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公寓（回忆录）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长大

◎ 奥尔罕·帕慕克  著    

                                     草真子  译

    我爸、妈、哥，我奶奶、叔叔、婶婶——我们都生活在一幢五层楼公寓的各层上。直到我出生的前一年，家族各分支（像许多奥斯曼大家庭一样）一起住在一幢石头官邸里。1951年，他们把它租给了一家私立初级中学，在旁边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幢现代建筑，成了我们的家。房子正面，与当时的风俗一致，他们骄傲地装了一个匾，上面写道“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不过，等我大到可以爬下妈妈的膝盖后，我在整幢楼里奔跑。每一层楼里至少都有一台钢琴。当我最后的一个单身汉叔叔终于结婚时，新娘子带着钢琴一起住进了底楼，在这里，她将朝窗外一直凝视后半个世纪。从没有人弹过任何一架钢琴。

每间房间里也有一个上了锁的玻璃柜，陈列着从没人去碰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碗、鼻烟壶、水晶眼镜、散发着玫瑰香的大水罐、盘子和香炉，不过，有时我也发现里面悄悄地放着小车模型。未曾用过、镶有珍珠母的书桌上放着空荡荡的穆斯林头巾架，日本和“新艺术主义”屏风的背后空空如也。藏书室里是叔叔的医学书，放在扑满着尘埃的玻璃后面：自从他移居美国后，二十年来无人问津。在我这个儿童的小脑袋看来，这些房子不是给活人，而是给死人的。

假如奶奶认为我们坐在她银线椅上的样子不合适，她会提醒我们：“坐直啦！”起居室不是一个可以指望坐的舒服的地方。它们是一些小型博物馆，用来向假想中的客人展示主人们的欧化程度。置身于玻璃厨和死钢琴之间，假如还有人想翘着两郎腿坐在堆满软垫和长沙发椅的房间里，这种感觉上的痛苦不比一个在斋月期还进食的人要少。虽然人人知道西方化意味着摆脱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但没人更多地知道其它的好处。因而，不只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富有家庭里，你会看到这些杂乱无章、死气沉沉（不过有时候也有些诗意）的受西方影响的陈列品，它们遍布整个土耳其。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电视机的到来，这才走出时尚。一旦人们发现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是一桩多么惬意的事情，他们的起居室便从小型博物馆变成了小电影院——虽然你仍会听到旧式家庭把他们的电视机放在大走廊上，起居室只在假日或有嘉宾时才开放。

逢人问起时，奶奶会说她赞成阿塔土克的西化计划，但事实上——对此她像其它的城里人一样——对东方和西方都不感兴趣。现在她几乎足不出户了，不过，在她和爷爷订婚后、还未出嫁前，她做了一件对1917年的伊斯坦布尔说来相当勇敢的事情：她和他去餐馆。因为是面对面坐着的，我喜欢想象他们是在佩拉的西餐厅，那时的佩拉是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地区。当我爷爷问她想喝什么（意味着茶或柠檬水），以为要给她酒，她严厉地说：“你得知道，我滴酒不沾。”

四十年后，在她准许自己喝上一杯啤酒的新年家族筵席上，假如喝高了一点时，总有人重复起这个故事来，这时她会发出一声长长的、窘迫的大笑声。如果这是个普通日，她坐在自己起居室的寻常椅子上时，她会大笑一阵，随后为这个我只是在相册里见过的、早逝的“非凡”的男人流下几滴眼泪。当她哭时，我想象着爷爷在城里大街小巷上闲逛的样子，但难以想象得出这个胖嘟嘟、松松跨跨的来自雷诺阿画像里的女人，在莫迪里阿尼造型里那种高高、瘦瘦、神经兮兮的女人样子。

奶奶起居室的薄纱帘总是拉着，但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隔壁的大楼靠得很近，使房内黑乎乎的，布满阴影。引人注目的是两幅悬挂在从不使用的壁炉上方的巨幅肖像：一幅是爷爷修饰过的肖像，另一幅是奶奶的。从画像在墙上摆放的位置和爷爷摆出的姿势上看（彼此稍微有些靠近，依然还是邮票上欧洲国王和王后喜欢摆的方式），任何一个与他们傲慢的目光相遇的人，都能立刻想象得出他们的最初故事。

他俩都来自西南部安纳托利亚一个叫高德斯靠近马尼萨的小镇。我爷爷家族因为苍白的皮肤和淡头发被大家叫作帕慕克（棉花），我奶奶是切尔克斯人（切尔克斯姑娘以其身材高挑、漂亮闻名，在奥斯曼后宫中极受欢迎）。我的曾祖父在俄－奥战争（1877年——1878年）时期移居安纳托利亚，最后定居于伊斯坦布尔。我爷爷在那里学习土木工程，三十年代早期，新土耳其共和国大力兴建铁路，我爷爷赚了一大笔钱，随后开了一家大工厂，从绳子到麻线、干烟草什么都造，工厂盖在一条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叫作郭克苏河的岸上。

爷爷1934年死于白血病，享年46岁，奶奶成了我们这个大户人家的“老板”。这个外号是她的厨师兼终身朋友贝克起的，因为他受不了她的终日发号施令和抱怨，多少有些挖苦的意思：“尽管说吧，老板！”不过，奶奶的权威并没超出这个她带着一大圈钥匙来回查看的家。当我爸和叔叔失去了他们非常年轻时从我爷爷那里继承的工厂后，签订了一项昂贵的建筑工程，这项草率的投资最后以失败告终，迫使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卖掉家族资产，这时候，奶奶只是流下更多的几滴眼泪，对他们说下次要小心点。

藏书室里，新一代的相片匀称地贴在墙上。长久地端详他们，使我意识到为子孙后代保存过去时刻的重要性，也使我看到这些情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有力影响。当看到叔叔给哥哥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同时又看到他三十二年前拍的照片；当看到爸爸一边在读报，一边半笑着努力想领会使人哄堂大笑的笑话，而在这同时，又看到他五岁时的照片——留着像女孩一样的头发——爷爷把这些记忆冻结了，显然是为了让我们能把它们编织进今天。当我们以寻常的口吻讨论建设国家时，主持晚宴的奶奶一边指着桌框和墙架，一边说起爷爷的早逝，这时，她自己也显得分成了两个方向，一方面想向让生活继续下去，一方面又想保留住尽善尽美的时刻，既享受普通生活，又追随理想。

小时候，我喜欢这些冗长的节日宴席。当一家人在玩彩券时，我看到叔叔们在笑（喝了伏特加和白兰地），奶奶在微笑（喝了一小杯啤酒），我情不自禁地想到画框外的世界多么精彩。归属于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使我具有安全感，使我可以愉快地沉浸在我们来到地球上就是为了享乐这种幻觉里。可到了我们自己的房间，只有我们在的时候，妈妈总是向哥哥和我抱怨“你婶婶”、“你叔叔”、“你奶奶”的残忍。谈到谁该拥有什么、绳子工厂的股东分配、或者谁该住几楼时，这些分歧永远都没完没了。

假如说我当时太小，还不能理解这些争吵的真正起因的话——我们的家族还像住在奥斯曼官邸里时的生活一样，可它正在逐渐衰败——不过，我已开始留意到爸爸的破产，以及他越来越多的不在家。每逢妈妈带着哥哥和我去外婆那间闹鬼的房子时，我可以听到有关坏消息的更多细节。当哥哥和我玩耍时，妈妈在抱怨，外婆劝她耐心点。也许外婆担心妈妈会回到这幢她现在一个人独住的、扑满尘土的三层楼房，不停地唠叨着它的缺点。

除了偶尔发发脾气，爸爸很少找得到抱怨生活的理由；对自己的外表、智力和他的好运从不掩饰，一副孩子气十足、沾沾自喜的样子。在屋里，他总是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头发上擦着一块像润发油一样的柠檬。他喜欢笑话、文字游戏、惊喜、背诗、卖弄小聪明、坐飞机远行。他从来不是一个严厉苛求、求全责备的父亲。当他带我们出去时，我们在城里到处闲逛，逢人就交朋友。在这些远足中，不禁使我想到世界就是一个让人欢乐的地方。遇到问题时，爸爸的反应是退避三舍、保持沉默。做规矩的妈妈则是竖起眉毛、告诉我们生活的影暗面。我也依赖妈妈的爱，受她的影响，因为她给我们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爸爸，爸爸逮住机会就离家出走。

傍晚，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奶奶的起居室时，我经常玩一种游戏，其中，奶奶的房间成了一条大船的船长室。这个白日梦应大多归功于穿行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船只，当我躺在床上时，那些悲哀的汽笛声进入我的梦境。我驾驶着一条想象的船穿过暴风雨，船员们和乘客在起伏的波浪中险象环生。我带着船长的骄傲知道，我们的船、我们的家、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可是，随着爸爸和叔叔接二连三的破产，随着我们财富的缩小、家庭的分离，以及为钱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每次去奶奶的房间都成了一件伤心之事，成了越来越走向终点的一步：经过迂回曲折，笼罩在伊斯坦布尔上空的奥斯曼帝国崩溃的黑云终于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家族。

帕慕克公寓建造在城里的山上，坐落在尼桑坦斯曾是帕夏官邸花园旁的一大块空地边。尼桑坦斯（靶石）的名字来自于改革派时期，十九世纪后叶、二十世纪早期在山上打靶和射箭的欧化的苏丹们。由于害怕肺结核和向往西方的舒适，也为了换换环境，奥斯曼的苏丹们放弃了托普卡匹皇宫，在老城外找了一个新地方。维齐尔们和王子们开始在尼桑坦斯的山上为自己建筑起木头官邸。

透过我们大楼位于泰斯维基耶大街上的后窗，穿过柏树和菩提树，你可以看到突尼斯的哈莱丁帕夏官邸的遗址，他是高加索切尔克斯人，俄—奥战争刚结束时，曾做过一段不长时期的大维齐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福楼拜写下，他要移居伊斯坦布尔并要买一个奴隶的十年前），作为一个小孩，他被带到了伊斯坦布尔，被卖身为奴。后来去突尼斯学会了阿拉伯语，最后在突尼斯政府中找到一职。他参加了军队，作为突尼斯驻法国的代表。后来任职于国会外交军团司令部，并曾是国家财政改革委员会的首脑。卸职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把他召回到伊斯坦布尔。

苏丹让突尼斯的哈莱丁帕夏做过一阵子财政顾问，不久成了他的大维齐尔。这位帕夏因此成了一长串具有国际经验、为使土耳其免于财政债务而发号施令的财政顾问中的一员。如同对他的许多续任者一样，人们对这位帕夏寄予厚望，仅仅因为他看上去比奥斯曼或土耳其人更加西方化，但也正是同一个理由，他后来招人嫉恨。谣言说，突尼斯的哈莱丁帕夏参加完使用土耳其语言的会议后，在回家的马车上用阿拉伯文做笔记，随后再把这些东西用法语口授给他的秘书。最后的致命一击来自于一个告密者的报道，说这位帕夏的土耳其语糟糕透顶，他的秘密目标是建立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但他还是将这位帕夏革职。失宠的帕夏在这座官邸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他的花园后来成了我们的公寓建所。

唯一的一幢仍然屹立在我们附近的石头官邸是大维齐尔们以前的家，当奥斯曼帝国崩溃、首都搬到安卡拉后，它被转到了市政当局的手上。我记得为种牛痘曾去过已成为区议会总部的另一幢老帕夏的官邸。其余的那些奥斯曼官员曾经接待外国时节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公主们的官邸，我只记得被淹没在欧洲蕨和被遗弃的无花果中的残垣断壁。到了五十年代，它们大多被夷为平地，或被推倒造起了公寓大楼。

望着化为废墟的帕夏官邸，我们的家人无动于衷；听到那些后宫里颠狂的王子、鸦片鬼，被关在阁楼上的孩子、叛逆的苏丹公主、被流放或被谋杀的帕夏，直至帝国自身衰落的故事，我们的脸上差不多也是这种表情。当我们在尼桑坦斯看到它时，共和国已经废除了帕夏、王子和高官，空空荡荡的官邸里，他们留下的只是衰败的怪胎，一种垂死文化的忧郁、神秘的气氛萦绕在我们的周围。我觉得这种被我比作为阿塔卡音乐的单调乏味就像奶奶穿拖鞋的脚的拍打声。

一种逃避方法是和妈妈一起出门。因为带孩子们去公园和花园呼吸每天的新鲜空气，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种风气，我们的外出就成了一个重大日子。“明天妈妈要带我出去啦！”我对楼下的表弟夸耀道。走下螺旋楼梯，到了对着大门的小窗口前，妈妈和我会驻留一会儿，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走进走出的人。我会从玻璃上打量我的衣服，妈妈会检查我所有的纽扣是否已扣好。一走到外面，我就会大声惊呼道：“街道！”

太阳、新鲜空气、光。我们的房子太暗了，出门就像夏天时突然窗帘被打开了一样——阳光在刺伤我的眼睛。牵着妈妈的手，我凝望着橱窗里的陈列品：透过花铺湿濡濡的窗口，仙客来宛如红色的狼群；在鞋铺的橱窗里，隐约不见的金属丝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洗衣店里（像花铺一样湿濡濡的），汗流浃背的人在洗烫我父亲的衬衫。有个希腊老太太是织长袜和卖带子、钮扣的，她还卖“从村里来的鸡蛋”，就像掏宝石一样，她一个一个地从漆箱里拿出来。她的店里有个玻璃缸，那些企图咬我手指的红鱼，在里面上串下游，愚蠢地撞着玻璃不停，每次都看得我津津有味。隔壁有家附带卖文具、报纸的烟草店，非常狭小拥挤，许多次我们只好过门不入。有家叫“阿拉伯店”（如同阿拉伯人在拉丁美洲经常被叫做“土耳其人”一样，一些在伊斯坦布尔的黑人也会被叫为“阿拉伯人”）的咖啡店，每当店里巨大的磨咖啡机开始发出像家里洗衣机一样的轰响，我避开它时，“阿拉伯人”都会笑着原谅我的胆小。当这些店铺让位于一连串更加现代化的商店，一个挨着一个打烊时，哥哥和我会玩一种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为了考考我们记忆力的游戏。我们中的一个会说：“女子夜校的隔壁是……”，另一个会罗列道：（1）“希腊太太的面粉糕饼店”；（2）花铺；（3）手袋店；（4）钟表店；（5）足球彩票店；（6）画廊书店；（7）药房。而从文具店的橱窗里，我看到和哥哥使用的、同样的学校笔记本，从中我学到了最初一课：我们的习惯和财产并非独一无二，在我们公寓外还住着和我们差不多一样生活的人们。

爸爸经常远行，我们会连续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他。奇怪的是，即使他走了一段时间，我们也难得注意到他的缺席。而到了这时候，我们也对此已经习惯了——有点像很久才发现你难得使用的自行车已经丢失或被偷了。从没人解释为何爸爸不和我们在一起，也无人告诉我们他何时回来。没人对我们发布消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幢大公寓里，被叔叔、婶婶、奶奶、厨师和女仆包围着，假如没人不断地询问，很容易忽视他的不在。

当我厌烦时，我会把瓶子、刷子、连同一只我从没见过妈妈打开过、锁上的花纹银箱子一起推到妈妈梳妆台的中间。并把头凑到前面，以便看清楚三联镜当中的镶板。我会把两旁的镜子推来推去，直到看到成千上万个奥尔罕闪烁在深远的、冰冷的、无数的玻璃反光中。当我凝视最前面的映像时，我的后脑勺使我感到震惊，就像第一次看到我的耳朵一样——它们在后面聚集成一个圆点，其中一只耳朵像我父亲的耳朵一样，比其它的耳朵更加突出。甚为有趣的是我的后脖子，它使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宛如一个我背着的陌生人——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置身于三面镜中，即使我每次稍微改变一下镶板的位置，都会变出成千上百个奥尔罕。尽管每个新的续任都与其它的不同，我还是骄傲地看到它们亦步趋步地模仿着我的每一个姿势。

在映像中失去自身变成了“消失游戏”，我玩它，也许是为了防范我最为恐惧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妈妈在电话里说什么，或者爸爸在哪儿，什么时候会回来，我知道妈妈也可能会不见，然而当她不见时，他们会给我一个理由：多少类似于“你妈妈病了，在内利曼姨妈那里休息”。我对待这些解释就像我在镜像前做的一样：知道它们是错觉，可还是接受它们，允许自己被愚弄。几天后，我会被交给贝克厨师或看门人司马义。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乘船、坐车穿过伊斯坦布尔——去城靠亚洲一边的俄任考的亲戚家，或去伊斯坦伊的博斯普鲁斯镇的亲戚家——看望妈妈。这些不是悲伤的拜访，倒像是去历险。因为有哥哥在，使我可以指望每当危险来临时，首当其冲的首先是他。我们拜访的家都是妈妈的近亲和远亲。这些好心肠的姨妈和多毛的舅舅会吻我们、捏我们的脸颊，向我们展示房子里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古怪东西：一只我曾以为城里所有欧化的房子里都会有的德国晴雨表（根据天气，一对穿着巴伐利亚服装的微型夫妇会离开和再次走出他们的房间）；或者一只布谷鸟钟，每隔半小时布谷鸟会启动它的轴，并迅速退回笼子里报时；或者一只真正的金丝鸟鸣叫着应答它的机器表兄弟。随后我们进入妈妈的房间。

一天，妈妈正和内利曼姨妈待在一起时，爸爸带着一个保姆回到了家里。她矮个子、皮肤十分苍白、一点不漂亮、胖乎乎的、总是面带微笑。当她教训我们时，她说我们的行为举止要像她。我们所知道的保姆大多数都是具有新教徒灵魂的德国人。这人是土耳其的，对我们毫无权威。我们打架时，她会说：“乖点儿，请乖点儿。”当我们在爸爸面前模仿她时，爸爸大笑起来。不久，她也消失了。多年后，当妈妈真正发火时，她会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我要走啦！”或者“我要把自己扔到窗外去！”（有一次，她曾把她美丽的双腿在窗沿上摇摆）。可是只要她说：“随后你们的爸爸会娶其它另外的女人！”这时候，我所想象的新妈妈候选人，不会是是妈妈生气时脱口而出的女人名字中的一个，而是这个苍白、胖乎乎、心肠好、令人困惑的保姆。

因为这些戏剧都发生在同样的小舞台上，还因为我们几乎总是谈论同样的事情，吃着同样的食物，甚至争论也会变得极其乏味。不过很早以前，有一次打架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一天傍晚，我们在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海伊贝利岛避暑别墅里吃晚饭，爸爸、妈妈都离开了饭桌。过了一会儿，正当哥哥和我凝视着盘子发呆时，我们听到了他们在楼上对骂，几乎是本能，我们上了楼。当妈妈看到我们要加入混战时，便把我们推到了隔壁房间里，把门关上。房内很黑，但有一道强烈的光芒穿过两扇法式大门上的磨砂玻璃中的新艺术图案。哥哥和我看到妈妈和爸爸的影子，两者一会儿挨近，一会儿远离，接着又扭到了一起。当两个影子混合成一个影子时，哥哥和我一起大叫起来。不时地，这出影子戏变得如此激烈，以致于磨砂玻璃都颤抖了起来——恰如我们在卡拉果皮影戏中看到一样，每样东西都是黑的和白的。

奶奶早晨在床上去世，盖着厚棉被、背靠着特大的绒毛枕头。每天早晨，贝克把半熟的鸡蛋、橄榄、羊酪、土司面包装在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上。奶奶慢慢地享用着早饭、读报和接待一天里第一批客人。叔叔每天清早就来拜访，没有第一个拥抱她的母亲，他绝不会出去工作。送走他后，婶婶也会抓着她的手提包顺道前来拜访。入学前不久，当决定是我学习阅读的时候，我就像哥哥曾做过的一样：每天早晨，我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进来，趴在奶奶的被子上，跟她学字母表。我上学后发现，跟别人学东西使我感到厌烦。当我看到一张空白纸时，我的第一个冲动不是在上面写些什么，而是用画画把它涂黑。

二十年后，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其它地方不同的房子里，我经常去帕慕克公寓看望奶奶，假如我是早晨到的话，我会看到她躺在同一张床上，被包围在同样的袋子、报纸、枕头和阴影里，房内混合着肥皂、古龙香水、尘埃和木头的味道也从不改变。奶奶始终带着她的皮套小笔记本，她在上面每天记录下帐单、备忘录、伙食、开支、时间表和气象变化。也许因为她学过历史学，有时她喜欢遵从“正式的礼节”——当她做的时候，尽管她的声音里总是带着讽刺的声调——她的五个孙子都跟随着一个获胜的苏丹起名字。每次我见到她时，我都吻她的手；随后她会给我一些钱，尽管对此我感到害臊，但还是高兴地塞进口袋里。等我告诉她妈妈、爸爸、哥哥过得怎样后，有时，她会读给我听她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我孙子奥尔罕前来拜访，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就像他爷爷活着时一样，帕慕克家族的名字又会受人尊敬地被谈到。”

读到这里，她会透过她的眼镜凝视我，这使她的白内障看上去更加令人不安，并对我抱之于一种奇怪的、嘲弄人的微笑。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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