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 国 文 学 与 政 治(演讲稿) ——专治政治下的文学处境 ◎ 马 建
我的长篇小说《拉面者》写的是八十年代未政治环境的转变，人也随着扭曲了的故事。在这小说里两个人物互相喝酒倾诉，但还有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他们的肉体，那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其实我们的一切举止都处在党的规范里，党盯着每个人的思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控制下，中国人充分发挥了“物竟天则”的原理，为了不死，人人都脱变为自己的精神警察，检举揭发自己，承认自己是小我，国家是大我的人，甚至把自己送到党的屠刀之下的人比比皆是。 特别是中国的作家们，从解放开始就断绝了创作，成为一群废物，和死尸没有区别，但他们天天高喊“解放了”。 直到我长过了三十岁，才明白“解放”就是杀死有钱和有地的人而己，共产党自称为“消灭”。五十年代杀人最疯狂的时期，在这群作家笔下描绘成夜不闭户，可杀人布告几乎每星期更换的“人间天堂”。 文学是思想创作，而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实现的，一个是过去的记忆和经验，另一个是语言描述。 于是，政治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进而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 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渐渐失去了正常人的判断力，爱党和爱国都无法区分了。 今天我们才发现，文学和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文学思想的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后极权社会，但仍然危险。它是由共产党、黑社会和商人重新组成的利益集团，仍然全部操纵着全国的财产、媒体和政治环境。 去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想法，如同“做案”正考验着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 以发展经济为国策的政府，己将强制性洗脑改为“过关”，还把过关的权力白送给人民，与毛泽东的独裁，今天的专制社会算是进步了。 但今天的共产党依然要求活在中国的大人或孩子，对道德或对自由人权的表述不能偏离党的规范，其诱饵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 那么，没有思想要表述的人民很快与党一致而过了关，绝大多数作家也成为体制的拥护者，剩下过不了关的少数反叛者，就仗着年青人的激情，仗着中年有点社会知名度，仗着晚年死猪不怕开水烫，成为被警察随时监控的“敢搞政治”的坏人。对付这种坏人的做法通常是判刑、劳改和劳教，出来后过苦日子，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赶出去，使他流亡在中国之外。 但巳经过了关的作家或人民并不能保证生活就是平坦的，政治仍然是悬在头上的警棍。敢思考的记者或作家，一旦思想脱离党的界线，便要重新过关和表态。 所以，多数作家们选择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不表达任何看法，直到死去。 令我惊讶地是，中国的作家，并没有认为那种精神生活有问题，反倒认为批评社会的作家都是没有才能，在搞政治。作家苏童说：政治如窗外的苍蝇，关上窗就不受影响了。 这是说，只要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不会过问你。 那我必须说清楚，不仅是关上窗写作，而是也关上了思想和道德。 我也相信没有对别人的怜悯之心，没有关怀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无法感动人的。 共产党是世界上控制思想最严密的政权，而文明的政治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被投进监狱。现在正在牢里的四君子杨子立等人，是少数宁可做牢，也要改变政治环境的勇者个中国人。他们是合法的“囚徒”。 但多数现代中国青年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长大，对周围的人和事几乎知道的和党所要求的一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知道他那个年代的饿死人历史，知道了也不承认。和五十年代长大的人不知道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枪决运动”一样。 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植物人的，那是一个在六四大屠杀中，被枪打成植物人的生活经历。我就是要写一个植物人走向了内心的自由，而周围的活人们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政治社会。 当国家是个政治禁区时，我不会为此自豪，那是对祖国的污辱。 二十一世纪是不应该有思想罪犯的。 那么，走中国有良知的作家除了反叛和沉默，便只有逃亡了。他们靠着“哪里自由哪里就是你的国家。”的无奈的激情，成为流亡作家。 但作家和社会的关怀便一刀两断了，成了无水之鱼。但政治的绳索仍会追着流亡作家直到生命终结，因为对一位有道德感的作家来说，他的美感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已经是半死了，何况又无法触摸现实，那就只能活在没有出国的记忆里了。 只有少数不是仅靠激情而创作的天才，才能使流亡写作不变成政治的牺牲品。 今天，劝人为善的用词汇包括，不要踏入“政治误区”，这是个正面词，意思是离党的要求偏了。 当人们对党“表态”，想法也“过关”了，我就不尊敬这种人了，那是孬种。 多数中国的作家属于这一类。牙医可以对着牙齿拔一个二千元，装一个也二千元地生活，作家难道不描述自己的时代而能成其为作家吗？ 一个政治控制一切的执政党，可以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但不会给中国带来文学，带来精神财富。有流亡作家的专治国家，是不会产生有思想的文学，中国文学从屈原到高行健，都是以反专治成为传统。 这种反叛精神也会在共产王朝时代以流亡的方式活下来。 用文学作品来催化我们的政治环境，不当御用文人，是中国作家的人文之路，我反感政治，但我不迥避政治。正如我们反感脏，便要去收拾一样。
《自由写作》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