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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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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岳岗
为作家拉什迪声援集会的事，德国作家格拉斯曾写过一封信，标题就是：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他是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小说、散文、诗歌及版画均有建树，同时，他解决艺术内在责任和作为人的历史责任两难问题的办法，便是不但不回避，反而突出政治义务的向度。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标题，作为理解刘晓波的出发点，理由也正是这类问题的纠葛往往笼罩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
刘晓波最早是搞理论研究的，北师大读文艺学，并留校教书。我在八十年代末除了看过他那本颇具影响的《选择的批判》，还有一本较厚点的书《形而上学的迷雾》。当时阅读的感觉，确实是振聋发聩。
说是对话，其实那本《选择的批判》中，李泽厚仅仅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重要的是，刘晓波可以此一扫文学艺术界比比皆是的陈腐观点。这一点他在自序中已谈到：“既是与李泽厚的对话，也是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证明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也证明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崇尚权威、惧怕权威、追随权威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成为记忆。”刘晓波突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正是映照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这之前，集体幻觉的沉迷，造成一代被奴役的绵羊。文革前的种种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历史，使得凸现“大写的人”迫在眉睫。而且，文学艺术评论受专制思维惯性使然，包括用词、造句、观念，整个的汉语写作受到了一套革命修辞的污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潜移默化的可怕潜流，已经贯穿了思维的脑细胞。不要说没有反省能力，就是具备了，也不等于在写作思维中能做到完全摒弃语言的惯性，对许多人而言，脱口而出的东西，更是显出洗脑的征象。从这个意义上，可看出刘晓波棒喝一声的警世效果。
刘晓波将“大写的人”与传统人格相对照，开门见山，他点出了他的着眼点，就是颠覆既有的传统框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就包含在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中，“这种人格最鲜明的特征是：从来就缺少怀疑一切的批判目光，缺少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由此，他开始了对传承文化的质疑。他认为李泽厚：“尽管他意识到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但是他没有勇气承受这悲剧。而回避、逃脱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全面自居。”究其原因，刘晓波知道：“归根结蒂，我与李泽厚的分歧在表层上是对不同文化、不同理论的选择，而在深层上则是对现实的不同抉择”。
现在，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同时，对现实的不同抉择，影响和遮蔽着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了撬开它，正如刘晓波书后所言：“我所干的，不过是送给他一把使起来非常顺手的铁锹而已。”那么，撬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我们可以读到一些很极端的定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指李泽厚）一分为二，精华糟粕分得清晰，我全盘否定，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我们需要用二十年以前的眼光，在那个时代背景中去读，便会理解，就算那些需要商榷的部分，也会显得无关紧要。比如说“我认为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当代国人应该以全新的现代目光审视传统文化，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建立现代中国文化，”等极致的观点，当时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这种观点的。既然要颠覆，起到一个震撼的作用，某种程度的简单化，作为它的开拓者作用，还是有它必不可少的理由。它不可厚非的原因就在于，从它日后起到的启蒙效果看，意义确实非凡。
一些看法，就是拿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也点到了国人的要害，刘晓波看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无法真正地沉入现实悲剧的底层，创造出富于生命本体深度的艺术品。的确，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所呈现出的净化之境在世界艺术中堪称一绝。然而，如果国人永远停留在这种“忘乎天、忘乎地、忘呼人、忘呼己”的“天人合一”的净化之中，那么除了几个非人的高洁之士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反观如今的文学艺术，却有不少印证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廉价隐身术。传统变成最佳的商业和政治双保险、田园诗般无伤大雅的做派、风格等等不正是刘晓波深恶痛绝的艺术媚态吗。
看看二十多年前刘晓波对艺术家的要求，就会知道，他如今真的是身体力行靠近了那个多少有点像是圣人的标准“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就要敢于将自己置身于两边都是万丈悬崖的孤峰上，要不怕被逼入绝路，甚至要寻找绝路，这样，才能在无路可走的荒漠中走出自己的路。寻找到生命的原始森林是每个艺术家走向自己的艺术世界的最佳起点。”寻根溯源，可以说刘晓波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学和哲学资源中找寻力量，并以此自律。五四以来，“西体中用”或诸如此类的中西文化冲突引发的思考，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一种救赎的道德冲动。在一个现世信仰匮乏的国度，悠久传统又造成如此扭曲骇人的历史，救赎自然成了首要目标。“正视这个铁的事实吧，任何幻想的、思辨的天堂都不存在，任何预言家和救世主的许诺都是欺骗。唯一值得信任和选择的就是每个人怎样在唯一可知的死亡面前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终极意义上思索的后果无非两个：虚无主义和英雄主义。
从中汲取力量，会无所畏惧地踏上圣洁的道路，这也是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独特个人的意义显现。现当代不乏此类人物，索尔仁尼琴的力量源泉或部分取自于东正教，但布罗茨基、哈维尔、索因卡等一大批献身于反专制的作家们，他们的道德力量源自于内在的救赎冲动，也可说是格拉斯所坚信的“文学，正如它流传给我们和我们对它的发扬光大那样，始终与时代息息相关。文学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书报检查和压制时代——乃至今天都应该考虑到未来。可以坚信，许多被压制的书籍和作家，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当压制者早已遭到了遗忘，仍在发挥着影响。”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下，奢谈什么纯艺术，或与“天人合一”标签合在一起，便自然会显得十分可疑。二十世纪的惨痛历史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作家当然不可能扮演救世主角色。如果面对意识形态血泊中的镜像，其中反射着截然不同的面相及人世超越的欲望，你就断然杜绝所有通往人性的道路，在砸碎镜子的同时，取消这面镜子，并把作为个人的写作担当仅仅维系在自身感觉的范畴内，不是说不可以，而是从一个公民的政治义务来说，他绝对是缺席的。
文学和权力的联姻取缔了艺术自身的道德，它绝对会以权力的尘世疗效抚慰和欺骗大众，轻而易举地摧毁那个妨碍它的圣塔。刘晓波在中国当代语境里建了一个这样的塔，使得摧毁并非易事，如果现在要摧毁它，等于无形中在抬高塔的高度，建构零八宪章的意义或已在此，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塔里，以此作为一个新的台阶，以便将来的一天，展现更广阔的前景。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和政治在此合而为一，它或许是最高意义上的文学吧。
格拉斯谈到文学和政治时，说“在七十年代，艺术和与它一起的文学——完全反对托洛茨基的早期警告——不得不充当“革命的女佣人”，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艺术和与它一起的文学则完全放弃政治，……被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或者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任何一个限制性的方面宣告失败”，这幅历史纠缠不清的景象，对格拉斯不是没有影响，“对于我来说，尽管通过巧妙的尝试，也没有能够成功避开盘根错节的庞大叙事材料和我这个时代的题目。”也就是讲，泛政治已成覆盖一切的先决条件。
当然，个人美学上的选择，也自有其不同的偏好，难以两全的是如何在保证艺术内在要求的同时，也兼顾个人对良心、历史的责任。格拉斯在写戈迪默的一篇文章中也承认对以上问题的答案还未找到：“如何运用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文学话语，即可让艺术家扮演雪莱那样孤独的预言家的角色，又能让艺术家为人民讲话，而同时也不必被迫接受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标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就此袖手旁观，或以纯粹的艺术作为自己不介入的理由。刘晓波后来投身于建设中国的民主进程之中，就是他作为卓越独立人格的非凡彰显，他毅然选择了承担“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
2010年10月14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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