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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章奥义，个体应用 继次章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阐明“至治不治”的社会哲学之后；末章再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人类个体，阐明“至用无用”的个体哲学。 末章两则寓言的主角庄子、惠施，虽非寓言人物，但庄子以真实对话为据[48]，予以提炼加工，仍属寓言。 宋人惠施游仕异邦，担任魏相十九年，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宋（康）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49]。宋人庄子终生不仕，峻拒楚威王聘相，私诋宋康王“猛过骊龙”，面斥魏惠王与惠施为“昏上乱相”[50]，被司马迁誉为“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二人身份、立场尖锐对立，两则寓言都紧扣专制主题——尽管依然极其隐晦。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51]，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廓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节：“大瓠”寓言，阐明“江湖”立场。奥义藏于“拙于用大”。 前魏相惠施极其自得地提及魏王，毫不掩饰地表明“庙堂”立场，认为“大瓠”（隐喻至人）对“庙堂”无用，必须“为其无用而掊之”。“对君主无用就该死”的邪恶思想，被庄子死后六年才出生的韩非推向极致，成了最为可耻的中华“国粹”。[52] 庄子针锋相对地亮出对抗“庙堂”的“江湖”立场[53]，认为惠施“拙于用大”，“大瓠”（至人）对“庙堂”无用，正可得其“大用”——“浮乎江湖”。《人间世》申论曰：“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中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惠二人辩论“大瓠”有用无用，并非普通意义的有用无用，而专指对“庙堂”是否有用。用于“庙堂”还是用于“江湖”，庄子谓之“所用之异”。可见大知、至知的差别并非智力高下，而是智力的用途：用于“庙堂”就是“拙于用大”，故止于“大境”；用于“江湖”就是善于用大，故趋于“至境”。所谓“至用无用”，意为“至高之用是不为庙堂所用（仅为江湖所用）”。 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庄子阐明“浮乎江湖”之“大用”的“不龟（jūn，同皲）手药”寓言，居然是为“江湖”所用者得“小用”，为“庙堂”所用者得“大用”。这深刻透露出专制制度下的语境失语：庄子不得不借用“庙堂高于江湖”的颠倒价值观，来阐明“江湖高于庙堂”的正面价值观。 因此庄子特地让涉及母邦的两则寓言完全同构：次章的“章甫”寓言，取群体视角，阐明宋王之“章甫”（隐喻治国之礼教政令）合用于宋，而不合用于越；末章的“不龟手药”寓言，取个体视角，阐明宋人之“不龟手药”（隐喻个人才能）小用于宋，而大用于吴。借助“章甫”寓言，庄子对“不龟手药”寓言的语境失语做出了弥补。[54]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十八节：“大樗”寓言，阐明“逍遥”义理。奥义藏于“大樗”、“大椿”的隐晦对应。 惠施把至人比做对庙堂“无用”的“大瓠”，被庄子以“拙于用大”、“浮乎江湖”挫败，不得不把立场从“庙堂”向“江湖”稍做位移，移向对“江湖”颇为有用的社会规范“绳墨”“规矩”，进而把至人比做“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对江湖民众也“无用”的“大樗”，嘲笑其“匠者不顾”、“众所同去”——与夭阏大知被“众人匹之”对比。 樗、椿同种，但樗臭而椿香，因此樗树又名“臭椿”，椿树又名“香椿”。首章“知年”四项中，大椿隐喻至人。庄子让惠施在寓言中把至人贬为“臭椿”，是为了揭露专制制度下主流价值观的价值颠倒：在超越专制的道极视点下，至人是香椿；在囿于专制的人间视点下，至人却是臭椿。《大宗师》直接道破了这种价值颠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惠施之言分为两部分：先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再以“今子之言”一转话锋，把“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庄子隐喻为“大樗”。由于“大樗”像“大椿”一样隐喻至人，因此惠施之言（实为庄子拟言）预设了陷阱：倘若庄子为自己辩护，就是自居“至人”，与庄子批判的夭阏大知一样。 为了不落入陷阱，庄子之言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狸狌”寓言。语境失语使庄子无法如此反驳惠施：在自由社会中，“绳墨”、“规矩”是为民造福的顺道工具；但在专制社会中，专制君主圣心独断地任意制定“绳墨”，喜怒无常地随意变更“规矩”，因此天下公器“绳墨”、“规矩”已蜕变为强化专制的悖道工具——不受制约地朝令夕改的“章甫”。[55] 庄子只能运用寓言婉转反击：把奔竞于“庙堂”的夭阏大知比做“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的“狸狌”。不得君主所用，就惶惶如丧家之犬。即便暂得重用，也难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 第二部分是“斄牛”寓言。为了避开自居“至人”的陷阱，庄子先自比“能为大而不能执鼠”的“斄牛”，反驳惠施之言的后半部分“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形容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看似夸张失度，其实是与“翼若垂天之云”（已两见于两述大知寓言）的大鹏相勾连，表明庄子认为自己仅是像大鹏一样超越“北溟”、趋近“南溟”的顺道大知。 第三部分是“无何有”卮言。庄子也一转话锋，再反驳惠施之言的前半部分“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由于是“惠施的大樗”，因此庄子没有自居“至人”的嫌疑。庄子认为，即使“大樗”（至人）对庙堂君主乃至江湖民众都“无用”，也不必“患其无用”，于是水到渠成地阐明“至用无用”的“逍遥”主题，从而结束全篇。 最后点题语中，包含深藏奥义的两大名相：“无何有之乡”、“逍遥”。 “无何有”被旧庄学谬解为“什么也没有”，荒陋之至[56]。“无”是动词，意为致无。“何”是名词，意为一切物德。“有”也是动词，意为持有。“无何有”就是站在道极视点上，致无（永不圆满的）一切物德之（自得性）持有。 “无何有”是一切分类名相之庄学至境的总括。庄学至境的标准式是“至×无×”，“×”涵盖“道”分施万物的一切“德（得）”，包括一切文化名相、伦理价值和哲学范畴。本篇所及的已有“至极无极”、“至待无待”、“至知无知”、“至己无己”、“至功无功”、“至名无名”、“至治无治”、“至用无用”等，后六篇尚有不胜枚举的无数应用。 “无何有之乡”像“藐姑射之山”一样是“南溟”的变文，共同象征可以通过不断超越而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完全抵达的道极。“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对“文化至境”不可移易的精确命名。 “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全部郭注。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部分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反而明确说过“不自得”：“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大宗师》）“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应帝王》）庄子认为万物之“德（得）”皆为“道”所分施，故主张“至德（得）不德（得）”，“逍遥”之义怎么可能是“自得”？ 除了《逍遥游》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仅有《大宗师》再次提及“逍遥”：“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两次都与“无为”并提，可知“逍遥”是老聃核心名相“无为”的别名。《外篇·天运》早已一语道破：“逍遥，无为也。”庄学承自老学，但才调思致旷古一人的庄子不愿蹈常袭故，常为老学名相另创别名，并且由此突破老学。“逍遥”对“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蕴涵“无蔽”）。 源自庄学的汉语常语“逍遥自在”，用“自在”阐释晦藏奥义的“逍遥”名相，深得庄学三昧。“自在”是“无待”的同义语。“无待”就是不倚待世间万物，尤其不倚待俗世君主；“自在”就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造化共舞——即“游”。有待于外物的芸芸小知，有待于君主的夭阏大知，都是依他而在的不逍遥者；具无待之身、趋无蔽之知的至知至人，才是得大自在而“游无穷”的无待逍遥者。所谓“自在”，就是自由的存在。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逍遥”就是“自由”：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 “逍遥自在”绝非郭象篡改曲注之后，芸芸小知及夭阏大知谬解的自私自利和苟且偷生。庄子既不出仕也不屈服，痛诋专制又不被剿灭的毕生履践证明：即便在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的专制控制之下，依然存在“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杂篇·让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杂篇·天下》）的逍遥天地。 结语 天地至文，妙绝古今 综上所述，次章、末章的人物寓言及其寓意，与首章的动物寓言及其相关寓意一一对应。然而庄子既支离其言，又惜墨如金，不肯笨拙地一一点破，反而在精确对应中变文横生，转辞迭出，导致《逍遥游》奥义难以窥破，尤其使次章、末章锋芒直指专制庙堂、夭阏大知的庄学奥义隐晦深藏，进而使郭象的篡改曲注容易得逞。 《逍遥游》绝非旧庄学眼中充满错简衍文、义理混乱矛盾的片断杂凑，而是层层推进、滴水不漏、结构严谨、妙绝古今的天地至文。似浅实深的《逍遥游》，已把庄学义理阐发殆尽，其余六篇只是其推演展开和落实应用。 《逍遥游》批判囿于人间视点的夭阏大知，如同止于“北溟”的鲲和“夭阏”中天的鹏，不知其“泰山”之知，小于“秋毫之末”，而以有限“大知”，自诩为无限“至知”；拔高“文化”伪道，代替“造化”真道；错误认知人间正道，错误设计社会制度；助桀为虐地强化专制，悖道而行地戕贼万民。庄子站在“南溟”、“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共同象征的“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背景下，彻底否定了“代大匠斫”的君主专制，也彻底否定了倚待庙堂的夭阏大知。庄子坚信，悖道而行不可能成功，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天道。即便相互倚待的专制君主、夭阏大知联手，借助制度暴力霸王硬上弓，也不可能成功，顶多是像自诩“飞之至”的尺鴳那样自诩“成功”而已。 2005年6月28日初稿 2006年7月30日二稿 2006年8月15日三稿 2006年8月19日四稿 2006年8月20-28日五稿 2006年9月2日-10月30日六稿 2006年11月19-20日七稿 2006年12月31日-2007年1月9日定稿
———————— 注释： [48]《杂篇·外物》所载即为真实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耶？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与真实对话相较，可知寓言提炼加工之匠心，领悟增补卮言晦藏之奥义。 [49]《战国策·楚策三》。 [50]《外篇·山木》：“魏王曰：‘何先生之惫耶？’庄子曰：‘（中略。）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耶？’” [51]成疏：“洴，浮也。澼，漂也。絖，絮也。”刘文典：“絖，古纩字。” [52]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十二章《对帝王无用就该死——太公杀贤》。 [53]“江湖”被后世广泛沿用，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名相，证明沿用者无不洞悉“江湖”与“庙堂”的对抗性，否则没有理由偏偏选取庄子独创的“江湖”做“庙堂”的对词。尽管倚待庙堂者用“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主动模糊其对抗性，而逍遥江湖者为了免祸也被迫隐晦其对抗性，但主动模糊和被迫隐晦无不证明深知其对抗性。 [54]“文化先进”的宋是庄子母邦，“文化落后”的吴越是其异国，因此庄子礼赞吴越而隐斥宋国。正如“文化先进”的雅典是苏格拉底母邦，而“文化落后”的斯巴达是其异国，因此苏格拉底礼赞斯巴达而贬斥雅典。东西大哲，用心如一。 [55]吾国度量衡，皆古小于今，逾近逾大，实为专制君主为多征赋税而日渐大之。以便“名正言顺”地掠夺更多民脂民膏，又无“横征暴敛”之名。 [56]郭象未注“无何有”。成疏：“无何有，犹无有也。莫，无也。谓宽旷无人之处，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乡也。”陆释：“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谓寂绝无为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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