这个群体。“流亡者”在一个开放、多元、宽容、兼听、制衡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反之，则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被祖国放逐的现象。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兑斯在其遑遑巨著《１９世纪文学主流》中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说：“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他们发出异质的声音，付出的往往是一生幸福甚而生命的代价，一生要漂泊离散祖国以外，永不能回转。 流亡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只是为了某种传统价值观。 现代性流亡的产生还透射了世界所谓多样性政体和多极世界互为制衡的巨大谎言，它是现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试金石，因为，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维持上述与人类普适公义、自由平等相悖行驶秩序的国度。 现代性“流亡者”早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已经成为一种“抗拒、不从”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最纯粹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们/她们也是最易受“仇恨”和“漠视”的漂泊者。一个现代性世界流亡者的名单会开得很长很长，本文意在研究那些为了真理和真相信仰而流亡的“流亡文学“生产者，下一节会择取世界上较有代表性的“流亡者”作一个诠释。
（本文系作者将出版的著作《家国两茫茫——海外中国流亡 / 自由作家作品研究 》第一章绪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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