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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自由城”(文论)
——林语堂的《逃向自由城》及其香港因缘
◎
钱锁桥
现代中国的“殖民城市”上海和香港在不同时期都扮演了主流文化的“它者”角色。众所周知，上海的租界在三、四十年代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某种公共空间。面对国民政府的高压管制，左翼作家正是利用租界的“殖民管治区”来逃脱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和言论管制，并从事旨在颠覆国民政府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其对新闻言论的审查和管制比起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有别于中共喉舌的声音都被赶到海外。于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殖民地”香港一下子增添了另一种涵义：逃离共产中国的难民避难所和抗争共产文化的“自由城”。这便是殖民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吊诡之处，任何后殖民话语批判必须正视中国现代文化之历史实践，因为对殖民地香港的“自由想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构成香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林语堂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实践和生活经历为例，从一个侧面探讨香港在五、六、七十年代作为“难民的自由城”的想象以及历史功能。林语堂49年以后滞留海外，“无国可归”，五十年代开始便积极注重香港的反共桥头堡地位，比如翻译并积极策划出版萧英的《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英文版，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林语堂最后十年（1966-1976）返台定居，但其实一半时间在香港度过，并潜心在香港中文大学编撰汉英词典。但林氏香港想象的主要作品是其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该小说以文学形式真实展现了香港历史上已被淡忘的一次难民潮：1962年前后因大陆所谓“大跃进”、大饥荒而引发的涌向香港的逃难潮。
《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林语堂滞留法国。一方面林氏感慨自己无国可归，另一方面，和廖翠凤手拉手逛法国菜市场，也蛮自得其乐，并没有忧国忧民至精神抑郁云云。此时，林语堂生活中最关心的是挣钱还债。林氏搞中文打字机欠了一屁股债，后又发现还欠美国税务局一大笔钱还没还清。本来去法国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一职不光是看重其荣誉，而且他当时确实需要该份高薪工作。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又受不了每天要上班、极其繁复臃肿的官僚工作，便辞了职，还是专心写作挣钱。留在法国是因为法国当时生活便宜得多，此时林语堂曾积极筹划去阿根廷或墨西哥常住一段时间，也是出于省钱考虑。
然而，身在海外，心却不可能不时刻惦记已是共产党天下的祖国。庄台公司档案中林语堂和华尔西一段通信显示，林语堂曾积极策划出版并翻译《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一书，颇有意思。
1950年2月25日，澳门一家不见经传的“新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共85页，书名却够吸引人：《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作者萧英。本书是作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个人经历的自叙。作者和其丈夫谢启华本来都是带有理想主义精神、并没有党派色彩的爱国知识青年。北平沦陷后滞留沦陷区教书，秘密组织学生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军发现，不得不逃出北平。因为重庆太远路费不够，便决定投奔最近的河北共产党解放区。到达解放区后经过严密审查，确定家庭背景没有问题，被安排在解放区做文艺宣传工作。经过一段实际工作后，作者发现“解放区”的现实和自己原先的理想差距甚大，共产党实施的是高压控制，人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敢怒不敢言，整个组织像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用绝对服从的铁的纪律互相监视，官兵等级森严，没有什么自由精神可言。但他们既然投奔了“解放区”，也只有积极努力表现，一切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的工作得到认可，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延安他们同样没有找到他们心中期盼的“革命圣地”，而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整风运动。在作者看来，“整风运动”完全是公报私仇的好机会，各自“坦白”、互相揭短。幸亏得到丁玲和朱德女儿朱英的庇护，作者才得以侥幸过关。可是，作者真正的噩梦还没开始。在鲁艺学习结束后，作者和丈夫被安排到边区小镇安塞教书，由于两人切合农村实际开展教育工作，使农村孩童既能上学又不耽误家务劳动，工作成绩突出，得到解放区嘉奖。然而，作者突然被调离安塞，离开丈夫，到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秘书，其实这一切都是刘少奇的安排，因为刘少奇看上了作者。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毛夫人江青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都从旁极力撮合，可是作者坚决不同意，其结果是作者丈夫遭到残酷迫害，被指控为反党分子，活活整死。解放军一路凯歌，在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然而作者的心灵却经历极度痛苦的煎熬。求生的本能出使她确定目标，挣脱独裁专制的禁锢，寻求自由。中央政治局迁入北京后不久，她被派往加入“南下工作团”，于是作者抓住机会成功逃往香港。本书文风朴实，并没有任何渲染修饰，着重作者的个人经历，但总体看来又显单薄。作者在“编后”表示：“我写这书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整个‘解放区’被压迫的人民将毛泽东的极权统治的真象暴露出来，唤醒真正爱好自由和爱国份子来反抗极权主义。另一目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巧妙的粉饰与宣传，许多有热血的青年自动的或被动的奔向‘解放区’，凡是真正了解共产党铁幕的人都知道这是自取灭亡之道。”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这样一本揭露共产政权的小册子问世，其时间性和敏感性不言而喻。当时滞留欧洲的林语堂不知怎么读到这本书。1950年10月16日，林语堂从瑞士苏黎世写信给庄台公司老板华尔西，提到有这本书，介绍了书的大概内容。华尔西感觉也很敏锐，一收到林语堂的信19日便给Ladies’
Home Journal编辑去信询问是否有意刊载，当然是由林语堂翻译。没过几日，该杂志编辑表示很感兴趣，即使该杂志不行，其它杂志如
Saturday Evening Post或
Life都会感兴趣。24日华尔西去信林语堂，叫他可以开始翻译，并认为杂志上连载报酬会比光出书好得多。华尔西问林语堂打算如何和原作者分享稿酬。林语堂11月初回到法国戛纳，在海边租了一套房（15,
Quai St. Pierre, Cannes）。11月9日去信华尔西说已经开始翻译，打算用8到10天完成。信中说左翼作家喜用套话，如“回到母亲的怀抱”，如果译成
“returning to the lap of their mothers”，英文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用英文读者听的懂的话。
没过几天，林语堂看到美国报章已有萧英书的书评报道，11月14日即刻去信华尔西，觉得这种书时间性很强，说不定会有其它人也在翻译，要求庄台公司登广告说明林语堂已翻译此书，由庄台公司出版。并说要写信给出版该书的澳门出版社，试图和作者取得联系。林语堂认为作者很可能躲起来了，因为港澳中共特务很多，该书出版后在香港销量很好，但不久被禁了。他去信位于澳门亚丰素布基街1219号的新生出版社转交萧英，提出给她三分之一的英文版稿酬，并提议如果她想到美国去他可以帮忙。华尔西回信称稿酬如此安排应属合理。然而，林语堂的担忧很有道理。庄台公司广告一出，便收到美国劳工协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属下人权劳工联盟（Labor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执行秘书的一封信，说他们手上已有该书的全译本，正打算出版，他们是通过时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安排，由乔志高（高克毅）译出。虽然出现“撞车”状况有点尴尬，但乔志高和林语堂、华尔西都是朋友，所以林语堂觉得可以协商解决，甚至不排除用两个译本合二为一，属两个人的名。乔志高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亦提及此事，是蒋廷黻约他翻译此书，打算由美国劳工协会出版，不料收到林语堂来信说也在译同一本书，但后来也不知怎么不了了之。其实最终《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英文版没有出版，主要是和原作者版税没有谈妥。
林语堂给澳门新生出版社发出的信久等没有回音，后来还退了回来，“查无此人”。这事有点蹊跷，也更加神秘。澳门受国际版权法保护，没有版税协议，美国杂志都不敢登英文译文，这事就搁浅了。林语堂打算自己做点“侦探”工作，搞清楚萧英藏在哪里。他准备先通过纽约的James
Yu去向蒋廷黻打探有关萧英的私人信息，再通过在香港的熊式辉将军打探知不知道这回事。蒋廷黻只能担保萧英确有其人，但不能提供其它具体信息。这时华尔西这边消息称，美国《读者文摘》本来回绝了刊登乔志高的译本，因为内容不够充实，但他们仍然对该故事感兴趣，他们提议，只要能找到作者，他们愿意自己花钱（最高3000美元）派自己的记者去和作者访谈，进行共同创作。到1951年4月20日，华尔西去信告诉林语堂，美国劳工协会人权劳工联盟已经派人去澳门见过萧英，这起码证实作者确有其人，但她拒绝去美国，也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仍在大陆的家人。5月初，林语堂女婿黎明在香港有个妹/姐夫来信称他和萧英联系上了，她已搬到香港九龙居住，《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已在香港又由天风出版公司出版，而原来澳门的新生出版社已关门结业。萧英不知道有人已翻译她的书，她对出英文版没意见，但不愿卖版权，要求得到15%的版税，并预付3000美元。
华尔西一下心凉了半截，版权不能转让，要预支3000美元，根本没法做到。但林语堂得知消息后反映反而乐观，觉得既然直接联系上作者就好办了。5月7日和16日林语堂都有信给华尔西，建议庄台公司先给萧英写信，提议作者充实原著内容，主要是有关共产党内部详情及有关毛泽东的信息，以达到在美国市场上成为畅销书的标准，并向她解释美国出版界的常规（预支3000美元不符常规），但可以和《读者文摘》联系，看他们愿不愿意预支这笔钱。同时，他自己再给萧英去信解释，在美国按照出版商要求修改、创作是常事，并用自己和庄台公司的合作为例，自己也从来没有预支3000美元的待遇，并提议萧英把全球版权转让给庄台公司，林语堂的稿酬分30%给她。过了几天《读者文摘》回复称：他们愿意花最多3000美元是要派自己的记者和萧英面谈，挖出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既然原作者不愿和美国记者合作，他们不愿做任何承诺。
林语堂1951年夏天回到美国纽约。和萧英的协商显然很不顺畅，具体谈判过程庄台公司资料没有记录。直到10月4日，林语堂有信给华尔西提及此事，显然萧英有个代理人叫
Alexander Hsu代理协商，林氏信中说，假如其它条件适合出版，他可以让步分给原作者40%的稿酬，不过，林语堂表示他对此事已经感觉相当不对胃口。华尔西回信称有同感，不如把此事全部推给美国人权劳工联盟，让他们用乔志高的译本，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后便无下文。
《逃向自由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滞留海外期间，揭露共产中国独裁真相、为自由中国疾呼，是其文化活动的主轴。不过对蒋介石政府溃败大陆也相当失望，比如在策划出版萧英的《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一书时给华尔西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蒋介石、李承晚、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s.o.b.）共事？”
不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林语堂仍然赞扬台湾是自由中国的典范。在此期间，林语堂的大多数作品是文化商业性的谋生之作，其中政治性较强的有两部：《涅名》和《逃向自由城》，后者和香港有关。
林语堂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1964年由美国G.P.
Putnam’s Sons于纽约出版，第二年中央社便出版了张复礼译的中文版，并附有林语堂作的中译本序。如果仅从“文学”层面来看，这部小说成就平平，无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刻画、叙事手法等角度看，小说都显单薄。要是用这部小说去评诺贝尔文学奖，力度还真不够。要是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批评话语去阅读，这部小说明显是“冷战”的产物，而且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个典型的（英国殖民者）英雄救美（中国[女]人）的套路。但是，如果按照副科的论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邪恶经历，《逃向自由城》作为揭露中国共产主义实践邪恶本质的政治小说，便突显其历史以及现实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经验的反思还远没有展开，《逃向自由城》无疑是宝贵的历史文本。林语堂对小说的态度，似乎回到了晚清“小说革命”的认识，小说的功能在于阐述或坚持自由的政治理念，以抵抗咄咄逼人的独裁专制熏陶。
在二十世纪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对峙中，“柏林墙”无疑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标志，至今每年都有人缅怀那些为了越过这堵墙而付出生命的遇难者。不过，如果把“柏林墙”看成见证共产铁幕的唯一象征，不免欧洲中心。其实，在中国也有一道“柏林墙”，即港深边境的铁丝网及其海域。这道见证共产铁幕的边境围墙至今却仍少有人提及。
1840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但在1951年之前，粤港之间其实无所谓边境，人员可以自由来往，香港也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对峙使粤港边境形成实在的隔离网，人员往来受到严格限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从1951年至1980年之间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逃港潮。29年之间，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又有多少人葬身于逃港途中，至今没有准确统计数字，更没有任何纪念碑文追悼为了逃脱共产铁幕、追寻自由而逝去的亡灵。“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共统治三十年间，逃港难民可谓前赴后继，从未间断，但大规模的逃港潮主要有两次，其一是1962年的“五月大逃亡”，当时“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大范围饥荒引发大逃亡，一下有10万多人聚集粤港边境，分水路和陆路涌入香港。其二是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三、四年，经过文革十年浩劫，老百姓生灵涂炭，纷纷逃离大陆，这期间有三、四十万人偷渡香港。而这正是大陆共产政权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兴办经济特区的直接原因。
林语堂的《逃向自由城》正是以1962年的大逃亡为历史背景，以小说形式揭示共产党独裁政权不得人心的本质。林语堂在本书“前言”中表明：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虽属虚构，但背景资料是真实的。他还在香港特意访问了多名已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询问他们逃亡的过程、线路等细节，并亲自到香港边界的沙头角和落马洲地区视察地貌，瞭望大陆一边的地形。据乔志高回忆，林语堂还特地委托他搜寻粤港边境地图，本书所附的边境图正是由乔志高弄来。
《逃向自由城》小说背景为1959年9月底10月初濒临香港的惠州。
1959年的惠州正搞大跃进，要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集体公社。林语堂如此描述惠州城：
“惠州很安静，安静得就像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动物园；一切的活动都很有秩序，有秩序得就像一个蚁窝；人民辛勤工作，好似蜜蜂；政府的权威，没有人反抗。
市区中静悄悄的。有人在市场失手落掉一只铁罐子，立即惊动许多人。往日的熙熙攘攘没有了。大家不再多说话；女人也不聚在一起说长说短了，因为如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他的邻居和朋友。随时随地，都有党的耳朵和眼睛，在听，在看。”
英国人戴詹恩从香港来到惠州，名义上是来接他的姑妈安莉佳修女回港（她是最后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实际上是要伺机带他未婚妻伊素（中国姑娘）逃离大陆到香港。8年前戴詹恩在北京教艺术，伊素是他的学生，后发展为恋人关系。伊素现在安莉佳所在的教会医院做护士，和戴詹恩重逢喜出望外，于是紧张而秘密地计划出逃方案。伊素要走，不能丢下年迈的父亲不管，同时还要带上侄儿春笋，他们同当地的内线“蛇头”范石田联系上，范石田也决定带上情妇梨花，梨花又决定带上“养子”阿张一起出逃。此时博罗地区因政府强行推进“大跃进”政策发生民众骚乱，市委书记邓平下令全城戒严，公审博罗民众，其中一位带头的村民张福被带走，其儿被民兵暴打致死扔进河里，其妻阿雪亦被民兵当众殴打，昏迷不醒，后被戴詹恩救到医院，遂一并随行出逃。一行八人分两批乘夜从水路潜逃出惠州城，坐汽车到坪山，过龙岗，到达深圳梧桐山下，经过内线领路人指引，翻越梧桐山，买通边防岗哨，同时又碰到另一股边防兵，发生火拼，最终历经各种惊险，除了伊素的父亲堕山身亡外，其他人都顺利到达香港。
《逃向自由城》以小说讽世，旨在揭露共产统治之非人性。在共产统治下老百姓之所以不得不出逃，是因为共产统治不近情理，无人道可言，老百姓没法活下去。在美丽的超英赶美口号背后，“大跃进”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城市翻版，政府要为全城人口一起做饭开灶，荒唐之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遭殃，没饭吃。“老百姓在世界上最大的奴工营做奴工，怎么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在这个疯狂的机制下，即使是权倾一时的惠州党委书记邓平，最终也只是一个牺牲品。邓平因为要邀功，宁左勿右，对骚乱的民众残酷镇压，事情闹大不可收拾，怕上面整肃变成替罪羊，随难民潮企图一起逃往香港，结果被难民发现，乱打致死。共产政权大搞阶级斗争，声称是“人民”的政权，但林语堂调侃道：资本家是没有了，“所有的阶级都取消了，只剩下两个阶级：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小资产阶级。”“毛主席不吸别的烟，只吸三五牌。所以，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吸三五牌。”而老百姓，“被统治阶级”，却要把自己的铁锅充公炼钢。用小说中“蛇头”范石田的话说：“假使一个人都不能在江里捉一条鱼自己吃，还能算是一个人吗？从那时起，我就决定非走不可。”而梨花对范石田的回应是：“好吧，我们就这么说。你要逃，因为你想要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情愿冒生命危险，因为我要涂口红，穿高跟鞋，穿得像个女人。天哪，他们从来不了解我是一个女人。”正是怀着如此简单的愿望，一批批难民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翻山越岭、从水路泅水过海来到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城”——香港：“在自由城，霓虹灯把马路照得通亮。一座大山躲在云里面，还有海，有许多大船。商店和饭馆里，样样东西都有。街上尽是大人和小孩，大家笑嘻嘻，有说有笑，什么也不怕。你想多好，什么也不怕。”
林语堂为《逃向自由城》中译本作序时如此总结其对共产统治的看法：
“为政者，只在使老百姓得安其性命之情而已。逆天理，背人情，以霸道治天下，无有不倒之理。昔王安石行青苗，立保甲，岂非亦欲以富国强兵为主，而其所以败，只在‘扰民’二字，不旋踵而民穷财尽，北宋亡。今日背天理逆人伦之中共行为，岂但百倍于安石之扰民？偶语弃市，又岂但秦始皇之淫威可比？迎大照相，如迎神赛会，又何异于魏忠贤之立生祠？”
林语堂此处所谓“迎大照相，”当然是指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家家户户挂毛泽东像。另外，毛泽东曾作词一首，在共产中国家喻户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此，林语堂在“逃向自由城序”尾调侃道：
“至谓背天理逆人情之毒政，可以长治久安，传位万世，何不看看始皇之覆灭？若谓一时豪杰，唐宗汉帝，皆欠风骚，要命世英雄‘且看今朝’，何不想想魏忠贤之生祠，一时威势，炙手可热。冷眼看来，实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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