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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小说家朱新望(随笔) ◎ 赵军民
朱新望是内地一个普通城市的普通教师，八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成名少儿动物小说《小狐狸花背》，当年，这个小说在上海获少儿文艺一等奖。 后来，他一直把小说写到现在。 这个写动物小说的作家是业余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当选了这个城市的作协副主席，先是加入了省作协(后来加入中国作协)。接着，又当选了这个城市的政协常委，后边这个社会职务，在当地的报纸上注明是无党派人士。再后来他加入了农工党，那是多少年之后的事。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只有三十来岁，头发梗直，黑而平齐，走路挺胸，目不邪视，戴着一副"大学生"式的近视镜。那时，我们从没有说过话，后来，我由另一个教书的文化人马新民介绍，知道了他。有一天，我试着跟他说话，没料到他是那么和气，没有任何新近成名的作家派头。那一年，他在工厂编厂志。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约是一九八六，他要我介绍一个会绘画的本厂年轻人给他当助手，美化这本耗财耗力的书。 恰好我刚认识从职工中专美术装潢专业刚毕业的王继武。这是个热情得有点过份的小伙子，我专门到家找他，把他介绍给了朱新望。 我很喜欢小说，也想尝试写点东西，心里隐隐有着难以向人诉说的向往。我把柯云路的小说《夜与昼》和《新星》介绍给他看。那些日子，他让我帮他到新闻单位送厂志，并写新闻稿，我跑了一圈，送了几本书，报上和电台也刊播了一下这方面的新闻。那时候，我非常愿意没事就找他，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会，说会话，也拿新发表的那些小东西与他说事儿。 朱新望性格很好，就是有点拗，换上好听一点的，就是执着。 他是个下过乡的老知青，回城后就参加了恢复后的高考，进入当时河北最好的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当时，他已经了结婚，毕业后，原本有机会进入省级部门搞科研，也有机会读研究生，但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机会的城市。在家里他是四个弟弟的长兄，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更主要还是一对含辛茹苦一辈的老夫妻的长子。他似乎没有理由不回来。 他的妻子二十七岁时才嫁给他，是个小学教师，妻子二十八岁那年添了小男孩，他没有理由不恋这个地方。 在他家里，你会真正感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深无奈，这是我去过他家几次后的深刻印象。他的家很小，十几平方的旧楼小单间，一张床占了半个屋子，厨房和厕所与另一家合用，问题还不在于家里住的是不是宽敞，而是做为一个一心想写作的人，他不可能长夜点灯，也不太可能跟妻儿争仅有的小桌，他们供妻子批作业供儿子写作业，让他们都能休息好。在这样的环境，他想偷空写点东西，实在太难了。 没有什么办法，那时候的人家，大多都住得不宽敞。 大学毕业，他先在工厂隶属的小学教书，后来调入工厂职工教育中心，1984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他当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后来，厂里知他能写，而且厂里正在按有关文件指示编写厂志，他就做起厂志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厂志弄好了，这个厂志办就不存在了，他又到厂报当了几天副主编。 他编厂报之后，厂教育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就莫名其妙地丢了。 那时，他一心想搞好创作，可能也没有把职务太当回事。问题是，在现实的生存环境里，你没有职务，几乎就等于你做什么事也没有发言权。在一个需要一生来生活的小圈子里，一个人的身份是多么重要，那时他也许没有看出来。 这个期间，在朱新望身上，发生了两件很不愉快的事。 那一年他买了几件家具，我和王继武都还去帮了忙。新家具还是托朋友买的，便宜一点，但是新家具来了，旧家具怎么办？他找管房子的一位姓徐的科长想借房，一个急着要，一个不想惹麻烦（估计这件事也不是他一人说了算），两个不知怎地就打了起来。朱新望吃了亏。 接下来的事情更糟，朱新望要告这个科长。现实的事往往难就难在，你得弄懂冲突背后的利益冲突，表面你是跟一个科室发生了冲突，可实际上呢？是一个科室吗？是一个科长吗？你要把这个科长告倒了，那可能是一级组织的行政出问题了，为此这一级组织可能是要付代价的，比如给你房，比如组织行政错误。那怎么可能？科长不是代表一级组织来行政的吗？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告吧。你告谁去呢？结果是朱新望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他找过的领导太多了，从厂领导到上管局领导，甚至有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如果，朱新望仅仅是要房也还算好说一点，但一夹杂个人与体制的冲突，你是谁也得四处碰壁。至到朱新望家的那个儿子——培培，一个长得比妈还高的大小伙子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不分严冬夏暑地挤着实在到了活着不如死了还有意思的地步，朱新望终于等到了厂里新建房。他们搬了家。 那一年的房子三万不到，朱新望借了弟弟们点钱，就搬走了。 从前，在他的家里我看到过太多的不愉快，夫妻反目，拳脚相向。客观地说，朱新望是个极老实的人，他并不会打架，个人修养极好，老婆骂了半天才可能回个一句半句，如果让他蹦起来，他的老婆真不知用了什么法术，这个可怜的作家夫人，您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个人惹怒了呢？难为你呵。这是我当时的，也是现在回想那些事的看法。 这不能怨她，一个无力且无助的女教师。处在一个如火炉的小房间，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地方转个身，人不上火才是真奇怪。 其实，朱新望面对过好多机会，到市府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到省里做一家报纸的业务主编。 鬼使神差，也许想得更现实，他没有动窝。主跟知识分子的功利思想和个人骨气都没有关系，最大的干系，他就是想留在厂里先要一套房。这个等待足可以影响他一生的命运。 知识分子，有时是可悲的。 这个期间，我曾与朱新望"合作"过一次，帮他改《牧羊狗将军》，先说是准要署我们俩的名，后来我改的令他不满意，就算了。那次，他还让我给上海的编辑买了二十元的大枣，这件事我忘了，可前妻没忘，她唠叨了我好久。女人，就是女人啊。那次虽然合作没有成功，但朱新望待我如兄弟。一九八九年我想上职工大学，朱新望亲自辅导我学地理，那时，他又回到教育中心，虽然没有了职务，但他还是倾心地帮助我报考。 时间很快，三年只是一转眼。 我回来时，朱新望的生存处境更不好了。他要到省、市作协开会，上司都不准。政协开会有时也跟他闹点别扭。在一个终身浸泡的单位，如果你跟管你的人有隔阂，你想活得舒展一点都不可能呵。那么几年他是怎过来的，也只有天知道。总之，我知道他不痛快，但我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在现实中，我比他还无力。 日子还得慢慢过，天生我材，只能写字。在我最初写文章的时候，我为朱新望的小说写过小评论，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这对一个初写者来说，难能不是件津津乐道的事。有一次我跟朱新望在路上见面，他说了这样几句话，让我感到没法再往下写"评"了。意思大概是：研究他的作品就足以能成为一个"研朱"的行家。二是，我研究他的作品，可能还不够格。我当时觉得打击太大了。说良心话，他说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不对头的地方，多少写作者，在著述等身的时候不是自视很高？毕竟，他们曾在文学的路上站据过自己的高峰，能放眼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自矜一点也不太过。可我真的感到有点伤了自尊，就不再写他了。人的自尊，有时是隐藏的，我从从不当人说过这些。朱新望自己也不可能料到我这么小心眼。 后来的很多年，我依然没有文学成就，散走江湖，东一棒槌西一鎯头地敲打着篇幅，没准在哪儿冒出一篇不伦不类的"大作"，自己都不好意思给人去说，但这并不等于我的心里没有埋藏更大的文学梦想。至于是否能实现，是否有才华去实现，是否真正客观地量材自躯，那也是天知的事。我没多想，也不敢多想。想多了，死的想法难说没有。 后来的日子，我坠落过人生的深渊。奋斗半生的家碎了，我带着些盗版（正版买不起）书和一台电脑就离开了明亮的家。那个家，何止凝结着我一个人的心血？何止又是我一代的心血？房子是爷爷一生工作换来的，只是旧了，我把它换成了新房，父母资助了三万，我和前妻自己拿出了五万！这对于一个五百元工资，妻子没有上班，孩子正在上学的家来说，不啻人间殿堂了。那几年，我跟前妻四处颠簸烤羊肉串，许多文章还是在地摊上用烟盒纸写的。那时候，我在冒着流火的季节守炉烤串，前妻风风颠颠四处送串结账。遇到痞子混子，往往收不到钱。更麻烦的是工商卫生城管税务，跟他们打交道一点也不比黑道上的人轻省。一言难尽。总之， 家，没了。人，像流浪的狗一样没了着落。 再见朱新望的时候，他的妻子退休了，儿子从南方一家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已经到安徒生的老家读研究生了。这一天，离我们认识已经整整二十年，他写了多少本书了？离二十本差不太多了，在我的书架上，至少有他送的几本书，这几本是《牧羊狗将军》、《灰毛山大王》、《好老虎啊呜》和〈小狗汪汪〉。其它的书，我一直没有见到，只知书名，还有的，就不知书名了。 去年夏天，我在一条名叫幸福街的地方开了间极小极小的店，他与夫人一起走路，可能是来寻友的，我们遇上了。站在路边，我把几年的变故，只用半小时讲给了他，说得我们彼此眼里都蓄了许多东西，我想请他到小店喝点啤酒，尝尝我的羊肉串和烤鱼，他不肯的。多少年来，他从有来我的小摊。在我与他相知的二十年里，他只到我家喝过一次酒，我也去他家喝过一次。这是个一生不沾烟酒的人，此时，头发全白了。当年那个一头黑发的勃勃青春的年轻人，只用二十年，就变老了。 一个人，倾尽人生最有力量的时空段，倾尽了几乎所有的聪明才智，也只得到那近二十本书。为这些书，他曾请假一年，在中国的天南海北走了一圈，兼教书，带着部分单位发放的工资，从东北到深圳，从大锅菜到广东的煲汤，跟一位文学同道一起漂泊。一年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期间，我们没有联系。他并不是个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也不太想给自己添太多的麻烦，在他的生命最富力量感的时空里，他把自己交给了动物。 现在，我至今与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马新民，不断打电话和网上说话。这个有心人，目前开办了一个网络：世界姓氏网。还有辞职后在委居会打工的王继武，我们有时也见面，但是，都很少说起朱新望。 现在，他的日子并不差。 也许，这是那些他为之立言的动物们在保佑着他吧。 那些读过他的书的人，如我，难说不在内心为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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