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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塌(散文) ◎ 金 渝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地处高寒的肃北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朔风呼啸，草木枯零。但是县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深挖五一六运动”。各单位天天开会，不是检查交代，就是揭发批判。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开了一上午会，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不爱写了，便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便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俩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 杨才铭是我们这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发问，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人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一千多，半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那知老杨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说，只是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说了这话的人就没命了……”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 真是！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不会出卖你。” 出了门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我和他一向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就说可能人家在开玩笑。我就说，是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我们分析，能有什么重要新闻把老实大哥杨才铭唬成那样呢？近两年小道消息少得多了。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按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指示，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的，由保卫部的民兵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在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乍一听见美帝的大头子要来中国，人人目瞪口呆，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去到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中小学老师揭批五一六的会。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用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对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说：“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只是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凑过去头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人，是本县小道消息的最高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是这究竟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里有一张照片吸引我走过去驻足观看，我看了老半天。那是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后来我知道那是江青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已经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场，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大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人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五一六问题，并进行辩解。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所特有的紧张、自卑、凄凉、苦闷和束手待毙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但是终于把发言稿折迭起来压在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平时讲话慢条斯理，很有吸引力，还有幽默感，他很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校长，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肃北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发言有水平，可是今天的发言，只有只言词组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神圣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林彪被确认为毛的接班人和副统帅，这已经加载庄严的党章，还要写进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他已然是神，神为何转眼叛国投敌了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谁的指示，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人可以相信了……。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进了他的房子。一进门我就按奈不住地问他：“重大事情你还没听说？”王树田瞪着眼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发言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样子，他更胡涂了，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忽然有人推门而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钦，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并不防她。可是此事非同小可，我们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钦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钦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钦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分析各方面的情况：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党员忽然开大会的事他恍惚听说过——康炳钦忽然插嘴说，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晚去开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邻居没睡醒，发神经病，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叛徒卖国贼”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但是仅此而已，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卖”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消息互相印证了。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忽然有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档的内容。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小心翼翼宣读中央文件，档是逐级传达，这是他第四次宣读。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往常传达档，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逐字逐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 他一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惊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颤着，那红头文件似是烫手的山芋。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档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与会者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就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个个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时，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何秀还冷冷丢过来一句话：“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左派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像“粉碎刘少奇”那样，举行庆祝游行，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夭折，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交换看法，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林彪反动透顶、恶毒污蔑、死有余辜。 最高领袖的威望动摇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和高喊“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万岁”完全一样。逼着老百姓喊这样的口号，是毛泽东专制极权主义以暴力与欺骗合二为一统治愚民的惯用伎俩。回想文革之初，红卫兵高唱“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这杀气腾腾的歌，配上凶神恶煞的动作，是当时最革命最造反的精神的表现。两相比较，此时的“就是好！就是好！”，色厉内荏、虚张声势而已，文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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