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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碎忆(散文) ◎ 胡 莺
这个季节，城市的夕阳总是那么凄美。 一个如血夕阳的傍晚，我来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居住地——思善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与事早已烟消云散、一干二净，但有的就象马路对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老宅，至今还历历在目，永难忘却，构成我心灵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章。 伴我度过成长的弄堂，不是很长，呈L型，约一辆轿车车身的宽度，有六个门栋，住着十来户人家。日式石库门样的弄堂，黑青色的砖瓦地，平日里显得格外的清幽，只有在傍晚或节假日，人们的招呼声和小孩的玩耍声才会让人觉得热闹。 弄堂的第一家，住着一位我们称为钱伯伯的资本家。196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记得好像是星期四，母亲休息在家。我在二楼自家的窗前看到楼下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领头的手上拿着一面红旗，威风凛凛地闯进了钱家。不多时，“革命小将”陆续将一些被称为“四旧”的东西，如菩萨像、字画、唱片、织锦旗袍、尖头皮鞋等，堆放在马路一边，然后点火焚烧。钱伯伯被“革命小将”押着，站在沿街家门口的小方桌上，低着头，脖子上吊着一个算盘，胸前还挂着一块写有“打倒日本特务、资本家钱XX”的牌子。马路两边围着许多看热闹的群众，“革命小将”时不时地喊上几句“革命口号”。 夜幕很快降临了。焚烧“四旧”的火势愈来愈大，跳跃的火焰染红了马路一侧，给夜色增添了几分神秘而恐惧的色彩。 当时我在上小学，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趴在窗口一个劲地往下看，母亲叫吃饭我也无动于衷。但是随着火势的愈演愈烈和“批斗会”的不断升级，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从我这个小女孩胸中涌起。我赶紧回到餐桌上，并叮嘱母亲把门关紧。 晚饭后，不断有我似懂非懂的消息传入我的耳朵：说钱伯伯解放前为日本人修理过汽车，所以是日本特务；是特务，钱家就一定有枪。“革命小将”在钱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后，怀疑他把枪支藏匿于弄堂，于是在拐角处挖地三尺，“将革命进行到底”。平日里宁静的弄堂，此时一下子像掉进了几滴水珠的油锅那般。 我问母亲，面善眼慈、和蔼可亲的钱伯伯为何如此被辱被斗？母亲说，他吸过劳动人民的血汗。 听了母亲的回答，那一夜，迷惑不解的我，愈发的恐惧。 钱家有个女儿，不仅读书好，而且人也长得娟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发配到边疆“插队落户”，由此造成失恋。个人的遭遇，加上家庭的蒙难，她开始神思恍惚，行为怪异。家人怕出事，就把她当作精神病人关在楼底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小屋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正好对着弄堂的拐角处，虽有木板钉住，但还是能透些光亮和声音。她被关在小屋里有许多年了，有关她的故事也有许许多多，但我都已淡忘，唯有那首时不时地被她大唱特唱的飞行员之歌《我爱祖国的蓝天》，我怎么也无法忘却。每当有怀旧情绪产生时，我就会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记得有几次我路过小屋，钱家女儿透过窗户的缝隙问我唱的好听不好听，我点点头，真心实意地说“好听”，然后她洁白的脸上便绽开了阳光般的笑容。我一直不相信能用情地演唱歌曲的人会是精神病人；相反，在六亲不认、以“阶级”名义进行歇斯底里斗争的年代里，一个为爱所困的人或许是特别的清醒者。后来听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夕，她离家出走了，最后丧命于飞驰的列车下。 阿三是王家的小女儿，住弄堂的最后一个门栋里。我们相差8岁，我叫她小阿姐。小阿姐身材修长，梳着两条辫子，小圆脸上有两酒窝，话音尖尖，笑声朗朗。她是我在弄堂里唯一一个不是亲姐姐却胜似亲姐姐的邻居。 小阿姐很开朗，也很能干，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小阿姐一身军装，左臂上还带着红卫兵袖章，和同学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小阿姐很幸运，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她被选派为代表，上台和毛主席握了手。回家后，她说，路上这几天自己一直没敢洗手，一心想着带回来让大家也握一握。记得当时，我使劲地握着小阿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感觉就像是在和毛主席握手一样幸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收集了许多毛主席的徽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还有不同质地的。父亲把徽章放在好几个装衬衫的空纸盒子里，纸盒子底下铺上一层薄薄的棉花，徽章被整齐有序地放在上面，然后纸盒子像宝贝似地锁进红木大衣橱里，节日或心情好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我们欣赏。97年香港回归时，已离休在家多年的父亲如梦初醒，把所有毛主席的徽章卖了，换回几瓶酒，喝得一醉方休。 在小阿姐的楼上，住着一户姓林的人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就靠男主人养家糊口，女主人则在家带孩子。男主人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或蓝或灰的卡其布中山装，看起来还真有点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走进走出时，总是在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冬天里喜欢戴一只白色大口罩。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弄堂里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眼神总是阴沉沉的。听说他以前是个文员，后来不知为什么（传说在单位搬东西时打碎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打成“反革命”了。有时，我去林家找他女儿芳芳玩，不是看到他枯坐着，就是看到他躺着，不说一句话。那时我就在想，做父亲的，怎么连家里人也不与说话呢。“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他患癌病去世了。没几年，林家女主人也改嫁了。 历史有时一片漆黑。十来户人家的一个小弄堂，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去世了两个人。 3号底层灶片间里，住着一户我们称为“老蒋”的人家。户主老蒋以“搞腐化”名扬弄堂。老蒋个头不高，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年四季梳着个油光光的小分头，站着或走路的时候喜欢两手插着裤袋，并吹着口哨，还喜欢用眼睛眄人。老蒋在地区房管所工作，虽然上班得穿工作服，但他的一双皮鞋总是擦得亮亮的。因为年纪小，当时我对“搞腐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大人们说，老蒋“生活作风不正派”。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老蒋一家正在家门口吃晚饭，突然来了几个派出所的人（警察），在确认老蒋的身份后便把他带走了。老蒋女儿还小，一看父亲饭没吃完就被抓走，立即大哭起来，妻子一把抓住女儿的衣领就往家走，一边嘀咕着什么。当时在弄堂里乘凉的人都面面相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有消息传来，说老蒋和有夫之妇通奸，破坏了“革命家庭”，被判“流氓罪”坐牢。 老蒋的妻子——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外来妹”吧，是个纺织工人，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丈夫刚判刑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她始终扳着脸、低着头走进走出的，连她不懂事的女儿也是如此。那时，除了“反革命”之外，戴上“生活作风不正派”这顶“帽子”，也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来。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老蒋突然又出现在了弄堂里，他的神态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但弄堂里的女孩都被家长告知“躲开老蒋！”。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媒体上的“第三者插足”故事，我就会想起吹口哨的老蒋来。不知老蒋读到下面这个报道后，是否会感叹自己生错了时代？ 据俄罗斯《祖国》杂志披露，苏联十月革命后曾实行过“共妻制”——16岁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 住我们楼下的，是一户姓王的六口之家，老大是个女儿，下面三个是儿子。王家男主人是某单位的驾驶员，曾因撞死一男孩坐过牢。“文化大革命”初，男主人身份被划为“小业主”（解放前他经营过一家五金店），工资被减掉一半，加上女主人没有工作，所以有段时期王家生活非常艰苦，几乎天天吃咸菜和酱油汤。记得那时我帮家里买调味品，因懒得走弄堂，就直接穿过王家的客堂间，但常被其老三拦住，雁过拔毛，往他的饭碗里倒点油、倒点酱什么的。 王家子女都属“头子活络”之辈（指擅长人际关系）。老二、老三因政策规定，学校毕业后去了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他们不甘心一辈子在外“补地球”，因此绞尽脑汁搞“病退”回上海。有段时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家宴请农场领导，菜肴丰盛，热闹非凡。几个来回下来，“病退”搞成了，兄弟俩回到了上海，分配进街道生产组工作。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走后门”现象。 “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子女的就业，王家进入“盛世”。曾几何时，王家俨然成了弄堂里的“音乐之家”，大姐喜欢唱歌，二弟喜欢拉手风琴，三弟喜欢敲扬琴、吹笛子，周末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并有同行加入，吹吹打打，煞是热闹，引得路人驻足观赏。不过，“盛世”中的记忆并不总是美好的。有一年夏天，王家照例举行家庭音乐会，次日凌晨2点，一个“音乐爱好者”登堂入室，偷窃了被当时视为财富象征的手表，而王家六口无一人惊醒。虽然此案几天后便告侦破，但还是把邻居吓得大热天不敢开门睡觉。 与王家以扬琴、笛子为主的“家庭音乐会”不同，我们兄妹在跟堂哥学会了吉他后，也时常开“家庭音乐会”，不过歌曲多数来自手抄本的《外国民歌200首》，有《剪羊毛》、《深深的海洋》、《红河谷》、《在路旁》、《照镜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等。在“响亮的歌是东方红”的年代，这些颂扬和平、歌唱爱情的歌曲被扣上了“靡靡之音”的“帽子”，因为据说它们会削弱人们的“革命意志”，所以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我们只能在家里自娱其乐。 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站在高耸的楼群下，望着渐行渐远的夕阳，我想起了以前写作文时候的句子：太阳用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将夕阳留在了人间，它可以带给你无尽的惊喜，也会带给你无穷的悲伤。 暮色苍茫，我从心底里生成一种惧怕，倒不是为逝去的时间，而是为权力一直在有意地湮灭回忆，抹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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