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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异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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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杜利 井 蛙
诗人与监狱(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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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杜利
我现在所表达的就是支持刘晓波，为他的自由，以及任何一个地方人民的自由而呼吁。我只是《献给庞德》一诗的英文翻译者，也是这首诗作者井蛙的朋友。她告诉我，应该为刘晓波的监牢，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以及他应该得到的自由表达一个西方学者的视野和思想。
我钦佩刘晓波的勇气，他对理想所作出的承担，以及对他在《08宪章》所提出的目标的支持。我痛恨他为了政治上的行动以及为他的国民寻找更多的自由而入狱。我想清楚地说，然而，我并非有意制造一种西方民主优越感给中国政府。
西方的历史经历，充满了压制。在美国，他们从非洲进口的黑奴以及强行统治着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生活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之中。今天，在美国，少数族裔面对的是经济与法律上的不公正，美国政府曾经使用过“爱国行动”来延缓应有的公民权，以及移民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有效证件而成为各州政府以及共和党的标靶。在过去的100年，战争已经成为其中最主要的美国经济来源以及国家一直都是积极地投入到一种或者另一种战争之中。
美国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的漠视以及一个公民在民主制度之下的责任，使得民主进程允许受到权力与特殊利益所约束。最近的例子就是制定国家卫生保健的失败，最终反而成全了医疗保险公司以及庞大的卫生保健供应者的而不是公民的需求。美国从没成为一个具有足够自由的国家或者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我不是佯装的然而也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西方人在发表这些。相反，我表达的是一个世界公民的忧虑。
井蛙，在她的诗歌《献给庞德》里，同时在系狱的刘晓波之间与二战期间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被拘押了十四年的诗人庞德之间刻画了一条平行线。埃兹拉庞德在他的时代是诗人中的领袖。他的贡献之于他的艺术包括他自己的其他文学理论，以及他影响了另外两位伟大诗人：叶芝和艾略特，和继续影响着今天的诗歌。
庞德的政治观点是极端的。在二战之前，他支持的是一个与他故国政府以及政治学敌对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居住意大利期间，曾经多次在广播上发表他对于诗歌与哲学的论题，但也有批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政治，以及犹太人为二战打开了序幕。战后，他被控叛国罪。1945年，以精神病原因关押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美国最杰出的作家海明威、艾略特、约翰.帕索斯、卡尔.桑伯格、以及澳登等人的救援，才有1958年他的获释重归意大利。
庞德的精神病，他的政治观点，部分歧视犹太人，遭受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国民的厌恶。在战争期间还一度成为美国的敌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应该被囚禁。
在他的诗歌里，井蛙描述了庞德作为一个越狱者半夜朗诵诗歌，这个充满力度的一行描述的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自由的焦渴，自由地创作，自由地思考，发言以及没有约束地书写。
言论自由，如果仅仅是一种不允许反对政治立场的或者支持一个足球队或者赞美一朵玫瑰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要不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摆出我们完全的姿态以及发出声音，我们中没有人是真的自由。庞德的观点是极端，但在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中，他允许能够陈述那些观点而不丧失掉他的自由。
庞德为发表他的观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晓波为他发表他的言论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中任何一个都被拘押。实践的与哲学的理由去支持言论自由。作为一个实践性问题，一个政府应建立最好的实践与确保最好的统治。要不每一种可能的实践都可以被命名，讨论，以及考虑政府是否可能建立最好最可能的实践。在一种更哲学的注脚下，政府为他的人民存在，而人民并不支持政府的存在，当人民自由的去批评他们的政府，这个政府应才是权威与谦逊的。
我同意刘晓波在《08宪章》的观点。这不意味着他的观点都正确，我只是同意这些观点。我不同意庞德的反犹，这不意味着庞德这个人不正确，我也只是反对他的观点。我支持这两个人的言论自由以及用他们的言论去反对他们的政府，不是因为我同意他们而是在短暂的人生里他们应该自由地生活、思考、发言以及书写作为他们的幸福。
我钦佩庞德的诗歌但我没读过刘晓波的诗歌。两者都拥有很多支持者在他们的艺术以及知识圈子里，但我不讨好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言论自由这权利我们两位伟大诗人都不能享有。世界公民的我们，应该致力于对每个人能自由地思考、发言、以及书写而努力，以及支持所有的政治犯像刘晓波。
我不是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写这些去指责中国政府不能像美国政府那样。美国政府曾经是压制的历史，允许民主停滞不前以及把它拱手相让给特殊的利益，目前许多在个体自由上的约束，应对此负责。
作为世界公民我谴责囚禁刘晓波，正如我对所有因为言论自由而遭受拘禁的任何个人的谴责一样。
异端的命运
◎ 井 蛙
今天，我要谈的不是卡斯特利奥之于加尔文式的异端。
我是诗人，我只谈诗人这个特殊物种在不同种类群体中的命运。我写给晓波的《献给庞德》一诗，指的就是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这个美国异端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长达十四年，经过海明威等著名作家们的苦心营救，出狱后，他仍选择死在意大利。这绝非墨索里尼情结促使庞德在意大利终结他作为诗人的精神根基。因为诗人的墓地，允许跨越地域疆界。再者，那个庞德批评不得的美国，从来就没有他安放骨头的空间。
庞德于1940年代由于多次发表演讲攻击美国罗斯福（Roosevelt）政府对于战争的错误政策，因此，1943年被指控“叛国罪”，这个叛国者1944年在意大利被美军所俘，关押在比萨。后来，在华盛顿却过着长达十四年的精神病院生活，但因此也完成了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孔子的《论语》。这不是最可笑的，最可笑的是海明威等人为他呼吁而获释，是没经审判就取消了叛国罪。可见这个叛国罪的指控只是极权政府对于反对者的一种随意。
在诗人眼里，庞德始终是诗人。而美国之于庞德，只是一个叛国者的故乡，一个连死都不值得逗留的地方。政治，在诗歌领域，很多时候都是可笑的。他就是一个以诗歌来嘲笑政治的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献给这位“最卓越的匠人埃兹拉.
庞德”的。
诗人庞德的伟大，除了他的诗歌成就，其次就是他的精神向往以及他的人格与良知都被极权政治逼上对另一种极权政治的背叛。可以这么说，他生存的年代里，没有一种政治不是极权与暴力。
诗人作为异端的命运，即使庞德死多几十年，也改变不大。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随意，我即使不看判决书或者新闻报道，也知道是“颠覆政权”和“煽动国家”这类政府百玩不厌的游戏。若诗人与政治扯上关系，不是矮化了诗歌就是幼稚了政治。庞德在精神病院不幸的十几年，却有幸地保留了他诗歌的声誉。而美国政治对于诗人的罪恶，却永远也不可谅解。否则，他在精神病院里，翻译中国的《论语》，一个正常的汉学家不一定能完成这等重任，何况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庞德，如果不是一个正常人，那就是神。美国政治将神拘押了十几年，罪恶就更深重了。
就像中国政府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诗人食指导致他“精神失常”，这也是政府意识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随意，而对于诗人自己却灾难深重。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之于政治的想法有些不同，但是，任何一个政府对待异端的手段却极其相似。
10月11日，我第一次在西方世界参与了图书馆员工会议，每个员工对自己图书馆的工作提出各种意见都被主持人Elain. Z.Jennerich.写在墙纸上，就我的例外。我看到她蔑视我这个诗人的眼神，或者蔑视中国人的面部表情，使我为她感到悲哀，成为诗人以来，不管在何处，我都没受过这等尴尬。我脑海里突然流星一样穿过两个英文字“Heresy”，
异端。我在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对待一个陌生中国诗人的非理性感到不解，也许她就在我的额头上，经过灯光效果，透视出这“Heresy”
的立体字。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希望图书馆的中文书水平可以稍微提高，若这样将更好。”这不被接受的一行字，使得另一个图书馆员对此提出质疑：“你把所有人的意见写上，那她的呢？”这个疑问没有得到任何解释。这种态度与极权政治对待不同政见诗人的态度实在太相似了。这是在漠视不同声音。
这是东方之于西方的异端形态。虽然，我无意成为阿拉米达图书馆(Alameda
Library)，这个文化部门的异端，却被有意地异端化了。我作为中国人对于中文书的意见，难道不可接受吗？这个会议主持人的胸襟庆幸不代表整个西方。苏格拉底（Socrates）时代古希腊“理想城邦”的全民民主，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理论却只希望精英成为全民，那么民主才成其“理想”。是的，城邦与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因为，精英文化能造就全民的道德教育。如果，一个城市里，一个文化部门的会议一开始就提出：“种族歧视”，那么，这种“道德教育”所要面临的危机，若回到庞德时代，是否意味着该判“叛国罪”？
若阿拉米达图书馆的员工会议主持人Elian Z.J.
在东方之于西方这个异端面前所表现的行为是代表了西方，那苏哥拉底为古希腊的全民民主所作的“殉道”显得多么可笑。
诗人食指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是因为他救助了被围攻殴打的教师。他的精神失常，与庞德非常相似。他们在精神病院里都能写诗。他的《在精神病院》里的诗行：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
天啊， 为何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今天早上，我回图书馆，看到《世界日报》头版，关于刘霞探望晓波的消息。晓波在10月9日已经得悉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痛苦地落泪：“诺贝尔和平奖是属于六四亡灵的。”
晓波与庞德对于政治的理解恰好相反，前者是理性、人性的，后者只是带着诗人的疯狂在反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尝试用法西斯最极端的方式去拯救世界。每个诗人的血液深处，都有“叛国”的基因。就像14世纪的大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因为“叛国”而遭受流放，客死他乡。这点，与疯子庞德也有相似之处。似乎，伟大的诗人都想救国，到头来却成为“叛国者”，成为一个国家的异端。世界上，没有一个尝试“救国”的诗人有好下场。
不信，看看那位“诗人中的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
1792-1822）只活了30岁。《无神论的必然》，就是他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问题的随想，却遭受牛津大学开除，而他伟大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被英国政府评为“最恶劣的作品”。这个诗人，心里充满了对政治不满的愤慨。《告爱尔兰人民书》就是典型。1816年，雪莱的好友，另一位伟大诗人拜伦（George
Byron 1788－1824）也是一位由于捍卫自己对国家（英政府）的抨击而在1816年开始他一生的流亡生涯。从此没再踏上故国一步。
这些“叛国者”们都是社会的异端，但也是行使“道德教育”的人文教育者。他们用诗歌表达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即使在黑暗的牢房里，在精神病院里，在异国他乡，他们活着是为了捍卫作为一个异端者的坚定立场，一种“精英道德”的延续和传播。刘晓波的政府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宣言刘晓波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宽恕的；而庞德的美国政府，把他视为全美国人的敌人，因为“叛国”意味着是判“美国人”的国。这点，与阿拉米达图书馆这个文化机构，会议主持人脸上对于东方人的傲慢却恰恰相反，她在一种无知的引诱下成全了放弃该有的“精英文化”群体的位置与职责。
为什么说精英文化造就道德教育而普及了道德教育，因此造就了“理想城邦”弥补了这苏格拉底时代所延续下来的西方民主传统。斯特劳斯还道出了最让异端者放心的一句：理想城邦是不会迫害哲学家的，更何况杀死哲学家。是因为希腊的全民民主制度杀死了我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刘晓波的政府，显然不是“理想城邦”，他因为言论不自由而被扔进监狱里；庞德的政府，更不是“理想城邦”，原因也一样；我这个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文化团体却洋溢着“种族歧视”氛围，显然也不是“理想城邦”。因为，我看不到这些文化人像庞德、刘晓波、雪莱、拜伦等坚守着“道德教育”这个信念，为自己的社会承担了“精英文化”的责任。或者，我根本就没看到精英。
所以，斯特劳斯对于国家(State)
与城邦（Polis）的概念指出最大的区别在于：城邦是由具有道德教育组成的精英们建立的，而国家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形式。政治，有好的政治，也有坏的政治。庞德之所以生活在精神病院里，是因为美国有坏的政治；刘晓波之所以被关在监牢里，也是因为中国有坏的政治。我在2010年的10月11日，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却有“种族歧视”，当然，这不能等同于德国人的“排犹”，显然，Elian.Z.Jennerich
非但不是文化精英，更别谈“道德教育”的延续与传播者，阿拉米达图书馆 (Alameda library)
这文化机构，便给美国，浓缩了一幅“非理想城邦“的透视图。尤其，当我意识到我这个东方诗人的流放地，却只是雪莱与拜伦所放弃的国家，我强烈感到“理想城邦”的理想在眼前迫近。
2010/10/12
CHINA HILL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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