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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妈(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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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我第一次见到四姑妈，是在小表妹（小姑妈的小女儿）的婚礼上。
那是2007年初夏，在桂林南门桥北岸，晚风和煦。当我走进婚宴大厅时，发现几位酷似八爷爷的老人围成一桌，我想她们大概就是八爷爷的后人了。
我们老张家是一大家族，太公（曾祖父）俩兄弟，过去为体现大家庭和谐，一代男女各按年龄排行，称“大排行”。我太公膝下三子二女，八爷爷是小儿子。
宴席上，表姐妹们与我同桌，席间，一银发慈颜的老人走过来，久久地注视着我，开口说：你很像你父亲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略显清瘦的老人就是四姑妈了。
姑妈张声端，听父亲说过，姑妈排女子第四位，所以称四姑妈。那年，八十五岁的四姑妈特意从柳州赶来，是张家人最高寿的了。
姑妈说：你象你父亲，真像呀……看得出，她有点激动地端详我。
接着，四姑妈与我聊了很久，不仅谈到父亲，还谈到她与我去世多年的爷爷奶奶的来往轶事。她谈到，她与我家最亲，姑妈当年休探亲假时，几次不回家，而是舍近求远地到南宁探望我爷爷奶奶。她还说有一年，“你奶奶一再挽留我，聊了一个多星期呢……”
听小姑说，四姑妈与父亲从小时候即要好，无话不谈。我小时候因肺炎住院，父亲一时为难，即向姑妈借钱为我治病。后来因姑父早逝，四姑妈带着三个女儿在柳州，又逢艰难时世，父亲逢出差就抽空去探望她。
姑妈说：“那时候，我家住柳铁的旧楼板房，又没有个门牌号，你父亲却在一大片旧房子中一路问来，最后终于寻找到我家呀……”。
1981年，父亲一调回魂牵梦绕的故乡桂林时，即写信邀请四姑妈来做客，可惜，因生活还未安定，那封信断断续续没写完，父亲就因病溘然而逝了。
说到这里，姑妈摇着头说：“唉，你看，你父亲——他邀请我来玩，他自己却走了……”
当晚席散，我搀扶着四姑妈，步出酒楼，那时，我已能体会到姑妈与父亲的姐弟情谊。临别，在路边大树下，我竟突兀地向表姐妹说，让自己代替去世的父亲感谢四姑妈的话来。
翌日，四姑妈特意邀请张家诸位到附近的南门桥“同来馆”吃早茶，几代亲戚们又是一番团聚，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我父亲做事虽精明干练，但口齿却显得木讷，因突发病，去世早，许多话还没细说。
近年来，随着长辈们的先后去世，家族的事也难耳闻了，而一直企望寻根，记录一些家族历史的我，正愁无迹可寻，如今，天上掉下来个四姑妈，岂不更喜出望外。
这几年，我曾去过祖居——白安寨，就在兴安县大榕江乡五甲村附近，离桂林市不远。
老家的祖宅依山而建，一条清澈湍急的小溪河，吟唱着从村前潺潺流过。风景不殊，秀美如画。
走近老家，百年老祖屋的残垣断壁，立即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残缺破损的木雕窗棂，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凉旧屋……特别是见到院子里那一株高达数丈的玉兰树，听说当年太公就是将此玉兰从盆景内移到院落，长成如此高大模样，每年执拗地花开花落……眼见老家的景物，一草一木都让我感慨，此地也是四姑妈魂萦梦系的地方……我的先辈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先辈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埋葬于斯。如今已面目全非了。随着长辈们一个个飘然离世，他们的历史也湮没于这些残垣断壁之中。
农村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较完美的就是耕读之家。我祖上原有近十亩田地，主要以教书为业。
四姑妈回忆到故居大门两侧的紫檀竖匾：家有藏书，仕食旧德。
姑妈说：上几辈，都是教书人，温文尔雅。太公就是凭祖上的遗产自己授教创业，以字画闻名乡里，特别是他画的鸿雁，颇为有名（太公画的百雁图，曾被国民政府广西省图书馆珍藏）。
抗日战争期间，为资助国民政府抗战，太公曾捐赠出许多珍藏的历代字画和自己的绘画作品。时年，公务在身的七爷爷与八爷爷，也主动减薪支援抗战。（男子排为五爷爷、七爷爷、八爷爷。五爷爷因病在家。）
姑妈的父亲八爷爷张家玖，读书时即聪慧优秀，他曾与中共高级干部李富春同桌，后来从教。
民国时期，他先后在全州、兴安中学执教，桃李芬芳。在兴安中学教书期间，兼任校长，期间，他还掩护过中共组织的学生，后到桂林女师任教。四十年代后期他参加了竞选国民政府“国大代表”。
七爷爷张家瑶（我的爷爷）毕业于中南矿院，也是从教书开始，后来在桂林民国政府广西教育厅就职。
姑妈谈到老家曾拥有的无数珍贵的书籍、绘画与古董……可惜，都被“土改运动”毁掉了。那群刚刚掌权的流氓无产者，不识几个字，只懂得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哪懂得文物的珍贵。因而这些珍贵的典籍和字画，都被他们视为废纸一堆，而付之一炬了。
见证了“土改”腥风苦雨的姑妈说：一位在县城里教书的亲戚回家探望父母，路过邻村半圩乡，那仅18岁的年青女教师竟被当街乱棍打死，说她是“地主崽子”……那些人狂叫：都杀了，都杀了，好分财产！
“土改”无情，一伙打牌赌钱，游手好闲等流氓无产者与没文化的人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那时的工农骨干都认为左比右好，过激也是工农的本性，有了“枪杆子”，更是无法无天了，只是可怜了那些死去的人……草菅人命呀，姑妈叹息。
我听故乡的老人们说，“土改”时最普遍的做法是把乡绅们吊在房梁上，点燃干辣椒火燎烟熏，逼迫交出财产。交不出的就只有交命了。
笔者曾“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当年即听一农村干部说：他不识字，就将“公章”用麻绳系在腰上，逢要枪毙人只需他戳一下即可。
姑妈曾就读于桂林市艺术专科学校，抗战结束后成婚。当时八爷爷正竞选民国政府“国大代表”，姑妈大婚时照时俗登报，在桂林的广西国民政府省长黄旭初当证婚人，届时，风光一时。
姑父祖籍是河南开封人氏，曾任学校校长。至1949年后因时局变故，“运动”频频，他劳累过度，遂英年早逝，留下三个年幼的女儿，姑妈时年仅三十二岁。
四姑妈家住柳州火车站附近，底层二间室外加一间自盖屋，临街，门口一水果摊，入门走中间窄道，这就是她的家了。
四姑妈爱洁爱美，室内家具简朴整洁。
姑妈家交通方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对门就是鹅山公园，公园里植被茂盛，春花秋实。
前些年，到处都在“搞活经济”，有人看中四姑妈的居屋，提出二千月租开诊所，上门数次，费尽口舌，最后被姑妈婉拒了。
事后，姑妈自语：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那时，小学教师四姑妈已有一千多元退休金，她节俭度日，略有盈余，她实在舍不得这熟悉而方便的家。
不久，门口有人“提篮小卖”水果来了，慢慢地摆上了摊，且越摆越宽。面对阻挡家门的水果摊，显然进出不便，摊主也表示愿意补偿，姑妈坚持不收。
她说：就让她们摆着吧，她们从农村出来，生活都不容易呀，我们是大活人，还被堵住不成？后来，表姐妹们也习惯了，认为门里门外相互有个照顾，各行其便吧，如此这般，水果摊就成了姑妈门前的一景。
姑妈回柳州后，我们只有电话遥相问候了，尽管姑妈听力模糊，她很高兴。
姑妈告诉我，她每天清晨都要到公园打太极拳，风雨无阻；她买菜，到处走；她说，我不订报纸，每天买报纸看，也就为了多走点路，“生命在于运动”。
每次通话，她总要嘱咐我多锻炼身体，多做“有氧运动”，不要上网太久。
冬去春来，2008年清明后，我和母亲与表姊妹相约，陪四姑妈到洛阳看牡丹。
九朝古都的洛阳，牡丹也闻名天下，看惯了盆栽花草的人，目睹洛阳的牡丹大片地长在地上是很惊讶的。公园里的牡丹百态争艳，青翠欲滴；旷地上，五颜六色的牡丹让人目不暇接。植物园里的牡丹更是一望无际。
大表姐看到牡丹，像小孩子一样欢叫起来：海洋，花的海洋！
我看到豆绿色的牡丹，便脱口将其称为“绿豆”，惹得周围的人们一阵大笑。
姑妈受家风熏陶，自幼喜花鸟，她兴致勃勃地观赏，说：太公当年也种了几株牡丹，只是没洛阳牡丹大。
四姑妈看牡丹，也敬重牡丹，不像我们，为了照相，时不时跳进花丛中。当她看到公园管理人员跑来跑去的驱赶游人时，姑妈情不自禁为之担心，怕他们踢倒或踩坏了牡丹。
我们在洛阳一路颠簸，一路观赏牡丹，姑妈兴致不减，不仅不用拐杖，也不用扶掖，连喷嚏都没打一个，不少游客听说姑妈已是85岁高龄了，都赞不绝口。
一次，旧友要请客。临吃饭时，姑妈与表姐妹们却不见了。朋友开着车满街转圈，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四姑妈和表姐妹们去饭馆吃“自助餐”了。
四姑妈不愿麻烦别人，否则她于心不安，而临行洛阳前，四姑妈却嘱咐大表姐等主动承担一切旅途事务，包括买门票等，不厌其烦，说这些事都不要我们操心。
姑妈长期生活在柳州，工作时又逢“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诞时期。那时，“运动”频发，到了十年文革，更是人人自危，需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了。
那些年，八爷爷就住在姑妈家。
姑妈的父亲八爷爷在桂林教书期间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家有几块薄田，解放后个人成分即被评为“旧职员兼地主”。在那个动辄讲出身、讲成份的年代，此无疑就是带“原罪”的了。
1957年“阳谋”，“反右”运动来了，八爷爷因给学校提意见，给教育方案提建议，竟因言获罪，被褫夺教师公职。
到了晚年，八爷爷患上了青光眼，眼疾让八爷爷两眼一抹黑，摸索着生活，不能自理。一次，家中无人，八爷爷竟将双脚伸入温热的稀饭锅里……
教书育人大半世，学识渊博的八爷爷，此时只有孩子们喜欢他了。一放学，在夕阳的余晖下，孩子们从四面跑来，围着八爷爷坐一圈，呼唤着“外公、外公，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此时，正襟危坐的八爷爷脸上顿时绽放出光彩，他微笑着，摸索着，从古至今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起来，一直讲到天黑……孩子们静静地听着，直到饥肠辘辘了还不愿意离去。有时，有孩子们回家了，做事去了，陆续走光了，八爷爷一个人还在那里讲……
姑妈曾不止一次地叹息上辈人晚年遭遇的悲凉。
七爷爷张家瑶（我爷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民政府广西教育厅当主任秘书。前期，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先后云集桂林，为支援抗战，他与南下的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巴金等文人们结盟，呼吁奔波；后期内战，时逢学潮，他又频频出面劝说，斡旋，苦口婆心，甚至掩护一些师生。
临“解放”，兵荒马乱，教员和民众们纷纷仓皇地“逃共产党”，爷爷又四方奔走，劝说教育厅同事们留守大陆，勿去香港、台湾或海外。
“解放后”，教育厅却不让旧政府留守人员呆了，爷爷先被下放到武鸣县“思想改造”，教高中数学；后来几经辗转调到广西“文史馆”。
那些年头，他一次又一次自我审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深刻反省，谨小慎微地配合当局的“思想改造”，积极参加每一次“运动”，多作揖，少说话。最后，他成了“民主人士”、“政协委员”，继之成了“人大代表”。
到了晚年，爷爷患高血压，他步履蹒跚，言语困难。时逢文革，他被数次拖上街游斗“交待历史问题”，被斥为“老顽固”、“历史反革命”，说他“故意装聋作哑”等。
那时，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爷爷成为被“国家”、“人民”，抛弃的人。彼一时此一时，曾被用作摆设的“花瓶”不用了，就被甩落到地下，直至粉碎。
想起离世而去的老一辈，悲从心来。想起老一辈，他们前半生生活在“积德行善”的伦理中，他们相信好心有好报，期望得到一个好的归宿……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后”，天道亦变了呢？
后来，我发现老一辈人经历了如此悲凉后，他们竟没著下一字一句。为何呢？
偶然一次听爷爷的学生画家徐彬先生回忆，才明白一、二：平时，在办公室里，爷爷与他面对的同事常常是一言不发，来来去去形同陌路人。
“新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与“思想改造”，随之而来的揭发与告密之风，让同事之间连寒暄客套也少有了——人与人需相互提防，彼此间有一堵无形的墙——因为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有说不清的地方。在被“运动”、“斗争”动辄得咎之地，谁又敢多说一句，多写一字呢——都怕被别人抓辫子，落把柄啊。
进入了“新社会”，人心竟然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冷血凶残；人们竟是这样奸诈邪恶，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社会竟是这样道路以目，缄口结舌。
如果真要说清自己的心路历程，就会留下文字上把柄，而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不如让这些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也深深地埋进土里吧！——也许，这就是他们不愿留下只言片纸的较合理的解释吧。
那些年，四姑妈不仅要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劳，也要为一家人的平安担心。那些年，她在学校只管埋头工作，勤勤恳恳。不仅教绘画，还教音乐、教算数、教体育，当班主任时，为教好拼音，她还加班加点地学习普通话。
四姑妈平时为人处事还以愚掩慧，谦逊拙讷。因此，工作上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几十年如一日。姑妈说：“那时，我是夹着尾巴做人呢”。
近距离看四姑妈，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张家传统的美德，看到了老一辈温和、谦让、宽容、善良、自强、达观等秉性。母亲说：血浓于水，你以后多去看看四姑妈吧。
如今，颐养晚年的四姑妈算幸福了。每天，三个女儿都要来探望并团聚一番，顺便说一下各自听到的奇闻轶事。嘻嘻哈哈间，姑妈也听出了一些门道。她说，这几年外面都在炒股，她们就常在我这里交流“股经”，有时晴有时阴……“最后，还是亏了吧？我劝她们不要炒了，亏就亏了吧……”。我也炒过股，我想告诉姑妈，中国的股市已成了权贵们圈钱的地方。
四姑妈今年八十八高寿了，表姐妹们建议请钟点工来做点家务，可姑妈死活不同意。她坚守过去那个年代的观念，认为不做事与做事者不平等，哪怕一事一物……因此，表姐妹们只好轮流来拖地擦屋，搞三间房的卫生，累得出汗的表姐妹笑着对我说：我们都怕累呀，我们的家都是请钟点工来打扫卫生——我们到此都“钟点工”了。
这些年，我像游子般奔波在外，候鸟般路过柳州。姑妈曾多次让表姐妹们陪着，到拥挤的车站接我，当我要乘车离开时，四姑妈又数次执意送我到车站，劝都劝不住。
数年如此了，如今，我回桂林都要先到柳州见四姑妈，后见桂林母亲。
2010-9-1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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