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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朵金花(随笔) ◎ 兰 馨
我们这辈人，几乎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叫《五朵金花》的电影，并对影片所描绘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载歌载舞的生活和爱情留有深刻印象。每每想到片中五位性格各异、美丽善良的“金花”姑娘，我就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七朵金花”——阿姨家的七姐妹。 儿少时过年，初一阿姨一家来我们家吃饭，初二我们一家去阿姨家吃饭，就象左右横动的钟摆一样，十年如一日，已成两家的“制度”。因此，跟表姐们的相聚，几乎全在有吃有穿的春节，济济一堂，印象特别美好。 阿姨个子高大结实，白里透红的圆脸，生得慈眉善目，说起话来耐声耐气的，现已快九十高龄。别看她现在整天掐珠念佛、清心寡欲的，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她可是轰轰烈烈、隔三差五地生育，只是一肚子的千斤，生到第七个才罢休。 看看表姐们的名字，都是那么的“花香袭人”，但命运各异。 大表姐桂蓉，长得挺象阿姨的。由于姨夫的“历史问题”——昔日租界里的一个巡埔，建国初期便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沦为政治“贱民”，1958年毕业后，大表姐被发配到河南开封的一家工厂。上海小姐哪里受得了北方的艰苦生活，通过杭州当领导的舅舅的穿针引线，她结识了近郊果园里的一个老实本份的员工，不久便通过姻缘落户杭州大观山，免遭发配之苦。真是嫁鸡随鸡，结婚没几年，大表姐已讲得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以至于我以为她是我杭州的亲戚呢。有一年春节大表姐来我家作客，吃过午饭，我陪她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直爽的她突然嗓门大开，冲着前排一个不停地晃动脑袋妨碍后面人看电影的高个说：“你这个老贵，乍个这样”（意思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看电影的），立即引发一场“口水战”。我被大表姐竟然用杭州话教训上海人搞得不知所措，要知道在当年，上海人自感高人一等，外地人都被歧视地看作“乡下人”，岂能容忍大表姐她用“土话”说三道四的。儿少时的这个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大表姐入了党，做了官，再后来居然还当了几届“人大代表”。我一直不解，这么一个心直口快、仗义执言的人，是怎样当上官的呢，因为“贤人渐退，小人日进”是中国官场的历来写照啊。 二表姐桂凤，苗条的身材，秀气的脸面，总是带着微笑。或许是在空军部队当医生，一身军装的二表姐，总让我感到她走起路来也特别的英姿飒爽，尤其喜欢她军帽下的两条不是太粗太长的辫子。有一次，她带着也是军人的男朋友来我家，我觉得他们俩就象当时电影里的一对红色恋人，从银幕里走到了我的现实生活中，使自己乏味的生活变得美好、多彩。那时，我真羡慕二表姐找到了一位军人，而且还挺英俊的。那个年代，军人可是怀春少女的“白马王子”啊！因为表姐和表姐夫的军人身份，阿姨家变成了军属，春节的年货供应就比非军属要多得多（他们常把多余的让给我家），这是对“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最好诠释，也最能说明我国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先是说美蒋反动派勾结反攻大陆，后又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得不凸现军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三表姐桂仙，生得小巧玲珑，两片薄薄的嘴唇，快人快语。1962年毕业后，被一曲欢快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所引诱、激发，三表姐瞒着父母，偷偷拿了户口簿，到学校报名去了新疆。那知一下火车，迎接她的是沙海深深、冰山闪闪。她傻眼了，想再返回大上海，可比登天还难。在一个由户籍制所维系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社会里，迁出的户口就象泼出去的水。后来，三表姐与在疆的一位上海籍战士结婚，丈夫复员后进入新疆公安局工作，再后来随丈夫工作调动一起离开了据说是好地方的新疆，落户宁波。之后，每每我们兄弟姐妹头脑有所发热，父母就把三表姐作“反面教材”，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四表姐云仙，身材高挑，口齿伶俐，性格活泼。很幸运，1965年毕业后，四表姐分配在上海闵行一家响当当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当年这可是一只金饭碗啊。她学唱“样板戏”特别棒，尤其是《沙家浜》里阿庆嫂与刁得一的一段对唱，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那时文艺贫乏，除了几个样板戏外，什么也没有，四表姐就把“阿庆嫂”演唱到极致，这算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奇特效应吧。发生在四表姐身上的故事很多，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结婚闹洞房那一天的“故事”。当时，在挑选由谁来摸“子孙桶”（在嫁妆的马桶里放些长生果、枣子、红蛋等，预示新郎新娘早生贵子）的时候，四表姐执意让我弟去，而弟竟然一下子就摸到了红蛋。日后发生的事情便有点玄乎了，阿姨家的第三代也全是千斤，唯独新婚之夜被弟摸到红蛋的四表姐，生了一个男孩。看来，民间的一些神神道道的习俗——尽管横遭打压，但它还是代代相传，其中还真藏着不少未解之迷呢。 五表姐凤仙，就象冬天里的水仙花，清新、素静，中等单薄的身材上配着一副白皙的瓜子脸和细巧的五官，细细柔柔的说话声让人感觉特别的贤惠和善良。可惜，五表姐生不逢时，1968年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一遍红”政策，去了当时让我感到遥不可及且是蛮荒之地的吉林延边。在七个外甥女中，我妈好象最喜欢五表姐，或许是认为她一个文弱女孩，在外“插队落户”挺可怜的，所以格外疼她，只要她回家探亲，妈总叫她来我家吃饭，并精心准备饭菜，还有可口的午点水果羹。我喜欢五表姐来，她不仅会带来黄豆、黑木耳、人参之类的东北土特产，也会讲述一些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听之眼界大开，好奇心陡增。作为回礼，我妈则送她一些肥皂、毛巾、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当时购买这些东西都是要凭票的，我不知道妈是怎样从牙缝里省下的，印象中除了送五表姐以外，妈还接济杭州的亲戚，而当时的票证是按生活最底标准发放的。 六表姐凤娣，个子高高的，圆圆的脸上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笑起来象弯弯的月亮。看“凤娣”这名字就知道，姨夫是多么渴望最后生一个儿子啊。1971年毕业后，因为五表姐已在外“补地球”，所以六表姐的命运就被改写，分配到了全民所有制的图钉厂。六表姐的独特之处是她的恋爱观，即男方可贫可富、可俊可丑，但不可不是中共党员。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这种恋爱观到是很“革命化”的。如其所愿，六表姐最后相中了一位工作在派出所（现称警署）的中共党员，甜甜蜜蜜地结了婚。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有点“不孝”——无后为大，我不知道“革命化”是否与此有关。 七表姐月凤，白里透红的鹅蛋脸上，相嵌着两个甜甜的酒窝，天生的一副婀娜多姿的身材，使她成为学校里的美女舞蹈家。记忆中，逢年过节属她最忙，不是参加学校文艺演出，就是参加街道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为我们亲戚跳《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骏马奔驰舞，那个活灵活现样，让我这个比她小的表妹羡慕不已，我苯拙地模仿了几下，结果落得个贻笑大方。后来听阿姨对我妈说，追求七表姐的小男生不少，但她不为所动，自觉用毛泽东思想来抵制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蒙昧主义的“文革”时期，人们相信，不但人的思想问题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清神启智”，而且人的精神疾病也能用毛泽东思想来“祛病除疾”（见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七表姐除了喜欢跳舞演出之外，还喜欢看文艺小说。无论是我到她家作客，还是她来我家作客，我常看到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安安静静、孜孜不倦地读着，那种神态，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十八世纪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油画《读书的少女》。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的场景，都已成串串记忆。如今，表姐们早已为人之妻、为人之母，有的退休，有的做了外婆，有的则挥泪送别丈夫。我常想，表姐中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边缘化”，人生不尽如意呢，如充满爱心的五表姐凤仙，中年丧夫，哮喘缠身；舞艺出众的七表姐月凤，转七转八地做了点心师。她们本该有更好的命运啊。 不知是谁说的：一个人可以生错地方，但不可以生错时代。这是否为一个解释命运的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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