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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的成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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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涛儿
刘晓波如果获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估计中共不但不会如此愤怒和嘁嘁，还可能举国官民共庆。偏偏他获的是一个和平奖，对中共有政治挑战性的奖。诺贝尔奖是非常严肃非常神圣的，而和平是一个充满道德的词语。在二十年前，刘晓波是不可能获这个奖的，中国也是没有人能获这个奖的。
所以，为什么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追求理想的道路如此重要。刘晓波生命中那波涛汹涌，眼花缭乱的经历如此重要。
刘晓波是一个有趣的中国人，一个特别的人，书写得好，人也够『楞头青』。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瓜鸡一下严力他们的星星裸体画出来了，再瓜鸡一下，崔建他们的的摇滚乐出来了，瓜鸡瓜鸡，北岛的朦胧诗，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事件，及大家的出国潮，都来了。1987年初，我和女友伊沙贝尔在昆明呈贡机场等飞机，碰上到云南旅游的周舵和刘晓波。由周舵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文坛黑马』刘晓波。当时，马建、贝岭、张真还有很多文学青年都往云南跑，云南是一个比较异化的地方，政治管制没有中原那么严，离中央文化也很远，而且云南是海洛因的天空。北京批白桦，云南人就把白桦请去座谈；批丁玲，就把丁玲请去发表演讲；批遇罗锦，遇罗锦的冬天童话就发表在『个旧文艺』上。周舵刘晓波大慨是去叁加文联的什么会议兼游玩去了。啊，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飞往北京的飞机很少，等机的人也不多。我左手提着一袋青菜罗卜，右手提着一袋杂志书籍，准备去北京流浪。
我在飞机上刚刚坐稳，后排的刘晓波就过来了。他在我旁边坐下，向我借书看。我很不好意思，我长得够神气，但我的书实在没水平，那是克里斯汀的侦破小说和公安部的『啄木鸟』。我喜欢看谋杀和被杀，对犯罪心理过程感到刺激，想象被人杀，或把人杀死。平时于坚总是说我：不博览群书，不读大师之作，整天看啥子捉木鸟，唉，你如何能成为大师！我自己不觉得肤浅，但等刘晓波这样的文坛杀手上来，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太离谱了。
盛名下的他很温和，向我解释：不要紧，我看『啄木鸟』好了。
就是因为『啄木鸟』，我对刘晓波印象深刻。他读得很认真，三个半小时都在读公安部的那期破杂志。下飞机时还给了我，决没有像于坚那样教训我。到北京后，分手了。后来在朝阳门的陈军酒吧，见了周舵两次。刘晓波呢，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很少出来玩。
第二年我出国了，到了美国。在纽约，在夏威夷，在欧洲，都听到有关刘晓波的风流趣事。他调情的女人都是白种女人。我也身处于性的黑暗时期，也对本民族的男人感到绝望，跟很多白种男人眉来眼去。我非常明了一个人渴望更大的文明，灵魂要挣脱旧的身体，那样一种痛苦是中国人，一种与世隔绝了很久的民族才能感受到的。
后来我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看到刘晓波反省自己：“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
实际上呢，放荡是一个自罚之词。身心的解放，进入真正自由自在的写作，离开那种跟白人的血肉相溶，是做不到的。我记得在中国时，去哪儿我都提着一袋子书，徐星见到我，总是说：哟，涛儿识那么多字儿！到了西方，去哪儿我都拎着一个白人小伙子。二十几年没见到徐星了，他会怎么说呢？哟，涛儿值几天夜班了？
要是刘晓波，他只会自省，不会说别人放荡。他的思想言论与众不同，后来在世界上引起共鸣不是没道理。刘晓波的三大代表作：500年殖民地论，08宪章（取消一党垄断特权）；胸中无敌论（“我没有敌人”）都是出自深思熟虑，意义深远。在中国，要诞生一个有独立思考，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的。
更难的是将思考变成行为。而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带着医生的使命走进刘晓波的生活。
所以，刘晓波在1989年5月回国是很不平凡的。当时一种对专制的调侃和反抗慢慢进入大众生活，时间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王朔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调侃没能获得的一种精神解脱，在天安门广场才真正进入人们的心。回国前后，刘的思想信仰是一种剧变前夕的状态：通过参与政治使自己身心解放，思想明确。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就在天安门广场，不在哥轮比亚大学校园中。天安门广场是一场关于命运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肯定让所有人上瘾，会场生一种将世界置之度外的超越感。
“八九运动” ，
刘晓波他们争取的，有价值的，就是言论自由，这个在中国宪法明确说明可又没有实现的权利。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学生和四君子因此受了多少刺激与磨难。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后，他被关押。后来被释放，又再被监禁。一个人进出牢狱，要么变成病人，失落者，要么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硬骨头——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成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在经过牢狱的“洗礼”后，小波的性格和思想更成熟更刚烈起来。在他因『08宪章』进去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常在电脑上与我的一个叫爱米丽的作家朋友聊天，跟独立笔会的同仁聊天，我时常看见他的打字，他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可让自己惧怕的了”。热爱自由的晓波一定知道，一个思想的追求者首先要塑造的是他的性格。所以在他没有成为一个和平奖获奖人之前，他已经用一次次勇敢的坐牢行为体现了他无所惧怕的思想，我想，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精神的最高境界。如果这种精神赋予在所有中国人身上，中国会成为一个结束专制的国家，成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的文明国家。正像刘晓波的好友王丹所说，刘晓波的得奖，代表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失望，而刘晓波多年如一的坚持，得奖是实至名归。“因为毕竟这么多年，21年都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这很不容易的。他能够做到，我觉得比起很多很多别的人来说，他应该是有资格值得到这个奖。另外一方面，作为他的好朋友，其实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他有这么高的荣誉，但其实他同时为这个荣誉付出很多的，包括现在他还在失去自由，而且得奖的荣誉是一时的。可是目前来看，只要当局一天不释放他，他的那个苦难就还是要延续下去。外界更多的看到是，他得到这个荣誉，可是我希望大家看到，他现在还正在为他得到的这个荣誉，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刘晓波获和平奖对中国民运本身就是一种肯定，这不是给刘晓波一个人的，它代表的是这么多年以来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团体和个人对这个奖的追求，这样的奖是一种很大的精神上的鼓舞，我们做的事情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肯定的。
国际社会最近一些年来，对于崛起的中国一直拿捏不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他们本来就是寄希望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政治的改变，人权的保障也都会逐渐的提上日程。这次颁奖给刘晓波，代表国际社会真的是完全失望了。可以预期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西方国家会逐渐的在人权问题上对于中国逐渐地再进行新的调整。
对比现在的刘晓波与我1987年在昆明时见到的刘晓波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这二十几年对刘晓波是一个剧烈的体验过程。当时的刘是在他思想的起步时期，压抑时期，他的言论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中国的这几十年，大家都经历一种共同的压力：你喜欢自己的国家，党不喜欢你，党拥有军队，独霸国家，党说了算。我们在党那里受过伤害，痛苦压抑。二十多年前，他桀骜不驯，写作和生活都是在打破限制；现在，他以身相殉，进入一种状态，对文学，对名声，对写作生活爱情生命的意义经历了成熟思考后，行动无所谓俱，从书写的很泡沫、很表面的东西，到进入广场，进入监狱，是一个劳改犯。拿着铁锹劳动，由警犭和军人看管的政治劳改犯。这样的处境，是野蛮的。
当初他混不吝，在女人方面放荡；现在他忠实于自己的妻子，唯一的情侣。他变得彻底，从为了虚荣的自我而奋斗，变成放弃了自我，为了某些其它的东西，或者完全利他而做。今天的刘晓波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没有坐牢。努力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跟坐牢也差不多啊。真实之后，就自由了。他拥有了真正的力量，爱的能力。
在监狱里，痛的黑暗的全是真的。我想，作为诺贝尔奖获奖人，他要有能力通过爱与同情，理想与敏感，宽容与智慧对抗所有的虚无，更不用说老共的愚昧和残酷。
刘晓波一生的故事的逻辑是倒着来的：身体从自由自在进入被打击和蹂躏的牢笼。思想和精神却从恐怖不自由进入毫无限制和害怕。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医生一样改变了刘晓波的生活，他在很真实，很强烈地渴望或绝望时，迸发出了一种能量和才华，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得到人最基本的生存尊严：除了造物者，我们无所谓俱。而中国，这个过去被西方瞧不起的自然环境超好，政治人文环境恶劣的国家，被亚洲鄙视的国家，被台湾香港不齿的地方，这个我们终身热爱的祖国，也在高度的发展中，全世界全部聚焦都在中国，全部在看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和平奖给中国制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强烈，但却是人心向往的，这个奖对注重心灵的感知能力和对生命的最最敏感的刘晓波来说，太值了。诺贝尔奖是中国跟这个世界发生重大关系的第一个绝作，中国人除了要钱，要性，也应该要视野。最最超现实，最最想念的刘晓波，你彻底，你值了！
刘晓波获奖给行道者的至高无上的启发：将自己的道路走到底！刘晓波获奖给我的至高无上的启发：放弃妄想。和平奖是世界给予多难中国的礼物，是上天给予刘晓波多难人生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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