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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死结何时能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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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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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化，我首先想表明的是：被领导的文化和不被领导的文化，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基本是在一个被领导的情况下发展着，或者应该说被扭曲地存在着。
但中国不被领导的文化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结晶，会被掌权者改装后实现领导文化的目的，譬如孔孟之道，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曲线之一。说到我们的文化结晶，易经和老子的知识与观念就显得很特别，它们灵活的思辨性本身就脱胎于想象，自由的想象能被领导吗？所以说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遗产？1949年以来有多少自由想象的空间？
我不否认1949年以来想象的空间是存在的，但它是单线条的，而只能在一种制度里进行想象的想象，本身对人类探讨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就是一种扼杀。在一种制度里想象其有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曾被描述成乌托邦，因为想象是很过瘾的，如果把这种乌托邦落实在社会管理上，那么如何对待其他的探索和想象呢？事实证明了它的残酷性，那些其他的想象连同想象者一起被消灭了。
同时，另一个现象是，在文字上和想象上进行的其他探索与实际发生的距离确实很远，这就变成了消灭这种想象的理由，也就是消灭了想象的本身，想象与现实的距离就应该是远的，这种远给了掌权者一个借口，镇压的借口，这个借口很诡辩，它用广大劳动人民作为标准，来抹煞人类发展史的事实，：少数人先于其他人接受了文字和观念的教育后，变得比同辈人多了一些想象文明的空间，并与权力掌控者合作把社会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我们在1949年以后遇到的情况是，强权的意志逐渐把想象力凝固了，甚至在一种制度里进行的想象也会遭到质疑！一个没有想象的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模式，这个模式进入任何文本的写作时，只能导致文学的僵化了，文化就此休克了。文化的休克总是暂时的，因为你不能说人性死了，历史证明上千年来的文化，经常会遇到暂时的休克，这种休克需要几代人的醒悟才能恢复。因为这涉及到洗脑的程度有多大。我们常说心中有一个小毛泽东，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不死的人性被迫转为地下的形式，也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地下文学等等，它是具有良知的人性转为地下形式的存在，好好的具有良知的人性为何要转入地下，只有强权能回答这个问题。地下文学或者说地下文化其实是文化不想被领导的人类自由天性的反映，是想象力在强权下找到的一个藏身之处，地下，还没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想象力的故居，因为它还住在那里。
当理想主义变成宗教般的偏激的狂热，社会就会进入一个“借道理想”的丛林，回归原始封建的强权秩序，我们今天之所以谈论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希望人类的文明能够尽可能地直线前行，可惜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代人身上的文明不会成为遗传的基因，人类的物质动物性不会因为某种文明观念的发明而改变，它只能落实在教育之中。教育才是真正的关键，但是展眼望去，自由想象的教育在哪儿呢？
甚至到了今天的2010年，不碰体制问题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研讨会的潜规则，但它则可以讨论西方体制，尤其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加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探讨，有人说金融体系被政府干预是社会主义的方法，西方也开始实行了……那么我就想人类文明的目标几千年来不就是想寻找一个能集各种体制优势的体制吗？这为什么不能谈论呢？而且在探讨与对比中才能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有哪些优势，问题是有没有动作和文字的跟进，讨论也是一种中国的悲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讨论会与事实的分裂，而作为文化人，也已习惯了分裂地活着。看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被斗争搞怕了，落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很多人会用“我不关心政治”来为自己的创作解释，其实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只是我们把政治等同于权力了。我认为政治，也就是社会的行政治理，就是对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管理，官员们的职务是服务和管理性的职务，他们是服务我们的人。而我们一直在说的为政治服务则更多的是指为权力者的意愿服务，显然把政治的定义狭隘化了，慢慢地我们就不理解什么是政治的真正定义了。其实只要是对人类生存的管理，就包含着政治，或者说涉及到社会的事情就包含着政治。另一个被混淆了意义的例子就是，
国家、祖国、政府、政党，这四个词组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的许多人把它们混同于一个词来用，如果一个创作者也这样不明白，那么又怎么能把生活的意义写清楚呢？还要谈论文化发展吗？
我觉得，谈论1949年以来的事情，必须和现在时结合，因为这是一个延续的历史阶段，所以我要讲到最近经常被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全球化。其实人类有了社会后，都一直在找比较好的社会体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把体制的研究实验变成了极权利益的享受，苏联解体之后，以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也都没有声音了，大家一致默认了西方体制的先进并作为去跟进的方向。但是，从人类文明这个宏大的理想来讲，对体制的讨论不应该停顿下来，我觉得各种社会体制的利弊必须继续讨论。不可能西方就是完善的，它也需要改进的，也要取其他体制之长的。另外一点我也注意到，西方的左派右派，他们关心的话题现在变得很一致，关心的都是能源、环保、反恐。左派右派都在关注这些“政治正确”的话题。我觉得这对多元的文化和体制的继续探讨来讲，绝不是健康的。
我并不反对全球化，我以前写过的文章提到过：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各种鸟类看上去都是在飞翔，但是它们互相不能繁殖，我们人类的任何民族在一起都可以繁殖，证明人类的差别很小，人性本来就很全球化。也就是说一个多元的全球化体制远远地在那里，挑战人类能否沿着文明的道路到达那里。
中国的新世纪媒体文化，也就是新闻文化。其实与1949年以来的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还存在着“新闻联播”，什么是新闻联播？就是说每天有那么几条新闻必须按照一种说法来播出，其他的不行！这绝对是一种消灭想象力甚至消灭新闻本身的方法。也导致了对写作者的规范，影响到整个文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们每天都想从媒体处得到最新的新闻，这样就可以到办公室或者各种众人的场合进行谈话讨论，结果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新闻联播到成为“知道分子”了。由于新闻联播的原因，新闻塞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带有倾向性的，尤其是对其他国家新闻的报道上，选择是很可怕的，反过来讲，如果美国媒体每天在中国的上百条大新闻里选择最坏的十条，每年365天，三年之后，美国的民众对中国会是什么感想？反之也一样。所以对新闻有没有分析的机能和习惯是很重要的，绝不要在你以经习惯了多年的“新闻联播”中堕落成“知道分子”。
对这些下降到知道分子的知识分子来讲，新闻联播文化不可避免地帮助了他们的写作，因为选择新闻联播播出的题材进行写作，也是1949年以来的主线，道理很简单，既然那么多民众和媒体都知道这些新闻，跟进这些新闻的写作，把新闻深度化就很讨掌控新闻联播之权力者的欢心。我还要指出的是到了今天，人类从来没有过如此快捷的社会和生活的网络新闻报道，以前我们以为把没有被报道的写出来，就会是一个严肃的题材，其实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和传播的快捷，很多报道就是以前被认为的严肃题材。网络新闻里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严肃题材，对仅仅个体的中国创作者来讲绝对是用不完的。关键是你的选择，而不少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选择的能力，他们既要追随中国审查制度的出版又要追随此制度下的市场效益，这样的选择会导致什么样的文化呢？我还要回答吗？所以说必须把1949年延伸到今天来说，因为它远远没有结束。另外，什么是全面市场化？现时的中国在商业、金融领域确实是比较市场化的。但在文化领域里，私人企业仅仅出现在少数画廊和博物馆里，属于视觉艺术的这一块，其他文化领域呢，没有出现。所有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媒体这些都应该市场化，也要有私人企业来参与竞争，前两年媒体报道有哪几个国家开始承认中国全面市场化了，现在不提了，因为文化市场继续被垄断的现象没有改变。经济、金融市场与文化市场无法良性互动，或者出现很多的矛盾。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在国外甚至国内面对很多人问过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创作自由吗？我回答：创作永远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不自由就是能不能发表，这个问题点到中国现代文学真正的穴位了：那就是，你是因为能在这个审查制度下发表才创作吗？不能发表的东西你还继续创作它吗？
而这样的死结最后还是要靠中国的创作者自己来解！而你，愿不愿意发展中国源远流长的不被领导的文化？
2010.9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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