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胜，你在哪里？(散文)

 右派组歌之三·一个真实的故事

◎ 齐家贞     

    中学，因为爱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草原》，我被充满人情人性的马车夫深深感动，闪过長大了要嫁给马车夫的念头。那只是沉浸在优美的歌唱里，是心底里无邪的梦。

十年劳改，我从“修道院”出来，三十岁，没有交过男朋友，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

在我自由精神未被暗算之前，像翻飞的蝴蝶在花丛中采蜜，我有过初恋，那是在心底里爆发，在心底里掩埋，无人了解，连我恋上的那个男孩也未必真的知晓我心中的那段情。

在深信谈情说爱是肮脏可耻罪恶的年代，“罪恶”在我心底滋生。

他叫金利胜，是金伯伯金妈妈抱养的儿子。两口子是鞋匠，在和平路九十六号开了个皮鞋作坊，后来搬到一百一十二号我家楼上。兩夫婦婚后数年无出，抱养了金利胜，谁知，八年后，他俩意外惊喜地给金利胜添了个小妹妹金丽英。

从向金利胜请教一个地理课问题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了,我觉得他也喜欢我。那时我十二岁，他十四。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表示爱慕的话，没有做过一个表示爱慕的动作，我们用眼睛使我们的心相通。

他高我三个年级，在重庆市一中住读，我刚考上二十一中念初一。那个时候，我们是富翁，青春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有数不尽的明天，我们有做不完的美梦，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活力，我们有永不干涸的智慧。我们的使命就是笑，就是欢乐，就是自由自在地突发奇想，就是百无禁忌地口若悬河。

    每个周末和学校放寒暑假，我便焦躁不安地在他家门口转悠，盼望“无意中”被他撞见，盼望他走过来主动朝我打招呼。我盼望与他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尽管“无意中”被他撞见的事时有发生，但一起去图书馆、电影院的事从来没有。

    三年过去，我也考进了市一中，他前脚出，我后脚进，他成绩优异，被市一中保送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我最幸福的差事就是为金妈妈金伯伯念金利胜的成都来信，以及帮二老代笔回函。每封信的结尾，我都一无遗漏地写上“齐家贞向你问好”，暗示他，这是我的笔迹，请看，我的字写得不错吧。每封回信的最后金利胜都决不忘记“代问齐家贞好”，让我知道，他看懂了。我又多了一椿乐事，那就是盼望他的来信。

读完大学二年级，五八年夏，金利胜突然卷铺盖回家，说是身体不好退学。后来才听说是学院嫌他出身不好，父母是资本家，保密专业不适合他，“劝”其退学。

    接着，金利胜去了北碚缙云山当农民，回家来脸变得黄肿烂熟的。后来，我高中毕业，也在家闲耍，两人同样前程茫茫，看不到希望。

我们已经长大，他二十，我十八，面对大家如此艰难的处境，彼此间似乎心照不宣地刻意保持一段距离。

后来，金利胜去了上海附近较为富庶的崇明县农村。离开前，他没有向我告别，没有留给我一句话，似乎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我无条件地原谅金利胜对我的回避和忽視，我支持他的决定。

无论如何，在我心里喜爱了八年的金利胜，今生今世是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了。我深信，在他的心底，他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眼睛明亮，性格活泼，歌声清脆，天真无邪，有两条粗重长辫子的女孩子了。

多年以后，我把金利胜也“带进了”监狱。監獄歲月里，我经常在期待与怀念中与他“共度”。我但愿自己那时也去了北碚农村跟他一起吃苦，和他一样把全身每一寸皮肤都染成黄疸病颜色，追随他把户口也迁到崇明。我想象金利胜听到我坐牢的消息后，是怎样的震惊和伤心，我希望他不顾一切地等待我十三年，刑满出狱后，我将把我的身心奉献给他，我俩成为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娃娃书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男女主人公。

一个炎热的夏天，五队几个男犯到三队有事，等在操场坝上。他们个个高大魁梧年轻英俊，上身一丝不挂，下面只穿了一条短裤叉。坚挺发达的胸脯，浑圆壮实的肩膀，四肢肌肉厚实丰隆线条起伏，整个躯体从上到下饱和着力，烈日把他们古铜色的皮肤照得闪闪发亮，他们的眼睛闪射出青春的光芒。看着这幅图画，你似乎看到生命的活水在他们躯体里奔涌，看到了伟大青春无坚不摧的力量，你會惊叹，一种莫名的伟力竟把人世间所有的美收融于一身 。

他们是一群英雄，是旷世奇迹，是古希腊群雕的再现，是男性永恒的颂歌。

   那是中午出工前，女犯們全在監房里。

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女犯们不分老少争先恐后從牢房里蜂涌而出，一层层的人，墙似地驻足在监房大门口，朝这几个男犯凝神观望。男犯们惊呆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接受女犯们赞美的目光。有几个年轻女犯赶紧冲回寝室，换一套鲜亮的衣服，再钻挤到人群的最前面。

三中队女犯被眼前上帝的杰作折服了。

    我突然记起读过的一个短篇，讲到外国某监狱里，男犯们用暴动迎接春天。他们透过铁丝网看到外面春意盎然中亭亭玉立的金黄色野花，联想到金黄色头发的女人。野花在春风中摇曳，婀娜多姿，好象千百个女人在朝他们频送秋波，在等待男人的亲吻。男犯们春情爆发，再也不能忍耐，集体冲出牢门去拥抱“女人”了。

    我也站在人群后面，垫起脚尖欣赏这组雕塑，它像电影定格成了我永久的记忆。这个特殊的时刻，女犯们并未暴动，但是她们怦然心动了。

我猜想，几乎每个女犯都会联想起自己心中的那一个，杰作。

我想起了金利胜。

我终于被释放回家，见到了我长别的亲人，母亲和四个弟弟。

我不允许自己刚回来就急不可待去金妈妈的家。

经过难耐的几天，我走上三楼，这个老牵动我思绪的地方。刚上楼梯口，我心中升起难以名状的惆怅和些许的惊慌，终于，我跨进了已经十年没有进去过的房门。

房间里少了人少了东西，显得过于冷清简陋，恰似金妈妈清癯消瘦的面庞。十年的辰光使房间四壁更加陈旧灰暗，天花板上凭添了不少漏雨留下的水印，房间里只有两张单人床，住着金妈妈和金丽英。已经听妈妈讲，金伯伯“自然灾害”时，以十分之一的低价把一生积蓄的几千元公债换成几百元纸钱，从朝天门吃到和平路，几千元公债吃高价一分不剩。后来回上海死在老家。

从房间的陈设看，金利胜连影子都没留下，说明他离开后再也没有迁回重庆。

    和金妈妈清聊一阵后，我站起来查看墙上的照片。这个一尺见方的相框，十年前就挂在这里，里面密密麻麻嵌着许多小照片。我早就对它们了如指掌，其中有一张金利胜的二寸高中毕业照，那时，我经常在这里同他“相会”。现在，多数照片已经发黄，有的甚至发花人影依稀。我在相片群里迅速地寻找着，眼睛一遍一遍仔细查看，终于失望地发现，他不在这里。

我开始询问金妈妈关于金利胜的消息，发现这个话题很难继续下去。金妈妈的回答始终是两点之间的直线，短得不能再短。“金利胜好吗？”“他好。”“去崇明后，一直当农民？”“喔，不。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含着隐隐的母亲的骄傲，唯一一次多讲了几个字。“安家了吗？”“是的。”“有孩子了吗？”“两个。”她的声音暗淡下去。

我有点失望。

失什么望，我问自己。难道我希望金利胜兑现一个未经表明，又无承诺的爱情？十幾年过去，难道我希望他還是单身，像我想象的那样等待我刑满归家？

“他现在生活得好吗？”我问。“好，好。”至此，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金妈妈用她最大的努力掩盖她对我的敷衍，这个问题好象烫嘴。

后来，我向金小妹打听过几次，二十多岁的她，似乎还是十岁，总是回答：“晓得的哟，他们大人的事情！”

毛泽东死后两年，金妈妈金小妹仍然守口如瓶，我从某人嘴里探听到金利胜的一点下落。“下落”像锥子刺痛我的心，我的头嗡一响，眼前一片百。我完全回忆不起此人是谁，只记住了事情。

    金利胜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他得到领导的高度信任，一直在新疆部队工作。

    可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正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走着。好象修宝塔，他长久地艰苦卓绝地一层一层修上去，就要修到最后那层尖顶的时候，金利胜出事了。

    这一次，金利胜没有胜利。他想偷越国境，在新疆与苏联的边界线上，他被子弹击中，倒毙在血泊里。

生命在这里只是数目，十个，五双就数了。但是，在金妈妈、他亲人和我的心里，金利胜独一无二，没人可以替代，这个惨剧留下的悲痛永无尽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吓痛心得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金利胜的话题，就象金妈妈、金小妹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金利胜的话题一样。

我后悔，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北碚缙云山农场，和金利胜一起逃到上海崇明。有了我，他就可能不参军不入党不去新疆送死，有了他，我可能就不去中国的“敌占区”——廣州，不叛国投敌不入狱，我俩的命運就可能完完全全改观。象阿基米德说的，如果有足够长的杠杆，如果找到恰當的支点，我们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一样，金利胜和齐家贞兩个人就可能把地球举起来，而不是双双被地球压死。

又过了二十年，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金小妹也已年近半百，她给我写了如下的信：

记得五十年代初，政府发起打“老虎”（三反五反）运动，因为父亲解放前是皮鞋小业主，被划为小资本家，属于被打击的对象，那时我只有三岁。有一天，许多人冲进我家砸家具，连地上的楼板都被一块一块地撬起来，他们以为楼板下藏有金银财宝。我吓得蹲在房角发抖，哥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大我十岁左右），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这群恶棍。这群人什么也没有抄出，就押走了爸爸妈妈。家里一片狼籍，哥哥对我说：“这里不能住人了，这帮坏蛋可能还要来，你跟我到学校去吧。”这样，我随着哥哥乘了一辆马车到了市一中。他上课，把我藏在寝室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这帮人把爸爸妈妈放回来以后，哥哥才把我背回家里。哥哥读书成绩非常优异，一中毕业后学校保送他进了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知书寄到家时，许多邻居前来祝贺，称赞哥哥聪明有才华，将来前途无量。

由于目睹社会阴暗面太多，对社会有看法，五七年大学开展反右斗争時，哥哥说了过激的言语被打成右派，校方勒令他退学，后来下放在四川某县农村劳动改造（具体地名忘记了）。当时正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哥哥在农村吃不饱，他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哥哥原籍上海，亲生父亲姓王，六个月就抱养给我家，由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于是，他设法改名换姓，隐瞒了他的右派历史，逃离重庆，投奔他上海的亲戚。不久，他报名参军，分到新疆某机场服役。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连级干部，加入了共产党，并娶了个上海姑娘，生了两个孩子。

这一切只是通过哥哥在重庆的一位表姐告诉我们的，她当时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因为哥哥隐瞒了他的历史，又担心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会连累我们这家人，因此，自从他逃离四川农村后，就没有直接与我们联系了。哥哥很爱也很挂念我们，有时寄钱寄信或者寄包裹，都是化名王XX寄到他表姐处再转交给我们。

文革期间，哥哥写了一张所谓的反动标语，内容是针对林彪和毛主席的，同时在标语上插了把刀。部队查得很紧，哥哥预料难逃厄运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当时正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探亲。

哥哥死了半年之后，部队才通知他在上海的亲属。

读完信，我问金小妹，我听说你哥哥是被枪杀在中俄边境上的。她说她也搞不清楚，哥哥的死，始终是个谜。

某些疑问获得解释。五八年从大学回家，是因为他给打成了右派；六零年他逃离重庆农村劳改地，是向不公的命运抗争。

杀害和自杀两种说法，我相信前者。

在这个户籍制度严密，政治运动频繁，告密者多如牛毛的共产治下，可以想见，金利胜的日子不好过，时刻都在担心身份被揭穿。他参军，入党当官，娶妻生子，走着凡夫俗子所走的道路。但是，对金利胜而言，这条道路通向另一个尽头──偷越国境。只有跑过这条线，他的余生才有安宁！

金利胜一贯劲于思考，做事有勇有谋进退有据。二十岁，他就能成功地改名换姓从稀饭锅（重庆农村）跳到干饭锅（上海崇明），已经成熟老练有了妻室儿女的他，就更不会感情用事轻举妄动。文革期间，金利胜胆敢摸老虎屁股写反标，在毛林的名字上插把刀，说明他决定铤而走险，那他就有通盘计划，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充分考虑东窗事发后的各种对策，以及安排好老婆孩子的後路。如果明知事败后唯一的出路是自杀，金利胜就不会傻乎乎地把命白白交出去，他可以按兵不动，继续戴着他优秀党员的假面具，等待另外的时机，而不会“预料难逃厄运”，就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这不合乎金利胜慎密周到的处事习惯和拼搏到底拒不妥协的叛逆个性。

事实上，金利胜的俄语很好，又身处中俄边境——十年磨一箭选定的出逃之地，他非常可能写了反标就按计划出逃。

金利胜正朝边境跑，子弹从他背后穿过去。

当然，也不排除金利胜死于谋杀。

金利胜的反标和出逃计划可能被人察觉检举。

七十年代早、中期，在放个屁也要保密的部队里，一个解放军军官要叛逃，而且是去他們当时恨之入骨的珍宝岛入侵之敌苏修那里，這简直是罪恶滔天，非扼杀在摇篮里不可。他们当然要对金利胜下毒手。金利胜可能死在刚刚从家里出发的路上，甚至就死在金利胜自己的家里……

死时，他才二十八岁。

金利胜是被杀害的，无论是死在边境线上，死在逃跑途中还是死在自己的家里，都叫杀害。杀害之后他們才宣布他是畏罪自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死了半年，部队才正式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这种杀害后再宣布是自杀的“嫁祸于人”的作法，是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文革中更是屢見不鮮。

我无法想象金利胜倒在血泊里的情景，我只记得他腼腆的微笑，驻留在那张高中毕业照上。

啊，金利胜，我心里永远年轻的情人！你沉默了四十多年，我们分离了近半个世纪，让我俩相约在梦里，告訴我，你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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