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本书(随笔)

◎ 高  文   

最近看到一本书：《诗与坦克》，书名让我想起是有关“冲突”的，而这个冲突一定是关于人与社会体制的。冲突的一方是表达思想载体的诗歌精神，一方是表达强权暴力的坦克。因为文明的积淀，诗歌这一表达媒介的内涵一般来讲是：反省、批判、抒情、呐喊等因素所组成，它是生命价值观在社会环境中的表达，是文明好不容易延续下来的高级形式。另一方则是从原始社会的弓箭、标枪延续过来的谋杀工具，说得好听点也是一种防卫工具，而防卫指的是防卫来自对方的暴力。那么到底是谁把“诗歌或者诗歌的思考精神”当作暴力来防卫呢？从历史上来讲，有很多次事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帝王的文字狱、美国的麦卡锡时期、文革、等等。也就是非文明把文明当作暴力来对待。因为文字的揭发、监督功能主要是针对人性的丑恶和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机构或个人的错误，所以老羞成怒的丑恶既出于本能地又出于权力的利益而拒绝改正。这让我想起日本黑泽明自传里面关于《罗生门》的解释：“人有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本能。甚至可以说人就算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如此之深。”个人是这样，一个组织或集体更将是这样，不但要虚饰和美化，而且要把排斥、压迫反对他们虚饰和美化的人。

在世界范围中，人类早已有如下关于文明的大道理：

文明就是要克制人类天生的纵欲倾向。作为生存的基本物质之外，人类更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探讨来提高对人类处境的了解，文明就是以战胜和限制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智慧得以开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个人的发育过程中都要重新经历一遍，它是不能遗传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人类的动物性和文明性将永远搏斗下去，虽然人类创立的法律、教育和宗教在尽量保证文明性的优势，但如果没有每个人从懂事开始到就一直培养的自我反省和克制，如果在占有知识和权力之后仅仅满足于学位与头衔而不使用知识的话，如果仅仅是对别人而不对自己使用知识，或者仅仅向外而不向内使用知识的话，文明性就经常会输给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所以文明的历史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都有经常倒退的鲜明例子。诗人和艺术家则更应该是内外一起使用智慧与知识的典范。

可是，坦克就在那里，能调动坦克的人不管这些大道理。鸟和鸟群的叫声再好听，也必须为强者歌唱。不然就是没有意义的。御用文人的产生就是来自这样的暴力，也是前面提到的虚饰的本能，御用文人与坦克形成了一个阵营来对付自由歌唱的鸟与鸟群。

所以，自由精神者一直在寻找和保存可以歌唱的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几千年来也没有停止过这个寻找和保存，而《诗与坦克》一书就是这一领域里最新的例子。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本书中大多数人用的全是真实的名字，加上一些与真实姓名一样具有认知度的笔名，这种直接承担写作责任的态度对比不久前的历史来讲，是一种“乐观”，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朦胧诗时代，多少笔名啊，可以理解那时候为了避免因文字而被镇压的担忧，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用笔名的方式在地下发表作品。但是如今的“乐观”依然是苦涩的，因为这本书并不是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再拿当今中国经济和文化生活来对比，经济市场进入全球化时代，这条右腿在自然生长，民众的器官型生活全面展开，五花八门。而文化上，电影、出版、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物等，唯有艺术画廊可以进入市场（因为绘画作品能比较轻易地被引向商品化、股票化，事实也是如此），其它还不可能有私人企业，显然这条左腿没有放到市场的环境里生长，所以相比经济发展的那条腿，它短了很多很多。于是一个画面就出现在人们脑海中：两腿相差一大截的人在与其它更正常的人在全面市场化的国际赛场上比赛奔跑。

另一方面，作为每一个诗人、作家,自救的探讨是不会停止的,所以现代汉语诗人作家对我的影响,与其说是他们的作品，还不如说是与他们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来阅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是要结合其行为被我阅读的。自救，就是建造一种独立的姿态，针对社会事物发出自己独立分析和判断的声音，其中更重要的是：批评自己，完善自己。在独立的空间有保障之前,不少文字想得到收获也是要受到审查者批准的，所以我们读到许多“不涉及当下社会环境的诗歌”,说得诚实一点,在这种时期，钻入纯语言探索的诗歌,显然变成了所谓学术的“不痛不痒的研究”。对比之下，那些为诗歌争取生存空间的人,则必须用行为和文字同时去写,反而显得既疲惫又“不专业”，不过我认为他们更知道生命就是一种“一致性的艺术！”。所以，请读《诗与坦克》及这些人。



2007.3.30．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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