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题(随笔)

◎ 步仁章   

一、父亲的香港

父亲1952年自香港回到上海，我今日才从上海来到香港，其间隔了整整半个世纪。父亲在香港生活了四年，我在香港前后待了四天，父与子对香港的感受自然不会相同。然而，这只是我的推断，八年前，父亲逝世，五年前，我将父亲骨灰埋入了上海西郊一公墓，我们父子已无缘直面交流对香港的感知。

父亲每日喝酒，毫不夸张地说直喝到至死方休。那天下午，我扶他起床，按老习惯烫了半斤黄酒，可他喝了半罐，摇头，摆手，说：“不喝了！”母亲朝我眨眼示意，我知道不妙，急忙出门为他找临终关怀的医院，想不到当晚他就撒手了。父亲出我不意地离去，留给了我永久的伤痛。

父亲喝酒，我只要在家，多半在一旁陪着，他说话，我吃菜。父亲永恒的主题之一，就是年轻时的走南闯北。我出生时，母亲四十岁，父亲四十四岁，他们在我眼里从来就是老人。老人话多，随着我逐渐成人，也逐渐不耐烦重复的话题。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极坏的习惯，每当父亲旧事重提，我就轻佻地伸出三个、四个手指——现在想起，我真恨不得扳断自己的手指——意思是这个话题已说过三次或四次了。父亲见我这个动作，总是一怔，只得无趣地不再言语。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对我嚷道：“说过的话，就不能再说？”

是啊，说过的话就不能再说？父亲的话，我越想越是有理。我痛感自己当年是多么的轻佻无知。世界上有多少话题不是重复的，又有多少话题是新鲜的呢？不多是旧话重提，常说常新？何况还有多少废话、假话在人世间流行，以旧作新，以假乱真？

经过这一回合，父亲的老话题仍是继续，我仍坐一旁聆听。几十年过去，我估计，当父亲喝下的酒相当于——用伯尔《爱尔兰日记》中的量词——一个小型泳池之时，父亲走过的路也先后印上了我的足迹，我们父子之间的话题开始融合，我们谈青岛、汉口，谈南京和北京。可有一个话题，我们从未有过交流，那就是香港。

父亲在香港四年，在九龙的旺角、红墈一带工作和居留，他眼中的香港仿佛他长期生活的上海最老的城区——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南市一带。他给我描摹过广东（父亲从不称香港人而直呼为广东人）女人的吃苦耐劳：个个矮小精干，面目嫠黑，着黑拷绸单衣抱着小孩里外奔忙，码头上是她们揽客卖东西的天下。广东男人呢？父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他们在喝茶，早晨起来要喝到中午才算完。沪港两地最大的差别，按父亲的经典说法就是，香港天气热，有一套短裤褂、一双木拖板就可过日子，在那里待久了，你把所有的冬衣卖掉当掉，你就无法回上海过冬了。

这与我心中的香港大相径庭，香港的繁荣，香港的进步发达呢？可我无力反驳。七八十年代以后，香港的照片、影视大规模进军大陆，来去的人也多了，我对香港已不陌生，再也忍受不了父亲对香港的南市化描述。我对父亲说，你的香港只是香港一部分，你的香港只是过去的香港，现在香港已大变样，现在的香港科技发达、高楼林立，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父亲看我激动劲儿，并不与我争辩，只顾低头喝自己的酒。

父亲没有对我竖手指，但我自知，这类废话我已说得太多太过了。我没去过香港，我想用媒介所得的第二手资讯改变父亲的香港，自己也感到无聊。父亲老了，可他何尝不明白几十年来香港可能的变化，即便当年，他也看见维多利亚港湾两岸的灯火明灭，可这能改变他的四年香港生活，改变他的香港么？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还是太年轻。

父亲的描述是不错的，我在旺角周围徒步行走了一下午，弥敦道两旁背后的街道，依稀仍可见父亲当年的景象。高低不等、错落有致的三四层楼房，住家下面群集着无数店家商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除了几个老人在绿地上休憩没有闲人。现在这一大片交易建筑材料的街道，以及红墈东面，应该就是香港市民生活的中心吧？香港的工业产出、香港市民的勤奋高效，香港的自由进出口，这里是源头。

我想起父亲的又一个比方，他将九龙比作汉口，将香港岛比作武昌。九龙是香港市民的中心，而香港岛特别是临海湾一面的金钟、中环一带只是香港的门面和观光窗口，这与普通市民关系是不大的。以我几天在海湾两岸的的奔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比方的贴切。

我站在半岛酒店楼下，遥想当年，父亲那时过一次海不会太轻易，不仅是渡轮的颠簸和时间。但海湾是一定要跨过的，父亲的第三代已经跨过和正要跨过。外甥女去年在港大学习半年，每晚下山，从薄扶林道回港大学生宿舍，那一带的气氛父亲是不熟悉的。我这次往香港一大情由，是为女儿先行探路，选择香港的大学，走访了几个大学，我为女儿考虑的最佳选择，应该还是香港岛上的香港大学。

第三代的香港，已不是父亲的香港。对第三代的选择，父亲不会见怪，这，我可以肯定。

二、杜渐先生

这次我到香港，希望拜见的人之一，是杜渐先生。但我知道，见面的希望渺茫，退而求其次，至少，我想能打听到他离开三联以后的情况。

我们失去联系是在一九八九。昨晚阅读会友杨恒均兄长篇小说《致命追杀》，其中写一个八九年出生的小孩已满十八岁竞选村长。真想不到，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八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喜欢读点书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杜渐先生的两本书：《书海夜航》和《书海夜航二记》。这是他发表在香港和大陆各种杂志上书评文章的结集，主要评介各类海外读物。可以说，这些文章非杜渐先生而不能，国内读书人缺乏如此广泛的选择和阅读趣味，确可开阔我们长期封闭的眼界。不过，公允地说，这些文章却是游离于大陆当年此起彼伏的文化思潮之外的，虽然不少文章也在此时《读书》杂志上刊载，但这只是广收博采之余的点缀和花絮，非主流主打文章。

文章不主流，做杂志却致力于主流，作为供职于中资机构的文化人，杜渐先生用力之处主要在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杂志，在先的《开卷》我只见过一本，看得较多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主编的《读者良友》月刊，也就是通过投稿《良友》，我与杜渐先生有了几年的通信交往。

我为《良友》写了最早的一批书评，如“老舍的幽默”、“杨绛的隐身衣”、“评贾平凹的《浮躁》”以及“西南访书行”等文化通讯。杂志结束的最后一期，刊发了我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篇万余字的长文其实不太适合《良友》篇幅的，我理解这是杜渐先生的好意。《良友》的稿费在香港绝对算不上优厚，但在大陆当年月工资两三百元时，对我确是一份不薄的额外收入。一位同事去香港探亲，杜渐先生亲自过海到旅馆将这笔稿费托他带给我。正因为有这一千数百元垫底，我才为自己奢华地安装了一部电话。装了电话，除了单位我也几乎无处可打，于此可想见当年上海私家电话的稀罕。

结束《良友》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杜渐先生有他的宏图大志，他想办一份立足香港、面向大陆的大型思想文化刊物，他给我谈了杂志旨趋以及详细的栏目设置，并交我大陆约稿作者的名单，希望我能配合他一起办成这份杂志。我自然兴奋不已，贡献了我自己对这份杂志的想法和愿望。

万想不到，就在此时，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以及随后的六·四……

沉默许久，杜渐先生终于来了一封信，其中说死了许多人，说了自己当年的理想，说到相比于人的生命，办一份杂志又能怎样？言下不胜唏嘘……

我明白，以杜渐先生的左派身份，以他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以他长期坚持在中资机构供职取一份几乎是“侮辱性的报酬”（他的原话）而无怨无悔，这在他已是说到极端了，他内心的沉痛，外人是难以揣度的。

我自然痛惜这份已在襁褓中的大型杂志的夭折，我更担忧杜渐先生，他的处境、他的思想出路和他以后可能的选择。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忍之人，不要说劝慰，即使面对这样的精神交战以及随后的痛苦抉择，也是我所不能承受的。再说什么呢？单方，其实也是双方默契，我们就此停止了几年的通信，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三年过去了，五年、十年过去了，现在已是十八年过去了，我始终在默默关注着香港，关注着香港的杜渐先生。模糊的消息时断时续，听说杜渐先生退休了，听说他移居到了加拿大，最后的消息似乎说他准备着手写一部香港百年史的长篇小说巨制。

消息只是消息，我从没有认真去打听，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宁可停留在十八年前彼此印象中。大陆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十年前已回归，我担心，杜渐先生很可能已是翻过去的香港一页了。

事实也确乎如此。

会议间歇，我拉住一位在会场散发诗词的香港代表打听杜渐先生，我怕语言不通，特地将“杜渐”两个字写在纸上塞到他的眼前。他看着纸面，只是摇头：“不知道。”我向更老的香港文化人打听，找到一位在一家著名香港杂志做编辑的矮胖大姐询问，她仰首大声对我嚷道：“我是在反动杂志做事的啦！这个人我是不知道的啦！”我纳闷，她是从哪儿看出“这个人”不反动倾向的，会友悄悄告知，这位豪爽的老大姐是十三年前到香港的，不是她看出了倾向，这只是她在现时“政治正确”颇风行的香港所持有的一贯应对态度。

十三年，自然不知道十八年。多过十八年的，会场上似乎也找不见了。难道，杜渐先生真地在这个潮起潮涌的海岛上声影无痕地消失了？

我怀念杜渐先生。

附录：

这是我从网上寻来的杜渐先生有关也极其有限的材料。几句简单的生平介绍，被许多网站网页所用，其中比较专业的有“广东作家”、“香港文学批评”、“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港台中文侦探小说参考书”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也是杜渐先生努力引介并自行创作的两个方面，这是我以往不清楚的。下面这一简介，我稍作了了调整综合，但已穷尽所有：

    杜渐（1934——  ），原名李文健，广东新会七堡人。1934年出生（于香港。另一说法是出生于南洋，青年时代回大陆读书，我更倾向于相信后一说法——张桂华），1960年毕业于广州大学中文系，1971年返回香港。先后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新晚报》编辑、香港三联书店特约编辑，主编《开卷》、《读者良友》（1984——1989）、《科学与科幻》等杂志，并担任《明星世界文库》主编。1992年退休，移居加拿大。

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诗《牛仔》，小说《雁痕》、《樱都谍影》，纪实文学《苏联秘密警察》、《新俄罗斯帝国》以及《当代世界文谈》、《亚非拉文学新潮》、《书海夜航》等十余种著述，译作有《再生恋》、《达·芬奇寓言集》等，为中国作协会员。香港科幻小说的主要倡导者，作品有《重制器官》、《铜龙宇航历险记》、《花花公子的兴衰》、《超脑终极战》等，结集有《杜渐科幻小说集》并发表过多篇科幻评论文章。另有《侦探推理小说谈趣》（1994年三联书店三版，2000年再版）一书，被评为此类小说最合适入门读物。

以上，就是杜渐先生三十年香港经历最后得到的文字鉴定。不过，这一切与杜渐本人无关，网络上没有他任何踪影，这些文字是无法绕过他才得以留下的。仅就这一点而言，杜渐先生应该感到点欣慰吧？

三、离别，总是匆匆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女友从浙江到上海，想与我见一面。

我赶往她的落脚处，在虹口老城区东余杭路七弯八转，终于找到了一间门面房子。

入内，我吓一跳，不大的一间房里全是人，女人和小孩，女人三四，孩子五六，两个女人手里抱一个，腿边缠一个，还有几个孩子在周围乱转。如此杂乱，却几近悄无声息，孩子一吵嚷，即遭到大人的低声喝斥而止声。

女友从内房走出，招呼我到旁边说话，她见我面带异色，笑笑说：“她们都是等着出国的。”

“去哪里？”

“香港，西班牙。”

我明白了，这是个民间出国人员集散地，其中关节，我自然不便问，问了也未必能懂。此时，我才看清楚，房角落沙发上还坐着两个男人，一是老相识，另一就是房子的主人。他们严肃地谈事，招呼我一声后又急急出门去。

    女友告我她此行的来路和去路。她已离婚，此来准备从上海去香港。去结婚。

女友现在的婚姻，我是知道的，她那魁梧的丈夫我也认识，且已认作是可交的朋友。可她的离异我不知道，她往香港移民再婚的打算更是我没想到的。不过，我并不吃惊，因为这位女友的行事老在让我吃惊，先是护士，然后做服装，以后做雨伞，见一次面换一个身份，我已熟悉她的作派，想惊也无从惊起了。

不过，这种场合下，我却为她感到一点委屈，有几个词我不好意思出口，她总不该和这些带着孩子貌似盲流的妇女处于同一境地吧？当然，对这类重大的人生选择，作为朋友不该说三道四，我可以确定，她也是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才走出这一步的。

她和这些妇女显然在等待，等待不知何时的立即出发。这种情景下，我们无法对面从容，她也无意深谈，她只是出于朋友情意，离开大陆前告我一声而已。她送我出门，在昏黄的路灯下，伫望着我无言离去。

就这样，一别五六年，其间偶有明信片，却无法回复，没落款，我惟有思念。

再度见面，景况完全不同，女友作为投资港商，回家乡与杭州公司合资建大楼了。我感叹香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感叹这位女友永远地出手不凡。她到上海，约我到她住的国际饭店吃了顿饭，然后陪她在南京东路购物。她来往匆匆，话没谈多少，却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有钱人的消费。

女友热心，多次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果然也真帮了我一个大忙。为安顿父母，我需要买个小房子，她带着一包钱在杭州、上海两地跑来跑去，却找不见我。最后还是让人寄来，及时帮我度过了难关。

她希望我到她那个投资工地去看看，香港回归，她一家已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大楼完工，她也要离开中国了，包括香港。约我见面，显然是昆得拉所谓“为了告别的聚会”。

她开车到机场接我，然后到饭店吃了一顿时间长得异乎寻常的午饭，只是在此时，她才给我讲述了去香港以后的情况。简单讲，她完全是靠自己打出的天地。到香港结婚生女以后，她不象一般大陆妹安心做家庭主妇，瞒着家里偷偷出外打工，尝试过许多职业。凭着对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势判断和时机把握，她用自己打工积攒的钱炒楼花，赚取了第一桶金。到大陆投资建楼，是她果敢迈出的第二步，她身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前敌总指挥，工程关键时刻，她日夜留守在工地现场，与建筑方、土地方以及各级各类政府有关部门商量、谈判、争吵直至正面冲突，经历了无数风险，人身安全也险些发生问题。可她终于挺过来了，大楼一层层树起，成为该城最早的高层办公楼之一。我听了感动和感叹，为她骄傲，为有这样的奇女子做自己朋友感到骄傲。

半年不到吧，恍惚十余年前的景况重演，她乘火车到上海，转机飞香港，再飞加拿大。我在车站接了她，两小时后她就要南飞，她不让我送机场，就便在车站一个杂乱的店堂中我们谈了半小时。临别时，她郑重请我去香港，又郑重请我去加拿大，我一味点头，不断看表，怕她耽误了航班。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匆匆离别。

于今，我来到香港，她却早已离去，她那两百坪房子在哪座山上？楼空人去，找到又有何意义？联系已渐远渐稀，她去加拿大后，又去了美国、法国……在这急速而行的人世间，我的朋友，现在你行踪何处？

我踯躅在香港的半山，遥望蓝天白云，心中一片迷茫。

西面，香港机场，上海女友的航班快落地了吧。

                                                   2007/2/16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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