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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逝去的生命（散文）
——故国情怀三则
◎
黄惟群
老家
每次回上海，都去老家看看。
不管理智如何明确告知，那地方已与我无关，感情却始终不理解，始终认定，那地方是我的。
两条斜斜的弄堂，一长一短，长的是前门，短的是后门。冬天，寒风卷着枯叶，贴着地面，弄堂里打旋，一阵阵冷嗖嗖的沙沙声。底楼房子，光线很暗，难得射进一道阳光。秋天，绵绵细雨，没完没了地下，屋檐上的水滴，掉在铅皮漏水管上，叮叮咚咚不住。屋里亮盏床头灯，腊黄的灯光下，母亲和外婆一边做针线，一边一口乡音，呢呢哝哝；街上不时开过一辆汽车，
“吱――”的一声，长长的，由远至近，由轻到响，尔后消失在细雨的轻吟里。黄梅季节，湿漉漉的，到处一层水。
一个十二月初的早晨，吃过早饭，父亲正要去上班，母亲说：“别去了，我好像要生。”父亲赶紧电话叫来他侄女，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几小时后，一个婴儿，在这屋里，吸了人间第一口气。
出生到离国，三十四年。虽说中间插队凤阳，但离家的日子，与之的联系更近、更紧。她成了我心中一团明亮，一个依靠，一个温馨的牵挂。
上两次来是晚上，看不清，唯一印象是，记忆中不错的两条弄堂，竟那么窄、那么破，停那么多自行车。
这次是白天，阳光很好，我们一家说着笑着走进这条弄堂。然而，刚进弄堂，我的目光便“死”了，被“十五”号那扇门牢牢吸了去。
太熟了。世上竟有一样东西会让人感觉如此之熟？！二十多年，我从没想到过这扇门，但看见的一刹那，我相信，即使这门出现在澳洲，装在任何一户人家的门框中，我都能一眼就认出，它是我家的门！
每天，带着红领巾，放学回来，掏出挂在颈脖的锁匙，颠起脚来脚开门；门上的锁，曾经坏过，是父亲从北京路买来新的，和我哥哥一起换上去的；一次，因吵闹不息，我被全家人，用我的红领巾绑住我的手，推到屋外，而我，则用被绑的手，找来大石头，把门砸出一个个瘪洞……
门旁的墙，墙下水泥砌的墙沿，墙沿上方的窗，窗上的一根根铁栏栅----太熟了。这窗、这墙沿、这残破的砖、砖面上疏松的粉质，凹凸的形状，感觉中，是从我心中流出的，它们认识我，在和我招呼，对我微笑、说话……
曾经，我站在墙沿上，一手穿过窗上栏杆拿住碗，一手用筷扒碗里红色的饭。我喜欢站在墙沿上吊着栏杆吃饭。那时多大？五岁？六岁？更大还是更小？小时我爱吃苋菜拌饭。母亲和家人哄我，说我喜欢苋菜汤拌饭。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如果喜欢，也只为色彩，但因他们老说，我也就认同了他们的说。后来大些了，读书了，我常在这面墙上磨铅笔，磨被我用得太粗、粗得再不能写字的铅笔芯。
五十年，这窗口，这栏杆，这墙，还这样。
门开着。门口是个小天井。左边是厨房，穿过天井是正房。----看见了。
母亲腰围围兜，正在烧菜；还是那张桌，父亲大学里的课桌，上面盖块方台面；桌上的汤，腾着热气，热气后，是父亲模糊而消瘦的脸；哥哥、姐姐，一边一个端坐，一个佩团徽，一个两条杠。迎门是水斗，马赛克做成。母亲弯腰在洗菜，姐姐弓身在洗头；水斗旁有个阴沟口，哥哥和我，常一边唱歌，一边对着阴沟小便。每天清晨，卖面包的叫声一响，我家窗户便打开，伸出母亲的手，为我买一个面包。是豆沙面包，一毛钱一个。那时我还小，还没上学。大概三年级，一阵，玩火柴上瘾，那次，我忍不住用火柴去点母亲刚买回的棉花卷，以为可以马上熄灭，结果，差点烧了整幢房子。曾经因好奇，我用钢笔在沙发套上写字，以为可以擦掉；又用缝衣的针去戳热水袋，以为不会漏水。
隔壁十四号走出个中年男人，一张陌生的面孔，满是怀疑。我看看他，没说话，说不出。太太迎上来，向他解释，说我从小在这长大。
听到了。听到了孩子们的叫囔声，呼吸声，膝盖、身体的相碰声，足球踢到墙上“咚咚”的反弹声、以及被球踢碎的玻璃“哗哗”的掉地声。这条不过两三米宽的弄堂，我们一群孩子，一二十人，常分两队，“斗鸡”、踢足球……渗进去了，声音一定渗进了两边墙里。这墙记得，一定记得。
太太问：要不要去楼上看看。
老邻居都搬走了，只剩我家楼上一家。女主人去世了，一个带大三个孩子的寡妇。现在住的，是她女儿，和我同岁同校还曾同过班的“当年”女孩。
就是这“女孩”，和我从小一起玩，折飞机，赛跑，看谁奔得快，一起爬上房顶，坐一边看我放风筝……后来插队，她去了江西，我去了安徽。她在我离国后回到上海，丈夫去世了，独自一人，就在这楼里带大女儿。多年不见了，不知岁月在她脸上做了如何描述。
我说：“不去了。”
我是怕，怕自己会失控。
穿过铁栏杆的窗口，往里望。
厨房才五点六平方米，后成了我新房。结婚时，我将煤气拆去楼梯下，和太太，就在这五点六平方的“厨房”里开始我们的生活。
一张床，一张桌，太太在桌上写论文，我趴床上写小说。她那么年轻、漂亮，正抬起眼一弯笑眼望住我……七九年，她已是一家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全国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不仅有才，而且有貌，非常的貌。那时的我，刚农村回来，分在厂里当工人，没貌没财没地位，什么都没。她跟了我，无怨无悔，没一点犹豫。我们生活得很开心，少有的开心。她总是笑，笑得温柔、甜美，笑得漂亮、聪明、深情……然而，离开这屋这么多年后，望进去的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她所有这些笑，这些无怨无悔、幸福满足，都是出自这间黑乎乎的、潮湿的、才五点六平方米的“厨房”……
女儿走来，不安地拉着我，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背过身去。
儿子也问，问他妈：“爸爸怎么了……”
要说“家”，我曾有过许多：澳洲的、安徽的，上海的；不同的地方，我还在不同的屋檐下生活过。然而于我，，所有其它的，都只能算是住所。
走出弄堂，站在弄堂口，转身，看着已渗入骨髓熟悉透的一切，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容易，就能忘记时光，顺顺当当地摸着口袋里的锁匙，走进这条弄堂，走进这个家。
捡起记忆擦一擦
“鲁迅公园”离我家几百米。
许多生命记忆，散落在这里。
公园原先收门票，五分钱一张。门票是圆的，一个钢币大小，先是金属的，后来改成塑料，绿颜色。那时一人一月最低生活费九元，五分钱，也算钱，能买一个大饼半根油条。那时不少人早上买菜，为省几分钱，踩着脚踏车，这菜场到那菜场，比较价钱。脚踏车不花油钱，只是出点劲。那时力气不算钱。
公园进处，原先有个投门票的桶，长方形，桶口四块下斜铁皮，游客入内，买好的门票桶里一扔，一串“叮叮咚咚”的欢快声。
桶边查票的，有个中年男子，不高，头有点方，特别是腮帮，九十度拐弯，成直角。孩子们便送他个绰号，叫“方头”。这绰号，一传十，十传百，久了，附近一带孩子，说到“鲁迅公园方头”，没人不知道。
那些年，为“逃票”，我们这些孩子，动足脑筋，想出许多办法：有藏大人身后躲进去的；有强说票已进桶，大模大样往里晃的；有候在门口，等工作人员不注意，箭一般窜进去的……有成功的，但大多都失败。失败，就因方头。方头不笑，从来板一张脸，两只眼像两只聚光特别好的灯泡，乌黑中两点刺亮，能看透小孩脑中诡计。方头特别凶，被他抓住，少不了揪耳朵。他揪耳朵特别痛。因痛，被揪的，脚便拼命上踮，耳朵上让，可你踮脚他抬手，你让他往更高处提。于是，被揪的样子很难看：踮脚，斜头，咧嘴，眼泪不自觉地眼角处淌下。
有一阵，园外甜爱路一带，放学后，我和同学们老从那的铁丝网上翻越入园。那地方冷清，少人，里面多树，跳下去没人看到。方法很成功。唯一麻烦是，网上几排铁丝，铁丝上有铁丝做的梅花刺，一不小心，不是衣服勾破、就是皮肤划破。记忆中，小时衣服、皮肤老这破那破，流血是家常便饭，但不介意，就如翻铁丝网，只要成功，开心无比。可后来，不知怎么，这地方又被方头发现，我们刚铁丝网上跳下，还没站稳，就听“咚咚咚”一阵急促脚步，方头鬼魂一样突然出现，一把抓住我们的领子、揪住耳朵……
不知方头现在何处？尚可饭否？
小时我家较拮据。拮据人家，一般少和别人往来。可偏偏，父亲特别喜欢亲戚朋友来家，尤其是亲戚。一来，五个十个，因离得近，便招呼一起去公园。和亲戚们一起上公园，最尴尬的，是买票那一刻。
父亲是个特别的人，不管四九年前有钱时还是四九年后没钱时，不管和富人还是穷人一起，他从不掏钱付账。他不懂。身上也没钱。他不关心钱，从不过问钱的事。赚多赚少，工资到手，一圈，塞入袋，回家掏出，都不看，交我母亲，自己只留一元，塞进表袋。经常月底，那一元还没用掉，便又抗起肩膀，掏呀掏地，很辛苦地将钱掏出，“还”我母亲。最离谱的是，和我外婆一起出去，他也不闻不问。好在外婆天生好脾气，不计较，只是笑笑，虽也觉得怪，觉得这女婿不同他人。
苦的是母亲。母亲很大方，拮据的日子，还是很大方，有求必应，当然应的是更拮据的。我家亲戚都很有钱，和他们一起，母亲自然不用大方，也没资格，心里便指望他们付钱，自己则可省些下来。于是，快到公园门口，父亲依然仰身，抬头，背手，跨他历来跨惯的大大的步。母亲的窘迫，便成了我赶不走的记忆。她很敏感，越近公园，敏感越发敏感。不能再走在前面了，可走后面也难，因知自己用心。于是，那几分钟，难熬得很，一脸尴尬，目光、手脚不知了去处。直等有人售票处递上了钱，才如释重负，舒展眉宇。这舒展，其实谈不上舒展，不过是松口气。
小时，我老想做一件事，想把我家两个破柜、破沙发撬开。我总幻想、总怀疑，那两个破、破沙发里可能藏有不知谁藏里面的钱。这样想，只为曾经听说，一户人家，墙壁坏了，修葺时，意外发现，墙里很多金子。
公园前门进去，左走到底，以前有个图书馆，面积不小，约三四百平米，细细长长一条。图书馆是用竹头搭建的。手掌粗的竹，漆成深绿色。现在想来，竹子搭建的房，加上树叶般的绿，很有情调。我小时不爱读书，和大些的孩子一起到公园，他们老爱进这图书馆，拿本书看，很着迷。那时的我，便无聊得紧，室内踱两圈，还需踱得文雅。图书馆环境，天生不能出一点声，我从小就。这静像要把生命窒息，只闻空气中溢满的纸张味，听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响。那时不明白，大些的孩子，怎么会对没形象的文字有兴趣。我小时爱看连环画，非常爱。特别爱看英雄故事，看他们的气概，看他们的义气、正气、大气，看他们谁最勇，谁比谁更勇。《杨家将》、《说唐》、《三国演义》、《说岳全传》，都是我看得废寝忘食的。看了也想当英雄。至今身上剩有一点勇，就是那时连环画中看来的。小时一直坚信，自己将来是骑白马领兵打仗的，是将军。
最喜欢图书馆前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我们一帮孩子，分两派，隔几十米，趴地上，面对面打仗。打得极认真。一个个头上套个柳条圈成的帽，手中什么都没，却煞有介事，端枪，瞄准，闭一只眼，鼓起嘴，“笃笃笃”地射击，不时还腰中拔出不存在的手榴弹，往对方死命扔去。最激烈是短兵相接时，两派人分别朝对方冲过去，扭成一团，努力将对方摔倒。一直玩到天黑，汗流脥背回家，被大人一顿狠骂。
“鲁迅公园”以前叫“虹口公园”，因鲁迅，文革后改了名。
园里有鲁迅先生的墓，扁扁平平凸出一块，前面是石栏，后面墙上有毛泽东镀金手书“鲁迅先生之墓”，墓地约二三百平方，全部花岗石砌成，两旁有石架，架上爬满紫罗兰，春天开花，很漂亮。
我们常这里玩耍，捉迷藏，抓特务，有时情急，还跳进石拦，在石墓上蹦蹦跳跳。后来大些了，和同学、家人，常一起来这拍照，摆姿势。
墓前有一座雕像：鲁迅先生身穿长衫，端坐藤椅，眼望前方。曾经，雕像是岩石本色，干净，明亮，后来，被漆成了深灰色，黑乎乎一团。不懂为什么漆，不懂为什么深灰色比本色好？那时觉得，大人们爱折腾、爱做让人不懂、不喜欢、不近情理、心理的事。
如此一个严肃的人，留一溜如此严肃的胡子，还被漆成深灰色，怎么让走近？
常见一队队人来这里，朝鲁迅先生鞠躬。
然而，从没看懂过这个人。他深刻，他看透中国，看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他一身硬骨；他尖锐、犀利，一刺就能刺入他人骨头。然而，总觉他身上少了爱，少了予人的温暖、柔和，干乎乎，硬绷绷，缺少弹性，有点无趣。
其实看不懂的不是他，而是对他的普天同下、倾国倾城的爱。
有一种深刻，与苦难、丑陋并存，由苦难丑陋滋生。社会对这一深刻的需要越大，越说明这社会的落后。人需要深刻，但人不能单靠深刻活着。人对深刻的需要，不似想象中那么大。人的需要还有太多，需要热情、诚挚、洒脱、大度，需要缠绵、晕眩，飘飘欲仙，需要幽默、风趣、明朗、阳光、撩人的风情，需要可爱的天真、美妙的稚嫩、洁白干净的单纯；需要开阔的心胸、望远的视眼，还需要一点傻乎乎的理想主义……
常常，远远近近地看鲁迅先生，佩服他，尊敬他，却没有真正看懂。
青春过得很寂寞。
青春是个激素膨胀的时期，飞扬柳絮，骚动、纷乱，荡漾，充满欲望。青春的手掌，最想抚摸触碰的是柔软，是的，是柔软。
那时，伙伴们一起，常公园里闲逛，说话很大声，眼睛饥渴地四处张望。笑声很大，却瘦瘦、凉凉，空空荡荡地抖开去。
心的深处，荒芜一片。
终于，爱神光顾了。那年二十七岁。返城两年半后。
爱神光顾的日子，和这公园的呼吸贴得更近。
那时中国，住房太紧张。因没空间不能结婚的，数不胜数。一间屋里，搭个阁楼，挂块遮羞布，兄长房事其内，弟弟卧睡其外的，大有人在。恋爱，难有私密性，四世同堂的屋里，就算一个温情柔意的拥抱，都得动点脑筋，几代人的眼皮下见缝插针寻机会。
公园成了透气之地，成了与爱情配合最默契的地方。
一直羡慕恋人挽在一起走路的样，男的手臂撩过去，搂住女的另侧的腰。叫“炒腰花”，当时很流行。造型优美，情意悠扬，带点洒脱，养眼得勾人。
有了她，便想体验那份羡慕已久的美妙。然而，本该自然的事，想多了，就成了预谋；一旦成了预谋，还没施行，就像做了坏事。手臂终是伸了过去，终是挽住了，可一旦挽住，手和臂全都硬了。
那时还有种流行的恋爱姿势。
公园草地上，男女对面相坐，这个双腿往左，那个双腿往右，交叉伸过来，然后曲起，男的靠在女的曲起的腿上，女的靠着男的曲起的腿上。形状像S形摇篮。这姿势的流行，也与居住有关，因没地方，恋爱便从隐秘处走出。一到晚上，公园草地上，人满为患，难找空地。一对对恋人，靠在对方的腿上，相互望着，虫鸣一样轻声说话。
边上有纠察，鬼魂般来去。目光在人身上搜索，稍有“淫秽”之嫌的，便被揪去公园纠察办公室。谈情说爱的人，情意绵绵，昏眩得紧，却弹指间，没有过渡，成为专政对象，尊严全无。
这样的环境，如此密度、如此监督下，恋人们的感情浓度，当是很低，但却妙的是，满满一地恋人，各忙各的，专心致志，心无旁鹜，没人“关心”别人，顾不上关心，他人的存在，包括纠察，就和不存在一样。
挽腰也好，“S”形对坐也好，我们其实都不需要。这般的无间，于我们，还是距离，还是远。或许老天觉得亏欠，觉得曾经给了太多寂寞和孤独，在作补偿时，给予我的，远远多于给予他人的。
第一次牵手，两双手就再没分开。
世界成了陪衬，有时是消失。
心与身开始融为一体，分不清你我。
“生命，是从牵手那刻开始的”――这么多年，一直这么说。
一晃五十年。五十年就这样过去。
弯身看地，走着，想：这里有我的脚印吗？都说“留有生活的脚印”，到底有吗？
应该有的，尽管也有二十年空白、二十年海外创业，但是，从小到大，这里，应该有我太多太多脚印。
如今，平添白发，回来了。
“还记得我吗？”
问过又叹息，叹自己多情、叹自己傻。
不会记得的，谁都不会。能够记得的，只有自己。待到自己离开，就再没人记得了。
想着，一笑，捡起满园散落的记忆，抚去尘土，如同抚摸曾经有过的生命。
心路
越来越想念中国。
二十三年，一晃过去。八七年离开时，没想过回去，最好飞机开快些。那时对那地方，多少有点痛与恨。
父亲是“老运动员”，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忘记他。儿时记忆中，他总在发愁，不是写交代，就是屋里背手踱步。父亲是个极聪明的人，然而，四九年后，所有聪明，都被用来对付一场场运动。而母亲则总是在担心，担心他像弄堂里一些同事一样，一旦被抓走，从此再不回来。她一次次去弄堂口张望，望着街的尽头，父亲回家的路。
文革时，父亲被关半年，出来后，被迫下乡劳动。一个风高月黑夜，赶去参加政治学习，坎坷的泥路上，他摔断了腿，绑上石膏，躺在床上七八个月。结果，偶得感冒，发烧，送到医院，却医院因他头上还戴“历史反革命”、“特务”、“工商地主”三顶“帽子”，让他睡在过道里，不用好药，结果，并发肺气肿，死在医院。这死，死得实在太随便。
父亲去世时，我不在他身边。我在凤阳插队。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插队是场噩梦，名副其实。我没和农民一起讨过饭，但却吃过他们讨来的饭，是讨来的饭重新晒干成“米”，混有砂石、老鼠屎；挖干渠沟，十几米高的台阶，一百多斤泥土，挑上挑下，我累得半夜小便失禁，尿湿裤被，可实在太累了，我动都没动，任凭热的身将裤和被捂干。
我住的是牛屋，我们到达时，里面还住着牛。搬进去当晚，我们在床四脚撒上一圈圈敌敌畏，第二天早晨，那一圈圈撒过药的地方，叠起一圈圈足有五毫米厚的小虫，密密麻麻，看得我们头发都竖起。一次烧稀饭，因在其中放了根香肠，太香，打开锅盖，转身之际，一只老鼠烫死在稀饭中。
但是，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最苦的是精神。
好几年，我独自住在茅草泥屋，看风如何拉扯齐腰茅草、呼啸着掠过大地，看雨如何淋湿村庄，将地淋得泥泞、稀烂；听风声、听雨声、隔壁社房前牛的叫声；看黄昏如何把夕阳一寸寸地拉到山后，看天上的火烧云如何渐渐熄灭，把村庄大地装进一片黑暗与死寂。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人说话，八年半，一个人，面对一片一望无际的黄土。闷死了。很多人自杀，受不了了。都是孩子。
后来回上海，分在“上海铁锅厂”，这厂以前是劳改厂，当官的习惯凶神恶煞、大吼大叫，不知人还需要尊严，该给人尊严。我干的是浇铸工，浇铸炒菜用的铁锅。结果，因吸入太多浇铸所需涂抹的“矽粉”，中毒昏倒。送到医院，血压都没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认为活不了了。结果老天发了慈悲，最后一刻发觉，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还没开始。
结婚时，我和太太商定，这辈子不要孩子。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快乐，也因此不想将缺少快乐的生命传给下一代。
然而后来还是有了。结婚八年后才有的。在澳洲。而且一生生两个，一儿一女。这里不同了，彻底不同了，人好、制度好、空气好、环境好、经济也好，样样都好。
一直觉得愧疚，对澳洲。我们双手空空来到这里，如今有了一切：土地、天空，汽车、房子，尊严、笑容。什么都有了。然而，什么都有了，我们开始想念故国。
第一次回国，九六年春天，来澳九年后。
还没下机，航空小姐刚报一句：“飞机已到上海上空”，莫名其妙，呼吸紧了起来。
贴着窗户俯瞰，看见了纵横交割的农田，楼房平屋，铅笔线一样的铁轨、马路，脚跨自行车候在铁道栏杆前等待通行的人群……似还看见了提着菜篮的老妈妈，闻到了弥漫油条豆腐馄饨香味的上海清晨的气味……
喉结哽噎了，万没想到，泪水涌了出来……
以为已经忘记，其实早已印入生命；以为是恨她的，其实不仅仅。太多记忆，太多太多。记忆就是生命。这记忆，来自生命的源头，根深蒂固。我、我们，是在这段记忆中，完成了人生重要的思想感情历程。无论我们走到哪，就算天涯海角，再远，这段记忆，都在这里放着。
不错，中国现在好了，让世界刮目。然而，亲爱的澳洲，不是我们忘恩负义，我们想念中国，不是因为那里如今好了，富有了，而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故乡，那里有着我们这辈子都无法抹去的生命的记忆。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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