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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与仇恨：美中人文图景对照(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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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劼
在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衰落、中国崛起话语中，最经不起检验的还不是彼此在经济、政治、军事之类各项指标的强弱上，而是彼此在人文精神的明暗反差上。借用一种低俗的说法，前者是硬实力的相较，后者是软实力的对比。而所谓软实力的对比，又并非是意指拥有多少个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拥有如何卓有成效的文化机构，甚至还不仅仅在于媒体的自由程度，而是首先在于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健康与否。
倘若仅就美中两国的国运而言，美国可说是灾变不断，并且先后陷入两场战争；而中国却好运连连，尤其是国际环境空前安宁，一百年前的外患之忧，消失得干干净净。然而，正是如此鲜明的对照，无意间突现出了美国民众面对灾难时的从容大度，中国民众在红朝当局的刻意扭曲下，每每喜庆临头就会控制不住地失态失常。借用一句上海话加以形容，美国民众面对灾难，是模子；中国民众每逢喜庆，总要被当局逼成十三点，或曰人来疯。08奥运如此，10世博亦如此。
01年发生的那场911攻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场考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像是一堂生动的人文基础公开课。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美国人，在遭受突然袭击的当口，一下子庄严肃穆地敞开了他们的人文胸怀。在惨烈的死难面前，受困的人群当中，没有人像惊慌失措的难民一样争先恐后地抱头鼠窜，而是从容有致地下楼，并且互相礼让，不忘老弱病残优先，不忘“LADY
FIRST”。当天夜晚，联合广场上鲜花如潮、烛光辉映星空。默哀的人群，惟有流泪和啜泣，偶尔间杂低低的吟唱，没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血债要用血来偿一类的口号。更没有气势汹汹的游行队伍，出现在纽约街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在华盛顿DC，一群中国游客，竟然朝着恐怖袭击画面，拍手叫好。如此粗鄙，足以令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汗颜。
这种中国式的丑陋，直接的缘由，似乎是源自中国使馆被炸引起的仇美情绪。三个被炸死的官员，最多不过是以身殉职，却被朝廷刻意赋予英烈的荣光。全国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飚，学生上街，游行队伍浩荡不说，还以砸使馆表演英勇无畏。那场疯狂之中，没有一个中国人站出来质疑，在科索沃打仗的美军，到底为什么会“误炸”中国使馆？中国使馆在这场战争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引起人家“误炸”？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中国人，看着那场群情激愤的反美游行，都会感到困惑不已：这真的是中国学生在游行么？或者说，中国学生真有这么仇恨美国么？须知，当年也有过如此群情激昂的学生队伍，不是仇恨美国，而是要求改革，惩治腐败。从89年到99年，仅仅相隔10年。倘若说，99年的学生游行是真实的，那么89年的学生游行就是虚假的；反之，假如89年的学生运动是真实的，那么99年的学生队伍就是虚假的。
最后的答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悄然给出的。该女生在克林顿演讲的当口，被安排提问责难美国总统。大庭广众之下，该女生表演得非常出色，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反美英雄的形象。殊不知，几年过去，网络上传出该女生远赴重洋、“下嫁”美国丈夫的家庭生活照。照片上的北大女生，一脸幸福；混血儿绕膝，其乐融融。对这位女生来说，假如当初的反美表演是真实的，那么后来的成为美国妻子也是真实的。这除了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在生活中却会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此中奥秘，只有傻瓜不知道。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走在反美游行队伍里的中国学生，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美国使领馆门前排队等候签证？
假如没有人作过那样的统计，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不会有错：几乎所有的中国高官，都有子女到美国或者西方学府留学。即便邓小平的儿子，也到美国拿过学位。更不用说历届党魁，各大常委，各方诸候。重庆的大员薄熙来一面唱红打黑，一面却把儿子送到英国见世面开眼界。“东方红太阳升”与薄家少爷在英国夜店里美酒靓女的纵情，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但在一个谎言国家里，却是铁板钉钉的国情。所谓反美爱国，说穿了，不过是朝廷和庶民之间的互相欺骗。彼此你知我知，也许只有被反的美国人不知道。这在心理学上，或许可以称作牢房效应：关在牢里的囚徒需要以撒谎来取悦看守的狱卒，而狱方则需要囚徒的配合，以此向大墙外的世界证明：这样的牢房是合情合理的，是受到所有囚徒爱戴的，因而是什么人也打不破的，从而是永远也不需要改变的。
由这种互相欺骗所制造出来的，当然只能是仇恨，不可能有什么悲悯。这样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个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国家，只能靠互相欺骗来维持。极权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让国民永远生活在仇恨之中。而那些长年生活在仇恨之中的人们，心理怎么可能不扭曲？心态又怎么可能正常？他们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具备慈悲的心胸，从而成为一族被爱遗忘的国民。
倘若美国人在911灾难中自然显示出来的悲悯气度，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有所感悟，那么，六年以后，07年，发生在维州校园里的枪击案，应该可以让中国学生、中国民众、中国当局，见识到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宽容，什么叫做通情达理。面对32个遇害者和1个凶手，维州理工大学的师生们，放飞了33个气球，献上了33束鲜花。他们不仅悼念无辜的死难者，同样怜悯行凶的肇事者。他们告诉自杀身亡的凶手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告诉凶手的亲人们：你们也是受难者。面对血案的维州理工师生，没有仇恨，没有敌意，有的是理解，有的是关爱。
一个国家有没有文化，或者说，人文指数有多高，与其说以有多少高等学府证明，不如说以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精神气度来衡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整个西方学府，尤其是美国校园，大都中了一种叫做德里达的人文病毒。精神空前疲乏，言语空前机械。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朝气蓬勃，美国建国初始的神采飞扬，全都被充满生存意味的术语操作所取代。美国学府里的不少文科教授，尤其诸多号称同情弱小国家弱势群体的左派学者，无论在人文视野还是在精神境界上，都远逊于美国的普通民众；更不用说，远逊于能够独居沙漠凌空起舞的百老汇艺术家，远逊于在中东不声不响地为达尔富尔难民做义工的好莱坞影星。当无数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学府的时候，他们眼里有的只是诸如哈佛耶鲁那样的名牌，绝对看不见沙漠里的艺术景观，看不见在战火中抢救难民的人道关怀。然而，如斯景观，如斯关怀，在美国民众，却是最基本的人文常识。也正是具备这样的常识，致使他们无论面对恐怖袭击，还是面对心理失常的屠杀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从容大度的应对。这种因为心理健康而具有的人文气度，乃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现代文明的民主政制，遥遥领先的科技力量，强劲无比的军事实力，都是退而居其次的大国要素。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有实力的国家，最多只能算个强国，不能叫做伟大的国家。但是，倘若这个国家的民众，其人文情怀一旦具有不卑不亢、雍容慈悲的气度，那么即便不自称强大，也已经足够伟大。
一个伟大国家的民众，必定谦卑。他们面对恐怖袭击，最多惊叹一声：上帝呀，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会冲到人家的使领馆门前扔石头，砸窗子。相反，他们会保护恐怖分子所属的少数族裔，阻止可能发生的任何极端行为。他们面对荣誉性的举国喜庆，绝对不会紧张到了随时随地准备跟人家打架的地步，从而在全世界上演一场护卫奥运圣火的闹剧。既然视作了圣火，又何须护卫？圣火者，不加护卫也照样神圣。倘若并非是什么圣火，那么还护卫个什么？岂不是越护卫越可笑？中国民众之于奥运的狂热，就好比一群绵羊，在豺狼面前低声下气惯了，突然被告知，绵羊可以与豺狼共同欢庆动物节。于是，羊群当中突然产生了变成狮子的幻觉：我们，崛起了。
奥运会一闭幕，这种幻觉就烟消云散。尤其是杨佳的惊现，使羊群猛然意识到，自己依然活在可悲又可怜的境地里。奥运制造的大国崛起泡沫，被杨佳的血溅警楼，彻底击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互相欺骗，就此告终。彼此全都回到冰冷的真相：空前的不公，致使全国上下布满了干柴，一点就着。于是，靠着制造仇恨维持的朝廷，旋即面对了被仇恨的现实。杨佳给官府造成的空前恐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这种情结产生的效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更多的官员，悄悄地把财产子女，送到海外尤其是送到美国，安家落户。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有道是：须要退步抽身早。
说来实在不幸，承担世博会的那个城市，恰好是发生杨佳血案的上海。这个半个多世纪前曾经辉煌过的都市，此刻如临大敌。世博会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紧张，不下于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表面上是烟花绽放，实际上却是愤怒在燃烧。好端端的喜庆，变成了如临大敌，变成了枪口下的喧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不容易捱到世博落幕，一场大火，烧得官府焦头烂额。果然有敌情，敌情就在官员只知贪财不知尽责。就算这场世博会尚有什么喜庆可言，那么也已被冲天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饶有意味的是，上海的民众，在火灾后学会了用鲜花和烛光悼念死难者的悲悯，从而给这个城市平添一道现代文明的风景线。然而，令人感叹的是，当二十多万民众手持鲜花，走向死难者的时候，却被当局悍然制止。官府害怕什么？也许是害怕慈悲情怀，害怕民众的悲悯。按照这种害怕的逻辑，一旦全体上海市民手持鲜花到市政府门前请愿，那么市政府可能会面临关门大吉的末日。官府的逻辑是矛盾的，既害怕杨佳式的仇恨，又害怕鲜花和烛光呈现的悲悯。可见，悲悯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悲悯可以让强权知道自己的丑陋，从而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公理的对立面。强权喜欢被强权所利用的暴民，因为彼此相辅相成，半斤八两，一如当年的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但强权又害怕暴民一旦不受利用不被控制，那么就会反过来吞没强权，重演苏东剧变中的诛杀齐奥塞斯库场面。
为仇恨所苦的国家，没有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人自危，人人活得毫无安全感。处在权斗旋涡里的官员没有安全感，靠着权力而腰缠万贯的富人没有安全感，更不用说唯唯喏喏的知识分子没有安全感，身受官府重压的平民百姓没有安全感，甚至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也没有安全感。一个政权靠仇恨起家，必然要靠仇恨维持，哪怕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对象。按照民族主义制造的仇恨目标，几乎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尤其是卖国主义的说法，更是虚妄得可以。因为当今世界上，固然有人要到中国来赚钱，但绝对不会有人想要买下这个国家。既然没有买方，何来卖方？所谓的爱国卖国，全都是朝廷故弄玄虚的谎言。要说卖国，今日朝廷当年就是靠出卖国土起家的。要说爱国，朝廷又何以听凭堂堂中国被北面的一个小流氓劫持？不知多少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流进了金家小朝廷的腰包里！至于金氏流氓制造的原子弹，将来究竟会落到谁的头上，中国人不妨参照一下七九年的中越战场，越南人手里拿的是谁提供的武器？可怜的中国民众被迫承担极权当局强加的许多义务，而其中最悲惨的一个义务，可能就是将来要承受用人民币制造的原子弹。
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并非人民币面临升值，而是当局如何向全体中国人包括官员自身在内，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在仇恨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在仇恨中摇摇欲坠。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对于朝廷来说，宽容和怜悯，都已变得空前重要，有如久旱的甘霖。仇恨已经制造到尽头，而怜悯却迟迟不至。于是，在杨佳遇难之后，有人尝试了一次寻求宽容与和平的努力：《零八宪章》。
无论就《零八宪章》的内容和措词而言，还是就其出台的政局背景而言，全都温和、理性，并且无一字无来历无出处。宪章的主要内容，几乎全都是执政党当年在野时向当政者提出过的。倘若说有什么和平演变意图，那么应该说既是在给中国民众找到一条通向民主政制的通途，也是在向坐在火山口的当政者提供一个全身而退的体面台阶，从而不必悄悄地把财产子女送到海外东躲西藏。尤其是选择在杨佳遇难后出台，更不乏从此杜绝一再出现杨佳可能的善意。面对如此温和的一份宪章，就算是慈禧太后再世，也会掂量掂量个中三昧。须知，当年慈禧太后为何中止变法，并非变法有违家规，而是：他们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仿佛是汲取了变法没有找对人的教训，《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不再胡乱寻找光绪，而是公开呈示给全体活着的慈禧们。为了不让朝廷抓到把柄，组织者还特意将签署者限制在国内的各界人士当中，不让海外的极端情绪“污染”宪章。殊不知，饶是如此谨慎，最终还是化解不了当局之于和平演变的仇恨和恐惧。
向来只会仇恨、不知悲悯的红朝当局，只懂得暴力，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千军万马，只凭一纸宪章，就想改朝换代？当朝者想不通。一如当年邓小平所言，这江山是用千百万人头换来的。打江山和抢银行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强盗会交出抢得的钞票，同样道理，怎么可能让一个凭借暴力、杀了千百万同胞才坐了江山的红色朝廷，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要不是王朝末日，没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反右风暴。好在今上再心仪金氏无赖，毕竟不再是毛、邓式的铁腕，而只是崇祯式的弱主。弱主的特点不仅在于怯懦，而且更在于弱智。今上只知道拿千百万张人民币去填塞金氏王朝的无底洞，不懂得从中抽几张出来，开个《零八宪章》的研讨会。中国知识分子，就像中国老百姓一样，是很容易摆平的。弄个宪章发布一下，不就是想说说话，通通气么？一个研讨会，说话，暢气，全都解决了。就像几年前应付谢韬老先生发表的一篇论民主社会主义文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不用说，这份宪章对于淡化杨佳效应来说，简直是一帖最有效的解药。
岂料，崇祯当局惊慌失措，抓二放一，遍地喝茶。说是独裁，有贼心无贼胆；说是软弱，又极其专横。事至如此，也还并非无解。抓人想必是怕事闹大。抓过之后，依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人家关了一年，找个借口放掉拉倒，息事宁人。既然是只求控制局面，就不必重刑伺候。猴子已经不吭声了，杀鸡杀给谁看？不会是杀给老虎看吧？就算学不了毛泽东，但也不能向金正日看齐。竟然会判人家十一年！结果换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十一年刑期，震惊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一宣布，见笑全世界。居然还带着重金，一本正经地出访法国。这边厢前脚刚离开，那边厢，法国当局马上就宣布出席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新世纪十年的中国人文图景，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把虚火，一个大奖。两把虚火分别是奥运虚火，世博虚火，一个大奖则是诺贝尔和平奖。该奖将那两把虚火营造的大国崛起谎言，击得粉碎。假如今上有点幽默感的话，应该对铁栅栏后面的诺奖得主说：你小子得奖是朕成全的，现在随朕一起领奖去。回来后，你继续坐牢，朕继续坐龙庭。但问题是，今上有没有这样的幽默感？
应该不会有。所以中国人只能继续活在仇恨里。一个没有悲悯的朝代，一个没有悲悯的国家，一族没有悲悯的民众，其末世的图景很可能是：千万个杨佳，冲进官府，后面跟着更多的李逵和武松，更后面则是陈胜吴广。也许还有北面那个小流氓的趁火打劫，扔过来一颗用人民币制造的原子弹。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于纽约寓所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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